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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名篇】
1982年我读大四。那年的春节，我领着徐美红一起回乡下过年。徐美红的爸爸当时是我们省财政厅厅长。一个厅长的千金，能看上我这乡下娃，那是因为我有三篇论文上过学报的缘故。徐美红的到来，简直像在我们那个村子里刮了一场12级台风。女人们孩子们都挤到我家的院子里来看稀奇，一时间，院子里热闹成了一锅粥。男人们到底矜持一些，远远地站在那里看、议论。父亲拿着香烟，满面春风地上前挨个儿给大家敬。大家也不客气，会吸的，当场点着吸了起来；不会吸的，就夹在耳朵上。
这是刚刚到家那天的事。此后的几天里，家里也是人来人往像赶集一样，没个冷清的时候。母亲高兴地说，咱老王家几十年都没有这样热闹过了。父亲点点头，说，那是哩，那是哩。
直到年三十下午了，家里才算清静下来。母亲麻利地剁好饺子馅，妹妹和好面，和父亲三个人包起饺子来。我和徐美红表示要帮忙，被母亲坚决地拒绝。于是，我躺在厨房一角父亲平时睡觉的地铺上看书。徐美红也找了一本闲书，懒懒地靠在我的身上看。这中间，徐美红上了一趟厕所。黄昏时候，饺子包完了。妹妹说，呀，憋死我了。就往厕所里跑。一会儿妹妹就回来大惊小怪地喊，猪跑哪里去啦？咱家的猪跑到哪里去啦？父亲母亲都慌了，忙着往厕所里看，厕所里空空如也，哪里还有猪的影子。我们这里，厕所和猪圈是在一起的。
突然，妹妹像是想起什么似的，大声说，俺嫂中间上厕所了，肯定是出来时候忘记拴栅栏门了。这是极有可能的事。一到乡下，徐美红就暗中朝我抱怨，啥都好，就是解手太恐怖了，身边那么个大东西朝你虎视眈眈的，吓死人了。因此她匆忙离开时忘记拴栅栏门，以至让猪逃了出去，这是极有可能的事。母亲忙着给徐美红打圆场，批评妹妹说，你胡说个啥，你嫂子出来咋会忘记拴栅栏门！徐美红也是个实心人，也不知道推卸责任，说，我也忘记拴没拴栅栏门了。父亲宽厚地笑笑，说，我出去找找看，二百多斤个大肥猪，还能丢了？说罢，父亲就出去找猪去了。跟着妹妹也说，反正没事，我也出去找找。
天黑透了，四周传来噼噼啪啪的鞭炮声。别人家都在过大年了，我们家却连灯都没有点，五口人有两口人不知在什么地儿奔波呢。
终于，父亲回来了。停了一会儿，妹妹也回来了。父亲把手一挥，朝母亲说，烧火吧，不能因为丢了一头猪，就连年也不过了，该咋过还咋过。父亲还特意朝我和徐美红笑笑，说，丢不了，一头二百多斤的大肥猪，往远处跑，它又跑不动，肯定就在附近。我明天再找，保准找得到。
话是这样说，但一家人谁也无法轻松下来。特别是徐美红，因为整个事件是因为她的粗心大意而造成的，所以更显得心事重重的样子，饺子吃了没几个，就丢下饭碗早早地上床歇息去了。
第二天一大早，父亲就出发找猪去了。然后，妹妹也出去了。母亲说，反正我在家也是闲，我也出去，多一个总比少一个强。这样，家里就剩下我和徐美红两个人了。我想起母亲的话，“多一个总比少一个强”，就征求徐美红的意见，要不我也出去找？徐美红说，谁不让你出去了？你出去吧，你想上哪儿上哪儿！我有些尴尬地笑笑，走过去拍了拍徐美红的脑袋，也出去找猪了。在那样一种特定的情况下，在亲爱的人与一头猪之间，我只能选择一头猪。我希望徐美红能理解这一点。
一直找到中午，连根猪毛也没有找到。我垂头丧气地往回走。刚进村，就见妹妹远远地迎了上来。一看见妹妹脸上灿烂笑容，我就知道猪找到了。果然，是父亲在附近的崔庄找到的。原来，头天下午猪跑到人家的包产地里吃麦苗，被人家赶到自家的猪圈里圈了起来。父亲给人家买了两盒烟，才把猪赶回来的。回到家里，父亲母亲脸上都是一脸欢笑。
突然，妹妹发现了一个新情况，说，哎，我嫂哩？又问我，哥，我嫂不是跟你一块儿找猪去了吗？母亲突然意识到了什么，知道出大事了，像个孩子一样“哇”地哭了起来。母亲一哭，本来就是一个孩子的妹妹也跟着哭了起来。父亲虽然没有哭，眼圈也是红红的，对我说，我马上就去国营家借车子，你赶紧到新安店去。
新安店，是京广线离我们家最近的一个火车站。
(选摘自《羊城晚报》2006年7月3日)
【学写作·懂人生】
王奎山的《在亲爱的人与一头猪之间》是2006年中国小小说·微型小说排行榜的上榜作品。这篇作品读起来让我们感觉到了一种很典型的“小小说味”。它用一种很真实、很家常的讲故事方式，叙述了一个其实是很沉重的、很有内涵的小小说故事。对这个小小说故事略加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它的开头部分的情节内容和结尾部分的情节内容刚好有一个“相反”的变化——故事主人公“我”是一个读大四的农家子弟，带回一个厅长的女儿徐美红回家过年，“我”的一家人从爸、妈到小妹高兴的程度已难以用语言来描写了，“我”的村子也因这个“爆炸性事件”而热闹起来；而到了结尾部分，“我”的全家因徐美红一个小小的偶然疏忽而使全家人在年三十晚上陷入一个“找猪”的“突发事件”中，徐美红大约因为全家人的注意力在“找猪”上导致被冷落了，于是就离开了“我”的家和“我”的村子。“来到村子”和“离开村子”，这两个相反的事就是这篇作品开头与结尾的情节内容。千万不要小看王奎山在构思时设计的这种开头与结尾的“相反的艺术变化”，王奎山具体推进故事、酝制小小说故事的特定的“小小说味”实际上是紧扣了这种“相反的艺术变化”来进行的。
徐美红来到乡下时，作者调动了很多笔墨努力地渲染“厅长千金”到农家子弟家过年的“震惊”——女人、孩子们怎样反应（院子里闹成一锅粥）；男人们怎样反应（收父亲敬的烟）；家里怎样反应（家里像赶集一样热闹）。这三种“反应”用具体的和概括的细节——写出后，便很形象地将徐美红到来的热闹写足了，写透了。王奎山写“徐美红离开乡村”虽然比较简洁，但徐美红离去时仍然有三个反应进入了故事的高潮叙述——“母亲像孩子一样哭了”“小妹也跟着哭了起来”“父亲眼圈红着安排去车站的事宜”。徐美红来到乡村用了三个“反应”描述，徐美红离开乡村也用三个“反应”简述，“反应”的数量越多，就越能把厅长千金来到乡下的波澜搅得越大，开头越是渲染得“热闹”，就越能把徐美红离去时的遗憾和痛惜反衬得越鲜明。
从上述对作品的具体解读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一些结论：“小小说味”的产生方式之一有“作品情节开头与情节结尾”要有意地构成“相反”（或“不同”），当开头与结尾的“相反”已构成时，就要运用更多的细节来渲染、铺垫甚至夸张，让“相反”更明显、距离更大；若“相反”越是明显，小小说的“意外结局”（或曰“小小说味”）就越容易形成。小小说开头与结尾的这种“相反”（或“不同”）的设计现在已成为小小说文体的常用写作方法了。
徐美红的离开，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从作品的情节发展看，徐美红和“我”的爱情错失是偶然的。如果年三十包饺子的那天下午，徐美红不上那趟厕所，就不会让猪跑出来，全家人就不会全部去找猪而冷落了徐美红，于是徐美红就会留在乡村过年，徐与“我”之间的爱情故事就会继续发展。但是，我们不妨这样想一想——生活中的偶然谁都不能阻挡，当偶然（猪跑了）发生时，“我”的父亲、母亲、小妹最后加上“我”全部出动去找猪，他（她）们没有错，因为在乡村的生活环境里，物质生活还相对贫乏，物质生活的实际状况会影响到人们的精神状况和情绪情感，物质生活第一，爱情生活第二，这是中国乡村生活的真实的状态。而徐美红被冷落后离开了乡村，这对徐美红这位“厅长千金”，并且在优裕的城市生活下长大的女大学生来说，她无法习惯和接受“突发事件”出现后的生活情境，她的离开也是必然的。将来哪怕是“我”及“我的全家”千道歉万解释，徐美红也有可能接受道歉和解释而重返乡村，但是，徐美红的离开实际上是农村文化和农村生活方式与城市文化和城市生活方式相冲突的必然结果。没有“猪跑事件”，将来也可能出现“狗跑事件”或“鸡飞事件”，两种文化的冲突是必然的、常态的。王奎山这篇用家常的、平淡的叙述口吻讲述这个“爱情遗憾”的故事，实际上是真实地概括了中国社会农村文化和城市文化的冲突。倒不是要我们判断哪种文化好与否（这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必要的），而是让我们真切地看到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并为消除这种矛盾，建设和谐社会而清醒地生活着、工作着、努力着。当然，这种延伸解读带来的思想也不是王奎山这篇短短的小小说所能承担的。
(主持人刘海涛)
1982年我读大四。那年的春节，我领着徐美红一起回乡下过年。徐美红的爸爸当时是我们省财政厅厅长。一个厅长的千金，能看上我这乡下娃，那是因为我有三篇论文上过学报的缘故。徐美红的到来，简直像在我们那个村子里刮了一场12级台风。女人们孩子们都挤到我家的院子里来看稀奇，一时间，院子里热闹成了一锅粥。男人们到底矜持一些，远远地站在那里看、议论。父亲拿着香烟，满面春风地上前挨个儿给大家敬。大家也不客气，会吸的，当场点着吸了起来；不会吸的，就夹在耳朵上。
这是刚刚到家那天的事。此后的几天里，家里也是人来人往像赶集一样，没个冷清的时候。母亲高兴地说，咱老王家几十年都没有这样热闹过了。父亲点点头，说，那是哩，那是哩。
直到年三十下午了，家里才算清静下来。母亲麻利地剁好饺子馅，妹妹和好面，和父亲三个人包起饺子来。我和徐美红表示要帮忙，被母亲坚决地拒绝。于是，我躺在厨房一角父亲平时睡觉的地铺上看书。徐美红也找了一本闲书，懒懒地靠在我的身上看。这中间，徐美红上了一趟厕所。黄昏时候，饺子包完了。妹妹说，呀，憋死我了。就往厕所里跑。一会儿妹妹就回来大惊小怪地喊，猪跑哪里去啦？咱家的猪跑到哪里去啦？父亲母亲都慌了，忙着往厕所里看，厕所里空空如也，哪里还有猪的影子。我们这里，厕所和猪圈是在一起的。
突然，妹妹像是想起什么似的，大声说，俺嫂中间上厕所了，肯定是出来时候忘记拴栅栏门了。这是极有可能的事。一到乡下，徐美红就暗中朝我抱怨，啥都好，就是解手太恐怖了，身边那么个大东西朝你虎视眈眈的，吓死人了。因此她匆忙离开时忘记拴栅栏门，以至让猪逃了出去，这是极有可能的事。母亲忙着给徐美红打圆场，批评妹妹说，你胡说个啥，你嫂子出来咋会忘记拴栅栏门！徐美红也是个实心人，也不知道推卸责任，说，我也忘记拴没拴栅栏门了。父亲宽厚地笑笑，说，我出去找找看，二百多斤个大肥猪，还能丢了？说罢，父亲就出去找猪去了。跟着妹妹也说，反正没事，我也出去找找。
天黑透了，四周传来噼噼啪啪的鞭炮声。别人家都在过大年了，我们家却连灯都没有点，五口人有两口人不知在什么地儿奔波呢。
终于，父亲回来了。停了一会儿，妹妹也回来了。父亲把手一挥，朝母亲说，烧火吧，不能因为丢了一头猪，就连年也不过了，该咋过还咋过。父亲还特意朝我和徐美红笑笑，说，丢不了，一头二百多斤的大肥猪，往远处跑，它又跑不动，肯定就在附近。我明天再找，保准找得到。
话是这样说，但一家人谁也无法轻松下来。特别是徐美红，因为整个事件是因为她的粗心大意而造成的，所以更显得心事重重的样子，饺子吃了没几个，就丢下饭碗早早地上床歇息去了。
第二天一大早，父亲就出发找猪去了。然后，妹妹也出去了。母亲说，反正我在家也是闲，我也出去，多一个总比少一个强。这样，家里就剩下我和徐美红两个人了。我想起母亲的话，“多一个总比少一个强”，就征求徐美红的意见，要不我也出去找？徐美红说，谁不让你出去了？你出去吧，你想上哪儿上哪儿！我有些尴尬地笑笑，走过去拍了拍徐美红的脑袋，也出去找猪了。在那样一种特定的情况下，在亲爱的人与一头猪之间，我只能选择一头猪。我希望徐美红能理解这一点。
一直找到中午，连根猪毛也没有找到。我垂头丧气地往回走。刚进村，就见妹妹远远地迎了上来。一看见妹妹脸上灿烂笑容，我就知道猪找到了。果然，是父亲在附近的崔庄找到的。原来，头天下午猪跑到人家的包产地里吃麦苗，被人家赶到自家的猪圈里圈了起来。父亲给人家买了两盒烟，才把猪赶回来的。回到家里，父亲母亲脸上都是一脸欢笑。
突然，妹妹发现了一个新情况，说，哎，我嫂哩？又问我，哥，我嫂不是跟你一块儿找猪去了吗？母亲突然意识到了什么，知道出大事了，像个孩子一样“哇”地哭了起来。母亲一哭，本来就是一个孩子的妹妹也跟着哭了起来。父亲虽然没有哭，眼圈也是红红的，对我说，我马上就去国营家借车子，你赶紧到新安店去。
新安店，是京广线离我们家最近的一个火车站。
(选摘自《羊城晚报》2006年7月3日)
【学写作·懂人生】
王奎山的《在亲爱的人与一头猪之间》是2006年中国小小说·微型小说排行榜的上榜作品。这篇作品读起来让我们感觉到了一种很典型的“小小说味”。它用一种很真实、很家常的讲故事方式，叙述了一个其实是很沉重的、很有内涵的小小说故事。对这个小小说故事略加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它的开头部分的情节内容和结尾部分的情节内容刚好有一个“相反”的变化——故事主人公“我”是一个读大四的农家子弟，带回一个厅长的女儿徐美红回家过年，“我”的一家人从爸、妈到小妹高兴的程度已难以用语言来描写了，“我”的村子也因这个“爆炸性事件”而热闹起来；而到了结尾部分，“我”的全家因徐美红一个小小的偶然疏忽而使全家人在年三十晚上陷入一个“找猪”的“突发事件”中，徐美红大约因为全家人的注意力在“找猪”上导致被冷落了，于是就离开了“我”的家和“我”的村子。“来到村子”和“离开村子”，这两个相反的事就是这篇作品开头与结尾的情节内容。千万不要小看王奎山在构思时设计的这种开头与结尾的“相反的艺术变化”，王奎山具体推进故事、酝制小小说故事的特定的“小小说味”实际上是紧扣了这种“相反的艺术变化”来进行的。
徐美红来到乡下时，作者调动了很多笔墨努力地渲染“厅长千金”到农家子弟家过年的“震惊”——女人、孩子们怎样反应（院子里闹成一锅粥）；男人们怎样反应（收父亲敬的烟）；家里怎样反应（家里像赶集一样热闹）。这三种“反应”用具体的和概括的细节——写出后，便很形象地将徐美红到来的热闹写足了，写透了。王奎山写“徐美红离开乡村”虽然比较简洁，但徐美红离去时仍然有三个反应进入了故事的高潮叙述——“母亲像孩子一样哭了”“小妹也跟着哭了起来”“父亲眼圈红着安排去车站的事宜”。徐美红来到乡村用了三个“反应”描述，徐美红离开乡村也用三个“反应”简述，“反应”的数量越多，就越能把厅长千金来到乡下的波澜搅得越大，开头越是渲染得“热闹”，就越能把徐美红离去时的遗憾和痛惜反衬得越鲜明。
从上述对作品的具体解读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一些结论：“小小说味”的产生方式之一有“作品情节开头与情节结尾”要有意地构成“相反”（或“不同”），当开头与结尾的“相反”已构成时，就要运用更多的细节来渲染、铺垫甚至夸张，让“相反”更明显、距离更大；若“相反”越是明显，小小说的“意外结局”（或曰“小小说味”）就越容易形成。小小说开头与结尾的这种“相反”（或“不同”）的设计现在已成为小小说文体的常用写作方法了。
徐美红的离开，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从作品的情节发展看，徐美红和“我”的爱情错失是偶然的。如果年三十包饺子的那天下午，徐美红不上那趟厕所，就不会让猪跑出来，全家人就不会全部去找猪而冷落了徐美红，于是徐美红就会留在乡村过年，徐与“我”之间的爱情故事就会继续发展。但是，我们不妨这样想一想——生活中的偶然谁都不能阻挡，当偶然（猪跑了）发生时，“我”的父亲、母亲、小妹最后加上“我”全部出动去找猪，他（她）们没有错，因为在乡村的生活环境里，物质生活还相对贫乏，物质生活的实际状况会影响到人们的精神状况和情绪情感，物质生活第一，爱情生活第二，这是中国乡村生活的真实的状态。而徐美红被冷落后离开了乡村，这对徐美红这位“厅长千金”，并且在优裕的城市生活下长大的女大学生来说，她无法习惯和接受“突发事件”出现后的生活情境，她的离开也是必然的。将来哪怕是“我”及“我的全家”千道歉万解释，徐美红也有可能接受道歉和解释而重返乡村，但是，徐美红的离开实际上是农村文化和农村生活方式与城市文化和城市生活方式相冲突的必然结果。没有“猪跑事件”，将来也可能出现“狗跑事件”或“鸡飞事件”，两种文化的冲突是必然的、常态的。王奎山这篇用家常的、平淡的叙述口吻讲述这个“爱情遗憾”的故事，实际上是真实地概括了中国社会农村文化和城市文化的冲突。倒不是要我们判断哪种文化好与否（这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必要的），而是让我们真切地看到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并为消除这种矛盾，建设和谐社会而清醒地生活着、工作着、努力着。当然，这种延伸解读带来的思想也不是王奎山这篇短短的小小说所能承担的。
(主持人刘海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