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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今年两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强调，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要深入推进重点领域改革，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尽快扭转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接着在3月13日的全国人大记者招待会上，温总理进一步表示，在他任职的最后一年，政府要做几件困难的事情，第一件就是制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8月29日，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受国务院委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了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在讲到下半年要认真落实2012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时表示，将抓紧制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消息一出，立即引起了各界的关注与热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经济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但与此同时，国民收入差距问题越来越突出，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扩大化趋势成为一个事关发展全局的重大经济社会甚至政治问题。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衡量贫富差距的重要指标。据联合国有关机构研究，从城乡居民基尼系数分析，目前中国基尼系数已经由1978年的0.16上升到去年的0.514，基尼系数所显示的居民贫富差距状况，不仅超过了国际上公认的0.4警戒线，也远远超过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和多数发展中国家状况，中国已成为全球贫富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高低收入人群（各占调查总数的20%）的收入差距是22倍，而印度是14.6倍，俄罗斯是13.5倍，美国是9.8倍，日本是7.6倍，这说明中国居民收入差距远远高于这些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目前中国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突出表现在城乡居民之间、地区居民之间，特别是高低收入人群之间，这种趋势如果得不到有效遏制，将会严重影响社会公平公正，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影响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改革开放后，中国基本经济制度发生了重大变革，由此导致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革，改变了生产要素在不同单位和个体间的分配格局，造成了生产要素占有的差异和分配结果的差距。换言之，中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收入差距拉大，是在社会经济全方位转型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在全社会经济全方位转型过程中，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释放，经济高速发展，居民收入水平也显著提高。但由于政策滞后，市场发育不全，分配制度有缺陷，造成了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占比小，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比小和国民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1979～2010年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增长7.3%，明显低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9%的速度，更远低于同期中央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8.7%，地方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2.4%的速度。事实说明，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没有与经济发展保持同步增长，更低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收入增长，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比重过低。有关研究表明，中国劳动者报酬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5%，政府税收约占15%，资本收益约占40%。而劳动者报酬比重，在发达国家一般在50%～65%之间，在发展中国家平均为55%左右。1978～2010年，中国城镇职工年收入增长76倍，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10倍。1978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占国内生产总值15.5%，2010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占国内生产总值下降到8.5%。事实说明，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占比没能与经济增长保持正向递增关系，劳动者尤其是体力劳动者的社会平均工资水平增长缓慢。居民绝对贫困状况是反映一个国家发展状况的重要标尺。截至2011年年底，中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不足2300元，贫困人口有1.2亿人。城镇居民年人均收入达不到地方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绝对贫困人口有5000万人以上，全国城乡绝对贫困人口合计超过1.7亿人。如果用世界银行每天生活费支出不足1.25美元的全球贫困标准来估算，去年中国年人均生活费支出低于2900元人民币的贫困人口超过2亿人，约占世界相应标准贫困人口的20%。这些数据足以说明，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国反贫困战略取得巨大成就，绝对贫困人口大幅下降，但是城乡贫困问题依然是一个严重的经济社会难题，需要继续努力解决。
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应针对分配调控体系和资源配置体系存在的缺陷，针对国民收入贫富差距、地区差距、城乡差距、行业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重在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均衡。不仅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而且要注重发挥政府宏观调控作用；不仅要解决增量意义上的收入分配不公，而且要逐渐调整存量意义上的财富占有不公；不仅要形成让人民群众分享更多经济发展成果的体制机制，而且要形成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发展、效率提高的制度体系，推动收入分配制度更加完善，收入分配差距逐渐缩小，收入分配秩序不断规范。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是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并健全要素分配制度，充分发挥市场调节收入分配的基础性作用。这是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制度基础。二是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强化政府促进就业的责任；完善劳动用工机制、工资决定机制，提高劳动者薪酬水平。这是提高居民收入的基本手段。三是要完善统筹城乡区域发展体制，加大强农惠农力度，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和农村繁荣；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发展战略，促进缩小城乡区域收入差距。这是公平收入分配的体制保障。四是要完善再分配调节机制，加大税收政策调节力度，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快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这是公平收入分配的有效手段。
从国内外的情况分析可知，在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发展之后，革新社会管理将成为至关重要的硬任务。未来一段时期，中国要把贫富分化和固化问题一同解决，尤其要解决正在出现的贫富固化苗头。这既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
据相关资料披露，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的起草工作于2004年启动，由发改委具体负责。2010年初和2011年12月，发改委两次将方案上报国务院，但均未通过。难怪全国人大常委吴晓灵批评说，收入分配改革喊了8年还没出台！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困扰我们的最大问题是思想僵化，那么现在我们面临的最大难题则是利益格局化。深陷于各种利益的博弈，拘泥于少数群体的利益，听任分配改革方案难产，则是很危险的。过去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掩盖了较多社会矛盾，今年始已开始向中速发展期转变，则必须正视经济增长放缓或衰退时社会矛盾集中爆发的可能。早在100多年前，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就注意到，社会大动荡往往不是发生在经济长期停滞的地方，而是发生在经历了经济增长的地方；最可能发生动荡的时刻是经济停止增长，开始出现下滑的那个拐点。法国大革命正是发生在这样一个时点。对此，不能不防患于未然。应及早并积极解决正在形成的贫富分化和固化苗头等社会问题，尽快推动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出台，尽快推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实施。为此，要勇于打破“犬儒主义”对不公平不正义的漠视，打破“存在就是合理”的庸俗哲学，打破既得利益格局和制约，着力营造一种锐意改革、豁然生动的新气象，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加速推动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为突破口的社会管理与创新。
按发改委主任张平的说法可知，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最晚能在明年3月前制定完成。若如此，恰好可以提交明年3月召开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若获得通过，改革方案就具有国家立法的性质和不可动摇的法律效力，从而结束8年难题无解、方案难产的改革困局。总之，应尽快推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可再拖了。
8月29日，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受国务院委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了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在讲到下半年要认真落实2012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时表示，将抓紧制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消息一出，立即引起了各界的关注与热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经济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但与此同时，国民收入差距问题越来越突出，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扩大化趋势成为一个事关发展全局的重大经济社会甚至政治问题。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衡量贫富差距的重要指标。据联合国有关机构研究，从城乡居民基尼系数分析，目前中国基尼系数已经由1978年的0.16上升到去年的0.514，基尼系数所显示的居民贫富差距状况，不仅超过了国际上公认的0.4警戒线，也远远超过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和多数发展中国家状况，中国已成为全球贫富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高低收入人群（各占调查总数的20%）的收入差距是22倍，而印度是14.6倍，俄罗斯是13.5倍，美国是9.8倍，日本是7.6倍，这说明中国居民收入差距远远高于这些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目前中国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突出表现在城乡居民之间、地区居民之间，特别是高低收入人群之间，这种趋势如果得不到有效遏制，将会严重影响社会公平公正，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影响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改革开放后，中国基本经济制度发生了重大变革，由此导致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革，改变了生产要素在不同单位和个体间的分配格局，造成了生产要素占有的差异和分配结果的差距。换言之，中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收入差距拉大，是在社会经济全方位转型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在全社会经济全方位转型过程中，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释放，经济高速发展，居民收入水平也显著提高。但由于政策滞后，市场发育不全，分配制度有缺陷，造成了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占比小，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比小和国民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1979～2010年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增长7.3%，明显低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9%的速度，更远低于同期中央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8.7%，地方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2.4%的速度。事实说明，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没有与经济发展保持同步增长，更低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收入增长，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比重过低。有关研究表明，中国劳动者报酬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5%，政府税收约占15%，资本收益约占40%。而劳动者报酬比重，在发达国家一般在50%～65%之间，在发展中国家平均为55%左右。1978～2010年，中国城镇职工年收入增长76倍，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10倍。1978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占国内生产总值15.5%，2010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占国内生产总值下降到8.5%。事实说明，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占比没能与经济增长保持正向递增关系，劳动者尤其是体力劳动者的社会平均工资水平增长缓慢。居民绝对贫困状况是反映一个国家发展状况的重要标尺。截至2011年年底，中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不足2300元，贫困人口有1.2亿人。城镇居民年人均收入达不到地方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绝对贫困人口有5000万人以上，全国城乡绝对贫困人口合计超过1.7亿人。如果用世界银行每天生活费支出不足1.25美元的全球贫困标准来估算，去年中国年人均生活费支出低于2900元人民币的贫困人口超过2亿人，约占世界相应标准贫困人口的20%。这些数据足以说明，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国反贫困战略取得巨大成就，绝对贫困人口大幅下降，但是城乡贫困问题依然是一个严重的经济社会难题，需要继续努力解决。
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应针对分配调控体系和资源配置体系存在的缺陷，针对国民收入贫富差距、地区差距、城乡差距、行业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重在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均衡。不仅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而且要注重发挥政府宏观调控作用；不仅要解决增量意义上的收入分配不公，而且要逐渐调整存量意义上的财富占有不公；不仅要形成让人民群众分享更多经济发展成果的体制机制，而且要形成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发展、效率提高的制度体系，推动收入分配制度更加完善，收入分配差距逐渐缩小，收入分配秩序不断规范。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是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并健全要素分配制度，充分发挥市场调节收入分配的基础性作用。这是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制度基础。二是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强化政府促进就业的责任；完善劳动用工机制、工资决定机制，提高劳动者薪酬水平。这是提高居民收入的基本手段。三是要完善统筹城乡区域发展体制，加大强农惠农力度，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和农村繁荣；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发展战略，促进缩小城乡区域收入差距。这是公平收入分配的体制保障。四是要完善再分配调节机制，加大税收政策调节力度，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快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这是公平收入分配的有效手段。
从国内外的情况分析可知，在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发展之后，革新社会管理将成为至关重要的硬任务。未来一段时期，中国要把贫富分化和固化问题一同解决，尤其要解决正在出现的贫富固化苗头。这既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
据相关资料披露，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的起草工作于2004年启动，由发改委具体负责。2010年初和2011年12月，发改委两次将方案上报国务院，但均未通过。难怪全国人大常委吴晓灵批评说，收入分配改革喊了8年还没出台！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困扰我们的最大问题是思想僵化，那么现在我们面临的最大难题则是利益格局化。深陷于各种利益的博弈，拘泥于少数群体的利益，听任分配改革方案难产，则是很危险的。过去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掩盖了较多社会矛盾，今年始已开始向中速发展期转变，则必须正视经济增长放缓或衰退时社会矛盾集中爆发的可能。早在100多年前，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就注意到，社会大动荡往往不是发生在经济长期停滞的地方，而是发生在经历了经济增长的地方；最可能发生动荡的时刻是经济停止增长，开始出现下滑的那个拐点。法国大革命正是发生在这样一个时点。对此，不能不防患于未然。应及早并积极解决正在形成的贫富分化和固化苗头等社会问题，尽快推动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出台，尽快推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实施。为此，要勇于打破“犬儒主义”对不公平不正义的漠视，打破“存在就是合理”的庸俗哲学，打破既得利益格局和制约，着力营造一种锐意改革、豁然生动的新气象，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加速推动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为突破口的社会管理与创新。
按发改委主任张平的说法可知，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最晚能在明年3月前制定完成。若如此，恰好可以提交明年3月召开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若获得通过，改革方案就具有国家立法的性质和不可动摇的法律效力，从而结束8年难题无解、方案难产的改革困局。总之，应尽快推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可再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