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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在欧洲学习的经历，这种经历对你后来的创作有什么影响，99年我去丹麦学习影视，02年回国。我从小都很喜欢看电影。父亲是专职摄影师，他对我的影像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以至于后来我对影像的一种特殊的偏爱和敏感，说不太清楚，总之很着迷。高中毕业之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就去了国外学习摄影。
你觉得在国外能学到什么?
我觉得不能用一个量化的标准去形容。更多的是从思维意识方面的影响，能更好的去独立思考，没有任何约束，这是和国内体制教育本质的区别。
在国外的学习经验，面对陌生的环境，这是一个很独立的过程。我发现你这几年的创作生涯一直都保持了一种独立的方式。这两者之间有没有一些关系?
我觉得还是性格方面的问题多一些，我刚回国的时候在体制电视台待过半年，也是拍纪录片，干了一段时间后觉得有很多东西是没有办法妥协，辞职后，自己做了一个电影工作室，也接一些广告片之类的。后来慢慢从半独立走向今天这样的状态，也就是你所说的完全“独立”，现在纯做纪录片和电影，能找到一些投资，这个过程还是比较顺利的。
谈谈你前期的两部作品《黑金》和《太爷》。
《黑金》是我的第一部作品，2003年拍摄完成。这个片子当时是在甘肃老家的农村拍摄，我的其他作品也是在甘肃拍摄，我在兰州长大，我了解那里，有很深的感情在里面。《太爷》是在拍摄一个短片《楼》的过程中受到启发而去拍的。其实影片中这个老人和我没有特别大的亲缘关系。但是我在这个老人身上看到了当年爷爷的影子，我小时候和爷爷生活在一起的，有很深的感情。爷爷是一位乡村小学的校长，小时候教我背三字经。他对我的童年教育有较深的影响。片中的老人和我爷爷有很多相似之处。《太爷》是半访谈的方式，记录两位老人的生活点滴，老人沉浸往事的斑驳记忆和眼神中透出的纯粹和真实，以及各自对死亡和鬼神的理解。我想对他们做某种纪录来挽留这种即将消失的记忆。
说到“死亡”，我发现他是你后面的作品一条主线。你的作品给人很严峻的感受。许多中国导演往往需要较为温和婉转甚至隐晦的方式讲述他的故事，但是你的作品往往有一种坚硬的气质，一种剥去虚伪达到事情本来面目的冲动。对生与死这种本质问题的思考一直是你所关注的。除了对本质问题的迷恋，你是否也有其他方面的诉求，比如历史或者社会的?
你说到这个话题，自然延伸到我刚完成的纪录片《彼岸》。其实在中国人传统观念里并没有彼岸这个意识。一个生命终结以后是需要有一个归宿的。就像影片开头引用圣经里的一段话“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中国人往往会淡化这个概念，对死亡的理解和思考的缺乏是显而易见的。人死后的灵魂究竟能否到达他们的彼岸，这是问题所在。所以在拍摄过程中，所有的影像叙述就慢慢指向了这个命题。《彼岸》记录的是黄河两边打捞尸体的故事，我很早就听说了，而且去采访过。之前的捞尸人是无偿的打捞，他就住在黄河边，一种本能自发的行为，身体力行对生命的尊重和怜悯。后来到了2000年之后，在黄河上游不远处建立起了一座大坝，所有的漂浮物包括尸体都被大坝拦住了。有意思的是，在上游又出现了另外一批打捞尸体的人，但是性质完全改变了。他们打捞尸体以谋取利益和钱财为目的，完全是有偿服务。影片中并没有简单的褒贬时代，而是围绕“大坝”的符号意义，带出两个时代，两种行为意识的对比。通过片中人物存有时代差异的朴素现实的访谈，力求在不同的时代特征下，在各自的话话及实践方式中，展示双方合情合理的存在，寻求一种潜在的价值诉求与思索。两种捞尸人都在做同样的事情，不论无偿还是有偿，他们对生命的关注依然存在，只是方式有了变化。有些尸体被家属认领，但更多的无名尸体是没有人来认领的。无论这些尸体是什么原因溺水，无论是否能抵达彼岸，他们都应该是记录在册的。至少在现实层面，是一种对于死亡的关注和生命的关怀。这是我通过《彼岸》这部影片需要传达的。
我看过之后发现，在影片里你有引用《圣经》的内容，还有你说了“此岸与彼岸”这个概念来自于西方天主教文化。很多东西你给他设置了一些通道和背景，你的社会批判倾向与你对本质问题的关注产生了一种对立，当然也是一种同构。宗教在你作品中的位置是什么，这是我寻求的种方式，是一种更加接近我的言说叙事核心的东西。我觉得影像同样也需要依靠，宗教只能带给我启发。但是它也只是我的个通道，它引领我发现本质。
我发现《彼岸》有一些特点，整个影片有一种形式感和仪式性；没有其他我们看到的影片关注人物的故事和命运的变化，或者是直接电影的方式。我注意到在第一个老人的访谈部分，我发现你在用光上有很多考虑，似乎有很多象征性的东西。
我表达问题的方式倾向性还是很重的，其实我更愿意把《彼岸》看做是一个影像文本。现在的纪录片已经没有什么形式束缚了，我只是借助影像的方式去呈现。老人的访谈，我是想在用光上突出，甚至突兀，让他和后面的人物产生距离和反差。老人像一个符号一样代表了一个时代，但这个时代已然已经过去，所以我会“庄重化，仪式化”去处理。西安的独立影像在你看来有什么特点?
陕西有它特殊的地域性，是个相对比较保守的地方，但这种保守恰恰有它自己的好处。西安的独立导演其实并不少，能出好作品的也有一些。很多导演的作品都很棒，而且是有定的厚度。这是西北导演的一种共通的特质，不矫情，这是这块土地带给他们的。在这些作品中有许多不一样的东西，这是有别于其他内地导演的。
听说你还在准备与《彼岸》同一题材的一部故事片?
是的，其实《彼岸》是在筹备《河流》的过程中拍摄的。《河流》我表达的东西会更大更丰富，现在还不方便说其中的内容和细节。但是它应该是我明年的工作重心。
你觉得在国外能学到什么?
我觉得不能用一个量化的标准去形容。更多的是从思维意识方面的影响，能更好的去独立思考，没有任何约束，这是和国内体制教育本质的区别。
在国外的学习经验，面对陌生的环境，这是一个很独立的过程。我发现你这几年的创作生涯一直都保持了一种独立的方式。这两者之间有没有一些关系?
我觉得还是性格方面的问题多一些，我刚回国的时候在体制电视台待过半年，也是拍纪录片，干了一段时间后觉得有很多东西是没有办法妥协，辞职后，自己做了一个电影工作室，也接一些广告片之类的。后来慢慢从半独立走向今天这样的状态，也就是你所说的完全“独立”，现在纯做纪录片和电影，能找到一些投资，这个过程还是比较顺利的。
谈谈你前期的两部作品《黑金》和《太爷》。
《黑金》是我的第一部作品，2003年拍摄完成。这个片子当时是在甘肃老家的农村拍摄，我的其他作品也是在甘肃拍摄，我在兰州长大，我了解那里，有很深的感情在里面。《太爷》是在拍摄一个短片《楼》的过程中受到启发而去拍的。其实影片中这个老人和我没有特别大的亲缘关系。但是我在这个老人身上看到了当年爷爷的影子，我小时候和爷爷生活在一起的，有很深的感情。爷爷是一位乡村小学的校长，小时候教我背三字经。他对我的童年教育有较深的影响。片中的老人和我爷爷有很多相似之处。《太爷》是半访谈的方式，记录两位老人的生活点滴，老人沉浸往事的斑驳记忆和眼神中透出的纯粹和真实，以及各自对死亡和鬼神的理解。我想对他们做某种纪录来挽留这种即将消失的记忆。
说到“死亡”，我发现他是你后面的作品一条主线。你的作品给人很严峻的感受。许多中国导演往往需要较为温和婉转甚至隐晦的方式讲述他的故事，但是你的作品往往有一种坚硬的气质，一种剥去虚伪达到事情本来面目的冲动。对生与死这种本质问题的思考一直是你所关注的。除了对本质问题的迷恋，你是否也有其他方面的诉求，比如历史或者社会的?
你说到这个话题，自然延伸到我刚完成的纪录片《彼岸》。其实在中国人传统观念里并没有彼岸这个意识。一个生命终结以后是需要有一个归宿的。就像影片开头引用圣经里的一段话“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中国人往往会淡化这个概念，对死亡的理解和思考的缺乏是显而易见的。人死后的灵魂究竟能否到达他们的彼岸，这是问题所在。所以在拍摄过程中，所有的影像叙述就慢慢指向了这个命题。《彼岸》记录的是黄河两边打捞尸体的故事，我很早就听说了，而且去采访过。之前的捞尸人是无偿的打捞，他就住在黄河边，一种本能自发的行为，身体力行对生命的尊重和怜悯。后来到了2000年之后，在黄河上游不远处建立起了一座大坝，所有的漂浮物包括尸体都被大坝拦住了。有意思的是，在上游又出现了另外一批打捞尸体的人，但是性质完全改变了。他们打捞尸体以谋取利益和钱财为目的，完全是有偿服务。影片中并没有简单的褒贬时代，而是围绕“大坝”的符号意义，带出两个时代，两种行为意识的对比。通过片中人物存有时代差异的朴素现实的访谈，力求在不同的时代特征下，在各自的话话及实践方式中，展示双方合情合理的存在，寻求一种潜在的价值诉求与思索。两种捞尸人都在做同样的事情，不论无偿还是有偿，他们对生命的关注依然存在，只是方式有了变化。有些尸体被家属认领，但更多的无名尸体是没有人来认领的。无论这些尸体是什么原因溺水，无论是否能抵达彼岸，他们都应该是记录在册的。至少在现实层面，是一种对于死亡的关注和生命的关怀。这是我通过《彼岸》这部影片需要传达的。
我看过之后发现，在影片里你有引用《圣经》的内容，还有你说了“此岸与彼岸”这个概念来自于西方天主教文化。很多东西你给他设置了一些通道和背景，你的社会批判倾向与你对本质问题的关注产生了一种对立，当然也是一种同构。宗教在你作品中的位置是什么，这是我寻求的种方式，是一种更加接近我的言说叙事核心的东西。我觉得影像同样也需要依靠，宗教只能带给我启发。但是它也只是我的个通道，它引领我发现本质。
我发现《彼岸》有一些特点，整个影片有一种形式感和仪式性；没有其他我们看到的影片关注人物的故事和命运的变化，或者是直接电影的方式。我注意到在第一个老人的访谈部分，我发现你在用光上有很多考虑，似乎有很多象征性的东西。
我表达问题的方式倾向性还是很重的，其实我更愿意把《彼岸》看做是一个影像文本。现在的纪录片已经没有什么形式束缚了，我只是借助影像的方式去呈现。老人的访谈，我是想在用光上突出，甚至突兀，让他和后面的人物产生距离和反差。老人像一个符号一样代表了一个时代，但这个时代已然已经过去，所以我会“庄重化，仪式化”去处理。西安的独立影像在你看来有什么特点?
陕西有它特殊的地域性，是个相对比较保守的地方，但这种保守恰恰有它自己的好处。西安的独立导演其实并不少，能出好作品的也有一些。很多导演的作品都很棒，而且是有定的厚度。这是西北导演的一种共通的特质，不矫情，这是这块土地带给他们的。在这些作品中有许多不一样的东西，这是有别于其他内地导演的。
听说你还在准备与《彼岸》同一题材的一部故事片?
是的，其实《彼岸》是在筹备《河流》的过程中拍摄的。《河流》我表达的东西会更大更丰富，现在还不方便说其中的内容和细节。但是它应该是我明年的工作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