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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全球化造成了世界的不均等，使世界日益成为多节世界，而不是多极世界。既多元有别又重合交织的状况使各个国家难以形成真正的从属者阵营。中国在全球发展中的作用并不是取代美国，而是代表发展中国家里第一个与美国形成了不对称均衡关系的国家。在多节世界里，如果中美之间争夺控制权，其他国家将群起抵御世界的中心；如果中美之间一方试图遏制或推翻另一方，其余国家将极力避免冲突的产生，最终这一方只会陷入孤立。因此，中国和美国都应该考虑可持续的竞争，而不是权力转移的修昔底德陷阱。
[关键词] 不对称；均衡；多节世界；中美关系；可持续竞争
[作者简介] 布兰德利·沃马克，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伍德罗·威尔逊政治科学系教授；张廷广，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过去20年的数据表明，美国和中国已经达到了总体均衡时代，但在财富和技术能力方面仍将保持不对称。随着中国经济放缓并进入新常态，不对称均衡可能会再持续一代人的时间。分析不对称均衡需要讨论两国存在竞争的现实及其竞争的约束条件，这就要对多节理论中的可持续竞争与基于极性和权力转移的竞争理论进行对比。
一、不对称均衡
1. 历史变化
本文论点基于以下实证前提：首先，中国目前经济总量与美国相当；其次，两国政治经济十分不对称；第三，美中双边关系将成为世界经济的关注中心。这些前提都为分析不对称的均衡时代奠定了基础。
中国国民总收入（GNI）逼近美国已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了，中国经济增长率近期下降掩盖了其赶超美国的光芒。1994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大约是美国的两倍，但其生产增量（1994年的国民收入减去1993年的国民总收入）仅为美国的15%。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采用的是阿特拉斯调整后（Atlasadjusted）可交易美元。通过购买力平价（PPP）估算，1994年的中国增量是美国增量的61%。世界银行的阿特拉斯方法不像购买力平价那样以国内消费量计算，而是以三年平均的汇率和通胀率来估计生产力。中国在经济增长方面可谓是一个神童，但以全球标准看，神童也仍然只是个小孩。但是，中国经济总量庞大。中国2014年的生产增量相当于其1992年的经济总量。虽然其增长速度在放缓，但是中国经济增长只需比美国快60%，就能实现和美国同等的经济增量。比方说美国经济增长率为3%，中国经济增长率只要达到4.8%，就能获得与美国同样的增加值。但是另一方面，中国要想恢复先前的快速增长，甚至比经济崩盘还要不可能。
不过，美国和中国所具有的优势不同，面临的挑战亦不同，经济发展的跑道并不重合。美国靠财富和技术取胜，而中国靠的是人口。美国在高价值和融合创新方面具有优势，而中国的商业模式，用阿瑟·克罗伯（Arthur Kroeber）的话说，就是“以六成的价格出售八成的质量”[1]58。美国的服务、技术和资本在本质上更为全球化，愿意通过大西洋和太平洋直接流向友好的邻邦。
美国和中国都不可能在对方的跑道上胜出，也不会因对方的持续温和增长而受到威胁。从长远来看，美国面临着保持创新领导地位的挑战，而中国必须应对人口快速老龄化的难题。
第三个前提是最明显且最有意思的。二十年前，美国占世界经济的五分之一，中国仅占6%。到了2014年，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美中各占世界经济的16%，而以阿特
拉斯（Atlas）方法计算，则各占23%和13%。不管用哪种方法计算，美中经济之和都约占世界经济的三分之一，且可能会稳定在这一数字。中等收入国家在世界舞台上崛起十分普遍，而作为人口强国崛起的中国是其中最显眼的一个。总的来说，其他发展中国家和中国一样，都有着技术扩散和城镇化的优势。[2]因此，世界上最大经济体的排名顺序在2050年可能会与今天大不相同，中国、印度、美国、印度尼西亚和巴西可能会位居前五，而五个最富裕的主要国家可能会花落美国、澳大利亚、德国，韩国和加拿大。[3]G20的出现表明，发展中国家希望拥有一个“有韧性的现状”，希望在全球谈判桌上拥有新的席位，但他们无意于更换谈判桌。[4]
之前，现代世界被伟大地划分为西方与东方，双方分别拥有财富/生产优势和人口优势。如今这一划分已经模糊，因为双方的优势已经分别成了财富和人口/生产。在财富力量和人口力量的对比中，美国和中国分别脱颖而出，成为各自一方的执牛耳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人口并不少，而中国财富也不落后，因此美中地位可谓特殊。在这种情况下，很难依靠想象来看清全球的秩序。
2. 不对称的均衡时代
随着中国不断趕追美国，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家都对世界和平的前景感到悲观。权力转移理论起源于奥根斯基（A.F.K.Organski）关于世界政治的一般理论，该理论致力于研究世界权力的转移。[5]如果权力均衡是指双方经济总量相当，上下浮动范围为20%，那么权力转移不一定会导致战争，只是这种势均力敌的状态最有可能引发主要冲突。[6]不过美国和中国的权力均衡却呈现出另一幅奇怪景象。
如图1所示，中国与美国已经进入了40年的均衡时代。根据世界银行对购买力平价的估计，中国国民总收入（GNI）于2010年达到美国的80%，于2014年达到100%。根据对中国未来相对增长的保守预测（中国5%，美国3%），中国国民总收入将于2023年达到美国的120%，从而结束均衡时代。无须多言，这些不是预测，而是对延续性、温和增长的“新常态”的一种说明性的推断。根据世界银行的阿特拉斯法和同样的增长预测，中国要到2032年才达到80%的门槛，到2053年才达到美国国民总收入的120%。两种方法计算出的均衡状态开始时间相差22年，延续时间相差9年。这不得不让人质疑到底应该相信哪种结算结果。两种估算方法本来就有瑕疵，由于是对将来的推断，瑕疵就得以放大，使得推断只能算是一种假设。不过，不管是现有的还是预测的差距大小都是由于不对称性导致的，而非误差。 综合上述对美中经济的估计，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美中已经进入了不对称均衡的时代，且这一时代很可能会持续到下一代人。倘若考虑到两国人口和地缘政治上的差异，这种不对称关系将更加明显。根据我们的假设，中国公民的人均市场篮子要到2071年才能追上美国公民（购买力平价法），也可能要到2101年才能追上美国公民（阿特拉斯法）。因此美国和中国的相对地位不会变。对称性意味着地位可以调换，但美中关系并不是对称的。Hermann Weyl.Symmetry[M].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2： 4.外尔引用了莱布尼茨（Leibnitz）对对称性的解释，如果两种事物彼此难以分辨，则存在对称性（第127页）。尽管国际关系不像数学中会有坐标换算，但互動的双方往往可以看作在相似的玩家基础上加上或减去某些数量差异——就像扑克牌中，玩家可以换位，手中的牌也不同。
但是，即使上述均衡的估计结果较为含糊，其重要性也非同小可。无论对哪一方而言，双边关系均具有很大的风险且十分复杂。随着中国的生产力（购买力平价法）超过美国，并接近阿特拉斯法计算出的均衡，美国政策选择受到的限制将会增加。在以资本集中和技术为前提的领域，中国将无法超越美国；但是反过来也是成立的，比如市场和大规模生产等领域，中国仍然占上风。美中之间的互动存在一种分离式的自反性，即两国均有能力帮助或伤害对方，但方式并不完全相同。中国将成为对抗者，而不是全球挑战者，因此这也不会使权力转移。无论如何，美中并不存在争夺终极权力法杖的做法，选择坚决击败对方可能会导致两败俱伤。
总之，不对称均衡指的是长期关系，而不是霸权相争的短暂高潮。如果中国无法化身美国，那么中国的相对增长的确会困扰美国，但决不至于威胁美国。同理，美国虽然发展繁荣，但绝不会倒退到过去的超级大 国地位，因此美国未来的增长也不会威胁中国。只要两国不考虑分出胜负，双赢合作就有可能。只要不存在对称性均衡，两国就应该自强发展，哪怕对手也能从中受益。
二、 竞争的事实与约束
1. 竞争的事实
国际竞争通常被定义为以相互敌对和武装冲突为基础的零和关系，中东地区有过很多这样的例子。[7]显然，美中关系要更为复杂。虽然美中战争将是不对称的，但是一旦爆发战争，就绝对不会是大家眼里的“小打小闹”。在经济、政治和安全方面，中国能做的可不仅仅是单纯的抵抗。在第三方问题上，双方均有着各不相同但都十分重要的利益，也具有相应的能力。美中也有许多共同利益，多数利益是间接的关系，而只有少数利益是直接冲突的。因此，如果要用一个术语形容美中竞争，我们就需要一个含义更广和更复杂的概念。
中国想成为区域大国的雄心与美国声称的全球大国地位存在间接冲突。因为任何地区都是全球政治的子系统，所以全球大国与地区大国之间本身就存在内在的矛盾。[8]（P125146）虽然中国不可能挑战美国对“公地的控制”，但自2001年2001年4月1日，一架中国战斗机在海南岛附近与一架美国EP3侦察机相撞。中国飞行员遇难，美国飞机损坏，机组人员迫降在海南。中美就机组人员和飞机返回问题陷入了紧张的外交僵局。中美更大的争议在于对沿海领空和水域的情报收集问题。美国声称这是“恰巧通过”，中国则并不这样认为。（编者注：美方对撞机事件歪曲事实，实际情况请见我国报道，如：81192收到，我已无法返航，你们继续前进！[EB/OL].[20180629].http：//news.cyol.com/content/201704/01/content_15867495.htm？open_source=weibo_search.）我国海南岛上空发生中美撞机事件以来，中美处于对峙状态。在公海、国际空域、太空等地区的边缘，各国后勤不足、武器装备有限，就会成为易受攻击的“争夺地带”。[9]
中国在中亚地区向来非常谨慎，部分原因是该地区毗邻中国新疆地区。1996年“上海五国”机制创建，后发展成为“上海合作组织”，给新独立的中亚各国打了一剂安心针，而以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的“新丝绸之路”倡议也丰富了中国与中亚的关系。尽管俄罗斯担心中国在中亚地区的作用日益壮大，但中国（与北约相反）在对俄外交方面始终贯彻包容与尊重的方针。与此同时，美国在阿富汗的崩溃削弱了它进一步参与该地区的兴趣。
在东北亚，中国经济与日韩互补性高，且中国致力于维护朝鲜政权的稳定。在海事问题上，中美两国的战略配置更加针锋相对。中国的百年耻辱正是始于薄弱的海上力量，海军实力是中国守住南海争议岛屿的先决条件。另一方面，海军和空军优势是美国在1941年至1945年间的太平洋战争中胜出的关键，且这种优势帮助强化了美国可靠的盟国体系。在冷战期间，美国的欧洲盟友曾质疑美国的核武器能否对付得了苏联的装甲优势。而在亚洲，自1950年美国第七舰队开入台湾海峡起，美国的海军和空军保护就已经绰绰有余。如今，中国在其海岸附近的反介入和区域封锁能力削弱了美国威慑在盟国眼里的可信度。[10]东南亚国家与中国的整体关系要比南海象征性的对峙更为复杂，但各国都十分担心中国野心会不断扩张。[11]
当然，中国和美国在全球和地区的善治方
面有许多共同的利益。但是，只要中美利益存在差异，全球大国的首要关切点就是区域大国的自主领导权。[12]如果区域大国在本地区具有说一不二的重要性，那么全球大国的威力就算不上是全球性的了。此外，较小
的区域国家会在全球大国和区域大国中选择站队。部分原因是中国2008年以来的快速崛起，让美国对中国的崛起产生了担忧，正好呼应了中国邻国的担心和它们在一定程度上的发展野心。它们虽然从中国这位“好邻居”身上受益不少，但也害怕沦为中国的后院。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Ashton Carter）主张东亚和平需要“美国军方在该地区的关键作用”[13]，而奥巴马总统则认为“一旦出现问题，美国就要派军队帮助维护秩序，这实非明智之举” [14]。两人的对立观点或许可以说明美国的战略在当前所面临的两重困境。 中国在其他地区的全球影响力和积极参与让美国对自己的全球地位忧心忡忡。如果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或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等努力能取得成功，那么华盛顿共识的模式和体制，哪怕没有受到挑战，也会有所削弱。如果这些倡议失败了，那么美国早期的对华批评就会显得极有远见。这些新举措是对现有机构的补充，也是为了解决发展资金短缺问题。显然，习近平意在参与现有政治和经济结构的改革。[15]正如陆克文指出的那样，习近平无意造成对抗性挑战。[16]无论如何，中国在非洲、南美、中亚和欧洲的势力正在为全球变化增加新的维度。
最后，制度和价值观的差异造就了中美的差异鸿沟，为怀疑和误解的滋生提供了土壤。在美国人的心中存在着一个公理，即民主和小政府是政治发展的唯一合法目标，共产党政权注定会失败。[17]此外，民主和平论也认为战争是专制主义的产物。美国人民希望中国人民健康长寿、幸福安康，但是，哪怕中国已取得了诸多成就，他们也并未料到共产主义政权能做到这一点。中国方面则希望建立一种基于相互尊重的特殊大国关系，但并不指望能实现。[18]相反，中国认为美国的战略利益是孤立、遏制、削弱和分裂中国，破坏中国的领导层。参见：Kevin Rudd.USChina 21： The future of USChina relations under Xi Jinping， summary report[R].Cambridge，Belfer Center，Harvard University，2015：14.陆克文（Kevin Rudd）引用了一份2014年中国的内部文件。美中两者之间的关系常被称为“战略不信任”，这其实是建立在双方互相对立的角色和观念的基础上的。[19]
2. 竞争的约束
美中竞争动机不足，对抗形式也有限。从根本上来说，两国宏伟战略的实施都无须铲除另一方。美中手里并未控制对方所需的资源。美中双方虽然都在争夺外部资源，但其他国家也不例外，且美中都不是资源贫乏的国家。两国都依赖于商业，因此也依赖贸易路线，但是只有海盗才会故意干涉破坏贸易。中国和美国在知识产权保护上呈现对立面，而剽窃知识产权不利于自愿转让和自主创新。因此两国都愿意在多个领域进行合作。即使在利益相冲突的领域，双方也愿意通过尊重竞争结构来减少不确定性。美中双方都有涉及第三方的利益和对第三方的承诺，可能会因此陷入对抗，但双方都有理由尽可能从对抗中抽身而出。虽然中国希望改革国际秩序，但也欣赏从现有秩序中获得的利益。中国无法以一国之力改变当前国际秩序，而中国的大国现状使其无法成为搭便车者。
不对称关系对双方竞争有重要影响。虽然中国正变得更具创新性，但技术扩散仍然是中国进步的最大希望。显然，与世界上技术最领先的国家交恶只会成为其进步
的绊脚石。创新从本质上来说是难以预测的。兰德公司在2006年为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编写了题为《2020年的全球技术革命》[20]的研究报告。该报告评估了56种最具可能的技术应用，选出了“前16名”并评估了其可能带来的全球影响以及这些技术在各国的应用情况。可惜，这份清单并不包括页岩油开采，而后者一跃成为21世纪迄今为止最重要的技术应用。尽管创新不可预测，随处都有可能发生，但是发达经济体往往拥有更多资源来开发和利用新的机会。
正如美国的技术和全球秩序有利于中国发展，中国的繁荣昌盛也有利于美国。考虑到中国在全球生产和市场中的份额，美国采取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战略可能会导致严重的负面后果——即使这一战略能发挥效用，其效力也十分有限。如今几乎没有一种商品是美国独家拥有的，因此要限制其他国家与中国进行交易会变得越来越困难。历史上已有案例证明禁止技术革新和交流终将会失败，而制约当前全球科学创新的发展对美国也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如果“美国堡垒”筑起壕沟，那它孤立的终将是自己。
除了相互依存关系外，或许在政策选择方面更重要的就是全球价值链（GVCs）所创造的经济联系了。产品贸易越来越多地被零配件贸易所取代，贸易发起者通常是垂直整合的跨国公司。例如，在中国每组装一部iPhone，就能为中国的出口额增加179美元，只是这179美元中包含了172美元的进口零部件——并且这是由一家台湾公司在中国大陆组装的美国品牌。[21]依赖进口的国内生产者不太可能会成为贸易保护主义者[22]，尽管自2008年以来经济焦虑与日俱深，但全球价值链并未就此衰退。[23]全球价值链拔除了国内贸易保护主义的尖牙，还使得贸易保护主义者不再那么针对特定国家。如果美国因为iPhone是“中国制造”就拒绝iPhone，最大的输家将是日本、美国等国家和地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就迅速从最终产品贸易向全球价值链过渡，使得原有的贸易依存关系变得过时。如今的不争事实就是各国的经济联系如网络般错综复杂。
文化和政治制度上的差异造成了美中之间的距离，但是双方在意识形态和实践方面存在一定互补性，从而限制了竞争的范围。尽管美中对临时干预、联合国角色和国家自主性有着不同看法，但两国都是国际主义的拥护者。[24]最重要的是，美国推崇自由市场和市场准入，这与中国自1980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政策不谋而合。虽然美中的这两项政策都不是100%的实施，但是对于展示两国的国际态度起到了根本作用。从宏观角度看，美国认为自己是具有包容性的领导者，致力于全球现代化和繁荣，而中国追求的也正是和平崛起和造福万民的现代化。[25]从更实际的层面看，美中双方尽管体制不同，但是都面临着治理的一系列常见难题。虽然美中对彼此的缺陷很敏感，但是双方都认为自己始终在秉持开放和合作的原则。
尽管中国作为亚洲的区域大国必然会和美国这一全球大国的关系发生紧张，但是这种紧张关系不会升级，除非中国想要谋求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或者美国正好地处亚洲。事实上，中国内有中等收入人口不断增加的压力，外有复杂多样的周边地区带来的风险和機遇，这些都制约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经济、政治和安全雄心。与此同时，美国面临的难题是中国在周边的争夺区域不断扩大，不过目前还没有威胁到公地范围。 军事对美中竞争的约束十分复杂。最明显的一点就是美国和中国都是拥核大国，因此双方更加不愿陷入全面战争。Hugh White讨论了中国对关岛进行核打击的情景，以报复美国先发制人的打击。然而，这一情况在未来是不可能发生的，他认为中国人首先使用核武器将是绝对不可能的选择。参见：Hugh White.The China choice[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 7577，124.这种对称的威慑平衡由于双方不对称的力量得以进一步稳固。中国的庞大规模使美国在过去60年里都不可能入侵中国，而中国当前的经济总量也使得对华全面经济制裁变得不切实际。同时，美国在财富和技术方面的总体优势可以转化为先进的军事实力[26]，且美国占据了世界政治经济的高地，使得美国军事实力更加突出。虽然美国现有优势在中国的持续增长势头下显得有些脆弱，但是中国是一个有14个邻国和裸露海岸的大陆强国，其周边安全环境分散了其军事注意力，使其不足以成为全球性的挑战。[27]
约翰·弗兰肯斯坦（John Frankenstein）和季北慈（Bates Gill）于1995年总结的中国战略状况在今天看来仍然适用：中国即使将美国视为现在的对手，日本为未来的对手，也不准备在当下陷入超级大国之争。相反，中国的担忧一直都是国内安全、边界地带和周边区域，或许还有最重要的国际影响力。和中国目前有冲突的不会是美国或日本，而是在南海等问题上与中国有主权和领土之争的周边国家。和这些国家相比，不论是历史文化，还是军事力量，中国都具有压倒性的绝对优势。[28]130163
中国安全竞争的主要阵地可能还是与邻国的影响力之争，以及在中国周边海域的僵局。[29]多数邻国都欢迎美国重燃对亚洲的兴趣，希望美国能提供平衡和杠杆作用，而只有日本和菲律宾认为日益激烈的敌对局势可能会符合本国的利益。中国在其近岸海域有能力重挫美国部队，但它无法保护自己的海军免受攻击。充其量而言，中国顶多形成一片僵持地带，一片各方海军互相攻击的“无人海”地区。[26]这确实说明了美国在西太平洋存在一定的脆弱性，但該地区的争端并不意味着双方会进行陆地战争，也不会对美国构成威胁。
随着冲突导致的潜在损害不断增加，也许冲突发生的可能性（或至少是冲突升级的可能性）会因此降低。倘若中国台湾地区真的出现军事危机，中国很可能会面临美国卷入其中、长期与华对峙，中国周边邻国倒戈，日本实现军事化等各种风险。而美国方面要么撤回所谓的“台湾关系法”，要么承担重大损失，这两种结果无一是好。如果冲突按照“空海战”的概念[30]升级，美国很容易卷入与中国的全面战争，而唯一能阻止该战争演化为核战的就是中国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12]7178这样一场战争只会导致鱼死网破、两败俱伤的结局——或许还会波及部分邻国。在还没来得及阻止这场世界大决战前，任何级别的军事冲突都可能会导致长久敌对，让世界重陷炼狱。
双方政府很有可能会发现上述种种约束条件十分发人深省。一旦双方能清醒面对局面，两国就会协商争议，进行和平竞争，谋求互利合作。如果对抗已经无法避免或减缓，那么后续盘点双输的结局时，双方应该也会意识到未来要更加谨慎对待战争（假设此次未发展成热核战争）。因此，竞争对手间的互动既不是持续改善的良性循环，也不是冲突持续升级的恶性循环；相反，中美双方宛如身处一个碗中，一旦冲突升级导致代价攀升，领导者就会重新回到谈判桌前。此外，在政策这个碗架上，安全饭碗就放在
经济饭碗的旁边，晃动一个就会牵扯到另一个。双方竞争使得碗内气象万千，但是约束的存在则阻止两国越过碗沿造成跌落。
三、 后霸权背景下的竞争
除了美中漫长的均衡时代外，人们预计美中出现权力转移而不是持续竞争的第二个大问题在于后霸权国际形势是一种新形势。权力转移的理论家们在某种程度上也承认了这一点。坦门（Tammen）和库格勒（Kugler）写道：“美国虽然是唯一的军事上的超级大国，但并不是全球霸主。美国只有通过召集和管理具有相同偏好的国家联盟，才能维持其支配地位。”[6]此处的关键词是“支配”，而支配就必然需要主导者。均衡意味着一国具有了挑战的能力，而霸权则给出了背后的原理：一方控制则另一方被控；一方控制则另一方想要反控制。再次引用坦门和库格勒的话：“当只有一个占支配地位的超级大国时，全球和平就能维持……权力均衡的基本论点是，当国际体系中的主要竞争者认为自己有能力取代当前的主导国时，它们就会相互挑战以占据支配地位。”[6]因此，“美国和中国将长期处于争夺经济首要地位的状态”，而决定战争还是和平的关键在于中国是否认为自己是“满足现状的国家”。[6]
然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标志着我们过渡到了一个新时代，全球化造成了世界的不均等，却没有造成支配局面，世界成了多节世界，而非多极世界。[31]各个国家的重要关系既多元有别又重合交织，从而难以产生从属者阵营。而且，中国在全球发展中的作用并不是取代美国，而是代表发展中国家里第一个与美国形成了不对称均衡的国家。
2008年以后的国际风云，最关键的特征在于不确定性，而不是大国支配。各个国家变得更易受到对外关系的影响，互联网革命加深了公众对外部事件的认知，也加剧了他们的焦虑感。民族主义情绪的普遍增长并不是因为部落身份认同感的突然上升，而是因为当前世界紧张局势对取得身份认同和国家利益造成了更大挑战。公众总是倾向于将国家利益绝对化，并要求解决危机。但是政府面临的是错综复杂的情况，必要时可以作出妥协，但绝不会就此罢手。这种交织的网状关系让政府无法采取激进、清晰的解决方案，因此这种多节点的国际格局其实是一种嘈杂又不失稳定的无序状态。为了减少不确定性，各国政府会加入各种区域和全球机制，以丰富自己的对外关系，试图对冲风险。
对于第三方国家来说，不管是选择美国阵营还是选择中国阵营，其选择的余地都会有所减少且不确定性会增加。这是因为当主节点国在互争影响力时，较小的国家会享有更高的议价能力。但如果其中一个主节点国要求建立排他性关系，那么较小的国家将失去当前拥有的选择权，并且不得不依赖这位新主顾。在外交领域，浓情蜜意的恋爱或许十分有益，但排他性的婚姻则不然。即使求婚者当时做出足够的让步来促成良缘，婚后也有可能会生成无穷懊悔。因此，倘若一个主节点国要求排他性的盟友关系，其最有可能出现的结果是自我孤立。 如果美国和中国试图重蹈冷战的覆辙，并且都要求独家合作伙伴关系，那么对其他国家而言，情形就会变得很严峻。然而，美中不太可能会爆发重大冲突，因此，旁观国单凭猜测哪一方可能占上风就与哪一方站队是十分愚蠢的。旁观国应该尽可能地保
持中立，这样才更加谨慎。越南学者丹坎图（Dang Cam Tu）为这一逻辑提供了很好的例子。详见： Dang Cam Tu.Regional strategic challenges and east Asia summit[J].PacNet， 2016，42（11）.此外，考虑到主节点国之间的零和冲突代价高昂，对非主节点国来说最有利的就是扩大彼此之间的关系，毕竟这些国家占据了三分之二的全球经济。因此，如果两个主节点国同时发出建立阵营的呼吁，它们很可能都不会成功，那么其他国家的集体对冲就可能会降低主节点国的全球重要性。
四、 结论： 可持续的竞争
外交层面的互动不可能被本文讨论的实证因素——如均衡、不对称、全球背景和长时期的彼此能力难分高下等——故意牵着鼻子走。不过，这些都是全球格局的重要方面；它们会影响对未来走向的判断。而且，未来国家能力间的平衡不可能像最近一样如此快速变化，能力的不对称分离将持续到无限期的未来。这就像学习曲线一样。美国和中国都应该考虑可持续的竞争，而不是权力转移的修昔底德陷阱。
在可持续的竞争中，竞争双方都会最大化其长期绝对收益，而不是只关注相对于另一方的收益。当然，如果出现最终对抗，那么相对收益就比绝对收益更重要。要是不存在最终对抗，那么国家都会希望尽可能地繁荣，只要当前收益不会将未来福利置于风险中。无论如何，如果美中经济竞赛所在的跑道不同，那么双方都不可能绊倒另一名参赛者，因此要想增加相对收益，更多靠的是自身的前进，而不是拖别人的后腿。如果有一代人已经提供了战略思维的框架，那么两国的战略目标应该是长期的福祉而不是一争高下。只要合作能更有效地提升两国利益，就应予以鼓励。只要两国利益并不完全一致，合作就会有所限制。只要两国是通过不同的发展轨迹达到了不对称均衡，双方就会有不同的观点。
无论如何，通过谈判来管控不确定性已成为所有国家的首要外交任务。美国现在是，并将继续是唯一的全球军事大国，但它已不再是执行世界秩序的万能“超级大国”。号称“有志联盟”的伊拉克战争多国部队和负责与伊朗签署《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的五个大国之间有着鲜明的对比。“有志联盟”的成员多数都是无志又无为。而在伊朗核谈判中，中国、法国、德国、俄罗斯和英国不仅是重要的参与者，而且达成的协议表明一旦美国违反该计划，美国的制裁将会失效。可见，这个联盟的成员既有志也有为。
当今世界大国的重要性仍然突出。各国人民之间的普遍接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密切。各国能力不同，但恰恰能力是关键。美国和中国都以自己的方式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它们无法控制世界；因此也无须进行霸权角逐。美中联手并不会控制世界，只是美中默认自己是全球领导者，有责任应对全球共同挑战，包括建立基于自愿而非强加的区域和全球体制。
新常态时代对美中与对世界各国有着不同的影响。对于美国而言，中国始终是个挑战，但是中国不会去挑战原本没有问题的美国霸权地位。重走冷战的老路绝对会是一个错误，这并非因为中国是美国的朋友，而是因为全球力量的背景和格局都已发生了变化。然而，美国仍然是最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可以利用其优势发挥建设性的领导作用。
对中国而言，转变观念是必要的。美国是全球霸权国家，并且仍然是最重要的技术大国，因此美国似乎是中国财富和权力道路上最大的绊脚石。但自我孤立的威胁远比美国遏制大。如果中国能让其他国家在对华关系中获得安心，实现互利，它们就不会与美国站边来反对中国。如果中国在地区和全球的举措，如筹建亚投行，是具有普惠包容性的，那么美国的反对就是愚蠢的。
对其他国家而言，在可预见的将来，美中本身以及美中双边关系都将成为世界关注的中心。它们已经处在后霸权世界秩序的主要节点上。全球化的浪潮让国家间的相互依存更加紧密动人。但别忘了，后霸权的世界秩序是这样的：美国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参与国，但它们不會控制世界。全球化让各个国家可以拥有自己的选择。如果美中争夺控制权，其余国家将群起抵御世界的中心。如果一方试图遏制或推翻另一方，其余国家将极力避免冲突产生，最终这一方只会孤立自己。美国和中国将成为中心舞台，而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则负责用手或用脚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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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辑：蔡万焕）
[关键词] 不对称；均衡；多节世界；中美关系；可持续竞争
[作者简介] 布兰德利·沃马克，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伍德罗·威尔逊政治科学系教授；张廷广，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过去20年的数据表明，美国和中国已经达到了总体均衡时代，但在财富和技术能力方面仍将保持不对称。随着中国经济放缓并进入新常态，不对称均衡可能会再持续一代人的时间。分析不对称均衡需要讨论两国存在竞争的现实及其竞争的约束条件，这就要对多节理论中的可持续竞争与基于极性和权力转移的竞争理论进行对比。
一、不对称均衡
1. 历史变化
本文论点基于以下实证前提：首先，中国目前经济总量与美国相当；其次，两国政治经济十分不对称；第三，美中双边关系将成为世界经济的关注中心。这些前提都为分析不对称的均衡时代奠定了基础。
中国国民总收入（GNI）逼近美国已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了，中国经济增长率近期下降掩盖了其赶超美国的光芒。1994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大约是美国的两倍，但其生产增量（1994年的国民收入减去1993年的国民总收入）仅为美国的15%。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采用的是阿特拉斯调整后（Atlasadjusted）可交易美元。通过购买力平价（PPP）估算，1994年的中国增量是美国增量的61%。世界银行的阿特拉斯方法不像购买力平价那样以国内消费量计算，而是以三年平均的汇率和通胀率来估计生产力。中国在经济增长方面可谓是一个神童，但以全球标准看，神童也仍然只是个小孩。但是，中国经济总量庞大。中国2014年的生产增量相当于其1992年的经济总量。虽然其增长速度在放缓，但是中国经济增长只需比美国快60%，就能实现和美国同等的经济增量。比方说美国经济增长率为3%，中国经济增长率只要达到4.8%，就能获得与美国同样的增加值。但是另一方面，中国要想恢复先前的快速增长，甚至比经济崩盘还要不可能。
不过，美国和中国所具有的优势不同，面临的挑战亦不同，经济发展的跑道并不重合。美国靠财富和技术取胜，而中国靠的是人口。美国在高价值和融合创新方面具有优势，而中国的商业模式，用阿瑟·克罗伯（Arthur Kroeber）的话说，就是“以六成的价格出售八成的质量”[1]58。美国的服务、技术和资本在本质上更为全球化，愿意通过大西洋和太平洋直接流向友好的邻邦。
美国和中国都不可能在对方的跑道上胜出，也不会因对方的持续温和增长而受到威胁。从长远来看，美国面临着保持创新领导地位的挑战，而中国必须应对人口快速老龄化的难题。
第三个前提是最明显且最有意思的。二十年前，美国占世界经济的五分之一，中国仅占6%。到了2014年，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美中各占世界经济的16%，而以阿特
拉斯（Atlas）方法计算，则各占23%和13%。不管用哪种方法计算，美中经济之和都约占世界经济的三分之一，且可能会稳定在这一数字。中等收入国家在世界舞台上崛起十分普遍，而作为人口强国崛起的中国是其中最显眼的一个。总的来说，其他发展中国家和中国一样，都有着技术扩散和城镇化的优势。[2]因此，世界上最大经济体的排名顺序在2050年可能会与今天大不相同，中国、印度、美国、印度尼西亚和巴西可能会位居前五，而五个最富裕的主要国家可能会花落美国、澳大利亚、德国，韩国和加拿大。[3]G20的出现表明，发展中国家希望拥有一个“有韧性的现状”，希望在全球谈判桌上拥有新的席位，但他们无意于更换谈判桌。[4]
之前，现代世界被伟大地划分为西方与东方，双方分别拥有财富/生产优势和人口优势。如今这一划分已经模糊，因为双方的优势已经分别成了财富和人口/生产。在财富力量和人口力量的对比中，美国和中国分别脱颖而出，成为各自一方的执牛耳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人口并不少，而中国财富也不落后，因此美中地位可谓特殊。在这种情况下，很难依靠想象来看清全球的秩序。
2. 不对称的均衡时代
随着中国不断趕追美国，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家都对世界和平的前景感到悲观。权力转移理论起源于奥根斯基（A.F.K.Organski）关于世界政治的一般理论，该理论致力于研究世界权力的转移。[5]如果权力均衡是指双方经济总量相当，上下浮动范围为20%，那么权力转移不一定会导致战争，只是这种势均力敌的状态最有可能引发主要冲突。[6]不过美国和中国的权力均衡却呈现出另一幅奇怪景象。
如图1所示，中国与美国已经进入了40年的均衡时代。根据世界银行对购买力平价的估计，中国国民总收入（GNI）于2010年达到美国的80%，于2014年达到100%。根据对中国未来相对增长的保守预测（中国5%，美国3%），中国国民总收入将于2023年达到美国的120%，从而结束均衡时代。无须多言，这些不是预测，而是对延续性、温和增长的“新常态”的一种说明性的推断。根据世界银行的阿特拉斯法和同样的增长预测，中国要到2032年才达到80%的门槛，到2053年才达到美国国民总收入的120%。两种方法计算出的均衡状态开始时间相差22年，延续时间相差9年。这不得不让人质疑到底应该相信哪种结算结果。两种估算方法本来就有瑕疵，由于是对将来的推断，瑕疵就得以放大，使得推断只能算是一种假设。不过，不管是现有的还是预测的差距大小都是由于不对称性导致的，而非误差。 综合上述对美中经济的估计，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美中已经进入了不对称均衡的时代，且这一时代很可能会持续到下一代人。倘若考虑到两国人口和地缘政治上的差异，这种不对称关系将更加明显。根据我们的假设，中国公民的人均市场篮子要到2071年才能追上美国公民（购买力平价法），也可能要到2101年才能追上美国公民（阿特拉斯法）。因此美国和中国的相对地位不会变。对称性意味着地位可以调换，但美中关系并不是对称的。Hermann Weyl.Symmetry[M].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2： 4.外尔引用了莱布尼茨（Leibnitz）对对称性的解释，如果两种事物彼此难以分辨，则存在对称性（第127页）。尽管国际关系不像数学中会有坐标换算，但互動的双方往往可以看作在相似的玩家基础上加上或减去某些数量差异——就像扑克牌中，玩家可以换位，手中的牌也不同。
但是，即使上述均衡的估计结果较为含糊，其重要性也非同小可。无论对哪一方而言，双边关系均具有很大的风险且十分复杂。随着中国的生产力（购买力平价法）超过美国，并接近阿特拉斯法计算出的均衡，美国政策选择受到的限制将会增加。在以资本集中和技术为前提的领域，中国将无法超越美国；但是反过来也是成立的，比如市场和大规模生产等领域，中国仍然占上风。美中之间的互动存在一种分离式的自反性，即两国均有能力帮助或伤害对方，但方式并不完全相同。中国将成为对抗者，而不是全球挑战者，因此这也不会使权力转移。无论如何，美中并不存在争夺终极权力法杖的做法，选择坚决击败对方可能会导致两败俱伤。
总之，不对称均衡指的是长期关系，而不是霸权相争的短暂高潮。如果中国无法化身美国，那么中国的相对增长的确会困扰美国，但决不至于威胁美国。同理，美国虽然发展繁荣，但绝不会倒退到过去的超级大 国地位，因此美国未来的增长也不会威胁中国。只要两国不考虑分出胜负，双赢合作就有可能。只要不存在对称性均衡，两国就应该自强发展，哪怕对手也能从中受益。
二、 竞争的事实与约束
1. 竞争的事实
国际竞争通常被定义为以相互敌对和武装冲突为基础的零和关系，中东地区有过很多这样的例子。[7]显然，美中关系要更为复杂。虽然美中战争将是不对称的，但是一旦爆发战争，就绝对不会是大家眼里的“小打小闹”。在经济、政治和安全方面，中国能做的可不仅仅是单纯的抵抗。在第三方问题上，双方均有着各不相同但都十分重要的利益，也具有相应的能力。美中也有许多共同利益，多数利益是间接的关系，而只有少数利益是直接冲突的。因此，如果要用一个术语形容美中竞争，我们就需要一个含义更广和更复杂的概念。
中国想成为区域大国的雄心与美国声称的全球大国地位存在间接冲突。因为任何地区都是全球政治的子系统，所以全球大国与地区大国之间本身就存在内在的矛盾。[8]（P125146）虽然中国不可能挑战美国对“公地的控制”，但自2001年2001年4月1日，一架中国战斗机在海南岛附近与一架美国EP3侦察机相撞。中国飞行员遇难，美国飞机损坏，机组人员迫降在海南。中美就机组人员和飞机返回问题陷入了紧张的外交僵局。中美更大的争议在于对沿海领空和水域的情报收集问题。美国声称这是“恰巧通过”，中国则并不这样认为。（编者注：美方对撞机事件歪曲事实，实际情况请见我国报道，如：81192收到，我已无法返航，你们继续前进！[EB/OL].[20180629].http：//news.cyol.com/content/201704/01/content_15867495.htm？open_source=weibo_search.）我国海南岛上空发生中美撞机事件以来，中美处于对峙状态。在公海、国际空域、太空等地区的边缘，各国后勤不足、武器装备有限，就会成为易受攻击的“争夺地带”。[9]
中国在中亚地区向来非常谨慎，部分原因是该地区毗邻中国新疆地区。1996年“上海五国”机制创建，后发展成为“上海合作组织”，给新独立的中亚各国打了一剂安心针，而以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的“新丝绸之路”倡议也丰富了中国与中亚的关系。尽管俄罗斯担心中国在中亚地区的作用日益壮大，但中国（与北约相反）在对俄外交方面始终贯彻包容与尊重的方针。与此同时，美国在阿富汗的崩溃削弱了它进一步参与该地区的兴趣。
在东北亚，中国经济与日韩互补性高，且中国致力于维护朝鲜政权的稳定。在海事问题上，中美两国的战略配置更加针锋相对。中国的百年耻辱正是始于薄弱的海上力量，海军实力是中国守住南海争议岛屿的先决条件。另一方面，海军和空军优势是美国在1941年至1945年间的太平洋战争中胜出的关键，且这种优势帮助强化了美国可靠的盟国体系。在冷战期间，美国的欧洲盟友曾质疑美国的核武器能否对付得了苏联的装甲优势。而在亚洲，自1950年美国第七舰队开入台湾海峡起，美国的海军和空军保护就已经绰绰有余。如今，中国在其海岸附近的反介入和区域封锁能力削弱了美国威慑在盟国眼里的可信度。[10]东南亚国家与中国的整体关系要比南海象征性的对峙更为复杂，但各国都十分担心中国野心会不断扩张。[11]
当然，中国和美国在全球和地区的善治方
面有许多共同的利益。但是，只要中美利益存在差异，全球大国的首要关切点就是区域大国的自主领导权。[12]如果区域大国在本地区具有说一不二的重要性，那么全球大国的威力就算不上是全球性的了。此外，较小
的区域国家会在全球大国和区域大国中选择站队。部分原因是中国2008年以来的快速崛起，让美国对中国的崛起产生了担忧，正好呼应了中国邻国的担心和它们在一定程度上的发展野心。它们虽然从中国这位“好邻居”身上受益不少，但也害怕沦为中国的后院。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Ashton Carter）主张东亚和平需要“美国军方在该地区的关键作用”[13]，而奥巴马总统则认为“一旦出现问题，美国就要派军队帮助维护秩序，这实非明智之举” [14]。两人的对立观点或许可以说明美国的战略在当前所面临的两重困境。 中国在其他地区的全球影响力和积极参与让美国对自己的全球地位忧心忡忡。如果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或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等努力能取得成功，那么华盛顿共识的模式和体制，哪怕没有受到挑战，也会有所削弱。如果这些倡议失败了，那么美国早期的对华批评就会显得极有远见。这些新举措是对现有机构的补充，也是为了解决发展资金短缺问题。显然，习近平意在参与现有政治和经济结构的改革。[15]正如陆克文指出的那样，习近平无意造成对抗性挑战。[16]无论如何，中国在非洲、南美、中亚和欧洲的势力正在为全球变化增加新的维度。
最后，制度和价值观的差异造就了中美的差异鸿沟，为怀疑和误解的滋生提供了土壤。在美国人的心中存在着一个公理，即民主和小政府是政治发展的唯一合法目标，共产党政权注定会失败。[17]此外，民主和平论也认为战争是专制主义的产物。美国人民希望中国人民健康长寿、幸福安康，但是，哪怕中国已取得了诸多成就，他们也并未料到共产主义政权能做到这一点。中国方面则希望建立一种基于相互尊重的特殊大国关系，但并不指望能实现。[18]相反，中国认为美国的战略利益是孤立、遏制、削弱和分裂中国，破坏中国的领导层。参见：Kevin Rudd.USChina 21： The future of USChina relations under Xi Jinping， summary report[R].Cambridge，Belfer Center，Harvard University，2015：14.陆克文（Kevin Rudd）引用了一份2014年中国的内部文件。美中两者之间的关系常被称为“战略不信任”，这其实是建立在双方互相对立的角色和观念的基础上的。[19]
2. 竞争的约束
美中竞争动机不足，对抗形式也有限。从根本上来说，两国宏伟战略的实施都无须铲除另一方。美中手里并未控制对方所需的资源。美中双方虽然都在争夺外部资源，但其他国家也不例外，且美中都不是资源贫乏的国家。两国都依赖于商业，因此也依赖贸易路线，但是只有海盗才会故意干涉破坏贸易。中国和美国在知识产权保护上呈现对立面，而剽窃知识产权不利于自愿转让和自主创新。因此两国都愿意在多个领域进行合作。即使在利益相冲突的领域，双方也愿意通过尊重竞争结构来减少不确定性。美中双方都有涉及第三方的利益和对第三方的承诺，可能会因此陷入对抗，但双方都有理由尽可能从对抗中抽身而出。虽然中国希望改革国际秩序，但也欣赏从现有秩序中获得的利益。中国无法以一国之力改变当前国际秩序，而中国的大国现状使其无法成为搭便车者。
不对称关系对双方竞争有重要影响。虽然中国正变得更具创新性，但技术扩散仍然是中国进步的最大希望。显然，与世界上技术最领先的国家交恶只会成为其进步
的绊脚石。创新从本质上来说是难以预测的。兰德公司在2006年为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编写了题为《2020年的全球技术革命》[20]的研究报告。该报告评估了56种最具可能的技术应用，选出了“前16名”并评估了其可能带来的全球影响以及这些技术在各国的应用情况。可惜，这份清单并不包括页岩油开采，而后者一跃成为21世纪迄今为止最重要的技术应用。尽管创新不可预测，随处都有可能发生，但是发达经济体往往拥有更多资源来开发和利用新的机会。
正如美国的技术和全球秩序有利于中国发展，中国的繁荣昌盛也有利于美国。考虑到中国在全球生产和市场中的份额，美国采取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战略可能会导致严重的负面后果——即使这一战略能发挥效用，其效力也十分有限。如今几乎没有一种商品是美国独家拥有的，因此要限制其他国家与中国进行交易会变得越来越困难。历史上已有案例证明禁止技术革新和交流终将会失败，而制约当前全球科学创新的发展对美国也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如果“美国堡垒”筑起壕沟，那它孤立的终将是自己。
除了相互依存关系外，或许在政策选择方面更重要的就是全球价值链（GVCs）所创造的经济联系了。产品贸易越来越多地被零配件贸易所取代，贸易发起者通常是垂直整合的跨国公司。例如，在中国每组装一部iPhone，就能为中国的出口额增加179美元，只是这179美元中包含了172美元的进口零部件——并且这是由一家台湾公司在中国大陆组装的美国品牌。[21]依赖进口的国内生产者不太可能会成为贸易保护主义者[22]，尽管自2008年以来经济焦虑与日俱深，但全球价值链并未就此衰退。[23]全球价值链拔除了国内贸易保护主义的尖牙，还使得贸易保护主义者不再那么针对特定国家。如果美国因为iPhone是“中国制造”就拒绝iPhone，最大的输家将是日本、美国等国家和地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就迅速从最终产品贸易向全球价值链过渡，使得原有的贸易依存关系变得过时。如今的不争事实就是各国的经济联系如网络般错综复杂。
文化和政治制度上的差异造成了美中之间的距离，但是双方在意识形态和实践方面存在一定互补性，从而限制了竞争的范围。尽管美中对临时干预、联合国角色和国家自主性有着不同看法，但两国都是国际主义的拥护者。[24]最重要的是，美国推崇自由市场和市场准入，这与中国自1980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政策不谋而合。虽然美中的这两项政策都不是100%的实施，但是对于展示两国的国际态度起到了根本作用。从宏观角度看，美国认为自己是具有包容性的领导者，致力于全球现代化和繁荣，而中国追求的也正是和平崛起和造福万民的现代化。[25]从更实际的层面看，美中双方尽管体制不同，但是都面临着治理的一系列常见难题。虽然美中对彼此的缺陷很敏感，但是双方都认为自己始终在秉持开放和合作的原则。
尽管中国作为亚洲的区域大国必然会和美国这一全球大国的关系发生紧张，但是这种紧张关系不会升级，除非中国想要谋求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或者美国正好地处亚洲。事实上，中国内有中等收入人口不断增加的压力，外有复杂多样的周边地区带来的风险和機遇，这些都制约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经济、政治和安全雄心。与此同时，美国面临的难题是中国在周边的争夺区域不断扩大，不过目前还没有威胁到公地范围。 军事对美中竞争的约束十分复杂。最明显的一点就是美国和中国都是拥核大国，因此双方更加不愿陷入全面战争。Hugh White讨论了中国对关岛进行核打击的情景，以报复美国先发制人的打击。然而，这一情况在未来是不可能发生的，他认为中国人首先使用核武器将是绝对不可能的选择。参见：Hugh White.The China choice[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 7577，124.这种对称的威慑平衡由于双方不对称的力量得以进一步稳固。中国的庞大规模使美国在过去60年里都不可能入侵中国，而中国当前的经济总量也使得对华全面经济制裁变得不切实际。同时，美国在财富和技术方面的总体优势可以转化为先进的军事实力[26]，且美国占据了世界政治经济的高地，使得美国军事实力更加突出。虽然美国现有优势在中国的持续增长势头下显得有些脆弱，但是中国是一个有14个邻国和裸露海岸的大陆强国，其周边安全环境分散了其军事注意力，使其不足以成为全球性的挑战。[27]
约翰·弗兰肯斯坦（John Frankenstein）和季北慈（Bates Gill）于1995年总结的中国战略状况在今天看来仍然适用：中国即使将美国视为现在的对手，日本为未来的对手，也不准备在当下陷入超级大国之争。相反，中国的担忧一直都是国内安全、边界地带和周边区域，或许还有最重要的国际影响力。和中国目前有冲突的不会是美国或日本，而是在南海等问题上与中国有主权和领土之争的周边国家。和这些国家相比，不论是历史文化，还是军事力量，中国都具有压倒性的绝对优势。[28]130163
中国安全竞争的主要阵地可能还是与邻国的影响力之争，以及在中国周边海域的僵局。[29]多数邻国都欢迎美国重燃对亚洲的兴趣，希望美国能提供平衡和杠杆作用，而只有日本和菲律宾认为日益激烈的敌对局势可能会符合本国的利益。中国在其近岸海域有能力重挫美国部队，但它无法保护自己的海军免受攻击。充其量而言，中国顶多形成一片僵持地带，一片各方海军互相攻击的“无人海”地区。[26]这确实说明了美国在西太平洋存在一定的脆弱性，但該地区的争端并不意味着双方会进行陆地战争，也不会对美国构成威胁。
随着冲突导致的潜在损害不断增加，也许冲突发生的可能性（或至少是冲突升级的可能性）会因此降低。倘若中国台湾地区真的出现军事危机，中国很可能会面临美国卷入其中、长期与华对峙，中国周边邻国倒戈，日本实现军事化等各种风险。而美国方面要么撤回所谓的“台湾关系法”，要么承担重大损失，这两种结果无一是好。如果冲突按照“空海战”的概念[30]升级，美国很容易卷入与中国的全面战争，而唯一能阻止该战争演化为核战的就是中国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12]7178这样一场战争只会导致鱼死网破、两败俱伤的结局——或许还会波及部分邻国。在还没来得及阻止这场世界大决战前，任何级别的军事冲突都可能会导致长久敌对，让世界重陷炼狱。
双方政府很有可能会发现上述种种约束条件十分发人深省。一旦双方能清醒面对局面，两国就会协商争议，进行和平竞争，谋求互利合作。如果对抗已经无法避免或减缓，那么后续盘点双输的结局时，双方应该也会意识到未来要更加谨慎对待战争（假设此次未发展成热核战争）。因此，竞争对手间的互动既不是持续改善的良性循环，也不是冲突持续升级的恶性循环；相反，中美双方宛如身处一个碗中，一旦冲突升级导致代价攀升，领导者就会重新回到谈判桌前。此外，在政策这个碗架上，安全饭碗就放在
经济饭碗的旁边，晃动一个就会牵扯到另一个。双方竞争使得碗内气象万千，但是约束的存在则阻止两国越过碗沿造成跌落。
三、 后霸权背景下的竞争
除了美中漫长的均衡时代外，人们预计美中出现权力转移而不是持续竞争的第二个大问题在于后霸权国际形势是一种新形势。权力转移的理论家们在某种程度上也承认了这一点。坦门（Tammen）和库格勒（Kugler）写道：“美国虽然是唯一的军事上的超级大国，但并不是全球霸主。美国只有通过召集和管理具有相同偏好的国家联盟，才能维持其支配地位。”[6]此处的关键词是“支配”，而支配就必然需要主导者。均衡意味着一国具有了挑战的能力，而霸权则给出了背后的原理：一方控制则另一方被控；一方控制则另一方想要反控制。再次引用坦门和库格勒的话：“当只有一个占支配地位的超级大国时，全球和平就能维持……权力均衡的基本论点是，当国际体系中的主要竞争者认为自己有能力取代当前的主导国时，它们就会相互挑战以占据支配地位。”[6]因此，“美国和中国将长期处于争夺经济首要地位的状态”，而决定战争还是和平的关键在于中国是否认为自己是“满足现状的国家”。[6]
然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标志着我们过渡到了一个新时代，全球化造成了世界的不均等，却没有造成支配局面，世界成了多节世界，而非多极世界。[31]各个国家的重要关系既多元有别又重合交织，从而难以产生从属者阵营。而且，中国在全球发展中的作用并不是取代美国，而是代表发展中国家里第一个与美国形成了不对称均衡的国家。
2008年以后的国际风云，最关键的特征在于不确定性，而不是大国支配。各个国家变得更易受到对外关系的影响，互联网革命加深了公众对外部事件的认知，也加剧了他们的焦虑感。民族主义情绪的普遍增长并不是因为部落身份认同感的突然上升，而是因为当前世界紧张局势对取得身份认同和国家利益造成了更大挑战。公众总是倾向于将国家利益绝对化，并要求解决危机。但是政府面临的是错综复杂的情况，必要时可以作出妥协，但绝不会就此罢手。这种交织的网状关系让政府无法采取激进、清晰的解决方案，因此这种多节点的国际格局其实是一种嘈杂又不失稳定的无序状态。为了减少不确定性，各国政府会加入各种区域和全球机制，以丰富自己的对外关系，试图对冲风险。
对于第三方国家来说，不管是选择美国阵营还是选择中国阵营，其选择的余地都会有所减少且不确定性会增加。这是因为当主节点国在互争影响力时，较小的国家会享有更高的议价能力。但如果其中一个主节点国要求建立排他性关系，那么较小的国家将失去当前拥有的选择权，并且不得不依赖这位新主顾。在外交领域，浓情蜜意的恋爱或许十分有益，但排他性的婚姻则不然。即使求婚者当时做出足够的让步来促成良缘，婚后也有可能会生成无穷懊悔。因此，倘若一个主节点国要求排他性的盟友关系，其最有可能出现的结果是自我孤立。 如果美国和中国试图重蹈冷战的覆辙，并且都要求独家合作伙伴关系，那么对其他国家而言，情形就会变得很严峻。然而，美中不太可能会爆发重大冲突，因此，旁观国单凭猜测哪一方可能占上风就与哪一方站队是十分愚蠢的。旁观国应该尽可能地保
持中立，这样才更加谨慎。越南学者丹坎图（Dang Cam Tu）为这一逻辑提供了很好的例子。详见： Dang Cam Tu.Regional strategic challenges and east Asia summit[J].PacNet， 2016，42（11）.此外，考虑到主节点国之间的零和冲突代价高昂，对非主节点国来说最有利的就是扩大彼此之间的关系，毕竟这些国家占据了三分之二的全球经济。因此，如果两个主节点国同时发出建立阵营的呼吁，它们很可能都不会成功，那么其他国家的集体对冲就可能会降低主节点国的全球重要性。
四、 结论： 可持续的竞争
外交层面的互动不可能被本文讨论的实证因素——如均衡、不对称、全球背景和长时期的彼此能力难分高下等——故意牵着鼻子走。不过，这些都是全球格局的重要方面；它们会影响对未来走向的判断。而且，未来国家能力间的平衡不可能像最近一样如此快速变化，能力的不对称分离将持续到无限期的未来。这就像学习曲线一样。美国和中国都应该考虑可持续的竞争，而不是权力转移的修昔底德陷阱。
在可持续的竞争中，竞争双方都会最大化其长期绝对收益，而不是只关注相对于另一方的收益。当然，如果出现最终对抗，那么相对收益就比绝对收益更重要。要是不存在最终对抗，那么国家都会希望尽可能地繁荣，只要当前收益不会将未来福利置于风险中。无论如何，如果美中经济竞赛所在的跑道不同，那么双方都不可能绊倒另一名参赛者，因此要想增加相对收益，更多靠的是自身的前进，而不是拖别人的后腿。如果有一代人已经提供了战略思维的框架，那么两国的战略目标应该是长期的福祉而不是一争高下。只要合作能更有效地提升两国利益，就应予以鼓励。只要两国利益并不完全一致，合作就会有所限制。只要两国是通过不同的发展轨迹达到了不对称均衡，双方就会有不同的观点。
无论如何，通过谈判来管控不确定性已成为所有国家的首要外交任务。美国现在是，并将继续是唯一的全球军事大国，但它已不再是执行世界秩序的万能“超级大国”。号称“有志联盟”的伊拉克战争多国部队和负责与伊朗签署《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的五个大国之间有着鲜明的对比。“有志联盟”的成员多数都是无志又无为。而在伊朗核谈判中，中国、法国、德国、俄罗斯和英国不仅是重要的参与者，而且达成的协议表明一旦美国违反该计划，美国的制裁将会失效。可见，这个联盟的成员既有志也有为。
当今世界大国的重要性仍然突出。各国人民之间的普遍接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密切。各国能力不同，但恰恰能力是关键。美国和中国都以自己的方式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它们无法控制世界；因此也无须进行霸权角逐。美中联手并不会控制世界，只是美中默认自己是全球领导者，有责任应对全球共同挑战，包括建立基于自愿而非强加的区域和全球体制。
新常态时代对美中与对世界各国有着不同的影响。对于美国而言，中国始终是个挑战，但是中国不会去挑战原本没有问题的美国霸权地位。重走冷战的老路绝对会是一个错误，这并非因为中国是美国的朋友，而是因为全球力量的背景和格局都已发生了变化。然而，美国仍然是最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可以利用其优势发挥建设性的领导作用。
对中国而言，转变观念是必要的。美国是全球霸权国家，并且仍然是最重要的技术大国，因此美国似乎是中国财富和权力道路上最大的绊脚石。但自我孤立的威胁远比美国遏制大。如果中国能让其他国家在对华关系中获得安心，实现互利，它们就不会与美国站边来反对中国。如果中国在地区和全球的举措，如筹建亚投行，是具有普惠包容性的，那么美国的反对就是愚蠢的。
对其他国家而言，在可预见的将来，美中本身以及美中双边关系都将成为世界关注的中心。它们已经处在后霸权世界秩序的主要节点上。全球化的浪潮让国家间的相互依存更加紧密动人。但别忘了，后霸权的世界秩序是这样的：美国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参与国，但它们不會控制世界。全球化让各个国家可以拥有自己的选择。如果美中争夺控制权，其余国家将群起抵御世界的中心。如果一方试图遏制或推翻另一方，其余国家将极力避免冲突产生，最终这一方只会孤立自己。美国和中国将成为中心舞台，而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则负责用手或用脚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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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辑：蔡万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