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的一天下午，纽约曼哈顿东81街24号博而励画廊里，一位老人与络绎不绝的来访者微笑交谈着。他已经75岁了，身着一件干净的白T恤，胡须浓密，银丝清晰可见，后背微微佝偻，却帅气依旧。这位老人便是乌莱，那天他首次在画廊空间和纽约的个展开幕。
　　乌莱是Frank Uwe Lavsiepen的化名，他1943年11月30日出生于德国索林根，那是一个残酷的年代，乌莱的父亲死于战争，母亲也因为战争而精神失常。“从15岁开始，我就没有父母或其他亲戚，我不得不为自己的生活而奋斗。”大约25岁的时候，乌莱将自己的国籍从德国变为荷兰，前往阿姆斯特丹，在宝丽来公司做过冲洗照片的工作，后来担任摄影师，“我无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看到德国的历史和‘三维帝国’的恐怖，但我在那里找到了‘我的方式’，虽然是一个相当离奇的方向。”也就是在阿姆斯特丹，他开始对行为艺术产生兴趣，而宝丽来公司的经历也影响了他此后的艺术创作：乌莱的作品经常探索身体，性别以及表演和摄影之间的交集，而宝丽来照片是他钟爱的呈现方式，“我没有耐心去尝试制作出色的图像，我相信使用宝丽来是让我的想法和现实最接近的方式，因为它是即时的：行为和图像之间有60到90秒”。
　　童年悲掺的经历，造成了乌莱长期孤僻沉默的性格，他一直是孤独的，直到遇到了一个女人。1976年，塞尔维亚艺术家阿布拉莫维奇受荷兰一家画廊的邀请，为当地电视台做一档有关行为艺术的节目。阿布拉莫维奇从小受到压抑式的教育，母亲对她是军事化管理，经常挨打挨骂，也由此造成了她狂野大胆、癫狂自由的创作风格。抵达阿姆斯特丹机场的当天，画廊委派了一名助理来接她——那是阿布拉莫维奇与乌莱的初次会面。
　　同样经历过原生家庭带来的创伤，阿布拉莫维奇与乌莱惺惺相惜，互相的灵魂找到了依靠。此后，他们成为了恋人，合二为一地共同创作与生活。1977年至1978年间，两人同居在一个房车内，在欧洲各地旅行完成不同的行为项目，又一同通过高负荷、长时间的行为挑战身体的极限，同时针对大众既有的性别认知及两性之间的互动提出质疑，实现了“关系”作品系列，因此名声大噪。
　　然而，在一起旅行、工作、生活了10年之后，1986年，乌莱和阿布拉莫维奇计划结束他们的关系。两年后，在中国政府的认可下，乌莱与阿布拉莫维奇启程前往长城，两人同时分别从长城的两端走向彼此——阿布拉莫维奇登上长城的山海关，自东向西出发;乌莱则登上位于甘肃省境内的嘉峪关，向东行走。三个月后，他们最终在中点汇合，结束了恋人关系，也不再是合作伙伴。
　　长城一别后，乌莱从艺术界消失了一段时间，而阿布拉莫维奇已成为世界上最出名的行为艺术家之一。2010年，在纽约MoMA展厅里，“艺术家在场”的展览正在进行，64岁的阿布拉莫维奇坐在桌子一端，接受了1500多人的对视挑战。她一身拖地红裙，始终面无表情，直到乌莱的出现：两人相望瞬间立刻泪流满面，而后双手紧握。这次阔别22年的久别重逢对乌莱自己而言也是个意外：“根本没想过。”
　　更戏剧性的事情发生了，就在众人为他们的爱情故事而感伤的时候，乌莱将前女友告上了法庭：他认为阿布拉莫维奇违反了他们在1999年签订的一份关于二人共同创作艺术作品的约定，将自己的名字作为合作作品的唯一作者，而且在过去16年时间里只向他支付了四次费用，并未就该作品提供准确的交易清单。“我被邀请作为MoMa的‘光荣嘉宾’——尽管我们的许多合作作品都在展出，甚至玛丽娜的表演‘艺术家在场’也是我们联合作品‘Nightsea Crossing’的重拍版。”在谈到与阿布拉莫维奇的重逢时，乌莱的回应似乎已略见端倪，这对他来说更像是“意外”而不是“惊喜”。
　　最终，荷兰法院作出判决，阿布拉莫维奇需向乌莱支付约27.8万美元赔偿金。
　　事情并没有结束。仅仅一年后，两人的关系突然升温，他们在哥本哈根郊外的路易斯安娜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的阿布拉莫维奇回顾展上重聚，相谈甚欢，似乎从未有过对簿公堂的争执。而乌莱在纽约博而励画廊的首展，阿布拉莫維奇也以朋友的身份现身支持。“乌莱首次在纽约展览，阿布拉莫维奇常住纽约，画廊一定要邀请啊！”关于两人的破冰，画廊负责人如是说。
　　“对她来说，一个人去做很难;而对我来说，单独去做是不可想象的。”与阿布拉莫维奇合作的时期可以说是乌莱作品最丰富也最活跃的阶段，尽管如此，乌莱还是与前任告别，回到自己作为一个独立艺术家的生活与工作。他开始进一步借助摄影图像来表达自己的想法：从直白的自我肖像，到柔软的，富含细节的身体部位照，以及惊人的超大尺寸宝丽来，“重生”系列的宝丽来照片就是乌莱扮成女装，扮演不同的女性角色，混迹于社会边缘性的朋友圈（跨性别者、异装癖者和变性人）拍摄而来。这一系列作品在当时被认为是反美学，曾一度惹恼了艺术圈受众。
　　乌莱总是想用自己的方式达到一个永久的“重生”过程，在记录他的“生命项目”过程中，从过去经验的废墟中复活以创造新的自己。问及开始独立创作后的转变，乌莱打趣地答道：“‘独立艺术家’是一个很好的补充，或者说我是‘一个单独或单身工作的艺术家’？”
　　乌莱
　　1943年11月30日出生于德国索林根，于1968年离开家乡前往阿姆斯特丹。后担任宝丽来公司的摄影师，由此开始他的职业生涯。他目前生活在阿姆斯特丹和斯洛文尼亚的卢布尔雅那两地。乌莱的作品被全球多个重要国际艺术机构收藏，包括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馆，埃因霍温凡阿贝博物馆，都灵里沃利城堡。伯尔尼美术馆，蓬皮杜艺术中心巴黎，日本山口县立美术馆。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斯德哥尔摩当代美术馆，法兰克福Staedel博物馆，路易斯安那州Humlebaek博物馆，里昂当代艺术博物馆和乌得勒支Rabo艺术收藏。

Q&A

　　Q：《北京青年》周刊
　　A：乌莱
　　Q是什么原因让你决定从事行为艺术？
　　A大约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的艺术由后现代主义主导，仅仅通过美学来证明艺术。西方世界碰巧陷入混乱（社会，道德，政治，生态，历史等），我的这一代，即“战争一代”对任何事情都比较内敛、节制，因此将生活带入艺术变成一种更重要的手段。
　　Q你一直在探讨“艺术实践的核心在于摄影与身份的关系”，为什么对这个主题这么着迷？
　　A虽然所有新媒体（摄影，录像，电影，表演，装置等）恰好成为当代艺术中的主要媒体，但我相信艺术实践的实际核心，最终是一件艺术品。无论艺术家使用哪种媒体，都要“有意义”。
　　Q在和阿布拉莫维奇合作的作品中讨论了人们如何在共生關系中存在。经过多年的艺术实践，现在这个问题有答案了吗？
　　A至少在夫妻之间共生是一种被低估或者不被认可的现象，很亲密或者相处了很长时间的夫妇或人们生活在密切的关系中，共生往往“悄悄进入”没有得到通知。换句话说，共生可以在微妙的层面上称为依赖（生物——物理依赖），但最终是不可避免的。在玛丽娜和我之间，我们的关系是契合共生的。
　　Q成为独立艺术家后，你的思维方向和艺术风格的最大变化是什么？
　　A我一直都是并且将要成为一个没有特定风格、没有线性思维和工作也没有标志性的艺术家。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人都不受我作品的影响。
　　Q是否曾经困惑过并且想要放弃行为艺术？
　　A除非我被年龄和健康状况所迫，否则永远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