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1年到2015年，从夏季奥运会到冬季奥运会，中国申办奥运的历史，也是国家、民族发展和崛起的历史。30多年里，中国在国际奥林匹克大舞台上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有自信。通过中国的申奥，世界已经更全面立体地了解了中国，中国也已深刻长远地改变了世界。

从“亚洲雄风”到折戟蒙特卡洛

　　“我们亚洲，山是高昂的头。”韦唯与刘欢合唱的这首《亚洲雄风》的旋律，把人们带回1990年北京亚运会的流金岁月。
　　1979年中国恢复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1980年参加在美国普莱西德湖举办的冬奥会，1984年在洛杉矶奥运会夺得15块金牌。那时，全国公众对体育的热情之火已被点燃。于是，北京开始筹办亚运会。原本1990年第十一届亚运会的主办方是日本广岛。中国当时想利用亚运会这个民间的主场外交来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让世界认识中国，于是与广岛协商得到了主办权。
　　1990年7月的一天，邓小平在国家体委和北京市领导的陪同下考察亚运会的准备工作。他对相关工程建设很满意，高兴地说：“我看这些工程建设都挺好，办个奥运会也差不多了。”接着，他又问：“你们敢不敢申办一次奥运会？”当时没有人明确回答这个问题。
　　当年9月，北京亚运会成功举办，赢得不少国际赞誉。这之后国家体委和北京市立即投入到研究和落实申办奥运会的工作中。中国奥委会原副主席、秘书长、北京2000年奥运会申办委员会（简称“北京奥申委”）秘书长魏纪中回忆：当时他们形成了关于举办奥运的各方面初步需求清单，呈给国务院各有关部委、北京市各有关部门，征求国内外专家的意见。最为集中的两点反馈是：第一，从发展的眼光看，我们行;第二，大家都愿为此给予应有的支持和贡献。
　　于是，中国决定正式申办奥运会，这是对小平同志之问的回答：我们敢申办奥运会！
　　1991年5月，北京奥申委挂牌成立，申奥工作从当年下半年正式开始。当时中国申奥的口号是“开放的中国盼奥运”和“给北京一次机会，还世界一个奇迹”。和举办北京亚运会的初衷一样，当时北京申奥之所以非常强调“开放”，就是想让世界了解中国、认识中国，把中国刚刚推行不久的改革开放的新面貌新成果展现给全世界。
　　然而，当时中国申奥面对的实际困难超出所有国人的想象。30年前的国际社会，西方对中国的成见很深，他们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出发，认为中国申奥是一个“政治事件”。美国国会甚至通过决议表示反对中国申奥。掌握国际话语权的西方主流媒体一致反对中国申奥;发展中国家的媒体支持中国，但他们的声音没法被世界听到。

　　西方媒体抛出“人权”“动物保护”“环境”等各种问题来刁难中国。甚至到了1993年9月，各国申奥代表团抵达国际奥委会投票决定2000年奥运会主办权的会场摩纳哥蒙特卡洛之时，西方媒体还炮制出一个“大新闻”，宣称“中国要抵制亚特兰大奥运会”。他们说北京在打政治牌，想用抵制来“讹诈”国际奥委会以取得举办权。
　　此事影响很大，连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萨马兰奇都询问时任中国奥委会主席、北京奥申委常务副主席何振梁到底有无此事。在得到何振梁斩钉截铁的否定回答后，萨马兰奇立即安排他在当天国际奥委会的新闻发布会上讲话。何振梁对数百位记者说：“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的目的，是为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做贡献，促进人民间的相互理解与世界和平。不论表决的结果如何，中国为奥林匹克运动做贡献的立场将始终不渝。”
　　1993年9月24日，在国际奥委会投票中，前三轮领先的北京在最后一轮以43：45两票之差的微弱差距落选。
　　结果出来后，魏纪中“欲哭无泪”。他后来坦言：“我们第一次申奥把自己估计过高了。”
　　的确，在第一次申办奥运会时，中国代表团对形势估计过于乐观，没有意识到国际社会关心的很多问题，比如交通、通信、环保;宣传手法也失于陈旧，只体现了北京历史悠久的一面，没有体现出作为国际大都市必备的现代文明气息。
　　蒙特卡洛投票的次日清晨，有人在北京头班地铁车厢门口贴上了标语：“申奥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第二次申奥：水到渠成众望所归

　　首次申奥的失败无疑伤了国人的心。但“痛定思痛”，许多人也从中做了深刻的反思，找出我们的不足，默默努力追赶。
　　当年25岁、已经因主持《正大综艺》而出名的杨澜收到北京奥申委的邀请去了蒙特卡洛。如果当时申奥成功，她将在当地主持答谢宴会等一系列文化活动。
　　“蒙特卡洛这次申奥对于我的世界观、人生观是一次极大的冲击，它讓我看到了自己知识和视野的狭隘和浅薄。这对一个年轻人是非常好的事，你意识到你自己是非常不足的，没有什么可感到沾沾自喜的，这一点对我的人生很重要。”杨澜的想法代表了当时很多中国人的想法。“要去认识世界，主动与世界沟通，这对我们自身有利，对世界了解中国有利。”抱着这样的念头，杨澜不久后离开央视，留学美国。
　　1998年，中国再次申奥被提上议程。中央根据我国改革开放的大好势头和综合国力增强、国际威望提高的情况，支持中国奥委会再次申办奥运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