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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旌表制度是中国古代规范社会秩序的基本措施之一，而对贞节的旌表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贞节旌表制度萌芽于春秋战国时期，经过汉唐发展，到宋代更加的系统完善。宋王朝非常重视对节妇烈女的旌表，这种重视程度与当时宋儒对贞节观的看法密切相关。在宋王朝和宋儒的推动下，在社会上形成了以守节观念为荣的思潮。宋王朝的贞节旌表制度的发展，强化了贞节观念，成为宋以后妇女生活的转折点。
关键词 贞节 旌表 节妇烈女 宋儒
旌表制度，是指由国家制定的一套自上而下的道德表彰制度，其目的在于通过对被旌表者的奖励和称颂，以起到敦厚人伦、教化风俗、巩固社会秩序的作用。而贞节旌表是旌表制度中的重要一部分，是指朝廷公开表扬奖励守节不再嫁或拒受辱而自杀的妇女（即节妇烈女）。对贞节的旌表中国历史上很早就有了。在刘向的《列女传》中就记述了春秋战国时楚国的两位守节妇女，受楚王赠封号为“贞姜”、“贞姬”。其后，在秦汉、魏晋及隋唐时期，对贞节的旌表不断发展，到宋元时期日趋完善。正如有的学者指出，“旌表制度形成于汉朝，完善于隋唐，集大成于两宋，到明清时期达到顶峰亦随之走向了僵化。”可见宋代的旌表制度是对汉唐以来旌表制度的继承和发展，贞节旌表亦之。
一、宋王朝对贞节旌表的重视
自宋初以来，贞节旌表便受到国家的重视。在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年）时，权知相州、右补阙、直史馆田锡上疏言：“臣每读史书，至于文集，或匹妇有贞廉之节，野人有孝行之风，尚旌彼门闾，或赐以粟帛，将以励浇漓之俗，亦以行风教之规，修身者由此彰名，尚义者因玆立节。”从这段话就可以看出当时官吏已经关注到贞节旌表制度的重要作用。同时宋统治者也常常下诏令，旌表忠义节孝之人。如真宗朝的两则诏令：
大中祥符二年，丙申，诏旌表门闾人，自今二税外免其诸亲差役。
天禧四年二月，诏诸州旌表门闾户与免户下色役，各余合差丁夫科配，即准例施行。
宋英宗也下诏明令访求守节妇女者，以教化世风：
英宗治平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诏应天下义夫、节妇、孝子、顺孙，事状灼然，为众所推者，委逐处长吏按验闻奏，当与旌表门闾。
南宋政府在承袭北宋旌表制度的基础上，在政策上持续着对旌表制度的重视。高宗即位之初，就明令地方访求德行显著之人，常加抚恤。
（高宗建炎三年）十一月三日德音，应天下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委所在长吏常加存恤，事状显著者，具名奏闻。
此外，在宋代旌表制度中，遇到朝廷重大庆典或祭祀等活动时，国家也会重申旌表制度的重要性，下诏访求德行显著之人，予以旌表，对于前代德行显著之人的坟墓、祠庙等建筑也会予以封护，周必大曾云：“国家凡肆大眚，必曰：义夫、节妇、孝子、顺孙、长吏常切存恤，事状显著，具名以闻”。
宋代除了旌表贞节频繁外，对节妇烈女的旌表数量也远远超过前面几个朝代。在董家遵的《历代节妇烈女的统计》中就论道：“全上古的节妇总共只有九十二人，而宋代一代却有一百五十人，假定却上古为自周秦至五代约有两千余的历史。宋代一代只三百余年的时间。以三百年比两千余年，其节妇人数反将多至一倍，可知宋代贞操观念突飞猛进的程度了。烈女的人数之演进动向和节妇几乎一致。”先不论这个统计的数字精确与否，但单从数量差异上就能看出宋代旌表节妇烈女数量之多。
另一方面，从唐宋两代《列女传》的对比也可以看出宋代国家对节妇烈女旌表的重视。在《旧唐书·列女传》中共有三十传，罗列了三十一位女性的事迹。《新唐书·列女传》中，删了三位女性，即魏衡妻王氏、宋庭瑜妻魏氏和女道士李玄真，又新增了二十五位。综合两唐书的《列女传》，受到皇帝直接旌表的有二十三位，其中对孝行显著或对朝廷尽忠的女子旌表的有十九位，而对贞节烈女的旌表只有五位，分别是杨三安妻李氏、窦氏二女、王泛妻裴氏、衡方厚妻程氏等。而《宋史·列女传》中共有四十一位女性事迹，其中关于贞节烈女事迹记录的有三十六位。在《宋史·列女传》中，被旌表的共有十位，而因守节被旌表的就有六位。她们分别是鄂州江夏张氏、吉州吉水人项氏、汝州人王氏二妇、汉州雒县陈堂前、利州王氏、临海王贞妇。从因贞节旌表与整个受旌表者的人数百分比就可以看出，宋代旌表节妇数量明显增多。而宋代对贞节旌表的重视并不是无缘由的，这与当时宋儒贞节观的变化有很大关系。
二、宋儒对女性贞节观观念的变迁及其原因
在北宋前中期，大多宋儒对妇女再嫁是无鄙夷之意的，可以说是极其宽泛的。如范仲淹的母亲就曾再嫁，而范仲淹长大后也并不以母亲再嫁为耻。在他的义庄田约中，也鼓励寡妇再嫁，准许给予寡妇再嫁的费用。而宋儒对妇女守节观念的变化真正凸显出来的是在二程和朱熹的观念中。在《程氏遗书》卷二十二，载有程颐与某人的一段对话：“或问：‘孀妇与理，似不可取，如何？’伊川先生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节者以配身，是己失节也。’又问：‘人或居孀贫穷无托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后世怕寒饿死，故有是说。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朱熹在任同安县主簙时，在《申严婚礼状》指出：“唯礼律之文，婚姻为重，所以别男女，经夫妇，正风俗而防祸乱之元也。”在给朋友陈师中的信中劝他不要将其寡居的妹妹再婚：“昔伊川先生尝论此事，以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自世俗观之，诚为迂阔，然自知经识理之君子观之，当有以知其不可易也。”由此可以看出宋儒对妇女贞节观的变化是渐趋严格的。
宋儒对妇女贞节观的变化不得不说是与当时的特殊环境密切相关。这种思想的变化主要是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正如葛兆光所说的“宋代国家对异族文明及其影响有相当深的警惕，也许，这与宋代始终处于异族的威胁下有关，对于异族文明的抵制最普遍的表现在对固有文化的阐扬和夸张，北宋历史学上的‘正统论’、儒学中的‘攘夷论’、理学中特别凸显的‘天理’与‘道统’说，都是在从各种角度凸显着，或者说是重新建构着汉族中心的文明边界，拒斥者异族或者说异端文明的入侵和渗透。”对于倡导妇女守节的行为，也不无与反对异族文化，重构汉族礼仪文明有关。二、与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有关。在靖康之难时，被金人俘虏至北方的宋廷女性的悲惨遭遇，激起南宋对抗金人的动力，同时，也引起了道学家对贞节观的关注，进而强调贞节甚于生命。三、与激励士风有关。王安石即感慨：“俗之坏久矣。自学士大夫多不能终其节，况女子乎？”魏了翁也强调：“饥寒之事小，而失节之事大，此岂妇人之责也，抑为士也之戒。”特别是靖康之难后，社会长期动荡不安，一些不甘受辱的女子愤然自杀，而宋王朝通过对节妇烈女的旌表来激励士人忠君。 三、宋儒对贞节观的关注对贞节旌表的影响
在对国家旌表制度的论述中，宋儒认为旌表制度在敦厚人伦、教化风俗方面有着重要作用。欧阳修即很重视旌表对于社会风俗的教化作用，详见：
臣伏见朝廷之议，常患方今士人名节不立，民俗礼义不修，所以取士多滥而浮伪难明，愚民无知而冒犯者众。盖由设教不笃，而奖善无方也……旌一士之行，劝一乡之人。
王禹偁也强调旌表制度在地方上的施行，可以起到移风易俗的功效，在《单州成武县主簙厅记》中谓：“有力田，有孝悌，有义夫，有节妇，在乎助令长申举之，礼厚之，旌别之，则百里之人，知劝而易其俗矣”。
一方面宋儒对本朝旌表制度从总体上来详加论述，以强调宋政府的旌表制度对民间上行下效之风的影响。这里面当然也包括贞节旌表。另一方面，有些宋儒在地方为官时，也很重视通过旌表贞节劝谕教化地方风俗，从官场的立场提出旌赏和惩戒的措施。如王安石在地方为官期间，曾亲自访查节妇，“王介甫知鄞县日，奉行赦书节文，访义父节妇，得三人。”朱熹在知漳州期间曾作《劝谕榜》指出：“孝子顺孙，义夫节妇事迹显著，即仰具申，当依条格旌赏。”这些宋儒既可以和上层人接触，传播他们的思想，同时又可以作为地方官，与平民百姓接触，借以把自己的贞节观传到下层社会，可以说宋儒在贞节旌表的推行过程中有着重要地位。
为了扩大贞节旌表的影响，一些宋官员还会作诗文来称颂守节而获旌表的女性。如开封民妇朱氏因为夫守节，开封府判官吴充，“作阿朱诗以道其事”。贝州人赵氏，因守节，“尚书屯田员外郎张寅有赵女诗”。刘生妻欧阳氏，因守节，“尚书谢鄂为赋孝赋诗”。这种著赋著诗的方式，可以使更多的人认识到受表彰的节妇烈女，使在社会上形成一种以节妇烈女为荣的思潮。
参考文献：
[1][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9.
[2][宋]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M].上海：商务印书馆，2011.
[3][宋]王禹偁.小畜集[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4][宋]王安石.王文公文集[M].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5][宋]欧阳修.欧阳修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1.
[6][宋]朱熹.朱子全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7][元]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0.
[8][清]徐松.宋会要辑稿[M].北京：中华书局，1957.
[9]李丰春.中国古代旌表研究[M].云南：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
[10]铁爱花.宋代士人阶层女性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11]董家遵.历代节妇烈女的统计[M].现代史学，1936，3（1）.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关键词 贞节 旌表 节妇烈女 宋儒
旌表制度，是指由国家制定的一套自上而下的道德表彰制度，其目的在于通过对被旌表者的奖励和称颂，以起到敦厚人伦、教化风俗、巩固社会秩序的作用。而贞节旌表是旌表制度中的重要一部分，是指朝廷公开表扬奖励守节不再嫁或拒受辱而自杀的妇女（即节妇烈女）。对贞节的旌表中国历史上很早就有了。在刘向的《列女传》中就记述了春秋战国时楚国的两位守节妇女，受楚王赠封号为“贞姜”、“贞姬”。其后，在秦汉、魏晋及隋唐时期，对贞节的旌表不断发展，到宋元时期日趋完善。正如有的学者指出，“旌表制度形成于汉朝，完善于隋唐，集大成于两宋，到明清时期达到顶峰亦随之走向了僵化。”可见宋代的旌表制度是对汉唐以来旌表制度的继承和发展，贞节旌表亦之。
一、宋王朝对贞节旌表的重视
自宋初以来，贞节旌表便受到国家的重视。在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年）时，权知相州、右补阙、直史馆田锡上疏言：“臣每读史书，至于文集，或匹妇有贞廉之节，野人有孝行之风，尚旌彼门闾，或赐以粟帛，将以励浇漓之俗，亦以行风教之规，修身者由此彰名，尚义者因玆立节。”从这段话就可以看出当时官吏已经关注到贞节旌表制度的重要作用。同时宋统治者也常常下诏令，旌表忠义节孝之人。如真宗朝的两则诏令：
大中祥符二年，丙申，诏旌表门闾人，自今二税外免其诸亲差役。
天禧四年二月，诏诸州旌表门闾户与免户下色役，各余合差丁夫科配，即准例施行。
宋英宗也下诏明令访求守节妇女者，以教化世风：
英宗治平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诏应天下义夫、节妇、孝子、顺孙，事状灼然，为众所推者，委逐处长吏按验闻奏，当与旌表门闾。
南宋政府在承袭北宋旌表制度的基础上，在政策上持续着对旌表制度的重视。高宗即位之初，就明令地方访求德行显著之人，常加抚恤。
（高宗建炎三年）十一月三日德音，应天下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委所在长吏常加存恤，事状显著者，具名奏闻。
此外，在宋代旌表制度中，遇到朝廷重大庆典或祭祀等活动时，国家也会重申旌表制度的重要性，下诏访求德行显著之人，予以旌表，对于前代德行显著之人的坟墓、祠庙等建筑也会予以封护，周必大曾云：“国家凡肆大眚，必曰：义夫、节妇、孝子、顺孙、长吏常切存恤，事状显著，具名以闻”。
宋代除了旌表贞节频繁外，对节妇烈女的旌表数量也远远超过前面几个朝代。在董家遵的《历代节妇烈女的统计》中就论道：“全上古的节妇总共只有九十二人，而宋代一代却有一百五十人，假定却上古为自周秦至五代约有两千余的历史。宋代一代只三百余年的时间。以三百年比两千余年，其节妇人数反将多至一倍，可知宋代贞操观念突飞猛进的程度了。烈女的人数之演进动向和节妇几乎一致。”先不论这个统计的数字精确与否，但单从数量差异上就能看出宋代旌表节妇烈女数量之多。
另一方面，从唐宋两代《列女传》的对比也可以看出宋代国家对节妇烈女旌表的重视。在《旧唐书·列女传》中共有三十传，罗列了三十一位女性的事迹。《新唐书·列女传》中，删了三位女性，即魏衡妻王氏、宋庭瑜妻魏氏和女道士李玄真，又新增了二十五位。综合两唐书的《列女传》，受到皇帝直接旌表的有二十三位，其中对孝行显著或对朝廷尽忠的女子旌表的有十九位，而对贞节烈女的旌表只有五位，分别是杨三安妻李氏、窦氏二女、王泛妻裴氏、衡方厚妻程氏等。而《宋史·列女传》中共有四十一位女性事迹，其中关于贞节烈女事迹记录的有三十六位。在《宋史·列女传》中，被旌表的共有十位，而因守节被旌表的就有六位。她们分别是鄂州江夏张氏、吉州吉水人项氏、汝州人王氏二妇、汉州雒县陈堂前、利州王氏、临海王贞妇。从因贞节旌表与整个受旌表者的人数百分比就可以看出，宋代旌表节妇数量明显增多。而宋代对贞节旌表的重视并不是无缘由的，这与当时宋儒贞节观的变化有很大关系。
二、宋儒对女性贞节观观念的变迁及其原因
在北宋前中期，大多宋儒对妇女再嫁是无鄙夷之意的，可以说是极其宽泛的。如范仲淹的母亲就曾再嫁，而范仲淹长大后也并不以母亲再嫁为耻。在他的义庄田约中，也鼓励寡妇再嫁，准许给予寡妇再嫁的费用。而宋儒对妇女守节观念的变化真正凸显出来的是在二程和朱熹的观念中。在《程氏遗书》卷二十二，载有程颐与某人的一段对话：“或问：‘孀妇与理，似不可取，如何？’伊川先生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节者以配身，是己失节也。’又问：‘人或居孀贫穷无托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后世怕寒饿死，故有是说。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朱熹在任同安县主簙时，在《申严婚礼状》指出：“唯礼律之文，婚姻为重，所以别男女，经夫妇，正风俗而防祸乱之元也。”在给朋友陈师中的信中劝他不要将其寡居的妹妹再婚：“昔伊川先生尝论此事，以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自世俗观之，诚为迂阔，然自知经识理之君子观之，当有以知其不可易也。”由此可以看出宋儒对妇女贞节观的变化是渐趋严格的。
宋儒对妇女贞节观的变化不得不说是与当时的特殊环境密切相关。这种思想的变化主要是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正如葛兆光所说的“宋代国家对异族文明及其影响有相当深的警惕，也许，这与宋代始终处于异族的威胁下有关，对于异族文明的抵制最普遍的表现在对固有文化的阐扬和夸张，北宋历史学上的‘正统论’、儒学中的‘攘夷论’、理学中特别凸显的‘天理’与‘道统’说，都是在从各种角度凸显着，或者说是重新建构着汉族中心的文明边界，拒斥者异族或者说异端文明的入侵和渗透。”对于倡导妇女守节的行为，也不无与反对异族文化，重构汉族礼仪文明有关。二、与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有关。在靖康之难时，被金人俘虏至北方的宋廷女性的悲惨遭遇，激起南宋对抗金人的动力，同时，也引起了道学家对贞节观的关注，进而强调贞节甚于生命。三、与激励士风有关。王安石即感慨：“俗之坏久矣。自学士大夫多不能终其节，况女子乎？”魏了翁也强调：“饥寒之事小，而失节之事大，此岂妇人之责也，抑为士也之戒。”特别是靖康之难后，社会长期动荡不安，一些不甘受辱的女子愤然自杀，而宋王朝通过对节妇烈女的旌表来激励士人忠君。 三、宋儒对贞节观的关注对贞节旌表的影响
在对国家旌表制度的论述中，宋儒认为旌表制度在敦厚人伦、教化风俗方面有着重要作用。欧阳修即很重视旌表对于社会风俗的教化作用，详见：
臣伏见朝廷之议，常患方今士人名节不立，民俗礼义不修，所以取士多滥而浮伪难明，愚民无知而冒犯者众。盖由设教不笃，而奖善无方也……旌一士之行，劝一乡之人。
王禹偁也强调旌表制度在地方上的施行，可以起到移风易俗的功效，在《单州成武县主簙厅记》中谓：“有力田，有孝悌，有义夫，有节妇，在乎助令长申举之，礼厚之，旌别之，则百里之人，知劝而易其俗矣”。
一方面宋儒对本朝旌表制度从总体上来详加论述，以强调宋政府的旌表制度对民间上行下效之风的影响。这里面当然也包括贞节旌表。另一方面，有些宋儒在地方为官时，也很重视通过旌表贞节劝谕教化地方风俗，从官场的立场提出旌赏和惩戒的措施。如王安石在地方为官期间，曾亲自访查节妇，“王介甫知鄞县日，奉行赦书节文，访义父节妇，得三人。”朱熹在知漳州期间曾作《劝谕榜》指出：“孝子顺孙，义夫节妇事迹显著，即仰具申，当依条格旌赏。”这些宋儒既可以和上层人接触，传播他们的思想，同时又可以作为地方官，与平民百姓接触，借以把自己的贞节观传到下层社会，可以说宋儒在贞节旌表的推行过程中有着重要地位。
为了扩大贞节旌表的影响，一些宋官员还会作诗文来称颂守节而获旌表的女性。如开封民妇朱氏因为夫守节，开封府判官吴充，“作阿朱诗以道其事”。贝州人赵氏，因守节，“尚书屯田员外郎张寅有赵女诗”。刘生妻欧阳氏，因守节，“尚书谢鄂为赋孝赋诗”。这种著赋著诗的方式，可以使更多的人认识到受表彰的节妇烈女，使在社会上形成一种以节妇烈女为荣的思潮。
参考文献：
[1][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9.
[2][宋]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M].上海：商务印书馆，2011.
[3][宋]王禹偁.小畜集[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4][宋]王安石.王文公文集[M].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5][宋]欧阳修.欧阳修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1.
[6][宋]朱熹.朱子全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7][元]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0.
[8][清]徐松.宋会要辑稿[M].北京：中华书局，1957.
[9]李丰春.中国古代旌表研究[M].云南：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
[10]铁爱花.宋代士人阶层女性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11]董家遵.历代节妇烈女的统计[M].现代史学，1936，3（1）.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