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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姆认为目前的社会正在奉行一套非人道的行为准则。在此规则下人被科技奴役，精神也陷于病态。而要促成一个健全的人格，首先要将技术重新置于人的控制之下。弗洛姆通过对科技社会的分析以及其非人道化表现的描述，找出了问题的根源。而他的分析对于处在转型时期，存在西方社会某些共同时代特征的中国社会同样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弗洛姆认为从18世纪到19世纪开始，人类大脑已逐渐为机器为技术所操纵和控制。弗洛姆经过分析发现这个科技社会正一步步吞嗤我们的思想：第一次工业革命，人开始用机械能替代生命能。这些新的能源是工业生产急剧变化的基础。与这种新的工业潜力相联系的是特定的工业组织，也就是大量我们今天称之为中小工业企业的东西，它们由它们所有者管理，相互竞争、剥削工人，并为分享利润与工人对抗。在这些企业里，管理人员是它的企业的主人，就好像他是他的家的主人，他认为他应该是他命运的主人。之后伴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我们现在正目睹着它的开始。它的特点不但是生物能被机械能所代替，而且是人的思维被机器的思维所代替。由于第一次工业革命取得的成就，使人们崇拜技术，自动化和控制论思想盛行，人逐渐相信机器比人更可靠，社会进步全赖于科技进步。弗洛姆担心“2000年可能并不是一个人类追求自由与幸福的时代的完成与终结，相反却是一个人类不再作为人类，而转变为没有思想的和没有感觉的机器的时代的开始。”
何为“科技原则”？
当前的社会之所以完全为科技所支配，是因为它奉行一些原则，这些原则规定和控制了这个系统中每一个人的思想与行动。
第一个原则：科技上能做的，就应该最大限度地去做。
在以科技为主导的社会里，只要任何具有可行性的事情，那怕它将以人类生命为代价，也被认为应该去做。如，发展核武器，即使它多的能毁掉地球许多次，也一定要继续制造它；再如，登月计划，开销巨大，而这些钱本可以用于满足地球上其他人更迫切的生存需求。这个原则将“可行性”由原来只具有策略性的概念提升到规范的概念层次，结果是，在技术上告诉人们“能够做”的事，我们把它意会成“必须去做”。
第二个原则：效率最大化
弗洛姆指出，工业化社会在谋求最高效率的原则下，其所造成的环境污染、人类健康损害等等负面效果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因为经济体只关心它的核心效应，而无视由此引发的“临近效应”问题。这对于整个社会而言，这往往造成了反效率。此外，在专业化和分工制度日益细密的情况下，工作人员几乎只是不断重复机器般的动作，他们的创造力无从发挥，他们的思考随之僵化；他们的心理在枯燥的工作下变得沮丧和焦躁，进而产生了许多生理上的疾病。[4]-33这种扭曲人性本质的工作环境和制度，表面看似有效率，而事实却可能是负效率，因为，不论个人或公司或社会，到头来都要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第三个原则：最大产量
最大产量的原则就是主张不论制造什么东西，能制造得越多越好，因此，我们看到在工业生产、教育人才、体育运动等等方面，只要是产量成绩的新纪录都被视为是一种进步。弗洛姆认为，在一个盛行“越多越好”原则的体系下，量遏制了质的提升，如此必将危及整体和个人的平衡发展。特别是个人生活中，原先只是手段的那些活动，反而成了目的，个人因而无法从人性的本质与适当的生活环境中去认识各种活动的意义和作用，于是活动产生的满足，便往往是非理性的，并无助于个人与社会的有益发展。[6]-194在国际间，各国的竞争也都是以量的增加作为评估和炫耀的标准。
现实思考
就我们国家而言，这些年我们在科技的帮助下取得了不小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各个领域的进步，对于一个社会来说，这是可喜的事情，特别对于我们这个经历过文革浩劫，经济落后的国家，适时的转变政策，把注意力转向经济发展，这对当年的中国是非常必要的。结果也证明，这几十年的快速增长，从国家到个人，在物质利益方面，大多都获得了比以往大得多的满足，就连暂时困难的民众也能看到通过自身奋斗获得成功的希望。因此社会上下也开始形成了一个共识：经济增长是可治百病的灵丹妙药，物质财富是人最大的需要。某种角度上，我们可以认为当今中国社会已经开始信奉所谓的“科技原则”，把经济增长、效率提高、财富增加作为社会进步的最重要指标。在此原则下各种数字的成长进步成我们这个国家得以建立、运行的哲学基础，也成创造并且论证我们的个人生活方式的哲学基础，甚至它们给出了我们的生命意义。这时弗洛姆给我们泼了盆冷水，他说：“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的全部批判，恰恰就是因为资本主义把对金钱和物质利益的关心变成发展的主要动力，而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概念正是指这样一种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物质利益不再是占支配地位的。”因为，弗洛姆注意到在“科技原则”的笼罩下，个人必将成为经济机器的小齿轮，人性与人性需求也必将遭到严重的扭曲。这是与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完全相背离的。
弗洛姆认为现代人并没有因为财富的增加而感觉更愉悦。相反他们却在科技原则的控制下，感受着无助和失衡。人从受教育开始就已经面对着激烈的竞争，进入社会后又面临更为艰辛的生存压力。而更要命的是我们没有伙伴，因为不敢轻易相信他人，所以通常都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去解决各种问题，这样的社会让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变得非常淡薄。而对科技的信奉却与日俱增，可众多的事实却又说明科技并不全是表面的美好，缺乏监管的滥用，甚至会让科技成为人类的梦魇。
（作者单位：嘉应学院医学院）
弗洛姆认为从18世纪到19世纪开始，人类大脑已逐渐为机器为技术所操纵和控制。弗洛姆经过分析发现这个科技社会正一步步吞嗤我们的思想：第一次工业革命，人开始用机械能替代生命能。这些新的能源是工业生产急剧变化的基础。与这种新的工业潜力相联系的是特定的工业组织，也就是大量我们今天称之为中小工业企业的东西，它们由它们所有者管理，相互竞争、剥削工人，并为分享利润与工人对抗。在这些企业里，管理人员是它的企业的主人，就好像他是他的家的主人，他认为他应该是他命运的主人。之后伴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我们现在正目睹着它的开始。它的特点不但是生物能被机械能所代替，而且是人的思维被机器的思维所代替。由于第一次工业革命取得的成就，使人们崇拜技术，自动化和控制论思想盛行，人逐渐相信机器比人更可靠，社会进步全赖于科技进步。弗洛姆担心“2000年可能并不是一个人类追求自由与幸福的时代的完成与终结，相反却是一个人类不再作为人类，而转变为没有思想的和没有感觉的机器的时代的开始。”
何为“科技原则”？
当前的社会之所以完全为科技所支配，是因为它奉行一些原则，这些原则规定和控制了这个系统中每一个人的思想与行动。
第一个原则：科技上能做的，就应该最大限度地去做。
在以科技为主导的社会里，只要任何具有可行性的事情，那怕它将以人类生命为代价，也被认为应该去做。如，发展核武器，即使它多的能毁掉地球许多次，也一定要继续制造它；再如，登月计划，开销巨大，而这些钱本可以用于满足地球上其他人更迫切的生存需求。这个原则将“可行性”由原来只具有策略性的概念提升到规范的概念层次，结果是，在技术上告诉人们“能够做”的事，我们把它意会成“必须去做”。
第二个原则：效率最大化
弗洛姆指出，工业化社会在谋求最高效率的原则下，其所造成的环境污染、人类健康损害等等负面效果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因为经济体只关心它的核心效应，而无视由此引发的“临近效应”问题。这对于整个社会而言，这往往造成了反效率。此外，在专业化和分工制度日益细密的情况下，工作人员几乎只是不断重复机器般的动作，他们的创造力无从发挥，他们的思考随之僵化；他们的心理在枯燥的工作下变得沮丧和焦躁，进而产生了许多生理上的疾病。[4]-33这种扭曲人性本质的工作环境和制度，表面看似有效率，而事实却可能是负效率，因为，不论个人或公司或社会，到头来都要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第三个原则：最大产量
最大产量的原则就是主张不论制造什么东西，能制造得越多越好，因此，我们看到在工业生产、教育人才、体育运动等等方面，只要是产量成绩的新纪录都被视为是一种进步。弗洛姆认为，在一个盛行“越多越好”原则的体系下，量遏制了质的提升，如此必将危及整体和个人的平衡发展。特别是个人生活中，原先只是手段的那些活动，反而成了目的，个人因而无法从人性的本质与适当的生活环境中去认识各种活动的意义和作用，于是活动产生的满足，便往往是非理性的，并无助于个人与社会的有益发展。[6]-194在国际间，各国的竞争也都是以量的增加作为评估和炫耀的标准。
现实思考
就我们国家而言，这些年我们在科技的帮助下取得了不小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各个领域的进步，对于一个社会来说，这是可喜的事情，特别对于我们这个经历过文革浩劫，经济落后的国家，适时的转变政策，把注意力转向经济发展，这对当年的中国是非常必要的。结果也证明，这几十年的快速增长，从国家到个人，在物质利益方面，大多都获得了比以往大得多的满足，就连暂时困难的民众也能看到通过自身奋斗获得成功的希望。因此社会上下也开始形成了一个共识：经济增长是可治百病的灵丹妙药，物质财富是人最大的需要。某种角度上，我们可以认为当今中国社会已经开始信奉所谓的“科技原则”，把经济增长、效率提高、财富增加作为社会进步的最重要指标。在此原则下各种数字的成长进步成我们这个国家得以建立、运行的哲学基础，也成创造并且论证我们的个人生活方式的哲学基础，甚至它们给出了我们的生命意义。这时弗洛姆给我们泼了盆冷水，他说：“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的全部批判，恰恰就是因为资本主义把对金钱和物质利益的关心变成发展的主要动力，而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概念正是指这样一种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物质利益不再是占支配地位的。”因为，弗洛姆注意到在“科技原则”的笼罩下，个人必将成为经济机器的小齿轮，人性与人性需求也必将遭到严重的扭曲。这是与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完全相背离的。
弗洛姆认为现代人并没有因为财富的增加而感觉更愉悦。相反他们却在科技原则的控制下，感受着无助和失衡。人从受教育开始就已经面对着激烈的竞争，进入社会后又面临更为艰辛的生存压力。而更要命的是我们没有伙伴，因为不敢轻易相信他人，所以通常都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去解决各种问题，这样的社会让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变得非常淡薄。而对科技的信奉却与日俱增，可众多的事实却又说明科技并不全是表面的美好，缺乏监管的滥用，甚至会让科技成为人类的梦魇。
（作者单位：嘉应学院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