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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大地震中心理救援的无序和混乱，揭开了这个行业隐藏的“暗伤”，凸显加快建设中国心理危机干预长效机制的重要性与迫切性
作为汶川大地震灾区的一名心理工作者，刘平曾经陷入极度痛苦之中。
2008年7月9日，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中国心理学家大会上，这位来自四川省德阳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的医生，讲述了他的见闻与思考。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刘平随即注意到病人和家属出现了很多心理问题。震后第六天，刘平和同院两名心理医生，在医院开始了小范围的心理援助工作。但面对庞大的需要心理援助的群体，三个人的努力根本是杯水车薪。
让他感到欣慰的是，第一批心理援助队伍赶到德阳市人民医院，成员都是某大学心理专业人士。然而，这支队伍来得快，去得也快，仅仅待了三天。短短三天时间，对于心理援助来说显然是不够的。
所幸，这时已经有更多的心理援助志愿者陆续加入。其中一些志愿者，以其专业素养和奉献精神，为受灾群众提供了实质性帮助。但大多数志愿者各行其是。住进德阳市人民医院的一位女患者，就曾在一天之内受到好几拨心理专家的“辅导”。
刘平原本指望外地的心理专家能够带来理论方面的指导，但发现“很多专家的理论准备也不足”。更有甚者，很多心理援助志愿者并不具备必需的专业素质，仅仅靠着一腔热情，甚至是带着某种功利目的来到地震灾区。
刘平希望灾后心理援助应当有好的方法和组织，实际情况相去甚远。他对《财经》记者说，本来就很有限的心理援助力量，往往被挥霍在对少数受灾群众进行轮番“集中轰炸”上。这不仅造成心理援助资源的浪费，也给部分受灾群众心理造成不良反应。
集体反思
刘平的经历，正是整个灾后心理救援现状的一个缩影。
据悉，在汶川大地震后，卫生部、教育部、民政部多个政府部门，中国红十字会、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等组织，以及中国心理学会、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等学术组织，都派出了心理援助队伍。同时，还有更多自发的心理救援志愿者。
在此次中国心理学家大会的大会报告中，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所长张侃委婉地批评说，整个灾区一度有2000多名心理学工作者，其中只有大约500多人是有组织的。至于其他人，“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也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
即使是有一定组织的心理救援者，由于来自不同的部门和组织，彼此间也往往缺乏协调。在张侃看来，如果不能有计划地行动，不仅援助效果要大打折扣，援助者本身也会加剧当地的负担。
从国际经验来看，心理援助需要的不仅仅是爱心。汶川大地震之后，日本兵库教育大学教授富永良喜曾带领一支经验丰富的日本心理专家队伍，在重庆、成都等地为中国同行提供紧急培训。富永良喜特地提醒：“不能保证对灾民进行持续援助的心理援助者和团体，不可以直接和灾民接触。”
灾后心理援助初期的混乱无序并非偶然。许多业内人士认为，在中国政府制定的应急预案中，心理干预虽然占有一席之地，但这种预案既缺乏明确、统一的指挥系统，也没有具体的实施方案，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半成品”而已。
上海精神卫生中心院长、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教授肖泽萍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此次灾后心理救援初期之所以出现很多问题，与政府主导意识不强、归口或领导部门不明确，以及心理救援体系各成员没有建立分工协调机制等因素有关。
正是基于这种教训，多位专家呼吁，中国应以汶川大地震为起点，由国家统一部署，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整合从业人员的力量，以建立心理援助的长效机制。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在致本届中国心理学家大会的信中也认为，这次灾难凸显了“加快建设中国心理危机干预长效机制的重要性与迫切性”。
“中国在2003年的SARS危机之后，建立起公共卫生体系，保证了这次震后防疫工作的顺利进行。如果这次震后能够建立起心理救援体系，将是很大的收获。”肖泽萍对《财经》记者说。
心理援助力量匮乏
一场诸如汶川大地震的巨大灾难，往往会对人群心理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1996年唐山地震20周年时，唐山市开滦精神卫生中心曾经做过一项调查，发现约22％的人患有延迟性应激障碍。
因此，灾后心理援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心理学会在5月28日发布的《汶川大地震心理援助20年行动纲要》中明确指出，灾后心理援助“应至少进行到灾后20年”。
目前，为了保证心理援助的持续性，张侃领导的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在德阳、绵竹、绵阳等地建立了心理援助站。
不过，外来的心理专家迟早要离开灾区。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史占彪博士告诉《财经》记者：“一年半载之后，这些援助站都会完全交给当地同行。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将当地同行‘扶上马，送一程’。”
归根到底，心理援助只能更多地借助当地的专业队伍。但和中国其他地区一样，地震灾区的心理专业力量非常薄弱，甚至可以用“一穷二白”来形容。
据了解，总人口超过10万的北川县，原本只有两位心理咨询师，但在地震中不幸遇难。总人口超过380万的德阳市，本地能够参与心理援助服务的也只有四五十人。这个数字也已占到全市心理专业人员数量的三分之一左右。
如此薄弱的力量，显然远远不能满足灾后的心理援助需求。刘平指出，按照国际惯例，一人死亡往往会造成十人心理受到创伤。这意味着，德阳直接因亲人死亡需要接受心理援助的人群有近20万；加上死亡目睹者、身体伤残者、财产损失者等，全市需要心理援助的人可能近百万。而张侃估计，整个汶川大地震心理受灾人群将超过1000万。
此次灾后暴露出的心理援助力量匮乏的窘况，正是中国心理卫生体系多年积弊的一个集中体现。
在过去20多年中，屡屡有专家呼吁全国人大加快精神卫生立法。这一法律虽然从1985年就开始调研，但至今仍然未能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仅有上海、北京等少数城市通过了地方性的精神卫生法规。
由于长期缺乏法律、体制和经费等方面的保障，中国心理卫生多年来可谓问题重重。首要的问题就是心理卫生资源匮乏。根据卫生部门统计，每10万中国人中，仅有1.3名精神科执业医师。而日本为9.4名，美国则高达13.7名。
此外，中国心理咨询和治疗行业的准入和监管方面存在的漏洞也相当明显。上海精神卫生中心院长肖泽萍告诉《财经》记者，心理咨询师和心理治疗师行业的独立建设，始终是中国心理卫生的急需解决的“老问题”。
目前，心理咨询师职业资格考试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组织，心理治疗师的考试则由卫生部组织，只有卫生系统人士可以报考。这两个职业认证的“含金量”受到广泛质疑。在当下，社会上还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心理培训。不过，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教授丛中在本届中国心理学家大会上忧心忡忡地指出，其中一些培训简直就是速成班，“随便参加几天就发个证书”。
真正意义上的心理咨询，尤其是心理治疗，需要接受系统和专业的长期训练，不是简单的突击性质的职业认证可以覆盖的。即使是精神科执业医师，如果没有经过训练，也不一定胜任。
如今，随着小康时代精神需求的日益增加，动辄每小时收费数百元的私人心理机构在全国几乎遍地开花。但由于缺乏严格、专业的准入机制以及惩罚、退出机制，多位业内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一些所谓的“心理专家”，倒不如说是专门给来访者造成心灵伤害的“心理杀手”。
自救契机
面对中国心理卫生的尴尬现状，心理学界的一些有识之士早已开始自救。
从2005年起，北京大学心理学系教授钱铭怡就和部分同道，在中国心理学会之下启动了临床与咨询心理学专业注册工作。到2007年12月，中国心理学会产生了首批101名注册心理师和109名注册督导师。心理师的工作包括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督导师则可以从事培训、督导等心理师培养工作。
2008年7月14日，又有72名注册心理师和九名注册督导师的名单在其网站公布。在三个月的公示后，将产生第二批注册的心理师和督导师。
作为一个行业性的学术组织，中国心理学会启动的心理师和督导师注册，并没有政府部门的认证那样的行政强制力。但在很多专业人士看来，这个非官方的自愿注册系统，门槛反而要比政府部门的职业资格认证体系高得多。
该学会在一份工作简报中称，“如果按2000人有一个心理师的标准，中国至少需要70多万心理师。但现在受到良好培训的人员严重缺乏，而且由于学历培养滞后、职业培训不足、从业人员缺乏统一的准入标准和专业的伦理规范，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的服务质量难以保证”。
注册系统的推出，就是为了改变上述状况。目前，该系统不仅为专业人员、培养方案、培训项目和实习机构制定了严格的注册标准，并且要求所有注册者遵循其伦理守则。严重违反职业伦理的，可能被永久取消注册资格。
据《财经》记者了解，中国心理学会的心理师和督导师注册工作，已经在专业人员中赢得了良好的口碑。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也是中国心理学界开始行业自律、推行职业规范的一个里程碑式举措。
汶川大地震的灾后援助，则可能为中国心理学界的自救和发展提供新的契机。目前，国内外的心理高手正汇聚在地震灾区，为当地的心理专业人员和社会工作者等提供培训。通过这样的交流，整个中国心理学界都在不断地反省和学习。
在成都参加了“中澳心理危机医疗队长和志愿者骨干培训班”的上海精神卫生中心院长肖泽萍对《财经》记者表示，只有做好常态下的工作应对，以及人才培养、知识更新贮备、科学研究组织等，才能更好地应对地震灾难等非常态下的严重状况。
当然，她也承认，中国心理卫生体系中存在的很多问题，并不是心理卫生工作本身或者某个学会就可以独立解决的。
世界卫生组织曾经估计，全球大约有四分之一的人，会在其一生中出现精神或者行为障碍；而根据中国浙江、河北两省的流行病学调查推算，全国15岁以上的成年人在其一生中，精神疾病的总患病率在15％以上。
这意味着，能否成功地应对精神卫生带来的危机，不仅仅是对一个行业的挑战，更是对于一个国家的挑战。■
作为汶川大地震灾区的一名心理工作者，刘平曾经陷入极度痛苦之中。
2008年7月9日，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中国心理学家大会上，这位来自四川省德阳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的医生，讲述了他的见闻与思考。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刘平随即注意到病人和家属出现了很多心理问题。震后第六天，刘平和同院两名心理医生，在医院开始了小范围的心理援助工作。但面对庞大的需要心理援助的群体，三个人的努力根本是杯水车薪。
让他感到欣慰的是，第一批心理援助队伍赶到德阳市人民医院，成员都是某大学心理专业人士。然而，这支队伍来得快，去得也快，仅仅待了三天。短短三天时间，对于心理援助来说显然是不够的。
所幸，这时已经有更多的心理援助志愿者陆续加入。其中一些志愿者，以其专业素养和奉献精神，为受灾群众提供了实质性帮助。但大多数志愿者各行其是。住进德阳市人民医院的一位女患者，就曾在一天之内受到好几拨心理专家的“辅导”。
刘平原本指望外地的心理专家能够带来理论方面的指导，但发现“很多专家的理论准备也不足”。更有甚者，很多心理援助志愿者并不具备必需的专业素质，仅仅靠着一腔热情，甚至是带着某种功利目的来到地震灾区。
刘平希望灾后心理援助应当有好的方法和组织，实际情况相去甚远。他对《财经》记者说，本来就很有限的心理援助力量，往往被挥霍在对少数受灾群众进行轮番“集中轰炸”上。这不仅造成心理援助资源的浪费，也给部分受灾群众心理造成不良反应。
集体反思
刘平的经历，正是整个灾后心理救援现状的一个缩影。
据悉，在汶川大地震后，卫生部、教育部、民政部多个政府部门，中国红十字会、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等组织，以及中国心理学会、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等学术组织，都派出了心理援助队伍。同时，还有更多自发的心理救援志愿者。
在此次中国心理学家大会的大会报告中，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所长张侃委婉地批评说，整个灾区一度有2000多名心理学工作者，其中只有大约500多人是有组织的。至于其他人，“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也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
即使是有一定组织的心理救援者，由于来自不同的部门和组织，彼此间也往往缺乏协调。在张侃看来，如果不能有计划地行动，不仅援助效果要大打折扣，援助者本身也会加剧当地的负担。
从国际经验来看，心理援助需要的不仅仅是爱心。汶川大地震之后，日本兵库教育大学教授富永良喜曾带领一支经验丰富的日本心理专家队伍，在重庆、成都等地为中国同行提供紧急培训。富永良喜特地提醒：“不能保证对灾民进行持续援助的心理援助者和团体，不可以直接和灾民接触。”
灾后心理援助初期的混乱无序并非偶然。许多业内人士认为，在中国政府制定的应急预案中，心理干预虽然占有一席之地，但这种预案既缺乏明确、统一的指挥系统，也没有具体的实施方案，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半成品”而已。
上海精神卫生中心院长、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教授肖泽萍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此次灾后心理救援初期之所以出现很多问题，与政府主导意识不强、归口或领导部门不明确，以及心理救援体系各成员没有建立分工协调机制等因素有关。
正是基于这种教训，多位专家呼吁，中国应以汶川大地震为起点，由国家统一部署，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整合从业人员的力量，以建立心理援助的长效机制。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在致本届中国心理学家大会的信中也认为，这次灾难凸显了“加快建设中国心理危机干预长效机制的重要性与迫切性”。
“中国在2003年的SARS危机之后，建立起公共卫生体系，保证了这次震后防疫工作的顺利进行。如果这次震后能够建立起心理救援体系，将是很大的收获。”肖泽萍对《财经》记者说。
心理援助力量匮乏
一场诸如汶川大地震的巨大灾难，往往会对人群心理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1996年唐山地震20周年时，唐山市开滦精神卫生中心曾经做过一项调查，发现约22％的人患有延迟性应激障碍。
因此，灾后心理援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心理学会在5月28日发布的《汶川大地震心理援助20年行动纲要》中明确指出，灾后心理援助“应至少进行到灾后20年”。
目前，为了保证心理援助的持续性，张侃领导的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在德阳、绵竹、绵阳等地建立了心理援助站。
不过，外来的心理专家迟早要离开灾区。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史占彪博士告诉《财经》记者：“一年半载之后，这些援助站都会完全交给当地同行。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将当地同行‘扶上马，送一程’。”
归根到底，心理援助只能更多地借助当地的专业队伍。但和中国其他地区一样，地震灾区的心理专业力量非常薄弱，甚至可以用“一穷二白”来形容。
据了解，总人口超过10万的北川县，原本只有两位心理咨询师，但在地震中不幸遇难。总人口超过380万的德阳市，本地能够参与心理援助服务的也只有四五十人。这个数字也已占到全市心理专业人员数量的三分之一左右。
如此薄弱的力量，显然远远不能满足灾后的心理援助需求。刘平指出，按照国际惯例，一人死亡往往会造成十人心理受到创伤。这意味着，德阳直接因亲人死亡需要接受心理援助的人群有近20万；加上死亡目睹者、身体伤残者、财产损失者等，全市需要心理援助的人可能近百万。而张侃估计，整个汶川大地震心理受灾人群将超过1000万。
此次灾后暴露出的心理援助力量匮乏的窘况，正是中国心理卫生体系多年积弊的一个集中体现。
在过去20多年中，屡屡有专家呼吁全国人大加快精神卫生立法。这一法律虽然从1985年就开始调研，但至今仍然未能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仅有上海、北京等少数城市通过了地方性的精神卫生法规。
由于长期缺乏法律、体制和经费等方面的保障，中国心理卫生多年来可谓问题重重。首要的问题就是心理卫生资源匮乏。根据卫生部门统计，每10万中国人中，仅有1.3名精神科执业医师。而日本为9.4名，美国则高达13.7名。
此外，中国心理咨询和治疗行业的准入和监管方面存在的漏洞也相当明显。上海精神卫生中心院长肖泽萍告诉《财经》记者，心理咨询师和心理治疗师行业的独立建设，始终是中国心理卫生的急需解决的“老问题”。
目前，心理咨询师职业资格考试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组织，心理治疗师的考试则由卫生部组织，只有卫生系统人士可以报考。这两个职业认证的“含金量”受到广泛质疑。在当下，社会上还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心理培训。不过，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教授丛中在本届中国心理学家大会上忧心忡忡地指出，其中一些培训简直就是速成班，“随便参加几天就发个证书”。
真正意义上的心理咨询，尤其是心理治疗，需要接受系统和专业的长期训练，不是简单的突击性质的职业认证可以覆盖的。即使是精神科执业医师，如果没有经过训练，也不一定胜任。
如今，随着小康时代精神需求的日益增加，动辄每小时收费数百元的私人心理机构在全国几乎遍地开花。但由于缺乏严格、专业的准入机制以及惩罚、退出机制，多位业内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一些所谓的“心理专家”，倒不如说是专门给来访者造成心灵伤害的“心理杀手”。
自救契机
面对中国心理卫生的尴尬现状，心理学界的一些有识之士早已开始自救。
从2005年起，北京大学心理学系教授钱铭怡就和部分同道，在中国心理学会之下启动了临床与咨询心理学专业注册工作。到2007年12月，中国心理学会产生了首批101名注册心理师和109名注册督导师。心理师的工作包括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督导师则可以从事培训、督导等心理师培养工作。
2008年7月14日，又有72名注册心理师和九名注册督导师的名单在其网站公布。在三个月的公示后，将产生第二批注册的心理师和督导师。
作为一个行业性的学术组织，中国心理学会启动的心理师和督导师注册，并没有政府部门的认证那样的行政强制力。但在很多专业人士看来，这个非官方的自愿注册系统，门槛反而要比政府部门的职业资格认证体系高得多。
该学会在一份工作简报中称，“如果按2000人有一个心理师的标准，中国至少需要70多万心理师。但现在受到良好培训的人员严重缺乏，而且由于学历培养滞后、职业培训不足、从业人员缺乏统一的准入标准和专业的伦理规范，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的服务质量难以保证”。
注册系统的推出，就是为了改变上述状况。目前，该系统不仅为专业人员、培养方案、培训项目和实习机构制定了严格的注册标准，并且要求所有注册者遵循其伦理守则。严重违反职业伦理的，可能被永久取消注册资格。
据《财经》记者了解，中国心理学会的心理师和督导师注册工作，已经在专业人员中赢得了良好的口碑。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也是中国心理学界开始行业自律、推行职业规范的一个里程碑式举措。
汶川大地震的灾后援助，则可能为中国心理学界的自救和发展提供新的契机。目前，国内外的心理高手正汇聚在地震灾区，为当地的心理专业人员和社会工作者等提供培训。通过这样的交流，整个中国心理学界都在不断地反省和学习。
在成都参加了“中澳心理危机医疗队长和志愿者骨干培训班”的上海精神卫生中心院长肖泽萍对《财经》记者表示，只有做好常态下的工作应对，以及人才培养、知识更新贮备、科学研究组织等，才能更好地应对地震灾难等非常态下的严重状况。
当然，她也承认，中国心理卫生体系中存在的很多问题，并不是心理卫生工作本身或者某个学会就可以独立解决的。
世界卫生组织曾经估计，全球大约有四分之一的人，会在其一生中出现精神或者行为障碍；而根据中国浙江、河北两省的流行病学调查推算，全国15岁以上的成年人在其一生中，精神疾病的总患病率在15％以上。
这意味着，能否成功地应对精神卫生带来的危机，不仅仅是对一个行业的挑战，更是对于一个国家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