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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如期实现：经济发展目标出色完成；科技教育、资源环境、人民生活等方面虽然任务艰巨，但也基本上能够完成。
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期将在今年年底结束。依照惯例，人们要总结过去，展望未来。回顾这五年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轨迹，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但是都需要首先集中到最基本的问题上来：五年规划的目标是否顺利地如期实现？规划工作千头万绪，最终全部归结为目标实现的核心问题。
首先，在经济发展目标上看，四个经济指标均已经实现。国内生产总值规划目标是55.8万亿元，年均增长7%，实际上到2014年就已经超过63万亿元，各年都超过了7%。2015年尚未结束，但实际前三季度增长7%，因此全年实现7%计划目标也是有望的。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规划目标是在2010年的43%基础上提高4个百分点，到2014年，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就上升到48.2%，提前完成了规划目标。城镇化率规划目标也是在2010年47.5%的基础上提高4个百分点，到2014年，实际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4.7%，提前超额完成了规划目标。尽管“十二五”规划没有将通货膨胀管控列入规划目标，但是由于计划管理与宏观调控有效结合，使得经济持续增长而通货膨胀保持低水平，实现了比较理想的经济增长即低通胀增长。总之，中国在经济发展目标方面干得非常出色。国民经济在平稳中持续增长，并实现了一次巨大跃升，到达10万亿美元产出水平，稳稳地坐在了世界经济总量排名第二的位置上。仅此而言，“十二五”规划将足以被载入历史史册。
其次，在科技教育方面，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目标规划：达到93%，而2014年已经达到92.6%，离目标值还有0.4%的差距，这就取决于2015年的努力情况了。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规划目标是87%，到2014年实现到86.5%，离目标值差0.5%，同样要取决于2015年的努力情况。研究与实验发展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规划目标是2.2%，到2014年实际为2.09%，还有0.11%差距。而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规划值是3_3件，到2014年已经达到4.9件，大大超过规划值。总体上看教育科技任务比较艰巨，但是基本上能够完成。
在资源环境方面，“十二五”规划目标达12项之多，指标最多，实现难度也很大。到2014年的实际情况看，已经实现的目标有5项，其他7项接近完成。总体上看规划任务艰巨，但基本上能够完成。
在人民生活方面，“十二五”规划列出了9项规划目标。到2014年，已有4项目标实现，其他5项还有一定差距。总体上看，民生问题非常重要，但任务同样十分艰巨，顺利完成有压力。
观察“十二五”规划目标完成情况，有一个突出的印象：在29项规划目标中，经济目标只占4个，数量少且完成情况非常好；其他非经济目标25项，数量多但完成情况有快有慢。实际上从“十一五”规划期开始，我国规划工作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发展重心就已经从经济增长转向可持续发展。到“十二五”期间，非经济的发展任务更加居于整个国家发展的中心位置。经济增长要继续，但是更重要的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把环保、社会、民生放在重要位置上。相对于完成经济增长任务，环保、社会、民生任务更加繁重和艰巨，更加不轻松。“十～--TF"规划期实际成为了实现发展从经济为主转向社会、环保、民生为主的重要历史转折期。
战略性转换：强力反腐、深化改革、精准调控、设立自贸区、筹建亚投行
“十二五”规划期间，国内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这些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来“十二五”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轨迹。第一件重大事件是2013年党和国家最高层的新老更换。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形成了新的领导核心，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战略。随着“十二五”期间国家发展战略的转化和新的战略推出，原定的战略及其目标就可能有所变化了。“十二五”期间明显出现战略性-变化的事件有：
第一，从严治党，强力反腐，引发了从上到下的政治生态变化，这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完善创造了良好的制度条件以引发更进一步的政治改革。“十二五”后期开始形成的一系列从严治党和强力反腐行动，会不会改变20世纪60年代以来形成的经济开发型模式或升级为高版本的开发型模式，可以拭目以待。
第二，深化改革，释放市场活力，产生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十二五”规划之初，尽管有改革的设想和内容，但是全面深化改革以至于形成一个新的改革高潮，却始于“十八大”召开之后。不断改革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持续动力，但是改革的难度也随着深度而加大。尤其是在以往的改革中形成了一批既得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会有意无意成为下一轮改革的阻力。新的领导层敢于面对改革的难题，继续推进改革，掀起新一轮大规模的改革。与以前的改革不同的是，此轮改革着重顶层设计和底线思维，是全面而系统的，从而避免了单项改革捉襟见肘的尴尬结局。这也使得“十二五”后期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呈现出新特点和新景象。
第三，宏观调控新方式的出现。与“十二五”期间频繁的宏观调控次数和细致化的宏观调控手段应用相比，“十二五”期间宏观调控的方式发生了许多变化，即所谓定向调控、精准调控、区域调控。大水漫灌式的宏观调控在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也给国民经济留下了许多后遗症，比如高达16万亿元的地方政府融资债务平台，传统产业产能过剩，等等。“十二五”规划后期宏观调控有了许多改进和改革，一方面通过简化行政审批程序和取消审批权限，使得宏观调控的作为空间大大缩小，另一方面推出负面清单的管理方式，主动发挥市场调节经济活动的功效。宏观调控在“十二五”期间无论是在实践上还是体制上都有了较大的改善。
第四，自由贸易区的设立开辟了对外开放改革与试验的新格局。2013年9月在上海设立第一个自由贸易区，不是一个简单的改革试验，它是继深圳经济特区之后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新的大胆举措。自由贸易区本质上不是开发区的概念，而是政策试验区，是将国内普通区域不能采用或不能全面放开的外汇和资本开放政策放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内试验。时间不长，已有上海浦东、深圳前海、福建平潭、天津滨海四个自由贸易区开设，并立即将试验区中获得成功的政策经验，如负面清单管理迅速在普通区推广。自由贸易区的构想产生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也体现了中国对外经贸格局的新变化。 第五，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的建立，对世界经济政治格局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亚投行和丝路基金脱胎于“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成为实施战略的具体抓手。由于世界经济不景气、美国经济带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中国的亚投行倡议获得了世界各国的关注和响应，最终57个国家成为创始成员国。亚投行的建立具有十分深远的历史和国际意义，它是第一次由中国倡议和实施的国际区域化合作构想，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形象开始确立。
规划功能完善：整合各个重大规划，创新区域性战略规划、专项规划
中国经济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启改革开放以来，选择的发展道路是与其他国家有所不同的。其中一个重要的不同就是尽管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但是依然保留和改进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起来的中期计划管理做法，这与其他原来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在转型之后纷纷放弃中期计划管理方式明显不同。并且，这个中期计划（“十一五”更名为规划）连续实施了六个周期之后，一举将中国经济发展到世界经济排名第二的水平，这个巨大成果是谁也无法否认的。改革开放30年，计划管理改革始终没有停止，各种试验不断推出，最终形成了比较可行的计划管理体系和方式，中国的计划管理性质也由此发生与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不同的特点，“十二五”规划在探索计划管理体系和方式上也有一些新的突破和尝试。
其一，“多规合一”的改革。由于部门管理分工，致使我国的一些重大规划编制工作背靠背的进行，而且各个重大规划的时间期限和编制周期也不统一，加上其他越来越多的专项规划，规划编制工作越来越频繁，导致重复性编制和规划之间相互扯皮越来越多，规划成本越来越大。那么，从“十二五”开始，我国在部分地区开始探索将多个规划整合在一起编制。虽然这项改革还没有完全结束，但是改革方向是值得肯定的。
其二，区域性战略与规划的创新。由于地方规划编制是按照行政管辖范围进行的，因此各地行政主管部门编制出来和大力推行的地方规划具有行政分割和地方利益保护的负面趋向。这是不利于建立统一的市场体系的改革方向。在“十二五”期间，从中央层面对此进行了协调和改革，如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横跨沿江流域包括支流11个省市，统一按照中央部署规划，避免各个省市各自为政谋发展。再如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打破三个省市行政界限，按照区内合理分工和优势互补原则进行定位，打造世界最大和最具活力的首都经济圈，不单单是化解北京市“大城市病”问题，更是形成三个省市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格局。此外，在“十二五”期间还陆续出台了20多个区域性发展规划。这些规划的共同特点是不以行政划界，而是以区域经济内在联系和整体发展为出发点，打造具有特色的功能区。在目前行政管辖权不变的前提下，成立跨区域协调小组，是推行区域规划的合理做法。
其三，把专项规划作为实现综合规划的抓手。“十二五”规划制定之初，有关国民经济结构调整的问题虽然列入文件，但是如何贯彻文件精神需要有力抓手。经济结构问题始终困扰中国经济前行，而且老问题刚刚解决，新的问题又不断涌现。在上一个规划周期即“十一五”规划期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我国前后出台了两个产业结构调整规划，前一个为“十大传统产业振兴”规划，后一个为“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这些规划延续到“十二五”期间，需要作进一步的补充和调整。因此在规划期间，中央有针对性地出台了若干个专项规划，其中最具有影响力的是刚刚出台的《中国制造2025》规划。这项专项规划在整合了此前推出的各项相关规划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提出了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目标和步骤。所有这些细分行业和领域的专项规划，对实施“十二五”总体规划提出的目标和任务起到了具体化和可操作的作用。
规划未尽使命：产能过剩、环境保护、内需不足等问题仍需下一个五年规划期继续解决
如果规划只是墙上挂挂，而不去落实，再精心编制的规划也不能产生良好的作用。因此规划重在落实。回顾过去“十二五”规划期间，有一些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突出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这是需要下一个五年规划期去认真解决的。
产能过剩问题。中国经济结构的不平衡特征导致中国经济处于周期性摆动过程。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产能过剩问题，但是为了应对危机拉动经济增长，产能过剩问题被急速创造出来的人为需求所掩盖。等到危机过去之后，产能过剩问题重新露出水面。产能过剩问题存在有一定的必然性，因为市场经济就是一种过剩经济。目前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也不仅限于传统产业，已经扩大到了高端新兴产业如光伏产业。“十二五”期间，产能过剩问题有所缓解，如水泥、钢铁等建材领域和房地产，产能盲目扩张得到一定遏制，但是问题依然存在。因此继续压缩过剩产能、调结构，将是下一个规划周期的任务。从根本上看，产能过剩得到彻底解决需要新的经济增长高潮契机。
环境问题。“十二五”规划期间提升了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各项涉及环境保护的规划指标比上一个规划周期更加详细和严厉，统统列入约束性指标。但是环境问题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是中国经济长期粗放和高碳增长方式引起的，在一个短短的五年规划期间彻底得到解决不现实。“十二五”前三年环境规划目标一直完成不理想，到2014年底，各项环境管理目标完成情况开始赶上五年规划要求，但是解决的难度越来越大。即使五年规划目标大致完成，但是总体上说环境问题依然严峻。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实现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型。这不仅需要规划，还需要技术突破和体制创新。下一个五年规划，应当进一步加大对环境方面的投入，不仅提出总体性目标，而且要更加注重规划指标的可操作性和强制性，一步步地扎实推进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工作。
内需不足问题。内需不足始于“十二五”规划开启之年，也持续于“十二五”规划结束之年，这说明内需拉动始终是规划的目标任务之一。如同其他问题一样，内需不足问题的形成由来已久，也部分地与市场经济的内在缺陷相关。因为市场经济中，人们的有效需求来自于收入，而收入的增长又取决于经济增长和收入合理分配两方面因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展相对于经济增长较为滞后，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到“十二五”初期，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突破国际公认的0.45警戒线。在“十二五”后期，通过出台一系列针对收入分配问题的政策，居民收入差距有所缩小，但是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这样对内需不足问题的解决始终有阻碍作用。从根本上说，只有解决了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才能解决需求不足的问题。这不是仅仅通过规划管理就能实现的，还需要有社会福利制度完善、经济继续增长带来就业机会增加、各项居民收入调整政策落实等。
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期将在今年年底结束。依照惯例，人们要总结过去，展望未来。回顾这五年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轨迹，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但是都需要首先集中到最基本的问题上来：五年规划的目标是否顺利地如期实现？规划工作千头万绪，最终全部归结为目标实现的核心问题。
首先，在经济发展目标上看，四个经济指标均已经实现。国内生产总值规划目标是55.8万亿元，年均增长7%，实际上到2014年就已经超过63万亿元，各年都超过了7%。2015年尚未结束，但实际前三季度增长7%，因此全年实现7%计划目标也是有望的。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规划目标是在2010年的43%基础上提高4个百分点，到2014年，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就上升到48.2%，提前完成了规划目标。城镇化率规划目标也是在2010年47.5%的基础上提高4个百分点，到2014年，实际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4.7%，提前超额完成了规划目标。尽管“十二五”规划没有将通货膨胀管控列入规划目标，但是由于计划管理与宏观调控有效结合，使得经济持续增长而通货膨胀保持低水平，实现了比较理想的经济增长即低通胀增长。总之，中国在经济发展目标方面干得非常出色。国民经济在平稳中持续增长，并实现了一次巨大跃升，到达10万亿美元产出水平，稳稳地坐在了世界经济总量排名第二的位置上。仅此而言，“十二五”规划将足以被载入历史史册。
其次，在科技教育方面，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目标规划：达到93%，而2014年已经达到92.6%，离目标值还有0.4%的差距，这就取决于2015年的努力情况了。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规划目标是87%，到2014年实现到86.5%，离目标值差0.5%，同样要取决于2015年的努力情况。研究与实验发展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规划目标是2.2%，到2014年实际为2.09%，还有0.11%差距。而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规划值是3_3件，到2014年已经达到4.9件，大大超过规划值。总体上看教育科技任务比较艰巨，但是基本上能够完成。
在资源环境方面，“十二五”规划目标达12项之多，指标最多，实现难度也很大。到2014年的实际情况看，已经实现的目标有5项，其他7项接近完成。总体上看规划任务艰巨，但基本上能够完成。
在人民生活方面，“十二五”规划列出了9项规划目标。到2014年，已有4项目标实现，其他5项还有一定差距。总体上看，民生问题非常重要，但任务同样十分艰巨，顺利完成有压力。
观察“十二五”规划目标完成情况，有一个突出的印象：在29项规划目标中，经济目标只占4个，数量少且完成情况非常好；其他非经济目标25项，数量多但完成情况有快有慢。实际上从“十一五”规划期开始，我国规划工作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发展重心就已经从经济增长转向可持续发展。到“十二五”期间，非经济的发展任务更加居于整个国家发展的中心位置。经济增长要继续，但是更重要的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把环保、社会、民生放在重要位置上。相对于完成经济增长任务，环保、社会、民生任务更加繁重和艰巨，更加不轻松。“十～--TF"规划期实际成为了实现发展从经济为主转向社会、环保、民生为主的重要历史转折期。
战略性转换：强力反腐、深化改革、精准调控、设立自贸区、筹建亚投行
“十二五”规划期间，国内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这些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来“十二五”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轨迹。第一件重大事件是2013年党和国家最高层的新老更换。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形成了新的领导核心，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战略。随着“十二五”期间国家发展战略的转化和新的战略推出，原定的战略及其目标就可能有所变化了。“十二五”期间明显出现战略性-变化的事件有：
第一，从严治党，强力反腐，引发了从上到下的政治生态变化，这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完善创造了良好的制度条件以引发更进一步的政治改革。“十二五”后期开始形成的一系列从严治党和强力反腐行动，会不会改变20世纪60年代以来形成的经济开发型模式或升级为高版本的开发型模式，可以拭目以待。
第二，深化改革，释放市场活力，产生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十二五”规划之初，尽管有改革的设想和内容，但是全面深化改革以至于形成一个新的改革高潮，却始于“十八大”召开之后。不断改革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持续动力，但是改革的难度也随着深度而加大。尤其是在以往的改革中形成了一批既得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会有意无意成为下一轮改革的阻力。新的领导层敢于面对改革的难题，继续推进改革，掀起新一轮大规模的改革。与以前的改革不同的是，此轮改革着重顶层设计和底线思维，是全面而系统的，从而避免了单项改革捉襟见肘的尴尬结局。这也使得“十二五”后期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呈现出新特点和新景象。
第三，宏观调控新方式的出现。与“十二五”期间频繁的宏观调控次数和细致化的宏观调控手段应用相比，“十二五”期间宏观调控的方式发生了许多变化，即所谓定向调控、精准调控、区域调控。大水漫灌式的宏观调控在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也给国民经济留下了许多后遗症，比如高达16万亿元的地方政府融资债务平台，传统产业产能过剩，等等。“十二五”规划后期宏观调控有了许多改进和改革，一方面通过简化行政审批程序和取消审批权限，使得宏观调控的作为空间大大缩小，另一方面推出负面清单的管理方式，主动发挥市场调节经济活动的功效。宏观调控在“十二五”期间无论是在实践上还是体制上都有了较大的改善。
第四，自由贸易区的设立开辟了对外开放改革与试验的新格局。2013年9月在上海设立第一个自由贸易区，不是一个简单的改革试验，它是继深圳经济特区之后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新的大胆举措。自由贸易区本质上不是开发区的概念，而是政策试验区，是将国内普通区域不能采用或不能全面放开的外汇和资本开放政策放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内试验。时间不长，已有上海浦东、深圳前海、福建平潭、天津滨海四个自由贸易区开设，并立即将试验区中获得成功的政策经验，如负面清单管理迅速在普通区推广。自由贸易区的构想产生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也体现了中国对外经贸格局的新变化。 第五，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的建立，对世界经济政治格局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亚投行和丝路基金脱胎于“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成为实施战略的具体抓手。由于世界经济不景气、美国经济带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中国的亚投行倡议获得了世界各国的关注和响应，最终57个国家成为创始成员国。亚投行的建立具有十分深远的历史和国际意义，它是第一次由中国倡议和实施的国际区域化合作构想，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形象开始确立。
规划功能完善：整合各个重大规划，创新区域性战略规划、专项规划
中国经济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启改革开放以来，选择的发展道路是与其他国家有所不同的。其中一个重要的不同就是尽管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但是依然保留和改进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起来的中期计划管理做法，这与其他原来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在转型之后纷纷放弃中期计划管理方式明显不同。并且，这个中期计划（“十一五”更名为规划）连续实施了六个周期之后，一举将中国经济发展到世界经济排名第二的水平，这个巨大成果是谁也无法否认的。改革开放30年，计划管理改革始终没有停止，各种试验不断推出，最终形成了比较可行的计划管理体系和方式，中国的计划管理性质也由此发生与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不同的特点，“十二五”规划在探索计划管理体系和方式上也有一些新的突破和尝试。
其一，“多规合一”的改革。由于部门管理分工，致使我国的一些重大规划编制工作背靠背的进行，而且各个重大规划的时间期限和编制周期也不统一，加上其他越来越多的专项规划，规划编制工作越来越频繁，导致重复性编制和规划之间相互扯皮越来越多，规划成本越来越大。那么，从“十二五”开始，我国在部分地区开始探索将多个规划整合在一起编制。虽然这项改革还没有完全结束，但是改革方向是值得肯定的。
其二，区域性战略与规划的创新。由于地方规划编制是按照行政管辖范围进行的，因此各地行政主管部门编制出来和大力推行的地方规划具有行政分割和地方利益保护的负面趋向。这是不利于建立统一的市场体系的改革方向。在“十二五”期间，从中央层面对此进行了协调和改革，如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横跨沿江流域包括支流11个省市，统一按照中央部署规划，避免各个省市各自为政谋发展。再如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打破三个省市行政界限，按照区内合理分工和优势互补原则进行定位，打造世界最大和最具活力的首都经济圈，不单单是化解北京市“大城市病”问题，更是形成三个省市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格局。此外，在“十二五”期间还陆续出台了20多个区域性发展规划。这些规划的共同特点是不以行政划界，而是以区域经济内在联系和整体发展为出发点，打造具有特色的功能区。在目前行政管辖权不变的前提下，成立跨区域协调小组，是推行区域规划的合理做法。
其三，把专项规划作为实现综合规划的抓手。“十二五”规划制定之初，有关国民经济结构调整的问题虽然列入文件，但是如何贯彻文件精神需要有力抓手。经济结构问题始终困扰中国经济前行，而且老问题刚刚解决，新的问题又不断涌现。在上一个规划周期即“十一五”规划期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我国前后出台了两个产业结构调整规划，前一个为“十大传统产业振兴”规划，后一个为“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这些规划延续到“十二五”期间，需要作进一步的补充和调整。因此在规划期间，中央有针对性地出台了若干个专项规划，其中最具有影响力的是刚刚出台的《中国制造2025》规划。这项专项规划在整合了此前推出的各项相关规划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提出了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目标和步骤。所有这些细分行业和领域的专项规划，对实施“十二五”总体规划提出的目标和任务起到了具体化和可操作的作用。
规划未尽使命：产能过剩、环境保护、内需不足等问题仍需下一个五年规划期继续解决
如果规划只是墙上挂挂，而不去落实，再精心编制的规划也不能产生良好的作用。因此规划重在落实。回顾过去“十二五”规划期间，有一些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突出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这是需要下一个五年规划期去认真解决的。
产能过剩问题。中国经济结构的不平衡特征导致中国经济处于周期性摆动过程。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产能过剩问题，但是为了应对危机拉动经济增长，产能过剩问题被急速创造出来的人为需求所掩盖。等到危机过去之后，产能过剩问题重新露出水面。产能过剩问题存在有一定的必然性，因为市场经济就是一种过剩经济。目前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也不仅限于传统产业，已经扩大到了高端新兴产业如光伏产业。“十二五”期间，产能过剩问题有所缓解，如水泥、钢铁等建材领域和房地产，产能盲目扩张得到一定遏制，但是问题依然存在。因此继续压缩过剩产能、调结构，将是下一个规划周期的任务。从根本上看，产能过剩得到彻底解决需要新的经济增长高潮契机。
环境问题。“十二五”规划期间提升了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各项涉及环境保护的规划指标比上一个规划周期更加详细和严厉，统统列入约束性指标。但是环境问题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是中国经济长期粗放和高碳增长方式引起的，在一个短短的五年规划期间彻底得到解决不现实。“十二五”前三年环境规划目标一直完成不理想，到2014年底，各项环境管理目标完成情况开始赶上五年规划要求，但是解决的难度越来越大。即使五年规划目标大致完成，但是总体上说环境问题依然严峻。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实现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型。这不仅需要规划，还需要技术突破和体制创新。下一个五年规划，应当进一步加大对环境方面的投入，不仅提出总体性目标，而且要更加注重规划指标的可操作性和强制性，一步步地扎实推进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工作。
内需不足问题。内需不足始于“十二五”规划开启之年，也持续于“十二五”规划结束之年，这说明内需拉动始终是规划的目标任务之一。如同其他问题一样，内需不足问题的形成由来已久，也部分地与市场经济的内在缺陷相关。因为市场经济中，人们的有效需求来自于收入，而收入的增长又取决于经济增长和收入合理分配两方面因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展相对于经济增长较为滞后，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到“十二五”初期，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突破国际公认的0.45警戒线。在“十二五”后期，通过出台一系列针对收入分配问题的政策，居民收入差距有所缩小，但是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这样对内需不足问题的解决始终有阻碍作用。从根本上说，只有解决了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才能解决需求不足的问题。这不是仅仅通过规划管理就能实现的，还需要有社会福利制度完善、经济继续增长带来就业机会增加、各项居民收入调整政策落实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