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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有源来山有根,我和你是一条心,
天上日月可见证,树上枝叶不离分
——摘自恩格贝民歌《打渔花花》
2004年2月27日,一颗怀着普世之爱的心,停止了跳动。他就是被誉为治沙之父的日本山梨县人远山正瑛先生,享年99岁。远山正瑛先生毕业于京都大学,鸟取大学农学系教授、名誉校长。从65岁退休开始30年奔走于中国,治沙绿化。以愚公精神,种树不停,从1991年到2001年,在鄂尔多斯市的恩格贝,带领志愿者栽种杨树300万株,谱写了中日友谊的新篇章。
沙漠综合试验区恩格贝曾是黄沙滚滚,寸草不生的地方。
站在现在的恩格贝宾馆前,放眼看到的是一望无边的绿海,在绿色的尽头,是一条黄沙带。那就是过去被称为五里明沙的流动沙带。上世纪70年代曾经以每年300米的惊人速度向两头伸延,发展到十几公里宽。迫使当地百姓不得不抛弃家园,流离失所,走上逃荒的路。如今它已被恩格贝人的绿色“锁边工程”锁在了一个狭长的缝中,而且,年年都在缩小着。
如今的恩格贝满眼绿色,生机盎然。30万亩的黄沙已有17万亩多完成绿化,郁郁葱葱。恩格贝人引洪造田3.5万亩,现拥有苗圃两处200亩,葡萄园80亩,建起了以新疆杨插杆和樟子松容器定苗为主的定苗基地250亩。恢复了被黄沙吞没的草场10余万亩,以紫力百、紫花苜蓿、酸模、草苜樨为主的草籽基地300亩,灌木采种基地2万亩,小水库4座,药材园500亩,种植优良牧草4万亩。以高新科技为主的试管羊基地即中华种山羊基地,和以现代化技术生产的小球藻车间已经落户恩格贝。
恩格贝形成了沙漠珍奇动物观赏、沙漠风光观赏、生态农业观赏、沙生植物观赏,以及中日友好林、地震遗址、漠海长城、沙漠峡谷、抗日战争纪念塔、半月湖水上公园等6大景区20多个景点,几十个旅游项目。同时也已经成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在恩格贝,初步形成了种植、养殖、加工、旅游、科研为一体的沙产业草产业的良性开发综合治理的生态园区。实现了变生物链为产业链的发展模式,取得了生态建设,社会建设,社会和经济的高效益。
绿化志愿者在恩格贝,每次出发劳动,远山先生都要站在校门前进行简短动员,他的讲演,令人百听不厌。300万棵树,就是由这样多次的出发而栽活的。恩格贝是一个人间奇迹,是继红旗渠后的治理沙漠恢复生态的一大奇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凝结着先生的心血和汗水。可惜如今这位德近于佛,技近于仙的老人走了,他是个述而不作的老人。要是写下来无论从治沙科技还是作为人生,都是一本了不起的书。当然,诚如刘恕(原甘肃副省长,女)所言,远山先生的文章,是写在大地上的。
远山先生生前曾预言,二十一世纪将是沙漠开发的世纪。令我们欣慰的是,他所努力建设的恩格贝,已经让人们看到了这一希望。
被战争中断的中国留学生涯
1906年远山正瑛先生出生于日本山梨县南都留郡瑞穗村,即现在的富士吉田市。先生的家是僧侣世家,加之祖父是一个笃信汉学对子女教育极严厉的老人,从小祖父就亲自教授他习读《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笃信和为贵,与人为善等信条。
1935年,远山先生作为日本外务省派遣的农学系的留学生,前来中国北平国立高等农业专科学校学习。当时他已经是京都大学农学博士,成绩优异,并且已经留校任教。1935年9月22日抵达天津,而后北上北平。
当时北平的农业高等学校,是一所非常重视实践的农学校,每学期假期,都组织学生到外地考察。远山先生在老师指导下和同学一起,先后到过河北、山东、河南、山西、宁夏等地,还到过绥远(今内蒙古西部),这些考察给先生留下深刻印象。他惊叹中国的广博,惊叹这个农业文明著称于世的国家的农民的勤劳和精巧,也惊讶他的落后和封闭。他接触到了下层农民的朴实淳厚,也发现了他们的保守。特别是他和老师到了黄河中段的包头,第一次看到了荒漠草原和沙漠。师生们彻夜在一起畅谈,第一次萌发了开发沙漠的奇想。他的老师曾说:“既然选择了农业就不要再想生活在城市。农业需要实验室,但更需要下到田边,下到山村,到偏远地区。”“学农业就是给农民找粮食,为他们想办法。”远山先生还和同学一起在包头买了一块地,当时非常便宜,师生们雄心勃勃准备作为开发西北的实验基地。
那段日子,远山对中国农学老师充满敬意,认为他们都是饱学之士。也是致力于民生农业的非常有眼光的爱国爱民的人。
可是战争撕碎了年轻的梦,也打碎了他完成学业的进程。1937年暑假前,远山随同老师同学到了河北易縣,顶着七月流火的骄阳,在大山里跋涉。他们要找到一种野生核桃的母本枝条,打算嫁接,培育一种新品种,为京津地区的果农致富。正在这时,发生了七月七日的卢沟桥事变。抗战情绪高昂的当地人民,很快得知实习的师生中有日本人,打算抓起远山。他们在大山里,根本不知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情况危急,还是老师挺身而出,说明情况又借了一辆吉普车,才辗转把远山安全送到了天津租界。老师把远山正瑛送上了一艘日本的货轮。在货轮上他挥着手,跪在甲板上,呼唤着老师的名字:“老师!我一定再来!我一定再来!”
回忆此事,远山真情地感谢老师和同学的救命之恩,一直念念不忘。谁知这一别竟是40多年。远山先生说:“搞农业,还得来向中国老师学习,他们知道的太多太多了。中国的农业科技太丰富了。我虽然当时已经是农学博士,但实际知识太少,来中国的短短两年,我对农业的认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老师告诉我们,学农科专业,首先要成为一个民生主义者,否则为什么学农业,为谁学农业?以前没有想过。这是从中国老师的谆谆教诲中听到的,他影响我直到如今。”
他把那次经历一直视为再生之恩,认为战争永远是上层少数人的事情,对大多数人来说,和平友谊才是天长地久的事。
在恩格贝远山先生的纪念馆里,有一件很别致的工艺品:在一颗很大很光泽的鸵鸟蛋上,先生用他那双树节般苍劲的手刻下了中文“绿化沙漠是通往和平之路。”2002年远山先生获得了号称亚洲诺贝尔和平奖的“拉蒙·赛赛奖”。这是一个不平凡的奖励,当时他已经95岁高龄,已经完成了在恩格贝栽活300万棵树的目标。
在恩格贝他还为我国抗日将士立了纪念碑。
来自毛泽东的邀请
早年,他在自己的国家鸟取还治过沙,并取得了骄人业绩。最初有人说他的治沙“是要太阳从西边出来”,但他在鸟取沙地上,种出了黄瓜、长芋、郁金香,至今鸟取的农民仍是日本农民中较富裕的,那里的人民感谢他。为此,连两代天皇都偕夫人亲自到鸟取去看望他,亲切地和他交谈。两代天皇还在那里专设了行宫,亲自为他颁发了“功勋奖”,前首相中曾根康弘为他颁发了特别奖状,这在日本是极为少见的最高荣誉。
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前夕,日本代表团第一次走进中南海,毛泽东主席和周总理接见日本客人。当时,博览群书同时博览世界报刊的毛泽东突然对日本访问团团长说:“你们日本有个远山正瑛先生,是个治沙专家,我们愿意邀请先生来帮助我们治沙。”团长对此茫无所知,一时竟不知该怎样回答。随团的田井议员恰好也是鸟取人,回来后,赶紧派人查访此人。这也从而使远山先生第一次知道,一个伟人毛泽东先生邀请他。尽管是非正式的,但这对他无疑是莫大鼓舞。就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邀请早已深深埋在先生的心里,虽然他最终没有能见过毛泽东这位世人敬仰的伟人。
1972年先生退休,时年已经65岁。他是著名的农学家,联合国粮食组织曾邀请他;他是世界著名的治沙专家,世界有关组织也邀请他作以色列治沙顾问,他面临着多种选择。但他毅然选择了来中国治沙。来恩格贝之前他就已8次来中国植树,他是为寻求中日友谊而来,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来。
1979到1984年,远山先生还曾经4次考察中国沙漠。穿行于我国西北,他构想在两个地方治沙。一是腾格里沙漠的沙坡头,一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吐鲁番。沙坡头的实验站是中国科学院沙漠研究所的一处研究基地。当初是以保护铁路,防止风沙危害铁路为主,种草种树防止沙丘流动。在沙坡头种植一种适于在沙地上长的鲜食葡萄(葛藤类),就是那时决定的。远山先生认真研究了日本和美国田纳西州大峡谷种植葛藤保护水土的成果。坚定了他在中国黄河流域种植沙地葡萄的信心。
为此他在日本发动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收集葛藤种子的活动。他广泛宣传动员,从青少年到中老年,他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几乎每天都有人把葛藤的种子送来或寄来。这件事使远山先生颇为感动,也使他第一次认识到在百姓中对于环保事业,对于中国的友谊之情,蕴藏着极大的潜力。
1987年,当时这位已经82岁的老人,带了整车皮的锄头、铲子、推车、剪树的剪子,还有推土机、越野车……并亲自指挥在沙坡头建一个50亩的葡萄园。他的一句话令人十分感动:“如果黄河边都长满了植被,黄河水就一定能变清。”先生就是带着他的梦想,带着他的葡萄苗来的。
远山先生最终落脚在恩格贝,来恩格贝的第二年他就宣布:“我哪儿也不去了,我就在恩格贝了,成为这里的公民。”他在恩格贝,日复一日,年复一年,10年不懈地努力。一直到96岁他躺在床上再来不了恩格贝时为止。但即便在那时,他还在想着他的恩格贝植树计划。
恩格贝的苦与甜
80多岁到90多岁的时候,他每天坚持10小时的体力劳动。沙漠中有时高温50多度。晚上回来他独自在灯下,还要做明天的作业规划。第二天四点多五点就起床了,先到周围捡垃圾。而后吃很少的一点早饭,就背着三大件出发了,开始了新的一天的劳作。对于一个90高龄的人,这本身不能不说就是一个奇迹。
《人民日报》记者马利这样记述先生:远山永远戴着那顶遮阳帽,永远是一身工装,天阴天晴,永远是一双雨鞋。永远是挂着剪理树枝的工具,手中永远是一把明明亮亮的铁锹。工装口袋里装着照相机,随时准备拍摄资料。右臂上鲜艳的红袖箍,印着一行“中国沙漠开发日本协力队”几个耀眼的黄字……
远山先生长年穿着一双雨鞋,是为了在沙漠中工作便于行走,有一次我和另一位翻译姚福山帮他脱下长靴,才看到先生的脚掌脚心,都焐得溃烂了,有的地方满是血疖子。姚福山说每天都要用水烫,先生早就不应该再到沙漠里去了。可是,他仍然每天都要去,而且亲自挖树坑。直到95岁了,他的腿疼得厉害,他还是要姚师傅推着他,他走不到现场,就跪在半沙丘上看着人们栽树。
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持他持久地、穷年累月地干着同一种繁重的活儿,没有过任何动摇和退缩。
“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他对环境保护的先知先觉,对人类未来责任的自觉,是崇高的。光凭这一点就值得世人的尊重。
他常对我说:“德福是一致的,你付出了就有回报。你看,月有盈就有亏,花有开就有落,我植树,就身体健康。你看我的身体,身体健康不是最大的福吗?”的确,90岁时,他在沙窝里走起来,有的年轻人还跟不上。
“每看到天边多了一份绿色,心里就多了一份无限欣喜,那欣喜是无法形容的。是一种圣洁的清凉,是一份美妙盛宴。每逢那时就希望和别人分享。”他的幸福观就是如此。
过着极为朴素的生活。常年给他打饭的工人老齐说:“老人吃得很少,多吃黄瓜西红柿,从不挑食。”“每天问他吃什么,总是那句话,什么都行”。老齐记忆最多的,是他从食堂为先生打回的普通工人的饭。他在日本是一位颇受人尊敬的科学家,著名教授,家庭和个人都有着优厚的物质条件,却偏偏来到恩格贝和这里的普通工人过艰苦的生活。“先生有愤怒,有悲哀,有不满,就是没有烦恼”,像他这样乐观的人,真是少有。
繁重的体力劳动,单调枯燥的生活,一般人是难以忍受的。先生是非常乐观的,他的笑声真诚开朗,时常和工人开个玩笑,率真而天趣自成,像个孩子。90岁的人身上,让你感到天使般的童趣。
固执与纯粹
他自称自己为“我是匍匐在大地上的儿子”。他认为树和草是大地生态系统中的主体,是人类祖先诞生的摇篮,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绿色。他从自己的视野里解读中国诗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对那句诗的体验竟然是:“震慑灵魂,不灭的哲理。”为此竟然一个人对着一片草地,放声大哭!
有一次,市里一名领导来看了他们种的树很高兴,可是临回时远山却躺在汽车前不起来,这让王明海很难堪。后来才弄明白,市领导曾答应过给这里支持一台推土机。可是至今没有兑现。王明海只得苦苦劝说,才算解了围。在远山看来,说了就要做,答应了就要兑现,这才是真的。
有一次,他为包头捐赠了一批种树工具。临到开会之前才知道,捐赠的工具还有其他种树的物资,因北京貨运站耽搁没有及时运到。但大会已经准备就绪,且非常隆重,时间不好改动了。与会人员商量想用象征性的办法,在会上搞一个捐赠仪式。没有想到,远山先生却认为这是自己的奇耻大辱。这样做自己就成了不守信用的人,他能参加这样的大会吗?他不能认同这样的变通,他认为不论哪儿出的问题,都是非常非常给自己丢脸的事。他为此痛苦万分,事情竟闹到他要为此自杀!他在宾馆把自己关起来,方方面面的人始料不及。好在后来人们知道,前几天有一批同样的种树物资运到了,还没有发出去,正好可以调换一下。先生这才答应参加捐赠仪式大会。事情得到圆满解决。先生爱惜荣誉若此,你能说他不重视荣誉吗?名声如山,如果一个人恶名于世,活着不如死去。
2001年,国家召开会议表彰对我国做出突出贡献的外国专家,远山先生在会上领了“友谊奖”,他是年龄最高的专家了。当晚,朱镕基总理要会见并宴请这批获奖外国专家。先生不但在被邀请之列,而且工作人员提前获知,朱总理在准备好的致词中第一个就要讲到他。可是他已经买好了当晚的车票,他执意要乘当晚的列车赶回恩格贝。在他认为,既然已经获得了那么大的荣誉,他只有赶紧回去加紧努力工作,种好树才对得起中国人民,才对得起这份荣誉,宴会可以不参加了。朱总理知道了这件事说:“先生太可爱了,太令我尊敬了。”
无数的后来者
远山正瑛先生仙逝于2004年4月28日。67天后,恩格贝竖起了他的铜像。
一个人的力量总是渺小的,不足以抗拒巨大的灾害。但是,一颗心可以点亮另一个人心中希望的灯,更多的人就可以点亮一片灯。片片灯火连成一片时,就会像巨烛,照亮一大片天。
远山先生虽然去世了,但沿着他的足迹,志愿者不断。这些人不要报酬,不远万里,来到恩格贝。瞻仰老人的纪念馆,老人的塑像。德国人来了,美国人、法国人、澳大利亚人、韩国人、奥地利人,这些不同肤色,不同语言,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都怀着一个心愿,在恩格贝虔诚地种下两棵树,希望自己的心永远年轻,希望自己的树加入到这个世界的绿色事业中。
志愿者中,感人肺腑的事迹不胜枚举。一位当年随着日本侵略军来过中国,到过内蒙古包头市,在包头站过岗的日本老人,来到恩格贝。他说:“我的心都在抖,当年我是扛着枪来的,现在我是扛着树苗来的。我要栽下一份忏悔,让绿色记住中日人民的友谊。记住惨痛教训。”
远山先生在日本曾号召,每人节省一顿饭钱,来中国恩格贝种树,一位叫安田的先生听了很感动,这位家族公司的董事长,从此把生意扔了,一心来恩格贝种树。后来,不幸家里着了火,遭遇了火灾的洗劫。妻子也在大火中丧生。安田先生悲痛异常。但这没有影响他学习远山先生,立志绿化治沙的决心。他毅然关掉公司,干脆来中国种树。他要在今后30年,栽活一亿棵树。像远山那样把自己的余生献给中国的治沙事业。
来自中国的志愿者,遍布大江南北,全国各地。其中,上海老人武宝璋,是在《参考消息》上看到了远山先生和王明海治沙的事迹,来时把自家的5000册书带来,献给了恩格贝。他原是学棉花改造棉田的农大学生,想为沙漠改造出点力。
另一个是山东大学毕业的倪家龙,他和爱人杨丽英来这里养孔雀安了家。
恩格贝的精神和事迹也吸引了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城市社区,一家香港的地球之友的社区组织前来植树,日本一个生涯学会也来信联系……
天上日月可见证,树上枝叶不离分
——摘自恩格贝民歌《打渔花花》
2004年2月27日,一颗怀着普世之爱的心,停止了跳动。他就是被誉为治沙之父的日本山梨县人远山正瑛先生,享年99岁。远山正瑛先生毕业于京都大学,鸟取大学农学系教授、名誉校长。从65岁退休开始30年奔走于中国,治沙绿化。以愚公精神,种树不停,从1991年到2001年,在鄂尔多斯市的恩格贝,带领志愿者栽种杨树300万株,谱写了中日友谊的新篇章。
沙漠综合试验区恩格贝曾是黄沙滚滚,寸草不生的地方。
站在现在的恩格贝宾馆前,放眼看到的是一望无边的绿海,在绿色的尽头,是一条黄沙带。那就是过去被称为五里明沙的流动沙带。上世纪70年代曾经以每年300米的惊人速度向两头伸延,发展到十几公里宽。迫使当地百姓不得不抛弃家园,流离失所,走上逃荒的路。如今它已被恩格贝人的绿色“锁边工程”锁在了一个狭长的缝中,而且,年年都在缩小着。
如今的恩格贝满眼绿色,生机盎然。30万亩的黄沙已有17万亩多完成绿化,郁郁葱葱。恩格贝人引洪造田3.5万亩,现拥有苗圃两处200亩,葡萄园80亩,建起了以新疆杨插杆和樟子松容器定苗为主的定苗基地250亩。恢复了被黄沙吞没的草场10余万亩,以紫力百、紫花苜蓿、酸模、草苜樨为主的草籽基地300亩,灌木采种基地2万亩,小水库4座,药材园500亩,种植优良牧草4万亩。以高新科技为主的试管羊基地即中华种山羊基地,和以现代化技术生产的小球藻车间已经落户恩格贝。
恩格贝形成了沙漠珍奇动物观赏、沙漠风光观赏、生态农业观赏、沙生植物观赏,以及中日友好林、地震遗址、漠海长城、沙漠峡谷、抗日战争纪念塔、半月湖水上公园等6大景区20多个景点,几十个旅游项目。同时也已经成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在恩格贝,初步形成了种植、养殖、加工、旅游、科研为一体的沙产业草产业的良性开发综合治理的生态园区。实现了变生物链为产业链的发展模式,取得了生态建设,社会建设,社会和经济的高效益。
绿化志愿者在恩格贝,每次出发劳动,远山先生都要站在校门前进行简短动员,他的讲演,令人百听不厌。300万棵树,就是由这样多次的出发而栽活的。恩格贝是一个人间奇迹,是继红旗渠后的治理沙漠恢复生态的一大奇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凝结着先生的心血和汗水。可惜如今这位德近于佛,技近于仙的老人走了,他是个述而不作的老人。要是写下来无论从治沙科技还是作为人生,都是一本了不起的书。当然,诚如刘恕(原甘肃副省长,女)所言,远山先生的文章,是写在大地上的。
远山先生生前曾预言,二十一世纪将是沙漠开发的世纪。令我们欣慰的是,他所努力建设的恩格贝,已经让人们看到了这一希望。
被战争中断的中国留学生涯
1906年远山正瑛先生出生于日本山梨县南都留郡瑞穗村,即现在的富士吉田市。先生的家是僧侣世家,加之祖父是一个笃信汉学对子女教育极严厉的老人,从小祖父就亲自教授他习读《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笃信和为贵,与人为善等信条。
1935年,远山先生作为日本外务省派遣的农学系的留学生,前来中国北平国立高等农业专科学校学习。当时他已经是京都大学农学博士,成绩优异,并且已经留校任教。1935年9月22日抵达天津,而后北上北平。
当时北平的农业高等学校,是一所非常重视实践的农学校,每学期假期,都组织学生到外地考察。远山先生在老师指导下和同学一起,先后到过河北、山东、河南、山西、宁夏等地,还到过绥远(今内蒙古西部),这些考察给先生留下深刻印象。他惊叹中国的广博,惊叹这个农业文明著称于世的国家的农民的勤劳和精巧,也惊讶他的落后和封闭。他接触到了下层农民的朴实淳厚,也发现了他们的保守。特别是他和老师到了黄河中段的包头,第一次看到了荒漠草原和沙漠。师生们彻夜在一起畅谈,第一次萌发了开发沙漠的奇想。他的老师曾说:“既然选择了农业就不要再想生活在城市。农业需要实验室,但更需要下到田边,下到山村,到偏远地区。”“学农业就是给农民找粮食,为他们想办法。”远山先生还和同学一起在包头买了一块地,当时非常便宜,师生们雄心勃勃准备作为开发西北的实验基地。
那段日子,远山对中国农学老师充满敬意,认为他们都是饱学之士。也是致力于民生农业的非常有眼光的爱国爱民的人。
可是战争撕碎了年轻的梦,也打碎了他完成学业的进程。1937年暑假前,远山随同老师同学到了河北易縣,顶着七月流火的骄阳,在大山里跋涉。他们要找到一种野生核桃的母本枝条,打算嫁接,培育一种新品种,为京津地区的果农致富。正在这时,发生了七月七日的卢沟桥事变。抗战情绪高昂的当地人民,很快得知实习的师生中有日本人,打算抓起远山。他们在大山里,根本不知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情况危急,还是老师挺身而出,说明情况又借了一辆吉普车,才辗转把远山安全送到了天津租界。老师把远山正瑛送上了一艘日本的货轮。在货轮上他挥着手,跪在甲板上,呼唤着老师的名字:“老师!我一定再来!我一定再来!”
回忆此事,远山真情地感谢老师和同学的救命之恩,一直念念不忘。谁知这一别竟是40多年。远山先生说:“搞农业,还得来向中国老师学习,他们知道的太多太多了。中国的农业科技太丰富了。我虽然当时已经是农学博士,但实际知识太少,来中国的短短两年,我对农业的认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老师告诉我们,学农科专业,首先要成为一个民生主义者,否则为什么学农业,为谁学农业?以前没有想过。这是从中国老师的谆谆教诲中听到的,他影响我直到如今。”
他把那次经历一直视为再生之恩,认为战争永远是上层少数人的事情,对大多数人来说,和平友谊才是天长地久的事。
在恩格贝远山先生的纪念馆里,有一件很别致的工艺品:在一颗很大很光泽的鸵鸟蛋上,先生用他那双树节般苍劲的手刻下了中文“绿化沙漠是通往和平之路。”2002年远山先生获得了号称亚洲诺贝尔和平奖的“拉蒙·赛赛奖”。这是一个不平凡的奖励,当时他已经95岁高龄,已经完成了在恩格贝栽活300万棵树的目标。
在恩格贝他还为我国抗日将士立了纪念碑。
来自毛泽东的邀请
早年,他在自己的国家鸟取还治过沙,并取得了骄人业绩。最初有人说他的治沙“是要太阳从西边出来”,但他在鸟取沙地上,种出了黄瓜、长芋、郁金香,至今鸟取的农民仍是日本农民中较富裕的,那里的人民感谢他。为此,连两代天皇都偕夫人亲自到鸟取去看望他,亲切地和他交谈。两代天皇还在那里专设了行宫,亲自为他颁发了“功勋奖”,前首相中曾根康弘为他颁发了特别奖状,这在日本是极为少见的最高荣誉。
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前夕,日本代表团第一次走进中南海,毛泽东主席和周总理接见日本客人。当时,博览群书同时博览世界报刊的毛泽东突然对日本访问团团长说:“你们日本有个远山正瑛先生,是个治沙专家,我们愿意邀请先生来帮助我们治沙。”团长对此茫无所知,一时竟不知该怎样回答。随团的田井议员恰好也是鸟取人,回来后,赶紧派人查访此人。这也从而使远山先生第一次知道,一个伟人毛泽东先生邀请他。尽管是非正式的,但这对他无疑是莫大鼓舞。就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邀请早已深深埋在先生的心里,虽然他最终没有能见过毛泽东这位世人敬仰的伟人。
1972年先生退休,时年已经65岁。他是著名的农学家,联合国粮食组织曾邀请他;他是世界著名的治沙专家,世界有关组织也邀请他作以色列治沙顾问,他面临着多种选择。但他毅然选择了来中国治沙。来恩格贝之前他就已8次来中国植树,他是为寻求中日友谊而来,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来。
1979到1984年,远山先生还曾经4次考察中国沙漠。穿行于我国西北,他构想在两个地方治沙。一是腾格里沙漠的沙坡头,一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吐鲁番。沙坡头的实验站是中国科学院沙漠研究所的一处研究基地。当初是以保护铁路,防止风沙危害铁路为主,种草种树防止沙丘流动。在沙坡头种植一种适于在沙地上长的鲜食葡萄(葛藤类),就是那时决定的。远山先生认真研究了日本和美国田纳西州大峡谷种植葛藤保护水土的成果。坚定了他在中国黄河流域种植沙地葡萄的信心。
为此他在日本发动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收集葛藤种子的活动。他广泛宣传动员,从青少年到中老年,他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几乎每天都有人把葛藤的种子送来或寄来。这件事使远山先生颇为感动,也使他第一次认识到在百姓中对于环保事业,对于中国的友谊之情,蕴藏着极大的潜力。
1987年,当时这位已经82岁的老人,带了整车皮的锄头、铲子、推车、剪树的剪子,还有推土机、越野车……并亲自指挥在沙坡头建一个50亩的葡萄园。他的一句话令人十分感动:“如果黄河边都长满了植被,黄河水就一定能变清。”先生就是带着他的梦想,带着他的葡萄苗来的。
远山先生最终落脚在恩格贝,来恩格贝的第二年他就宣布:“我哪儿也不去了,我就在恩格贝了,成为这里的公民。”他在恩格贝,日复一日,年复一年,10年不懈地努力。一直到96岁他躺在床上再来不了恩格贝时为止。但即便在那时,他还在想着他的恩格贝植树计划。
恩格贝的苦与甜
80多岁到90多岁的时候,他每天坚持10小时的体力劳动。沙漠中有时高温50多度。晚上回来他独自在灯下,还要做明天的作业规划。第二天四点多五点就起床了,先到周围捡垃圾。而后吃很少的一点早饭,就背着三大件出发了,开始了新的一天的劳作。对于一个90高龄的人,这本身不能不说就是一个奇迹。
《人民日报》记者马利这样记述先生:远山永远戴着那顶遮阳帽,永远是一身工装,天阴天晴,永远是一双雨鞋。永远是挂着剪理树枝的工具,手中永远是一把明明亮亮的铁锹。工装口袋里装着照相机,随时准备拍摄资料。右臂上鲜艳的红袖箍,印着一行“中国沙漠开发日本协力队”几个耀眼的黄字……
远山先生长年穿着一双雨鞋,是为了在沙漠中工作便于行走,有一次我和另一位翻译姚福山帮他脱下长靴,才看到先生的脚掌脚心,都焐得溃烂了,有的地方满是血疖子。姚福山说每天都要用水烫,先生早就不应该再到沙漠里去了。可是,他仍然每天都要去,而且亲自挖树坑。直到95岁了,他的腿疼得厉害,他还是要姚师傅推着他,他走不到现场,就跪在半沙丘上看着人们栽树。
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持他持久地、穷年累月地干着同一种繁重的活儿,没有过任何动摇和退缩。
“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他对环境保护的先知先觉,对人类未来责任的自觉,是崇高的。光凭这一点就值得世人的尊重。
他常对我说:“德福是一致的,你付出了就有回报。你看,月有盈就有亏,花有开就有落,我植树,就身体健康。你看我的身体,身体健康不是最大的福吗?”的确,90岁时,他在沙窝里走起来,有的年轻人还跟不上。
“每看到天边多了一份绿色,心里就多了一份无限欣喜,那欣喜是无法形容的。是一种圣洁的清凉,是一份美妙盛宴。每逢那时就希望和别人分享。”他的幸福观就是如此。
过着极为朴素的生活。常年给他打饭的工人老齐说:“老人吃得很少,多吃黄瓜西红柿,从不挑食。”“每天问他吃什么,总是那句话,什么都行”。老齐记忆最多的,是他从食堂为先生打回的普通工人的饭。他在日本是一位颇受人尊敬的科学家,著名教授,家庭和个人都有着优厚的物质条件,却偏偏来到恩格贝和这里的普通工人过艰苦的生活。“先生有愤怒,有悲哀,有不满,就是没有烦恼”,像他这样乐观的人,真是少有。
繁重的体力劳动,单调枯燥的生活,一般人是难以忍受的。先生是非常乐观的,他的笑声真诚开朗,时常和工人开个玩笑,率真而天趣自成,像个孩子。90岁的人身上,让你感到天使般的童趣。
固执与纯粹
他自称自己为“我是匍匐在大地上的儿子”。他认为树和草是大地生态系统中的主体,是人类祖先诞生的摇篮,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绿色。他从自己的视野里解读中国诗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对那句诗的体验竟然是:“震慑灵魂,不灭的哲理。”为此竟然一个人对着一片草地,放声大哭!
有一次,市里一名领导来看了他们种的树很高兴,可是临回时远山却躺在汽车前不起来,这让王明海很难堪。后来才弄明白,市领导曾答应过给这里支持一台推土机。可是至今没有兑现。王明海只得苦苦劝说,才算解了围。在远山看来,说了就要做,答应了就要兑现,这才是真的。
有一次,他为包头捐赠了一批种树工具。临到开会之前才知道,捐赠的工具还有其他种树的物资,因北京貨运站耽搁没有及时运到。但大会已经准备就绪,且非常隆重,时间不好改动了。与会人员商量想用象征性的办法,在会上搞一个捐赠仪式。没有想到,远山先生却认为这是自己的奇耻大辱。这样做自己就成了不守信用的人,他能参加这样的大会吗?他不能认同这样的变通,他认为不论哪儿出的问题,都是非常非常给自己丢脸的事。他为此痛苦万分,事情竟闹到他要为此自杀!他在宾馆把自己关起来,方方面面的人始料不及。好在后来人们知道,前几天有一批同样的种树物资运到了,还没有发出去,正好可以调换一下。先生这才答应参加捐赠仪式大会。事情得到圆满解决。先生爱惜荣誉若此,你能说他不重视荣誉吗?名声如山,如果一个人恶名于世,活着不如死去。
2001年,国家召开会议表彰对我国做出突出贡献的外国专家,远山先生在会上领了“友谊奖”,他是年龄最高的专家了。当晚,朱镕基总理要会见并宴请这批获奖外国专家。先生不但在被邀请之列,而且工作人员提前获知,朱总理在准备好的致词中第一个就要讲到他。可是他已经买好了当晚的车票,他执意要乘当晚的列车赶回恩格贝。在他认为,既然已经获得了那么大的荣誉,他只有赶紧回去加紧努力工作,种好树才对得起中国人民,才对得起这份荣誉,宴会可以不参加了。朱总理知道了这件事说:“先生太可爱了,太令我尊敬了。”
无数的后来者
远山正瑛先生仙逝于2004年4月28日。67天后,恩格贝竖起了他的铜像。
一个人的力量总是渺小的,不足以抗拒巨大的灾害。但是,一颗心可以点亮另一个人心中希望的灯,更多的人就可以点亮一片灯。片片灯火连成一片时,就会像巨烛,照亮一大片天。
远山先生虽然去世了,但沿着他的足迹,志愿者不断。这些人不要报酬,不远万里,来到恩格贝。瞻仰老人的纪念馆,老人的塑像。德国人来了,美国人、法国人、澳大利亚人、韩国人、奥地利人,这些不同肤色,不同语言,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都怀着一个心愿,在恩格贝虔诚地种下两棵树,希望自己的心永远年轻,希望自己的树加入到这个世界的绿色事业中。
志愿者中,感人肺腑的事迹不胜枚举。一位当年随着日本侵略军来过中国,到过内蒙古包头市,在包头站过岗的日本老人,来到恩格贝。他说:“我的心都在抖,当年我是扛着枪来的,现在我是扛着树苗来的。我要栽下一份忏悔,让绿色记住中日人民的友谊。记住惨痛教训。”
远山先生在日本曾号召,每人节省一顿饭钱,来中国恩格贝种树,一位叫安田的先生听了很感动,这位家族公司的董事长,从此把生意扔了,一心来恩格贝种树。后来,不幸家里着了火,遭遇了火灾的洗劫。妻子也在大火中丧生。安田先生悲痛异常。但这没有影响他学习远山先生,立志绿化治沙的决心。他毅然关掉公司,干脆来中国种树。他要在今后30年,栽活一亿棵树。像远山那样把自己的余生献给中国的治沙事业。
来自中国的志愿者,遍布大江南北,全国各地。其中,上海老人武宝璋,是在《参考消息》上看到了远山先生和王明海治沙的事迹,来时把自家的5000册书带来,献给了恩格贝。他原是学棉花改造棉田的农大学生,想为沙漠改造出点力。
另一个是山东大学毕业的倪家龙,他和爱人杨丽英来这里养孔雀安了家。
恩格贝的精神和事迹也吸引了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城市社区,一家香港的地球之友的社区组织前来植树,日本一个生涯学会也来信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