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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第一期《中国钱币》发表岑凯杰文，对拙著《近代机制币辨伪图鉴》一书认为黎元洪像开国纪念币戴帽版属臆造币的意见提出异议。为澄清这一问题，笔者再作一展开讨论。
存世有免冠、戴帽两种黎元洪像开国纪念币壹圆(下简称黎像纪念币)，钱币界旧以该两种纪念币壹圆的形制摹仿孙像纪念币(下简称孙像纪念币)，故认为系1912年湖北造币厂所铸行。现经多方史料和实物的相互印证，这一断代明显存在误差以至谬误。
一 黎像纪念币的式样来源及法律依据
对黎像纪念币的鉴别考证，因其形制基本摹仿孙像纪念币，故我们首先从孙像纪念币入手鉴定。
孙像纪念币的铸行梗概为：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的总统府、财政部批准张人杰禀请铸造纪念银币，委任其负责制币。但因财政部总长陈锦涛反对及阻止，2月2日张氏上书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辞去了制币委任。之后，铸造纪念银币交由南京的江南造币厂。2月24日，该厂向财政部上交拟具币模的呈文：“窃查本厂银元钢模，亟应重定式样，为民国纪元后一大纪念。现在市上银元缺乏，由厂陆续铸造，赖以周转市面，稍免金融恐慌之象。惟以供求不能相济，急于铸造，仍就原有钢模暂为因应之计。现经督饬员司等一再讨论，悉心研究，改周秦之圜法，仿欧美之成规，树我中华民国懋迁利用之先声。谨就钢模多种，重量仍以旧币为准，沿民习惯，式样则务求精美，以广流通。兹就所拟币模样本，具文呈送，仰乞鉴核，并请交参议院议定何种可用，颁发到厂，即行照式赶铸。倘大部已将银铜各币钢模绘有成式，亦请发交参议院议订，或参议院另拟新样，均请议定颁发，以便饬匠铸造。”3月9日，陳锦涛呈文孙中山，请求鼓铸纪念币：“窃民国肇兴，革新庶政，而改良币制，尤属要图。顾欲收统一之良规，必当采本位之成法。此时储金有限，猝办为难。然使漫不更张，又无以新吾民之耳目。故本部拟先行另刊新模，鼓铸纪念币，就中一千万元上刊第一期大总统肖像，流通遐尔，垂为美谭。其余通用新币花纹式样，亦应一律更改，暂应流通。俟时局大定，储金有著，再当筹酌新币本位，徐谋统一。当电致湖北、广东等省各造币厂厂长遵照办理。新币式样前经大总统鉴核在案。至花纹配搭应如何始臻妥善之处，仍候酌定颁发，分令照铸，以资遵守。”孙中山于当日向财政部总长陈锦涛发布大总统令：“据该部呈称：‘拟另刊新模，鼓铸纪念币，就中一千万元上刊第一期大总统肖像，流通遐尔，垂为美谭。其余通用新币花纹式样，亦应一律更改。请将花纹酌定颁发，分令各省造币厂鼓铸，以资遵守’等情，前来查币制改良，新民耳目，自属要图。所请以一千万元上刊第一期大总统肖像，以为纪念一节，应准照行。其余通用新币花纹中间应绘五谷模型取丰岁足民之义，垂劝农务本之规。为此训令该部即便遵照，速将新模印就，分令各省造币厂照式鼓铸可也。此令。”据《财政部南京造币分厂民国四年报告书》载，“五月铸纪念银币，成。”即该年5月，南京的财政部造币总厂正式成功开铸孙像纪念币壹圆。1913年1月，因银元市价低落，造币总厂停铸银元。
二 黎元洪民初任职及其纪念币开铸日期
从以上孙像纪念币壹圆的始铸经过，我们可以明确得出：该纪念币以1912年3月9日发布的大总统令为法律依据，是南京的财政部造币总厂在正式国币未确定之前以“纪念币”名义始铸的货币；壹圆纪念币的正面系“第一期大总统肖像，以为纪念”。“湖北、广东等省各造币厂厂长遵照办理。”
依照1912年3月9日大总统令的法律效力，可知只有大总统像才可铸行纪念银币壹圆，那么，查阅相关史料我们可以明确：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1月3日，十七省代表选举黎元洪为临时副总统并就职。2月15日，参议院会议选举袁世凯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同日，黎元洪电辞副总统及大元帅职。2月20日，参议院续举黎元洪为临时副总统。3月10日，袁世凯宣誓就职第二任临时大总统。4月3日，孙中山咨参议院报告解职日期，并通告全国解除大总统职。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10月6日，袁世凯当选为正式大总统。10月7日，黎元洪当选为正式副总统。10日，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黎元洪就任副总统职。直至1916年6月6日袁世凯病逝，7日，黎元洪依法继任大总统。1917年7月1日张勋复辟，以致7月30日大总统黎元洪离职，由副总统冯国璋继任。
综上而知，在1912年5月开铸孙像纪念币壹圆时，袁世凯已就任第二任临时大总统，此时黎元洪任职临时副总统，湖北造币厂无法遵循1912年3月9日大总统令合法铸行黎像纪念币。1913年2月，南京的财政部造币总厂改为财政部江南造币厂。《财政部南京造币分厂民国四年报告书》载，“是月，请财政部颁发袁总统相纪念币新模。”该厂此举，正是依据1912年3月9日大总统令，从法律上证实只能铸行大总统像纪念币。存世有袁像共和纪念币壹圆，虽其铸于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后，但也证实了1912年3月9日大总统令的法律效力和可靠执行。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在1916年6月7日黎元洪依法继任大总统至1917年7月30日大总统黎元洪离职期间，湖北造币厂才能合法铸行黎像纪念币。查阅资料得知，1916年12月“20日，湖北造币厂奉命铸造黎元洪肖像之新银币开工。”
三 黎像纪念币版别与辨伪
1917年罗斯(Giuseppe Ros)曾发表论文《民国铸币》，最早将黎像纪念币区分出3种版别。“在武昌铸造了6—8号，用一个叫朱子芳的雕刻的钢模。关于发行的币的数量详细细节无法获得。”
迄今为止，存世的黎像纪念币分为免冠、戴帽两大版别。
免冠版样式为正面中央黎元洪免冠像，身着大总统常服，佩有金地金花领章和常服上等第一级肩章。珠圈上下有楷书“中华民国”、“开国纪念币”，左右分列梅花枝。背面中央“壹圆”，左右交互五谷纹。珠圈上下英文“THE REPUBLIC OF CHINA”、“ONEDOLLAR”，左右分列梅花星。直径39mm，重26.8g，银质(图1)。罗斯《民国铸币》定为8号，称“在一些实物上，‘H’的中横不在正确的角度。”
有一种合面免冠版，纯系20世纪30—40年代的臆造品。台湾钱币收藏界另有所谓左右侧对读“开国纪念”，亦属后铸臆造品。
戴帽版的样式大致摹仿免冠版，仅将正面中央黎元洪像改为戴新军军帽、着军装。直径39mm，重26.8g，银质(图2)罗斯《民国铸币》定为7号。戴帽版有两种英文错版。(1)OE版。背面英文“OF”误为“OE”(图3)，罗斯《民国铸币》定为6号。(2)II版。背面英文“H”误为“II(图4)， 罗斯《民国铸币》称：“这币的极少实物上被发现有‘CHINA’的‘H’缺少中横。这些明显铸自有某些缺陷的衬套的钢模，而不能被决定为描述成一种单独的种类。”并表示“7号不是很常见的，而6号特别罕见。”存世尚有一种所谓错版，以黎元洪像戴帽版壹圆的正面配湖北龙洋一元的背面，纯系民国时期臆造品。
现在来鉴别这两种版别中何者是1916年12月20日湖北造币厂铸造的黎像纪念币。鉴别的关注对象是这两种版别各自的形制特征，正面黎元洪像的服饰无疑成为了关键。戴帽版的正面黎元洪服饰为辛亥革命期间武昌民军沿用的晚清新军常服，右肩章至上衣第2颗钮扣间系有参谋带。其中有所改变的特征是十八星帽章，不佩肩章。而免冠版正面的黎元洪服饰为北洋政府时期大总统常服，配有金地金花领章和常服上等第一级肩章。1912年(民国元年)10月，参议院公布陆军服制，与此相符，这套常服还与民国三年壹圆国币正面袁世凯像的大总统大礼服等级相同。这一方面可以肯定在1916年6月7日黎元洪依法继任大总统后，才能合法穿着大总统常服。另一方面可以确定免冠版晚于民国三年壹圆国币。无疑其系1916年12月20日湖北造币厂所铸。
四正 确解读《北华捷报》读者来信
岑文既承认免冠版黎像纪念币为1916年12月湖北造币厂所铸行，却又认为戴帽版是1912年初湖北造币厂所铸行。其最主要依据是1919年10月《北华捷报》的一段文字。其实这段文字并不是对事实的正面叙述，而仅是一封读者来信。这件刊载于1919年10月25日《北华捷报》240页的读者S.C.致“北华每日新闻”编辑的来信，前半部分内容关于四川卢比，后面涉及黎元洪纪念币的部分如下：
先生：
……回到原来黎元洪银元错版话题，我被告知最初铸造的3 000枚被从武昌送到在汉口的银行。很快发现疏忽，但仅能收回2 700枚；在凿除多余的横线以后发行了这些币，然后制造了黎氏表现为免冠的新钢模。按照这，应该现存仅有300枚这种币。“我说了作为‘被告知我的’传说”，如果罗斯博士或其他知道事实的人会正确地告知内情，我和别人都将很高兴。
等等。
S.C.
可知所谓300枚“OE”错版黎像纪念币流人市面只是一种传闻。而岑文引的这一段除翻译行文有差异外，还加上了“钢模是武昌造币厂雕刻师朱子芳作品”一句，但这一句并不见于S.C.的信件中。尤为值得注意的是S.C.曾在信中要求罗斯给予回答，但下一周的《北华捷报》304页，罗斯详细介绍了中国两制银币的问题，这一问题是与S.C.的信同在上周《北华捷报》240页刊出的。可见罗斯是阅读了240页的，却对黎像纪念币的传说置之不理。因此可知罗斯根本无法证实这一传闻。
实际上這纯属失实传闻。如果按该传闻所述，先制造“OE”戴帽版，在凿除多余的横线以后发行“OF”戴帽版，随便制造免冠版，则在年代上存在不可调和的予盾。我们可按1912年5月后、1916年12月两种铸行年代的假设来分析：
假设1912年5月后铸行。矛盾焦点在于免冠版正面的黎元洪身着1916年6月7日依法继任大总统后才能合法穿着的大总统常服及相应佩饰。
假设1912年12月铸行。如果按照1916年12月湖北造币厂所铸行免冠版的史实，“OE”、“OF”戴帽版就应铸行在1916年12月之前不久。况且“OF”戴帽版实物上根本不存在凿除多余的横线所留下的痕迹。矛盾焦点又在于“OE”戴帽版、“OF”戴帽版正面的黎元洪身着1912年(民国元年)10月参议院公布陆军服制前武昌民军沿用的清朝新军军服。经此印证得知，只有正面黎元洪合法穿着大总统常服的免冠版才能铸行于1916年12月。而假设在1916年12月湖北造币厂铸行的黎像纪念币戴帽版竟然设计黎元洪像身着新军军服，明显是臆造者不了解民国军服规定而露出的破绽。
1919年10月18日《北华捷报》171—172页“读者来信”栏中，在上海海关任职的钱币收藏者杰奥·雷伯恩致信编辑，其中提到“对于两者(戴帽版和免冠版)，前者(指戴帽版)更有价值和稀少，并以来自钱币学家的观点而言，前者更值钱，随便哪个都有5至10元。后者(免冠版)值3至6元。然而，本地的兑换店将不允许你兑这些银元超过8角5分至9角，因为它们不是本地的流通货币。虽然他们充分意识到它们对于收藏者的价值。”而在同期《北华捷报》上，一位钱币学家提到“关于免冠的币，最近我在香港被要一枚实物为25元。”从而得知，黎像纪念币戴帽版纯系1916年12月25日至1917年之间的臆造品，主要目的为了欺骗在华的外籍中国钱币收藏者。
存世有免冠、戴帽两种黎元洪像开国纪念币壹圆(下简称黎像纪念币)，钱币界旧以该两种纪念币壹圆的形制摹仿孙像纪念币(下简称孙像纪念币)，故认为系1912年湖北造币厂所铸行。现经多方史料和实物的相互印证，这一断代明显存在误差以至谬误。
一 黎像纪念币的式样来源及法律依据
对黎像纪念币的鉴别考证，因其形制基本摹仿孙像纪念币，故我们首先从孙像纪念币入手鉴定。
孙像纪念币的铸行梗概为：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的总统府、财政部批准张人杰禀请铸造纪念银币，委任其负责制币。但因财政部总长陈锦涛反对及阻止，2月2日张氏上书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辞去了制币委任。之后，铸造纪念银币交由南京的江南造币厂。2月24日，该厂向财政部上交拟具币模的呈文：“窃查本厂银元钢模，亟应重定式样，为民国纪元后一大纪念。现在市上银元缺乏，由厂陆续铸造，赖以周转市面，稍免金融恐慌之象。惟以供求不能相济，急于铸造，仍就原有钢模暂为因应之计。现经督饬员司等一再讨论，悉心研究，改周秦之圜法，仿欧美之成规，树我中华民国懋迁利用之先声。谨就钢模多种，重量仍以旧币为准，沿民习惯，式样则务求精美，以广流通。兹就所拟币模样本，具文呈送，仰乞鉴核，并请交参议院议定何种可用，颁发到厂，即行照式赶铸。倘大部已将银铜各币钢模绘有成式，亦请发交参议院议订，或参议院另拟新样，均请议定颁发，以便饬匠铸造。”3月9日，陳锦涛呈文孙中山，请求鼓铸纪念币：“窃民国肇兴，革新庶政，而改良币制，尤属要图。顾欲收统一之良规，必当采本位之成法。此时储金有限，猝办为难。然使漫不更张，又无以新吾民之耳目。故本部拟先行另刊新模，鼓铸纪念币，就中一千万元上刊第一期大总统肖像，流通遐尔，垂为美谭。其余通用新币花纹式样，亦应一律更改，暂应流通。俟时局大定，储金有著，再当筹酌新币本位，徐谋统一。当电致湖北、广东等省各造币厂厂长遵照办理。新币式样前经大总统鉴核在案。至花纹配搭应如何始臻妥善之处，仍候酌定颁发，分令照铸，以资遵守。”孙中山于当日向财政部总长陈锦涛发布大总统令：“据该部呈称：‘拟另刊新模，鼓铸纪念币，就中一千万元上刊第一期大总统肖像，流通遐尔，垂为美谭。其余通用新币花纹式样，亦应一律更改。请将花纹酌定颁发，分令各省造币厂鼓铸，以资遵守’等情，前来查币制改良，新民耳目，自属要图。所请以一千万元上刊第一期大总统肖像，以为纪念一节，应准照行。其余通用新币花纹中间应绘五谷模型取丰岁足民之义，垂劝农务本之规。为此训令该部即便遵照，速将新模印就，分令各省造币厂照式鼓铸可也。此令。”据《财政部南京造币分厂民国四年报告书》载，“五月铸纪念银币，成。”即该年5月，南京的财政部造币总厂正式成功开铸孙像纪念币壹圆。1913年1月，因银元市价低落，造币总厂停铸银元。
二 黎元洪民初任职及其纪念币开铸日期
从以上孙像纪念币壹圆的始铸经过，我们可以明确得出：该纪念币以1912年3月9日发布的大总统令为法律依据，是南京的财政部造币总厂在正式国币未确定之前以“纪念币”名义始铸的货币；壹圆纪念币的正面系“第一期大总统肖像，以为纪念”。“湖北、广东等省各造币厂厂长遵照办理。”
依照1912年3月9日大总统令的法律效力，可知只有大总统像才可铸行纪念银币壹圆，那么，查阅相关史料我们可以明确：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1月3日，十七省代表选举黎元洪为临时副总统并就职。2月15日，参议院会议选举袁世凯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同日，黎元洪电辞副总统及大元帅职。2月20日，参议院续举黎元洪为临时副总统。3月10日，袁世凯宣誓就职第二任临时大总统。4月3日，孙中山咨参议院报告解职日期，并通告全国解除大总统职。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10月6日，袁世凯当选为正式大总统。10月7日，黎元洪当选为正式副总统。10日，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黎元洪就任副总统职。直至1916年6月6日袁世凯病逝，7日，黎元洪依法继任大总统。1917年7月1日张勋复辟，以致7月30日大总统黎元洪离职，由副总统冯国璋继任。
综上而知，在1912年5月开铸孙像纪念币壹圆时，袁世凯已就任第二任临时大总统，此时黎元洪任职临时副总统，湖北造币厂无法遵循1912年3月9日大总统令合法铸行黎像纪念币。1913年2月，南京的财政部造币总厂改为财政部江南造币厂。《财政部南京造币分厂民国四年报告书》载，“是月，请财政部颁发袁总统相纪念币新模。”该厂此举，正是依据1912年3月9日大总统令，从法律上证实只能铸行大总统像纪念币。存世有袁像共和纪念币壹圆，虽其铸于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后，但也证实了1912年3月9日大总统令的法律效力和可靠执行。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在1916年6月7日黎元洪依法继任大总统至1917年7月30日大总统黎元洪离职期间，湖北造币厂才能合法铸行黎像纪念币。查阅资料得知，1916年12月“20日，湖北造币厂奉命铸造黎元洪肖像之新银币开工。”
三 黎像纪念币版别与辨伪
1917年罗斯(Giuseppe Ros)曾发表论文《民国铸币》，最早将黎像纪念币区分出3种版别。“在武昌铸造了6—8号，用一个叫朱子芳的雕刻的钢模。关于发行的币的数量详细细节无法获得。”
迄今为止，存世的黎像纪念币分为免冠、戴帽两大版别。
免冠版样式为正面中央黎元洪免冠像，身着大总统常服，佩有金地金花领章和常服上等第一级肩章。珠圈上下有楷书“中华民国”、“开国纪念币”，左右分列梅花枝。背面中央“壹圆”，左右交互五谷纹。珠圈上下英文“THE REPUBLIC OF CHINA”、“ONEDOLLAR”，左右分列梅花星。直径39mm，重26.8g，银质(图1)。罗斯《民国铸币》定为8号，称“在一些实物上，‘H’的中横不在正确的角度。”
有一种合面免冠版，纯系20世纪30—40年代的臆造品。台湾钱币收藏界另有所谓左右侧对读“开国纪念”，亦属后铸臆造品。
戴帽版的样式大致摹仿免冠版，仅将正面中央黎元洪像改为戴新军军帽、着军装。直径39mm，重26.8g，银质(图2)罗斯《民国铸币》定为7号。戴帽版有两种英文错版。(1)OE版。背面英文“OF”误为“OE”(图3)，罗斯《民国铸币》定为6号。(2)II版。背面英文“H”误为“II(图4)， 罗斯《民国铸币》称：“这币的极少实物上被发现有‘CHINA’的‘H’缺少中横。这些明显铸自有某些缺陷的衬套的钢模，而不能被决定为描述成一种单独的种类。”并表示“7号不是很常见的，而6号特别罕见。”存世尚有一种所谓错版，以黎元洪像戴帽版壹圆的正面配湖北龙洋一元的背面，纯系民国时期臆造品。
现在来鉴别这两种版别中何者是1916年12月20日湖北造币厂铸造的黎像纪念币。鉴别的关注对象是这两种版别各自的形制特征，正面黎元洪像的服饰无疑成为了关键。戴帽版的正面黎元洪服饰为辛亥革命期间武昌民军沿用的晚清新军常服，右肩章至上衣第2颗钮扣间系有参谋带。其中有所改变的特征是十八星帽章，不佩肩章。而免冠版正面的黎元洪服饰为北洋政府时期大总统常服，配有金地金花领章和常服上等第一级肩章。1912年(民国元年)10月，参议院公布陆军服制，与此相符，这套常服还与民国三年壹圆国币正面袁世凯像的大总统大礼服等级相同。这一方面可以肯定在1916年6月7日黎元洪依法继任大总统后，才能合法穿着大总统常服。另一方面可以确定免冠版晚于民国三年壹圆国币。无疑其系1916年12月20日湖北造币厂所铸。
四正 确解读《北华捷报》读者来信
岑文既承认免冠版黎像纪念币为1916年12月湖北造币厂所铸行，却又认为戴帽版是1912年初湖北造币厂所铸行。其最主要依据是1919年10月《北华捷报》的一段文字。其实这段文字并不是对事实的正面叙述，而仅是一封读者来信。这件刊载于1919年10月25日《北华捷报》240页的读者S.C.致“北华每日新闻”编辑的来信，前半部分内容关于四川卢比，后面涉及黎元洪纪念币的部分如下：
先生：
……回到原来黎元洪银元错版话题，我被告知最初铸造的3 000枚被从武昌送到在汉口的银行。很快发现疏忽，但仅能收回2 700枚；在凿除多余的横线以后发行了这些币，然后制造了黎氏表现为免冠的新钢模。按照这，应该现存仅有300枚这种币。“我说了作为‘被告知我的’传说”，如果罗斯博士或其他知道事实的人会正确地告知内情，我和别人都将很高兴。
等等。
S.C.
可知所谓300枚“OE”错版黎像纪念币流人市面只是一种传闻。而岑文引的这一段除翻译行文有差异外，还加上了“钢模是武昌造币厂雕刻师朱子芳作品”一句，但这一句并不见于S.C.的信件中。尤为值得注意的是S.C.曾在信中要求罗斯给予回答，但下一周的《北华捷报》304页，罗斯详细介绍了中国两制银币的问题，这一问题是与S.C.的信同在上周《北华捷报》240页刊出的。可见罗斯是阅读了240页的，却对黎像纪念币的传说置之不理。因此可知罗斯根本无法证实这一传闻。
实际上這纯属失实传闻。如果按该传闻所述，先制造“OE”戴帽版，在凿除多余的横线以后发行“OF”戴帽版，随便制造免冠版，则在年代上存在不可调和的予盾。我们可按1912年5月后、1916年12月两种铸行年代的假设来分析：
假设1912年5月后铸行。矛盾焦点在于免冠版正面的黎元洪身着1916年6月7日依法继任大总统后才能合法穿着的大总统常服及相应佩饰。
假设1912年12月铸行。如果按照1916年12月湖北造币厂所铸行免冠版的史实，“OE”、“OF”戴帽版就应铸行在1916年12月之前不久。况且“OF”戴帽版实物上根本不存在凿除多余的横线所留下的痕迹。矛盾焦点又在于“OE”戴帽版、“OF”戴帽版正面的黎元洪身着1912年(民国元年)10月参议院公布陆军服制前武昌民军沿用的清朝新军军服。经此印证得知，只有正面黎元洪合法穿着大总统常服的免冠版才能铸行于1916年12月。而假设在1916年12月湖北造币厂铸行的黎像纪念币戴帽版竟然设计黎元洪像身着新军军服，明显是臆造者不了解民国军服规定而露出的破绽。
1919年10月18日《北华捷报》171—172页“读者来信”栏中，在上海海关任职的钱币收藏者杰奥·雷伯恩致信编辑，其中提到“对于两者(戴帽版和免冠版)，前者(指戴帽版)更有价值和稀少，并以来自钱币学家的观点而言，前者更值钱，随便哪个都有5至10元。后者(免冠版)值3至6元。然而，本地的兑换店将不允许你兑这些银元超过8角5分至9角，因为它们不是本地的流通货币。虽然他们充分意识到它们对于收藏者的价值。”而在同期《北华捷报》上，一位钱币学家提到“关于免冠的币，最近我在香港被要一枚实物为25元。”从而得知，黎像纪念币戴帽版纯系1916年12月25日至1917年之间的臆造品，主要目的为了欺骗在华的外籍中国钱币收藏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