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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深信，时间并不仅仅是逝水，一去不复返，某些时间的面孔或波澜是轮回和交叉的，甚至可以重现。至少，我们可以通过回忆，通过梦，通过语言来实现其中的一部分，哪怕是很小的一部分，那也足以显示时间的复杂性和温情的脉络。比如此刻，也是10月的初日，我坐在书房，却与32年前的秋天奇妙地重叠在一起，一颗56岁的心脏和一颗24岁的心脏，像两粒久别重逢的星辰，发出同样的光芒和节奏。
我和《诗歌报》的故事，始于秋天，卻在夏天怒放。
1987年10月6日，《诗歌报》总74期的头版报额醒目位置，刊登了一则征稿启事——一则注定要载人中国当代诗歌发展史，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诗歌双奖启事——为推动中国新诗发展之大潮，《诗歌报》决定举办中国“首届探索诗大奖赛”及“首届爱情诗大奖赛”。消息一经传出，立即引起广泛关注，心怀理想的诗人们跃跃欲试。
如果说八十年代的中国诗歌由一幕幕大戏组成，那么《诗歌报》则扮演了至关重要的幕后推手和导演的角色。这场声势浩大的诗歌双奖活动，显然是其所导演的最浓墨重彩的一幕。双奖与之前《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联合举办的“1986中国现代诗群大展”一脉相承，成为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一次紧锣密鼓的重量级擂台赛。
整个八十年代，《诗歌报》在中国诗人心中，尤其是在民间青年诗人心中，具有圣殿般的地位，其影响力远在老牌的《诗刊》和《星星》之上。如果要给当年的三大官方诗歌报刊排个英雄座次的话，名列榜首的一定是《诗歌报》，其次才是《星星》和《诗刊》。从后来公布的双奖获奖诗人名单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其巨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不少八十年代中国诗坛的领军人物及重要诗人均位列其中，尤以第三代诗人为中坚。随手可以开出一长串名单：杨黎、高月明、沈天鸿、尚仲敏、周伦佑、蓝马、孟原、吉木狼格、贝岭、廖亦武、南野、祝凤鸣、潘维、钢克、潇潇、刘涛、喻言、顾城、江弱水、席永君、程宝林、陈先发、海男、马及时、苏历铭、杨然、陈绍陟、雨田、李自国、韩非子、郁舟、周所同、马永波、李青松、李南、盘妙彬、聂沛、柯平、华万里、简宁、周墙等。这些获奖诗人中，很多人今天仍然是中国诗坛的主力。我相信，在未获奖的参赛诗人中，一定还有很多人们耳熟能详的诗歌兄弟姐妹。如果有人来做一个研究，将当年参加《诗歌报》首届双奖的全体诗人及作品进行深入的个案研究，一定能勾勒出八十年代壮丽的诗歌版图，并从中找到八十年代诗歌繁荣的密码。
《诗歌报》双奖启事登出之后，不仅在诗人之中引起热烈反响，在诗歌批评界也引起诸多争鸣，尤其是《诗歌报》主编严阵先生就双奖的各种质疑进行了答辩之后，更是引来一波又一波的批评和反对之声。矛头直指探索诗，也就是所谓现代派新诗，认为《诗歌报》所要张扬及褒奖的这些诗歌，是“皇帝的新衣”，是“资本主义精神危机的产物”，是“毒害人类审美心灵的腐蚀剂！”这其中任何一顶帽子都足以让正在旺盛生长的《诗歌报》中途夭折，让刚刚拉开序幕的双奖活动戛然而止。但是，《诗歌报》顶住了，并且顽强地坚守着。严阵先生为此撰写了《为青年诗人辩护》一文，刊登在《诗歌报》1988年1月6日的头版头条。我认为这是中国当代诗歌史上十分重要的一篇经典文献，文中所呈现的真诚、开放、风骨、洞见以及理想主义激情，历久弥新，今日读之，仍有醍醐灌顶的感觉。是的，《诗歌报》之所以能在众多青年诗人心中拥有崇高的不可替代的位置，最重要的原因即在于其先锋性和理想主义。
蒋维扬先生在《大幕垂落，公正与否任评说——诗歌报首届爱情诗探索诗大奖赛揭晓》（《诗歌报》1988年6月21日）一文中袒露了他们的初衷和理想：《诗歌报》能否导演一场场面宏伟、扣人心弦的话剧，让大大小小想当诗人，有些也许一辈子也当不了“诗人”的人们登台亮相呢？能否在这块青年诗爱者自己的领地里，搭起一个擂台，人人平等，个个无欺，一视同仁地让各路英雄或平民登台角力、一试高下呢？能否给许许多多想知晓自己的诗创作处于何种水平上的诗爱者，提供一个忠实的，不看风使舵、巴高踩低的磅秤，使他们在密密麻麻的刻度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个小小的点呢？这是一个真正想为中国诗歌做点实事的诗歌媒体才会说出的真心话，和今日林林总总带着各种目的各种利益以至各种交易的诗歌奖相比，《诗歌报》首届双奖，像一对玉树临风的孪生兄弟或冰清玉浩的姐妹，代表一个纯粹的诗歌时代，一个充满理想主义光辉的时代。
双奖严谨、公正的评审程序，可能会令今天的很多诗歌和文学奖项汗颜，不仅有一审、二审和复审，还设立了罕有的互审制度，以防止评委因个人偏好而有遗珠。整个评审过程从1988年3月中旬开始，一直持续至4月中旬，最终从数千篇稿件中，选取了411件作品进入终审（爱情诗215件、探索诗196件）。根据蒋维扬先生的回忆，终审结果出来后，4月16日，组委会专门约请了四位中学教师将终审稿件重新刻印出来，那时还没有电脑排印，全靠手工劳动，刻印时隐去了姓名、地址，只保留编号，然后装订成册。五天之后，也就是4月21日，组委会正式向分散于全国各地的八大评委寄出稿件，并附上了评审信函：“尊敬的评委：呈现在您面前的这些参赛稿都已经过了一审、二审和两次复审。希望您认真公正地评审这些稿件，几千名参赛者无一例外地全都期盼着！请遵守时间，请保守秘密——不要向您的诗友说及此事，更不能出示待评稿，请守信誉”。读着这些朴素的，寄托着澄明诗心的文字，我竟然有些想落泪的感觉。
对于双奖评委会的选择，《诗歌报》也别开生面，朝气蓬勃，之前没有过，之后也很少再见。组委会要求评委的年龄不超过35岁，并且是在全国范围内卓有成就的青年诗人，不设顾问，评委会及本报全体工作人员均不参赛。最终入选探索诗评委的是王家新、魏志远、陈超和钱叶用四人，入选爱情诗评委的是程光炜、陆新瑾、阮晓星和俞凌四人。为什么会特别强调35岁这个年龄呢，我想组委会是经过了一番深思的。其主要目的是希望藉此保持《诗歌报》所强调的青春色彩和先锋实验性质。虽然年轻并不一定代表着前卫和探索，但总的来说，诗歌的革命都是由年轻人来完成的。这个事实，古今中外无一例外。 由于那时的交通和邮政的落后，我读到双奖启事的时间，大约是在一周以后了，估计是1987年10月中旬，一个下午或黄昏。最先看到启事的并不是我，而是我的妻子可可。她知道我一向不太喜欢凑热闹，就说，这可是你很喜欢的《诗歌报》举办的呢，这场大戏一定好看。我被她说动了，就选了两首，一首参加爱情诗，一首参加探索诗。爱情诗是选的哪一首我已经不记得了，直到前几天才从《诗歌月刊》编辑刘康凯那儿得知，当年我参赛的爱情诗也入围了好作品奖，也算是一个迟到的意外收获。诗人及诗评家西渡在批评我的诗作时发现，我很少写爱情诗，认为这可能是由爱情洁癖导致的。爱情太神圣了，我不敢轻易下笔啊。至于选取写于几个月之前的《割玻璃的人》一诗作为参加探索诗大赛的作品，有一定的偶然性：从一堆乱糟糟的手稿中，忽然就看见写在一张牛皮纸信封背面的这首诗作。
那个信封是我1986年夏天从南开大学毕业时带回成都的，可可当年写给我的两地书，信封的正面写着我的名字和天津的地址，这是个好兆头。我用校点《全宋文》的稿笺，工工整整地誊写了一遍，装进信封，然后投进川大校园路边一个古旧的邮筒之中。
稿子寄出以后，也就没太关心这事了。就在我差不多忘了的时候，经历一整个冬天，诗歌的奇迹正在潜滋暗长着。夏天来了，1988年，成都的夏天好像没有现在炎热。记忆中的成都总是浓荫密布，清凉，饱含丰收的喜悦。也是在一个黄昏，我正陪身怀六甲的妻子散步回家，便收到了一封来自《诗歌报》编辑部的信函。一张盖有编辑部红色公章的信笺，上面只有很简单的几句话，意思是祝贺我的参赛作品获奖了，获的什么奖只字未提，并告知请于1988年6月18日前往黄山市参加颁奖典礼。黄山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地方，三年前的夏天，我还在南开大学读书，曾与可可一同登临过黄山。
就我当时的着装来看，现在想起来是相当叛逆，并且很不得体的：一双陈旧的胶底拖鞋，齐膝黑色短裤，最离谱的是身上那件故意翻过来穿的圆口衬衫，肩头和腋下布满了长短不一的线头，背心部位还用自己的手掌拓印了两片模糊的掌纹。我当时就是那样我行我素，就想要那种效果，颓废、独特而前卫.略略有几分玩世不恭，再配上一副黑框宽边眼镜，用今天的话来说，很酷的样子。记得蒋维扬老师第一眼看见我时，打量了我一番，然后非常宽容地笑了笑说，像一个诗人。
直到颁奖之前，我只知道自己获奖了，但并不知道得的是什么奖。三等奖和二等奖的名单念完了，悬念越来越少，只剩下两个一等奖和一个特等奖。当主持人念到探索诗大赛一等奖获得者杨黎和高月明时，我知道那个万众瞩目的《诗歌报》首届探索诗大赛特等奖，已经幸运地落到我的头上——记得是严阵先生亲自给我颁发的获奖证书和奖金-1000元现金，对于那时平均月工资收入不足50元的中国人来说，简直是一笔巨款！有经济学者做过计算，以实际购买力来看，1988年的1000元人民币，大约相当于现在的10万至15万元。获奖之后的五个月，我迎来了自己的女儿——因为有了这笔奖金，女儿的奶粉钱不用发愁了。因此，我曾对女儿说，要感谢诗歌和《诗歌报》，它们为你的成长做出了诗意的贡献。
从黄山返回时，阮晓星邀请我、杨黎、陆新瑾以及获爱情诗奖的靳晓静等人往南京吃咸水鸭。然后又一同去南京无线电厂拜访了成都籍诗人覃贤茂（闲梦），并且约定一起创办一份民间诗歌刊物。这段诗歌的因缘，完全因《诗歌报》而起。二十多年后，覃贤茂在一篇名为《那时的月，那时的怀念》中，深情地回忆道：“那是一个热血慷慨的盛夏，那是青春和诗歌日日痛饮无绪的浪漫时光，我的爱情在那时正怒放如花，而在诗歌运动中结识的友情也如植物一样蓬勃生长。”“1988年安徽《诗歌报》举办首次现代诗歌大奖赛，向以鲜兄以《割玻璃的人》一诗斩获特等奖。真正对向以鲜兄诗歌才华有了深入的理解和钦佩，正是因为读到他的这首诗。而我的好友，诗人杨黎，则是以其名作《撒哈拉沙漠上的三张纸牌》获得大奖赛的一等奖。”“正是因为这一年向以鲜和杨黎去安徽合肥（应为黄山——引者注）领奖的机缘，他们一起专程来了南京和我相会，我由此结识了向以鲜兄。杨黎兄是我当时诗歌上志同道合的至交，他的到来我非常高兴就不说了。而初次与向以鲜兄相见，把酒言欢，竞也一见如故，惺惺相惜。”“那时的向以鲜兄，风华正茂，少年才俊，容仪如玉，风度翩翩。他送给我的油印诗集《割玻璃的人》，我至今还妥帖收藏着。虽然我们在诗歌理想上有着一些激烈的论辩，虽然已经记不清那时我们具体高谈阔论的内容，但彼此的尊重、理解，使我们彼此印象颇好，友情加深。我们无话不谈，除了文学，诗歌，我还记得向以鲜兄和我讲起他的浪漫情感，当然我也会和他分享我的故事。”“向以鲜和杨黎来南京，同行的还有获奖四川女诗人靳晓静，南京女诗人阮晓星。因为我的女朋友也姓靳，所以那时她们还相约结为姐妹。”“那一次欢聚结束之际，我们共同策划，由我牵头筹办一份诗歌民刊，作为纪念。此后一年的时间，我与杨黎、向以鲜兄等人书信往来，终于在1989年，一份凝聚有我们诗歌兄弟情义的铅印诗刊《思无邪：89年现代诗歌运动交流资料之二》面世了。这一本32开，只有55个页码的诗歌小册子中，除了我和杨黎之外的诗，还刊载有向以鲜兄的50多行的长诗《人们的梦》。此外还有上海女诗人陆新瑾的两首诗《无题》《白马黑马》，南京女诗人阮晓星的两首诗《手的爱情》《温暖的存在》。另外还有诗人钟鸣、漆维、冉云飞、梁晓明、吴非、柯江、南岛、李德成、行行、黑讽、华小青的诗，寒江雪的散文诗，柏桦翻译的T·S.艾略特的文论《叶芝》。而诗刊‘思无邪’的取名，也是来自柏桦的建议。”
离开覃贤茂那儿，我们一行人来到了南京火车站，分别的时候到了。南京的夏天不同成都，闷热，阴郁。我正排队购买回成都的火车票，快要到窗口时，回头看见诗人陆新瑾站在不远处，孤单而美好的样子。我立即从队列中抽身而出，来到她的面前。我们就坐在玄武湖边的长椅上，谈诗歌，谈理想，谈家庭，谈人生的幸福和虚无，一直谈到天亮。多年以后，我们经历了太多的艰辛和磨难，已不再年轻，不再轻易激动，那个湖畔夏夜，那个因《诗歌报》而带来的理想主义的仲夏夜，仍会不经意地浮现。
《割玻璃的人》一诗获奖之后，虽然没有现在的网络传播那么迅捷和广阔，但还是以惊人的方式、诗歌本有的生命方式传播开来。在往后的漫长岁月中，经常会遇见来自天南海北的诗人，大多数见面的第一句话仍是，我读过《割玻璃的人》，还有一些兄弟会说，我抄录过《割玻璃的人》。1989年，僻处大巴山腹地航天重镇的诗人凸凹，那时我们完全不相识，在诗歌讲座中率先将《割玻璃的人》板书出来进行讲解。世界真奇妙，因為有凸凹。令人惊奇的是，那次讲座还拍了照片，而且，那张照片还保留了下来。
获奖之后，《诗歌报》先后又刊登了我的诗作《狼眼》（外一首）、《水果》、《黑钻石，幻狮与父亲》，其中的《黑钻石，幻狮与父亲》还入选《1989全国诗歌报刊集萃》。在我的诗歌征途中，最应该感谢的就是《诗歌报》。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仍然经常会想起在黄山结识的老朋友，想起严阵和蒋维扬诗歌二先生，想起爱情诗特等奖获得者殷红，想起多年未见的兄弟姐妹们，想起与《诗歌报》结下不解之缘的点点滴滴，想起帕斯捷尔纳克的诗句——
当活着的痛苦比痛苦本身更深
在踏向灭亡的途中你是个恩赐
2019年秋天 成都石不语斋
向以鲜，1963年生。1983年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1986年南开大学硕士毕业。著有诗集《唐诗弥撒曲》《我的孔子》《我的聂家岩》，以及论著多部。
我和《诗歌报》的故事，始于秋天，卻在夏天怒放。
1987年10月6日，《诗歌报》总74期的头版报额醒目位置，刊登了一则征稿启事——一则注定要载人中国当代诗歌发展史，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诗歌双奖启事——为推动中国新诗发展之大潮，《诗歌报》决定举办中国“首届探索诗大奖赛”及“首届爱情诗大奖赛”。消息一经传出，立即引起广泛关注，心怀理想的诗人们跃跃欲试。
如果说八十年代的中国诗歌由一幕幕大戏组成，那么《诗歌报》则扮演了至关重要的幕后推手和导演的角色。这场声势浩大的诗歌双奖活动，显然是其所导演的最浓墨重彩的一幕。双奖与之前《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联合举办的“1986中国现代诗群大展”一脉相承，成为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一次紧锣密鼓的重量级擂台赛。
整个八十年代，《诗歌报》在中国诗人心中，尤其是在民间青年诗人心中，具有圣殿般的地位，其影响力远在老牌的《诗刊》和《星星》之上。如果要给当年的三大官方诗歌报刊排个英雄座次的话，名列榜首的一定是《诗歌报》，其次才是《星星》和《诗刊》。从后来公布的双奖获奖诗人名单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其巨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不少八十年代中国诗坛的领军人物及重要诗人均位列其中，尤以第三代诗人为中坚。随手可以开出一长串名单：杨黎、高月明、沈天鸿、尚仲敏、周伦佑、蓝马、孟原、吉木狼格、贝岭、廖亦武、南野、祝凤鸣、潘维、钢克、潇潇、刘涛、喻言、顾城、江弱水、席永君、程宝林、陈先发、海男、马及时、苏历铭、杨然、陈绍陟、雨田、李自国、韩非子、郁舟、周所同、马永波、李青松、李南、盘妙彬、聂沛、柯平、华万里、简宁、周墙等。这些获奖诗人中，很多人今天仍然是中国诗坛的主力。我相信，在未获奖的参赛诗人中，一定还有很多人们耳熟能详的诗歌兄弟姐妹。如果有人来做一个研究，将当年参加《诗歌报》首届双奖的全体诗人及作品进行深入的个案研究，一定能勾勒出八十年代壮丽的诗歌版图，并从中找到八十年代诗歌繁荣的密码。
《诗歌报》双奖启事登出之后，不仅在诗人之中引起热烈反响，在诗歌批评界也引起诸多争鸣，尤其是《诗歌报》主编严阵先生就双奖的各种质疑进行了答辩之后，更是引来一波又一波的批评和反对之声。矛头直指探索诗，也就是所谓现代派新诗，认为《诗歌报》所要张扬及褒奖的这些诗歌，是“皇帝的新衣”，是“资本主义精神危机的产物”，是“毒害人类审美心灵的腐蚀剂！”这其中任何一顶帽子都足以让正在旺盛生长的《诗歌报》中途夭折，让刚刚拉开序幕的双奖活动戛然而止。但是，《诗歌报》顶住了，并且顽强地坚守着。严阵先生为此撰写了《为青年诗人辩护》一文，刊登在《诗歌报》1988年1月6日的头版头条。我认为这是中国当代诗歌史上十分重要的一篇经典文献，文中所呈现的真诚、开放、风骨、洞见以及理想主义激情，历久弥新，今日读之，仍有醍醐灌顶的感觉。是的，《诗歌报》之所以能在众多青年诗人心中拥有崇高的不可替代的位置，最重要的原因即在于其先锋性和理想主义。
蒋维扬先生在《大幕垂落，公正与否任评说——诗歌报首届爱情诗探索诗大奖赛揭晓》（《诗歌报》1988年6月21日）一文中袒露了他们的初衷和理想：《诗歌报》能否导演一场场面宏伟、扣人心弦的话剧，让大大小小想当诗人，有些也许一辈子也当不了“诗人”的人们登台亮相呢？能否在这块青年诗爱者自己的领地里，搭起一个擂台，人人平等，个个无欺，一视同仁地让各路英雄或平民登台角力、一试高下呢？能否给许许多多想知晓自己的诗创作处于何种水平上的诗爱者，提供一个忠实的，不看风使舵、巴高踩低的磅秤，使他们在密密麻麻的刻度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个小小的点呢？这是一个真正想为中国诗歌做点实事的诗歌媒体才会说出的真心话，和今日林林总总带着各种目的各种利益以至各种交易的诗歌奖相比，《诗歌报》首届双奖，像一对玉树临风的孪生兄弟或冰清玉浩的姐妹，代表一个纯粹的诗歌时代，一个充满理想主义光辉的时代。
双奖严谨、公正的评审程序，可能会令今天的很多诗歌和文学奖项汗颜，不仅有一审、二审和复审，还设立了罕有的互审制度，以防止评委因个人偏好而有遗珠。整个评审过程从1988年3月中旬开始，一直持续至4月中旬，最终从数千篇稿件中，选取了411件作品进入终审（爱情诗215件、探索诗196件）。根据蒋维扬先生的回忆，终审结果出来后，4月16日，组委会专门约请了四位中学教师将终审稿件重新刻印出来，那时还没有电脑排印，全靠手工劳动，刻印时隐去了姓名、地址，只保留编号，然后装订成册。五天之后，也就是4月21日，组委会正式向分散于全国各地的八大评委寄出稿件，并附上了评审信函：“尊敬的评委：呈现在您面前的这些参赛稿都已经过了一审、二审和两次复审。希望您认真公正地评审这些稿件，几千名参赛者无一例外地全都期盼着！请遵守时间，请保守秘密——不要向您的诗友说及此事，更不能出示待评稿，请守信誉”。读着这些朴素的，寄托着澄明诗心的文字，我竟然有些想落泪的感觉。
对于双奖评委会的选择，《诗歌报》也别开生面，朝气蓬勃，之前没有过，之后也很少再见。组委会要求评委的年龄不超过35岁，并且是在全国范围内卓有成就的青年诗人，不设顾问，评委会及本报全体工作人员均不参赛。最终入选探索诗评委的是王家新、魏志远、陈超和钱叶用四人，入选爱情诗评委的是程光炜、陆新瑾、阮晓星和俞凌四人。为什么会特别强调35岁这个年龄呢，我想组委会是经过了一番深思的。其主要目的是希望藉此保持《诗歌报》所强调的青春色彩和先锋实验性质。虽然年轻并不一定代表着前卫和探索，但总的来说，诗歌的革命都是由年轻人来完成的。这个事实，古今中外无一例外。 由于那时的交通和邮政的落后，我读到双奖启事的时间，大约是在一周以后了，估计是1987年10月中旬，一个下午或黄昏。最先看到启事的并不是我，而是我的妻子可可。她知道我一向不太喜欢凑热闹，就说，这可是你很喜欢的《诗歌报》举办的呢，这场大戏一定好看。我被她说动了，就选了两首，一首参加爱情诗，一首参加探索诗。爱情诗是选的哪一首我已经不记得了，直到前几天才从《诗歌月刊》编辑刘康凯那儿得知，当年我参赛的爱情诗也入围了好作品奖，也算是一个迟到的意外收获。诗人及诗评家西渡在批评我的诗作时发现，我很少写爱情诗，认为这可能是由爱情洁癖导致的。爱情太神圣了，我不敢轻易下笔啊。至于选取写于几个月之前的《割玻璃的人》一诗作为参加探索诗大赛的作品，有一定的偶然性：从一堆乱糟糟的手稿中，忽然就看见写在一张牛皮纸信封背面的这首诗作。
那个信封是我1986年夏天从南开大学毕业时带回成都的，可可当年写给我的两地书，信封的正面写着我的名字和天津的地址，这是个好兆头。我用校点《全宋文》的稿笺，工工整整地誊写了一遍，装进信封，然后投进川大校园路边一个古旧的邮筒之中。
稿子寄出以后，也就没太关心这事了。就在我差不多忘了的时候，经历一整个冬天，诗歌的奇迹正在潜滋暗长着。夏天来了，1988年，成都的夏天好像没有现在炎热。记忆中的成都总是浓荫密布，清凉，饱含丰收的喜悦。也是在一个黄昏，我正陪身怀六甲的妻子散步回家，便收到了一封来自《诗歌报》编辑部的信函。一张盖有编辑部红色公章的信笺，上面只有很简单的几句话，意思是祝贺我的参赛作品获奖了，获的什么奖只字未提，并告知请于1988年6月18日前往黄山市参加颁奖典礼。黄山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地方，三年前的夏天，我还在南开大学读书，曾与可可一同登临过黄山。
就我当时的着装来看，现在想起来是相当叛逆，并且很不得体的：一双陈旧的胶底拖鞋，齐膝黑色短裤，最离谱的是身上那件故意翻过来穿的圆口衬衫，肩头和腋下布满了长短不一的线头，背心部位还用自己的手掌拓印了两片模糊的掌纹。我当时就是那样我行我素，就想要那种效果，颓废、独特而前卫.略略有几分玩世不恭，再配上一副黑框宽边眼镜，用今天的话来说，很酷的样子。记得蒋维扬老师第一眼看见我时，打量了我一番，然后非常宽容地笑了笑说，像一个诗人。
直到颁奖之前，我只知道自己获奖了，但并不知道得的是什么奖。三等奖和二等奖的名单念完了，悬念越来越少，只剩下两个一等奖和一个特等奖。当主持人念到探索诗大赛一等奖获得者杨黎和高月明时，我知道那个万众瞩目的《诗歌报》首届探索诗大赛特等奖，已经幸运地落到我的头上——记得是严阵先生亲自给我颁发的获奖证书和奖金-1000元现金，对于那时平均月工资收入不足50元的中国人来说，简直是一笔巨款！有经济学者做过计算，以实际购买力来看，1988年的1000元人民币，大约相当于现在的10万至15万元。获奖之后的五个月，我迎来了自己的女儿——因为有了这笔奖金，女儿的奶粉钱不用发愁了。因此，我曾对女儿说，要感谢诗歌和《诗歌报》，它们为你的成长做出了诗意的贡献。
从黄山返回时，阮晓星邀请我、杨黎、陆新瑾以及获爱情诗奖的靳晓静等人往南京吃咸水鸭。然后又一同去南京无线电厂拜访了成都籍诗人覃贤茂（闲梦），并且约定一起创办一份民间诗歌刊物。这段诗歌的因缘，完全因《诗歌报》而起。二十多年后，覃贤茂在一篇名为《那时的月，那时的怀念》中，深情地回忆道：“那是一个热血慷慨的盛夏，那是青春和诗歌日日痛饮无绪的浪漫时光，我的爱情在那时正怒放如花，而在诗歌运动中结识的友情也如植物一样蓬勃生长。”“1988年安徽《诗歌报》举办首次现代诗歌大奖赛，向以鲜兄以《割玻璃的人》一诗斩获特等奖。真正对向以鲜兄诗歌才华有了深入的理解和钦佩，正是因为读到他的这首诗。而我的好友，诗人杨黎，则是以其名作《撒哈拉沙漠上的三张纸牌》获得大奖赛的一等奖。”“正是因为这一年向以鲜和杨黎去安徽合肥（应为黄山——引者注）领奖的机缘，他们一起专程来了南京和我相会，我由此结识了向以鲜兄。杨黎兄是我当时诗歌上志同道合的至交，他的到来我非常高兴就不说了。而初次与向以鲜兄相见，把酒言欢，竞也一见如故，惺惺相惜。”“那时的向以鲜兄，风华正茂，少年才俊，容仪如玉，风度翩翩。他送给我的油印诗集《割玻璃的人》，我至今还妥帖收藏着。虽然我们在诗歌理想上有着一些激烈的论辩，虽然已经记不清那时我们具体高谈阔论的内容，但彼此的尊重、理解，使我们彼此印象颇好，友情加深。我们无话不谈，除了文学，诗歌，我还记得向以鲜兄和我讲起他的浪漫情感，当然我也会和他分享我的故事。”“向以鲜和杨黎来南京，同行的还有获奖四川女诗人靳晓静，南京女诗人阮晓星。因为我的女朋友也姓靳，所以那时她们还相约结为姐妹。”“那一次欢聚结束之际，我们共同策划，由我牵头筹办一份诗歌民刊，作为纪念。此后一年的时间，我与杨黎、向以鲜兄等人书信往来，终于在1989年，一份凝聚有我们诗歌兄弟情义的铅印诗刊《思无邪：89年现代诗歌运动交流资料之二》面世了。这一本32开，只有55个页码的诗歌小册子中，除了我和杨黎之外的诗，还刊载有向以鲜兄的50多行的长诗《人们的梦》。此外还有上海女诗人陆新瑾的两首诗《无题》《白马黑马》，南京女诗人阮晓星的两首诗《手的爱情》《温暖的存在》。另外还有诗人钟鸣、漆维、冉云飞、梁晓明、吴非、柯江、南岛、李德成、行行、黑讽、华小青的诗，寒江雪的散文诗，柏桦翻译的T·S.艾略特的文论《叶芝》。而诗刊‘思无邪’的取名，也是来自柏桦的建议。”
离开覃贤茂那儿，我们一行人来到了南京火车站，分别的时候到了。南京的夏天不同成都，闷热，阴郁。我正排队购买回成都的火车票，快要到窗口时，回头看见诗人陆新瑾站在不远处，孤单而美好的样子。我立即从队列中抽身而出，来到她的面前。我们就坐在玄武湖边的长椅上，谈诗歌，谈理想，谈家庭，谈人生的幸福和虚无，一直谈到天亮。多年以后，我们经历了太多的艰辛和磨难，已不再年轻，不再轻易激动，那个湖畔夏夜，那个因《诗歌报》而带来的理想主义的仲夏夜，仍会不经意地浮现。
《割玻璃的人》一诗获奖之后，虽然没有现在的网络传播那么迅捷和广阔，但还是以惊人的方式、诗歌本有的生命方式传播开来。在往后的漫长岁月中，经常会遇见来自天南海北的诗人，大多数见面的第一句话仍是，我读过《割玻璃的人》，还有一些兄弟会说，我抄录过《割玻璃的人》。1989年，僻处大巴山腹地航天重镇的诗人凸凹，那时我们完全不相识，在诗歌讲座中率先将《割玻璃的人》板书出来进行讲解。世界真奇妙，因為有凸凹。令人惊奇的是，那次讲座还拍了照片，而且，那张照片还保留了下来。
获奖之后，《诗歌报》先后又刊登了我的诗作《狼眼》（外一首）、《水果》、《黑钻石，幻狮与父亲》，其中的《黑钻石，幻狮与父亲》还入选《1989全国诗歌报刊集萃》。在我的诗歌征途中，最应该感谢的就是《诗歌报》。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仍然经常会想起在黄山结识的老朋友，想起严阵和蒋维扬诗歌二先生，想起爱情诗特等奖获得者殷红，想起多年未见的兄弟姐妹们，想起与《诗歌报》结下不解之缘的点点滴滴，想起帕斯捷尔纳克的诗句——
当活着的痛苦比痛苦本身更深
在踏向灭亡的途中你是个恩赐
2019年秋天 成都石不语斋
向以鲜，1963年生。1983年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1986年南开大学硕士毕业。著有诗集《唐诗弥撒曲》《我的孔子》《我的聂家岩》，以及论著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