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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一直是衡量“发展”的经济指标。长期以来,“只有经济发展了其他问题才能解决”的理论占主导地位,解决贫困、失业、收入分配差异,如何共享“经济增长”的成果的问题与“经济增长”本身相比退居第二位。
胡锦涛总书记在讨论十二五规划草案的中央全会召开之前提出“包容性”增长。“包容性”增长的内涵是“共享性”。我们认为,十二五规划经济发展的共享性成为最清晰的发展目标。仅仅侧重提高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以预期和期望逐渐增加国民收入来改善弱势人群生活水平是远远不充分的。
GDP的增长并不能取代经济的发展,更不能取代社会整体的发展,传统的经济增长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之间的关系需要转变,真正有效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是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增长的利益和好处,要全面惠及整个社会和各层次的人群。
发展不等同于经济增长
GDP一直是衡量“发展”的经济指标。长期以来,“只有经济发展了其他问题才能解决”的理论占主导地位,解决贫困、失业、收入分配差异,如何共享“经济增长”的成果的问题与“经济增长”本身相比退居第二位。
理论上来说,经济的增长可以产生“波及效应”来解决弱势群体和贫困问题。但大量的实践证明,“发展”的辐射效应并不是“自动”完成的。GDP增长和人均GDP增长并不意味着分配会随着总量的提升和人均水平的改变而“平均”提升,并不必然带来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的全面提升。
上世纪50、60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达到联合国所规定的发展目标,但是这些国家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没有改变。经济学家们发现,过去经济增长的发展战略通常是以牺牲农业和农业发展为代价来强调迅速地工业化。由此带来的高收入阶层产生在城市,贫困人口大多数在农村。工业财富积累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对落后农村的波及效应不明显。
经济学家开始反思“发展”的定义。“发展”不等同于“经济增长”,应该是在经济不断增长的背景下,把对削减普遍的绝对贫困、缩小收入差距以及降低失业率考虑进去。
著名的发展经济学教授希尔斯先生,提出了发展意义这个基本问题。“一国发展方面的问题是:贫困情况怎样?失业的情况怎样?不平等的情况怎样?如果这三方面都显著地减少了,那么毫无疑问,该国处于发展阶段。如果这些中心问题中某一个或两个问题变得更糟了,尤其是如果这三个问题都变得更糟了,那么称这种情况为发展是会令人困惑的。”
“共享性”发展的最佳方式
创业带动就业的思想“创造”了“共享性”发展的新模式。
在经济高速增长的一段时间内,收入分配差异并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是经济的增长并没有带来期望的“共享”效果,居民收入差距还有进一步拉大的迹象。单纯地追求经济增长,而不顾及其社会效果的增长模式带来越来越多的问题。
国际经验和我们自己的经历证明,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正相关的关系,不同的增长的方式有不同的相关性。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报告——经济增长与人类发展》(1996年版)指出,存在一些不可取的经济增长模式:没有就业机会增加的经济增长;仅使富裕人群受惠、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的经济增长;缺少民众认同的不稳定的经济增长;过度破坏环境和浪费资源的经济增长。这些“不可取”的增长方式隐含着这样一个看法: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会带来不同的经济和社会后果。为了避免不利的经济与社会后果,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就变得非常重要。
创业带动就业是达到经济增长的“共享性”发展的最佳方式。就业吸纳农村过剩劳动力和其他劳动人口,就业创造收入,收入就是经济增长的利益分配。就业带来第一层次的收入分配形式,就业机会的增加和其他经济机会形式把经济增长的好处“逐渐扩散”给广大人民,就业推动经济增长,也为增长的经济和社会利益进行更广泛的第二次分配提供必要的条件。
就业通过第一次分配直接增加个人收入,通过为第二次分配创造条件增加弱势群体的收入水平,会极大地推动投资、外需增长模式向消费的增长模式转移得以实现,对改善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一系列不平衡,包括过度投资,贸易顺差过大,流动性过剩等矛盾,都可能带来积极的效果。对收入差距带来的社会问题,也应该是一个有效的解决方式。创业带来就业的增长方式应该是在新的经济发展阶段,实现“共享性”新的发展目标最佳选择。
实现“低投入持续增长”
“共享性”的发展必须是可持续的,要求经济的增长是稳定长期的。“共享性”的发展观念上的革命性的转变,要求制度性的变革,进一步释放生产力,推动经济的持续发展。
第一方面,首先,持续的“共享性”要求针对导致过度投资的资源配置非市场化的制度性原因进行改革。政府职能的转移是市场化配置资源的重要体制因素。因为政府职能和财政预算体制的问题,地方政府利用权利配置资源,不是最大化资源的收益,扭曲了市场各参与主体之间的关系,所以带来过度投资、产能过剩、低水平重复建设、不公平的招商引资政策等等一系列问题。所以政府职能的转移应大大促进市场化配置资源机制的完善,提升投资的有效性,实现“降低投入保持增长”的制度性贡献。
其次,对导致高贸易顺差的国内高“储蓄-投资”差异内部失衡的经济结构进行调整。一般来说,在“储蓄-投资”的差异和贸易顺差降低的同时,消费会相应增长,促进更多依靠内需而不是外需推动经济增长,推动投资增长和依赖外需增长的模式向消费增长模式的转移。国际收支不平衡和国内外经济失衡带来的国际国内的矛盾,在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过程中会得到部分缓解,经济会更稳定发展。
第三,“共享性”要求对收入分配的方式和社会保障体制做相应的完善。消费是经济增长的三大引擎之一。消费增长是与收入增长密切相关的。收入分配有三个层次。第一次收入分配是工资;第二次收入分配是转移支付。根据边际收入倾向理论,低收入群体的工资收入改善对消费增长的作用比较明显。减少支出也是增加收入。所以针对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分配制度,包括低收入群体在内的社会保障体制的完善,应该对促进消费增长有非常实质性的作用。
第二方面,“共享性”发展要求保护环境使经济增长更具可持续性。
第三方面,科技创新、技术进步,包括技术效率的提升是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最主要因素。
“共享性”发展带来的制度性改革,一定能够像改革初期那样靠制度进步的“红利”,实现新的层次上的“低投入持续增长”的经济增长。
胡锦涛总书记在讨论十二五规划草案的中央全会召开之前提出“包容性”增长。“包容性”增长的内涵是“共享性”。我们认为,十二五规划经济发展的共享性成为最清晰的发展目标。仅仅侧重提高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以预期和期望逐渐增加国民收入来改善弱势人群生活水平是远远不充分的。
GDP的增长并不能取代经济的发展,更不能取代社会整体的发展,传统的经济增长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之间的关系需要转变,真正有效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是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增长的利益和好处,要全面惠及整个社会和各层次的人群。
发展不等同于经济增长
GDP一直是衡量“发展”的经济指标。长期以来,“只有经济发展了其他问题才能解决”的理论占主导地位,解决贫困、失业、收入分配差异,如何共享“经济增长”的成果的问题与“经济增长”本身相比退居第二位。
理论上来说,经济的增长可以产生“波及效应”来解决弱势群体和贫困问题。但大量的实践证明,“发展”的辐射效应并不是“自动”完成的。GDP增长和人均GDP增长并不意味着分配会随着总量的提升和人均水平的改变而“平均”提升,并不必然带来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的全面提升。
上世纪50、60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达到联合国所规定的发展目标,但是这些国家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没有改变。经济学家们发现,过去经济增长的发展战略通常是以牺牲农业和农业发展为代价来强调迅速地工业化。由此带来的高收入阶层产生在城市,贫困人口大多数在农村。工业财富积累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对落后农村的波及效应不明显。
经济学家开始反思“发展”的定义。“发展”不等同于“经济增长”,应该是在经济不断增长的背景下,把对削减普遍的绝对贫困、缩小收入差距以及降低失业率考虑进去。
著名的发展经济学教授希尔斯先生,提出了发展意义这个基本问题。“一国发展方面的问题是:贫困情况怎样?失业的情况怎样?不平等的情况怎样?如果这三方面都显著地减少了,那么毫无疑问,该国处于发展阶段。如果这些中心问题中某一个或两个问题变得更糟了,尤其是如果这三个问题都变得更糟了,那么称这种情况为发展是会令人困惑的。”
“共享性”发展的最佳方式
创业带动就业的思想“创造”了“共享性”发展的新模式。
在经济高速增长的一段时间内,收入分配差异并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是经济的增长并没有带来期望的“共享”效果,居民收入差距还有进一步拉大的迹象。单纯地追求经济增长,而不顾及其社会效果的增长模式带来越来越多的问题。
国际经验和我们自己的经历证明,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正相关的关系,不同的增长的方式有不同的相关性。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报告——经济增长与人类发展》(1996年版)指出,存在一些不可取的经济增长模式:没有就业机会增加的经济增长;仅使富裕人群受惠、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的经济增长;缺少民众认同的不稳定的经济增长;过度破坏环境和浪费资源的经济增长。这些“不可取”的增长方式隐含着这样一个看法: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会带来不同的经济和社会后果。为了避免不利的经济与社会后果,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就变得非常重要。
创业带动就业是达到经济增长的“共享性”发展的最佳方式。就业吸纳农村过剩劳动力和其他劳动人口,就业创造收入,收入就是经济增长的利益分配。就业带来第一层次的收入分配形式,就业机会的增加和其他经济机会形式把经济增长的好处“逐渐扩散”给广大人民,就业推动经济增长,也为增长的经济和社会利益进行更广泛的第二次分配提供必要的条件。
就业通过第一次分配直接增加个人收入,通过为第二次分配创造条件增加弱势群体的收入水平,会极大地推动投资、外需增长模式向消费的增长模式转移得以实现,对改善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一系列不平衡,包括过度投资,贸易顺差过大,流动性过剩等矛盾,都可能带来积极的效果。对收入差距带来的社会问题,也应该是一个有效的解决方式。创业带来就业的增长方式应该是在新的经济发展阶段,实现“共享性”新的发展目标最佳选择。
实现“低投入持续增长”
“共享性”的发展必须是可持续的,要求经济的增长是稳定长期的。“共享性”的发展观念上的革命性的转变,要求制度性的变革,进一步释放生产力,推动经济的持续发展。
第一方面,首先,持续的“共享性”要求针对导致过度投资的资源配置非市场化的制度性原因进行改革。政府职能的转移是市场化配置资源的重要体制因素。因为政府职能和财政预算体制的问题,地方政府利用权利配置资源,不是最大化资源的收益,扭曲了市场各参与主体之间的关系,所以带来过度投资、产能过剩、低水平重复建设、不公平的招商引资政策等等一系列问题。所以政府职能的转移应大大促进市场化配置资源机制的完善,提升投资的有效性,实现“降低投入保持增长”的制度性贡献。
其次,对导致高贸易顺差的国内高“储蓄-投资”差异内部失衡的经济结构进行调整。一般来说,在“储蓄-投资”的差异和贸易顺差降低的同时,消费会相应增长,促进更多依靠内需而不是外需推动经济增长,推动投资增长和依赖外需增长的模式向消费增长模式的转移。国际收支不平衡和国内外经济失衡带来的国际国内的矛盾,在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过程中会得到部分缓解,经济会更稳定发展。
第三,“共享性”要求对收入分配的方式和社会保障体制做相应的完善。消费是经济增长的三大引擎之一。消费增长是与收入增长密切相关的。收入分配有三个层次。第一次收入分配是工资;第二次收入分配是转移支付。根据边际收入倾向理论,低收入群体的工资收入改善对消费增长的作用比较明显。减少支出也是增加收入。所以针对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分配制度,包括低收入群体在内的社会保障体制的完善,应该对促进消费增长有非常实质性的作用。
第二方面,“共享性”发展要求保护环境使经济增长更具可持续性。
第三方面,科技创新、技术进步,包括技术效率的提升是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最主要因素。
“共享性”发展带来的制度性改革,一定能够像改革初期那样靠制度进步的“红利”,实现新的层次上的“低投入持续增长”的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