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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中国学术界有一种很普遍的看法，认为“中国模式”是独一无二的。这种主流观点认为，中国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高速增长的经济增长率以及独特的儒家文化传统，共同构成了“中国模式”的重要特征，其他国家难以和它相提并论。
在我看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并不独特。无论是中国的成功经验还是发展困境，都不是中国特有的，都可以从世界其他国家的身上找到影子。
从成功经验来讲，中国的发展类似于东亚各国。东亚各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可以归功于其早期成功的土地改革、民营部门的茁壮成长（虽然在政府的干预下）以及政府对教育和卫生事业的大规模投入。
中国的情况和东亚各国很相似：1978年的土地改革虽不彻底，但亦是一次伟大的变革。中国的民营部门在过去的30年内高速增长，举世瞩目。另外，中国政府在20世纪50~70年代对公共教育和卫生的投入也很巨大。正是这些投入，奠定了中国过去经济发展的基础。
从欠缺方面来讲，中国的不足也能在拉美国家中找到影子。在拉丁美洲，巨大的贫富差距困扰着每一位执政者。另外，国有企业和垄断资本的大量存在严重压缩了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在拉美各国，居民消费普遍过低，居民个人收入增速远低于整个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拉美国家的发展困境也正是目前中国发展的困境。
被遗忘的巴西模式
因为中国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保八”成功，国内有一批官员和学者也开始响应“北京共识”，即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了一种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热衷于强调所谓“中国模式”的优越性和独特性。
在讨论“中国模式”的细节之前，不妨先来观察这样一个国家，它具有下列特征：政府储蓄率在6年内增加了1倍；基尼系数(即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是0.45；工资增长落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100家最大企业75％的资产是国有资本；政治上没有竞争；对外资非常开放；工业化速度非常快，10年内农业就业减少了1/3。
如果你认为这是在描述中国，你没有全错。2009年7月3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北京举办的首届全球智库峰会上披露，中国的政府储蓄在1992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4％，2007年该比例提升至8.1％，增长近1倍。虽然中国收入分配不均世人皆知，但之前很多学者认为，只要能够维持较高速度的经济增长，基尼系数接近拉美无关紧要。国内外有很多经济学家对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加速都持肯定态度，“国进民退”和多年来偏重外资而轻视民营资本，也都是我们的“中国特色”。
但实际上上面提到的国家并非中国，而是20世纪60年代的巴西。
1964~1988年巴西是军政府执政，巴西政府利用其强大的领导能力和组织能力，集中力量办大事。它施行高税收政策，然后将资金投向工业园区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等经济项目，而非公共教育和卫生；它施行“强迫工业化”，用行政手段而非市場价格征收土地。
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巴西经济飞速增长。1968~1974年，巴西每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1.4％，这就是所谓的巴西“奇迹年代”。从尊重历史的角度看，不能把“国进民退”这种国家主导的经济模式视为中国特色的发明创造，更不能认为只有这种模式与中国的文化和体制结合起来才会产生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奇迹。
中国现在的状况和成绩巴西那时都有，所以我们不能产生一种幻觉，认为发达国家对“中国世纪”和“北京共识”的赞誉仅针对中国。要知道，当时也有很多评论家预言巴西将成为西半球巨人，可以在经济和政治上挑战美国。
但巴西后来的发展如何？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初的巴西经济和政治动荡不安，整个20世纪80年代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为零，被拉美学者称做“丢失的十年”。
巴西在20世纪50年代初，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当于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的两倍多，到现在约1/4不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巴西进入高度通胀时期，爆发多次金融危机，经济发展速度缓慢，政治上也不稳定。
20世纪60年代，巴西的国家导向经济模式给它的经济和社会留下了无穷后患。巴西的“强迫工业化”也造就了大量赤贫的失地农民，这些失地农民后来成了城市里贫民区的居民。
巴西政府还越俎代庖，不去投资教育和卫生却大规模地干涉经济，一方面造就了大批的低素质人口，另一方面也压低了巴西企业的生产率。
巴西30多年来全要素生产率几乎没有增长，加上政府产业政策偏向于资金密集的大企业，导致就业率低，结果使得没有工作的低素质人口成为犯罪人口。巴西杀人罪案和人口的比例高达美国的5倍。
虽然巴西多年来对外资有偏好政策，但因社会治安差，外国公司反而不愿投资。不过，国外银行却愿意远距离地进行间接投资——借债，这又助长了巴西的外债危机。
会有人说，巴西模式是成功的模式吗？
东亚模式与拉美模式
在“国进民退”的大环境中，我们应该牢记巴西的经验和教训。过去学界对中国收入分配拉美化讨论得较多，但收入分配拉美化的根本原因还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拉美化。
有些官员和学者坚持认为收入分配的恶化是阶段性的，是经济增长的派生物。这种观点恰是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根据拉美国家发展经验总结出来的。但观察其他东亚地区的案例，却找不到一个经济发展必然导致收入分配恶化的例子。韩国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有几年基尼系数上升，也恰是那几年韩国政府加强经济干涉所致。20世纪80年代初韩国很快调整政策，支持中小企业，基尼系数就稳定下来了。
而东亚模式才是真正成功的经济模式，拉美模式则是失败的经济模式。也就是说，中国的部分官员和学者执意要用不成功的经济模式来支持收入分配不公，却完全忽视了成功的经济模式。
一个国家的收入分配状况长期恶化，这本身就说明了它的经济模式是不成功的。当时巴西经济有一个特点就是居民收入增长落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这个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非常严重。
2003年以来，中国居民收入的增速开始有所上升，应该肯定现任政府在这方面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政府也花了相当多的资源加强社保制度建设。在2009年的4万亿元投资计划出台之前，中国经济一直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中国经济的拉美化色彩在淡化。
但是，伴随着4万亿元投资计划而显现出的“国进民退”可能会使我们前功尽弃。国有企业等强势集团在获得资源后，一般会扩大投资，增强国家的生产能力。因为国有企业统治了上游行业，其扩张必须要有下游行业的需求支持。
地方政府在这里起了一个关键的作用，它们通过刺激房地产提供了这个需求。在这个问题上，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利益及积极性是完全一致的。但地方政府的房地产发展是一种行政行为而非市场行为。最具体的表现就是，地方政府用政治手段严重压低了土地资产的收购价格，再以市场价转让给开发商。
这种套利行为虽然给地方政府带来了红利，但是并没有帮助家庭收入增长。虽然大规模的城建运动会在建筑行业创造了一些就业机会，但这些就业是短期的、临时性的。当中国的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后，我们将马上看到“国进民退”对中国就业和收入分配的严重打击。
所以，中国应该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可以参照2003年以来的巴西经验，将国有企业的垄断红利全部拿给老百姓，这样一方面可以减弱国有企业投资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还可以增加普通国民的收入。
“中国模式”的缺陷
从好的方面来讲，中国经济发展迅速的原因其他国家也有；负面的东西，中国有，别的国家也有，我想不出中国很特别的地方。“中国模式”就是中国人在做，这也许是唯一可以往“中国模式”上套的地方。
“中国模式”的缺陷也已经显现出来了，其特征就是GDP高速增长，但是人均收入增长得很慢，另外就是政府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它只关注经济，不关注社会，很多社会的成本推向了家庭和个人，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就是它的一种极端表现。
有人就说中国政府是很关心民生的。这种说法的逻辑缺陷在于，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政府说自己关心的是“民死”，追求的是“民死”，如果说所有的政府都在关心民生，那就没有必要讲了。所谓的“中国模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有一种隐含的意思，就是说这是中国特有的东西，别的国家没有。对于关心民生，其他任何国家都是这样，这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特征。
去年，俄国的GDP降了7%，虽然它也有一些罢工、冲突，但是整个俄国社会是比较平稳的；印度过去几年的GDP平均增长速度只有2%，但人家也这么过来了。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比那些国家都不稳定，因为中国需要8%的增长率才能保持跟别人一样的稳定。假如有两个学生，一个学生学习10个小时，就能得A，另一个学生要学习100个小时，才能得A，你说这两个学生，哪一个聪明？人家负7%的增长率也能维持稳定，而你要正8%才能勉强维持稳定，你说哪一个更稳定？
在国内外学界还有一种对中国发展非常错误的看法，即认为过去30年是一个整体，我认为应该要把中国改革分区段来看。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期，实行的模式基本都还符合市场经济的发展需求，主要是推动自下而上的渐进式的改革，有很多自发的衍化，很多创新是民间自己做出来的，政府虽然没有体制上的制约，但官员有一种自我制约，不干出格的事情。
从经济上来看，分水岭是1993年的财税改革。在我看来，中国的这种不可持续的模式，在1998年以后愈演愈烈，大规模的“铁公鸡”破坏产权方面的改革，国家集中力量去做这些事情，现在我们要承担这种后果。90年代后期到现在，国家资本主义模式愈演愈烈，现在到了巅峰，也就十几年的时间。如果中国模式到两年以后持续不下去了，那从年数来看，跟巴西过去是一样的。现在出现一些极端的状况，就说明这种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沿着所谓的“中国模式”这条路往下走可能越走越窄，如果不进行修正，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陈志武：
中国经验支持了新自由主义
现在，美债问题、市场震荡都在否定着美国过去3年经济刺激政策带来的效果。但实际上，中国的表现形式将比美国的更严重。靠投資带动的投资增长，往往只是短期繁荣。中国在过去3年，已把所有刺激手段用尽了，甚至通过“铁公鸡”来刺激经济增长。决策层会发现，即使还想跟着凯恩斯走，能使用的工具和手段已是越来越少了。
中国在过去30年经济的快速增长证明了：市场经济是实现人类解放、增加个人自由、增加个人财富水平的根本出路。如果这个过程出现停滞或逆运行，整个社会的自由、福利和福祉都会出现倒退，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其他国家。
在我看来，新自由主义主张的经济、政治模式非但没有得到否定，反而得到了中国经验支持。过去3年，政府对经济生活的管制越来越强。2003年之前，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有对政府的过度膨胀进行一次修正，但从2004年开始到现在，几乎没有对政府的过度开支、机构人员过多进行调整过。
现实中，最好的办法是朝更市场化的方向迈进，然而人们心目中，认为最好的境界还是相信和依赖政府，当现实和人们观念的理解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这是否成为社会动荡的一个因素，我还在思考。我们这些人尽量推动市场的理念，让更多老百姓明白——对大多数没有权没有势的人来说，真正能让他们得到公平机会的，恰恰是公平而充分的市场机制，而不是政府管制市场配置的制度框架。
许小年：
中国的成功在于大政府化小
我觉得中国政府的成功是因为政府干预得少，比如说中国经济做得好的时候，政府没有做很多的事情。农业的改革就是这样的例子，因为政府就是解散了人民公社，进行了一个低调的自由化过程，就是让农民自己决定种什么庄稼，这是农业部门的自由化过程，使得中国在这一方面非常成功，而不是说大规模地采取行动的结果。
把中国跟其他的发达国家相比，说有中国模式，其实没有什么独特的中国模式，中国模式跟里根总统在美国所做的模式是一样的，就是小政府，或者跟东欧国家二十年之前所做的东西是一样的，就是放松管制、自由化来鼓励民营企业充满活力的经济部门的发展，这就是中国成功的真正秘诀，而不是说一个大政府。
［编辑 陈志强］
E-mail：czq@chincbr.com
在我看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并不独特。无论是中国的成功经验还是发展困境，都不是中国特有的，都可以从世界其他国家的身上找到影子。
从成功经验来讲，中国的发展类似于东亚各国。东亚各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可以归功于其早期成功的土地改革、民营部门的茁壮成长（虽然在政府的干预下）以及政府对教育和卫生事业的大规模投入。
中国的情况和东亚各国很相似：1978年的土地改革虽不彻底，但亦是一次伟大的变革。中国的民营部门在过去的30年内高速增长，举世瞩目。另外，中国政府在20世纪50~70年代对公共教育和卫生的投入也很巨大。正是这些投入，奠定了中国过去经济发展的基础。
从欠缺方面来讲，中国的不足也能在拉美国家中找到影子。在拉丁美洲，巨大的贫富差距困扰着每一位执政者。另外，国有企业和垄断资本的大量存在严重压缩了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在拉美各国，居民消费普遍过低，居民个人收入增速远低于整个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拉美国家的发展困境也正是目前中国发展的困境。
被遗忘的巴西模式
因为中国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保八”成功，国内有一批官员和学者也开始响应“北京共识”，即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了一种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热衷于强调所谓“中国模式”的优越性和独特性。
在讨论“中国模式”的细节之前，不妨先来观察这样一个国家，它具有下列特征：政府储蓄率在6年内增加了1倍；基尼系数(即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是0.45；工资增长落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100家最大企业75％的资产是国有资本；政治上没有竞争；对外资非常开放；工业化速度非常快，10年内农业就业减少了1/3。
如果你认为这是在描述中国，你没有全错。2009年7月3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北京举办的首届全球智库峰会上披露，中国的政府储蓄在1992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4％，2007年该比例提升至8.1％，增长近1倍。虽然中国收入分配不均世人皆知，但之前很多学者认为，只要能够维持较高速度的经济增长，基尼系数接近拉美无关紧要。国内外有很多经济学家对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加速都持肯定态度，“国进民退”和多年来偏重外资而轻视民营资本，也都是我们的“中国特色”。
但实际上上面提到的国家并非中国，而是20世纪60年代的巴西。
1964~1988年巴西是军政府执政，巴西政府利用其强大的领导能力和组织能力，集中力量办大事。它施行高税收政策，然后将资金投向工业园区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等经济项目，而非公共教育和卫生；它施行“强迫工业化”，用行政手段而非市場价格征收土地。
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巴西经济飞速增长。1968~1974年，巴西每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1.4％，这就是所谓的巴西“奇迹年代”。从尊重历史的角度看，不能把“国进民退”这种国家主导的经济模式视为中国特色的发明创造，更不能认为只有这种模式与中国的文化和体制结合起来才会产生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奇迹。
中国现在的状况和成绩巴西那时都有，所以我们不能产生一种幻觉，认为发达国家对“中国世纪”和“北京共识”的赞誉仅针对中国。要知道，当时也有很多评论家预言巴西将成为西半球巨人，可以在经济和政治上挑战美国。
但巴西后来的发展如何？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初的巴西经济和政治动荡不安，整个20世纪80年代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为零，被拉美学者称做“丢失的十年”。
巴西在20世纪50年代初，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当于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的两倍多，到现在约1/4不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巴西进入高度通胀时期，爆发多次金融危机，经济发展速度缓慢，政治上也不稳定。
20世纪60年代，巴西的国家导向经济模式给它的经济和社会留下了无穷后患。巴西的“强迫工业化”也造就了大量赤贫的失地农民，这些失地农民后来成了城市里贫民区的居民。
巴西政府还越俎代庖，不去投资教育和卫生却大规模地干涉经济，一方面造就了大批的低素质人口，另一方面也压低了巴西企业的生产率。
巴西30多年来全要素生产率几乎没有增长，加上政府产业政策偏向于资金密集的大企业，导致就业率低，结果使得没有工作的低素质人口成为犯罪人口。巴西杀人罪案和人口的比例高达美国的5倍。
虽然巴西多年来对外资有偏好政策，但因社会治安差，外国公司反而不愿投资。不过，国外银行却愿意远距离地进行间接投资——借债，这又助长了巴西的外债危机。
会有人说，巴西模式是成功的模式吗？
东亚模式与拉美模式
在“国进民退”的大环境中，我们应该牢记巴西的经验和教训。过去学界对中国收入分配拉美化讨论得较多，但收入分配拉美化的根本原因还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拉美化。
有些官员和学者坚持认为收入分配的恶化是阶段性的，是经济增长的派生物。这种观点恰是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根据拉美国家发展经验总结出来的。但观察其他东亚地区的案例，却找不到一个经济发展必然导致收入分配恶化的例子。韩国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有几年基尼系数上升，也恰是那几年韩国政府加强经济干涉所致。20世纪80年代初韩国很快调整政策，支持中小企业，基尼系数就稳定下来了。
而东亚模式才是真正成功的经济模式，拉美模式则是失败的经济模式。也就是说，中国的部分官员和学者执意要用不成功的经济模式来支持收入分配不公，却完全忽视了成功的经济模式。
一个国家的收入分配状况长期恶化，这本身就说明了它的经济模式是不成功的。当时巴西经济有一个特点就是居民收入增长落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这个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非常严重。
2003年以来，中国居民收入的增速开始有所上升，应该肯定现任政府在这方面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政府也花了相当多的资源加强社保制度建设。在2009年的4万亿元投资计划出台之前，中国经济一直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中国经济的拉美化色彩在淡化。
但是，伴随着4万亿元投资计划而显现出的“国进民退”可能会使我们前功尽弃。国有企业等强势集团在获得资源后，一般会扩大投资，增强国家的生产能力。因为国有企业统治了上游行业，其扩张必须要有下游行业的需求支持。
地方政府在这里起了一个关键的作用，它们通过刺激房地产提供了这个需求。在这个问题上，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利益及积极性是完全一致的。但地方政府的房地产发展是一种行政行为而非市场行为。最具体的表现就是，地方政府用政治手段严重压低了土地资产的收购价格，再以市场价转让给开发商。
这种套利行为虽然给地方政府带来了红利，但是并没有帮助家庭收入增长。虽然大规模的城建运动会在建筑行业创造了一些就业机会，但这些就业是短期的、临时性的。当中国的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后，我们将马上看到“国进民退”对中国就业和收入分配的严重打击。
所以，中国应该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可以参照2003年以来的巴西经验，将国有企业的垄断红利全部拿给老百姓，这样一方面可以减弱国有企业投资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还可以增加普通国民的收入。
“中国模式”的缺陷
从好的方面来讲，中国经济发展迅速的原因其他国家也有；负面的东西，中国有，别的国家也有，我想不出中国很特别的地方。“中国模式”就是中国人在做，这也许是唯一可以往“中国模式”上套的地方。
“中国模式”的缺陷也已经显现出来了，其特征就是GDP高速增长，但是人均收入增长得很慢，另外就是政府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它只关注经济，不关注社会，很多社会的成本推向了家庭和个人，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就是它的一种极端表现。
有人就说中国政府是很关心民生的。这种说法的逻辑缺陷在于，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政府说自己关心的是“民死”，追求的是“民死”，如果说所有的政府都在关心民生，那就没有必要讲了。所谓的“中国模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有一种隐含的意思，就是说这是中国特有的东西，别的国家没有。对于关心民生，其他任何国家都是这样，这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特征。
去年，俄国的GDP降了7%，虽然它也有一些罢工、冲突，但是整个俄国社会是比较平稳的；印度过去几年的GDP平均增长速度只有2%，但人家也这么过来了。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比那些国家都不稳定，因为中国需要8%的增长率才能保持跟别人一样的稳定。假如有两个学生，一个学生学习10个小时，就能得A，另一个学生要学习100个小时，才能得A，你说这两个学生，哪一个聪明？人家负7%的增长率也能维持稳定，而你要正8%才能勉强维持稳定，你说哪一个更稳定？
在国内外学界还有一种对中国发展非常错误的看法，即认为过去30年是一个整体，我认为应该要把中国改革分区段来看。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期，实行的模式基本都还符合市场经济的发展需求，主要是推动自下而上的渐进式的改革，有很多自发的衍化，很多创新是民间自己做出来的，政府虽然没有体制上的制约，但官员有一种自我制约，不干出格的事情。
从经济上来看，分水岭是1993年的财税改革。在我看来，中国的这种不可持续的模式，在1998年以后愈演愈烈，大规模的“铁公鸡”破坏产权方面的改革，国家集中力量去做这些事情，现在我们要承担这种后果。90年代后期到现在，国家资本主义模式愈演愈烈，现在到了巅峰，也就十几年的时间。如果中国模式到两年以后持续不下去了，那从年数来看，跟巴西过去是一样的。现在出现一些极端的状况，就说明这种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沿着所谓的“中国模式”这条路往下走可能越走越窄，如果不进行修正，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陈志武：
中国经验支持了新自由主义
现在，美债问题、市场震荡都在否定着美国过去3年经济刺激政策带来的效果。但实际上，中国的表现形式将比美国的更严重。靠投資带动的投资增长，往往只是短期繁荣。中国在过去3年，已把所有刺激手段用尽了，甚至通过“铁公鸡”来刺激经济增长。决策层会发现，即使还想跟着凯恩斯走，能使用的工具和手段已是越来越少了。
中国在过去30年经济的快速增长证明了：市场经济是实现人类解放、增加个人自由、增加个人财富水平的根本出路。如果这个过程出现停滞或逆运行，整个社会的自由、福利和福祉都会出现倒退，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其他国家。
在我看来，新自由主义主张的经济、政治模式非但没有得到否定，反而得到了中国经验支持。过去3年，政府对经济生活的管制越来越强。2003年之前，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有对政府的过度膨胀进行一次修正，但从2004年开始到现在，几乎没有对政府的过度开支、机构人员过多进行调整过。
现实中，最好的办法是朝更市场化的方向迈进，然而人们心目中，认为最好的境界还是相信和依赖政府，当现实和人们观念的理解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这是否成为社会动荡的一个因素，我还在思考。我们这些人尽量推动市场的理念，让更多老百姓明白——对大多数没有权没有势的人来说，真正能让他们得到公平机会的，恰恰是公平而充分的市场机制，而不是政府管制市场配置的制度框架。
许小年：
中国的成功在于大政府化小
我觉得中国政府的成功是因为政府干预得少，比如说中国经济做得好的时候，政府没有做很多的事情。农业的改革就是这样的例子，因为政府就是解散了人民公社，进行了一个低调的自由化过程，就是让农民自己决定种什么庄稼，这是农业部门的自由化过程，使得中国在这一方面非常成功，而不是说大规模地采取行动的结果。
把中国跟其他的发达国家相比，说有中国模式，其实没有什么独特的中国模式，中国模式跟里根总统在美国所做的模式是一样的，就是小政府，或者跟东欧国家二十年之前所做的东西是一样的，就是放松管制、自由化来鼓励民营企业充满活力的经济部门的发展，这就是中国成功的真正秘诀，而不是说一个大政府。
［编辑 陈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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