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办公
　　苏轼镇守杭州。他游西湖，多命令掌旗的从钱塘门出发，自己则带一两个老兵，从涌金门坐条小船，泛湖而来。在普安院吃完饭，在灵隐和天竺一带徜徉。
　　苏轼的公务人员随身带着办公用具。到了冷泉亭，苏轼坐下来办公，他批文速度很快，如果恰好有进呈状案的纷争辩讼，他谈笑而办。
　　一切工作都结束，苏轼就和同僚一起痛快喝酒，到了傍晚才回。回程时，街道两边都已上灯，许多百姓站着看这个苏太守。
　　上面这些情节，是一个老僧说给我听的，绍兴末年，他已经九十多岁了，他小时候就在普安院当差，听到很多苏轼的事。
　　苏轼的个性在这里充分显现。既不耽误公事，也时刻不忘杭州的山水。
　　作为杭州的最高行政长官，一定有很多的事情要办理，他的能力摆在那儿，做起事情来，三下五除二，既快又好。且，苏轼已经是名人，名人办案，自然也有名人效应，如果不是十分特别的案子，控辩双方，应该很快能找到和解的办法。
　　作为著名文人，宣传推广杭州，自然也责无旁贷。所以，他纵情杭州山水，其实是在体验，既了解民风民情，又身心舒畅。
　　苏轼的诗文中，几十次写到喝酒，似乎是个酒徒。把酒问青天，喝得想乘风归去，到高处不胜寒的月宫中。其实，他的酒量一点也不好，他也烦酒，拿现今的话说，只能喝一瓶啤酒，或者几两黄酒的量，但是，在他的笔下，往往显得醉醺醺的样子。他在《和渊明饮酒诗序》中这样说：“吾饮酒至少，尝以把盏为乐，往往颓然坐睡，人见其醉，而吾中了然，盖莫能名其为醉其为醒也。在扬州时，饮酒过午辄罢，客去，解衣盘礡终日，欢不足而适有余。”
　　所以，苏轼的每次喝酒，基本上都是点到为止，那些带着醉意的诗词，只是文学创作。他虽不能多喝，但深识酒中之妙！
　　一天的公务顺利完成，解决了不少疑难案子，又喝了些酒，还看了不少美景，这一天真是充实，走走走，回府去，杭州的百姓，看着眼前这个父母官，打心眼里喜欢。
　　（宋·费衮《梁溪漫志》卷四“东坡西湖了官事”）
　　文章立意如金钱
　　葛延之在儋耳，跟苏轼一起游玩。他和苏轼很熟悉了，苏轼曾经这样教他写作：
　　比如集市上的店铺，各种东西无所不有，却只有一样东西可以去换它，那就是钱。容易得到的是物，难得到的是钱。就文章来说，那些词藻、事实，就是店铺里的东西；文章的立意，就是金钱。做文章，如能有立意，那么古今所有东西都能一并收纳，都能为我所用。你如果知道这个道理，就会做文章啦。
　　苏轼又教葛延之书法：世人写字，能大不能小，能小不能大。我则不然，胸中有个天来大字，世间纵有极大字，怎么能超过我呢？我胸中天大的字流出，要它大就大，要它小就小，随时而变。你如果知道这个道理，就会写字啦！
　　关于作文，有方法也没有方法。
　　古今名作家，常告诉我们，写文章没有方法可言，只有自己体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半部论语治天下。熟读唐诗三百首。
　　苏轼就近比喻，极通俗，道理也浅显，只有文章的立意才可以调动起文字部队，并使它有强大的战斗力，好立意就是好文章，犹如精锐部队。
　　宋代周辉的笔记，《清波杂志》卷七有“坡教作文”，也谈到了钱如文章的意，作文先有意，则经史皆为我用！
　　至于立意从何来，则是另外一个大话题了。
　　我对书法没有研究，但感觉苏轼胸中的大字绝非天来，他也是在临摹学习的基础上生成的，他说的是要灵活，而不应拘泥于一字一帖。
　　听老苏说作文写字，似乎轻松得很，其实不然，他是用轻松掩盖了背后的勤学苦练呢！
　　（宋·费衮《梁溪漫志》卷四“东坡教人作文写字”）
　　苏轼退房
　　建中靖国元年，苏轼自儋耳北归，卜居阳羡。阳羡士大夫还是不敢和他一起游玩，只有邵民瞻向苏学习，苏也喜欢他。苏拄着杖，两人经常过长桥，以访山水为乐。
　　邵替苏轼买了一处房子，花了五百缗钱，苏轼将全部的家底都用上了。他们选了好日子，将家安顿好。几天后的一个晚上，苏轼和邵一起散步，偶然走到一个村落，听到老妇人哭声极悲伤，苏轼侧着身子听了一会，和邵说：真奇怪，怎么这么悲痛呢，这种悲痛是从心底里发出来的，她一定是遇到大难了，我得去问一下什么情况。
　　苏与邵推门进入，见一老婆婆。她看见有人来，哭泣也不停下，苏问老人，为什么这么悲伤。老妇人说：我家里有一座房子，相传百年了，我们一直保护得很好，这才传到了我手里。而我的不孝儿子，却将房子卖给了别人，我今天刚刚迁来此地，我的百年旧居啊，和它分离了，怎么不痛心呢？这就是我哭的原因。
　　苏轼听到这里，也和老妇人一起悲伤。他问妇人房子在哪个地方。一问，就是邵替苏轼刚刚买下的那座。苏轼于是又一次安慰老妇人，慢慢和老妇人说：您的旧居，恰巧是我买下的，您不要悲伤了，我将房子还给您。
　　苏轼让人取来房契，当着老妇人的面烧掉。他还叫来老妇人的儿子，让他明天就将老妇人迎回旧居，他也没要回买房子的钱。
　　自此后，苏轼回到毗陵，不再買房，而是借居在顾塘桥孙氏的家里。这一年的七月，苏轼死在借居地。
　　苏轼退房的事，大多数人不知道，只有我的家乡流传这样的故事。
　　苏轼从儋耳被贬回到阳羡（宜兴），还是个问题官员，虽是名人，当地士人也不敢多接触，怕有牵连。同卷有《石屋洞题名》：杭州石屋洞崖石上，有题名二十五字，云：“陈襄、苏颂、孙奕、黄灏、曾孝章、苏轼同游。熙宁六年二月二十一日。”内东坡姓名磨去，只隐约可见。这都是崇宁党祸的原因啊！
　　苏轼是喜欢阳羡的，主要原因是，他认为，这里的山水酷似蜀地，和他的家乡很像。他的《菩萨蛮·阳羡作》有这样的句子：“买田阳羡吾将老，从初只为溪山好。来往一虚舟，聊从造物游。有书仍懒著，且漫歌归去。”
　　有这个前提，他买房的事情，应该真实。 　　房子是朋友所寻，当他知道内情后，毫不犹豫地退了房。如果是一个漠不关心民生的官员，他根本不会去访妇，这世上，悲苦的事情多了去，同情没有尽头。但是，他的职业良心及文人的悲悯情怀，促使他的脚步向悲苦声靠近。
　　退了房，拿回钱，名正言顺，但他竟然没有拿回。个中原因多多，那不争气的儿子，也许早将房款用作他处，不可能拿出钱来，再在这个问题上纠缠，老妇人可能更加伤心。
　　作者费衮的家在无锡，毗陵就在常州，阳羡是常州下属的宜兴，那里流传着苏轼的许多故事。
　　（宋·费衮《梁溪漫志》卷四“东坡卜居阳羡”）
　　装鬼偷葡萄
　　杭州城外，北新桥，某老翁居住在水边。他门前种有七架葡萄，虽然天旱，但老翁辛勤浇灌，所以，葡萄长得非常好。
　　为了防盗，老翁晚上就睡在葡萄架下。
　　有天晚上，突然有两三个“鬼”露出水面，鬼们互相祝贺，祝贺他们要转世了：明天中午，有个戴方巾，穿白衫的，从北而来，这就是我们的替死者。
　　第二天，老翁一直坐在葡萄架下等，时间到，果然有个方巾白衫，大笑着跳进水中，老翁急忙将他救了上来。
　　这天晚上，有“鬼”来骂他：我等了数十年，刚好有人来替我，而你将我的命夺走了，我要杀你！“鬼”骂完，用污泥瓦砾乱掷，老翁害怕了，躲進屋内。又有东西砸进窗户，老翁越发怕了。
　　第二天早上，老翁出门一看，七架葡萄，一颗也不剩。那些小偷，将船停在河边，一边摘，一边装，逃得无影无踪。
　　宋朝的小偷，真是挖空心思到家，我在《南宋的骗子》里已有比较详细的叙述。
　　大旱之年，各种水果歉收，所以，老翁这七架葡萄，就被小偷盯上。老翁一天到晚坐在葡萄架下，要想顺利偷得，实在有点难，法制社会，总不能明抢吧。
　　简单的计策不行，必须连环计。
　　这几乎就是一场小电影了，情节完整，有细节，有高潮，场面环环相扣，“鬼”的表演丝丝入扣，老翁一步步陷入圈套。
　　老翁，有正义感，有同情心，小偷们算准，他不会看见人投水自杀而不管，他一定会出手相救。果然。
　　老翁是人，碰到“鬼”的进攻，一定会害怕，普通人都怕“鬼”，这也是计划实施的另一个关键。果然。
　　南宋那个时候，出现几个“鬼”，那是太正常不过了，不由得你不信。
　　陈世崇也对这件事情进行过评论：这些小偷们，如果能将智慧用到做好事善事上面来，谁能和他们比呢！
　　确实，小偷们实在是大材小用，为了满足口腹之欲，歪门邪道，才智用错了地方！
　　（宋·陈世崇《随隐漫录》卷三）
　　宋朝名牌
　　京城各类名牌甚多，这里仅举一些吃的例子。
　　王楼梅花包子，曹婆肉饼，梅家鹅鸭，曹家从食，徐家瓠羹，郑家油饼，王家乳酪，段家熝物，石逢巴子，南食之类，这一些都是当时的名牌。
　　南迁后，西湖边上就有鱼羹宋五嫂，羊肉李七儿，奶房王家，血肚羹宋小巴之类。那个宋五嫂，是我家老管家的嫂子，我每次去游西湖，都要好好地喝几碗。
　　宋朝是一个令人向往的社会，虽说版图不完整，但百姓衣食还是比较富足的，因此才有这么多的名牌商品出现。
　　吴自牧的《梦粱录》说：“大抵都下买物，多趋名家驰誉者。”所谓“名家驰誉者”，就是现在的名牌商品了。看来，南宋百姓已经认同名牌。
　　在南宋，杭州城里这些品牌都很有名：中瓦前皂儿水，杂卖场前甘豆汤，如戈家蜜枣儿，官巷口光家羹，大瓦子水果子，寿慈宫前熟肉，涌金门灌肺，中瓦前职家羊饭，彭家油靴，南瓦宣家台衣，张家圆子，候潮门顾四笛，大瓦子丘家筚篥。有各类小吃，也有日用品，生生构成一幅灵动的“清明上河图”。
　　除了吃，当然还有各类药铺，这也算南宋杭州的一大景观了。
　　潘节干熟药铺，张家生药铺，陈直翁药铺，梁道实药铺，杨将领药铺，仁爱堂熟药铺，三不欺药铺，金药臼楼太丞药铺，陈妈妈泥面具风药铺，金马杓小儿药铺，保和大师乌梅药铺，双葫芦眼药铺，郭医产药铺，李官人双行解毒丸，等等，也都是“有名相传者”。
　　正宗的宋嫂鱼羹，已经没有；西湖醋鱼，杭州的大小饭店，倒是比较受外地客人青睐，有消息说，节假旺季，楼外楼一天要卖三千多条。
　　一个品牌，要想流传下去，百年千年，一定还有很多品牌以外的事情要做。
　　（宋·袁褧《枫窗小牍》卷上）
　　杭州地名雅对
　　我以前读汤春生《文章游戏》中，有杭州地名集对，但因为那些地方，我都没去过，所以也没有抄录下来。今年，我将居住杭州，已在三桥址那边租得一宅。我看房子时，跑了好多地方，看见那些名字，都很熟。今后，我将在杭州的街巷中来往，这些名字必须要熟悉的。这里抄录一些比较有文化的且成对子的地名。
　　二字对：
　　官巷，衙湾。泥坝，土桥。湖墅，山墩。仓巷，棚桥。古荡，新桥。马衖，车桥。
　　三字对：
　　五老巷，三元坊。黑亭子，红庙儿。芭蕉弄，葫芦兜。红门局，白井亭。草鞋岭，箬帽滩。珠冠弄，玉带桥。砚瓦弄，棋盘山。石屋洞，草桥门。金钱巷，元宝街。楚妃巷，越王山。狮子巷，猫儿桥。大仓后，小学前。助圣庙，兴贤坊。八仙石，三圣桥。十八涧，六一泉。佛慧寺，仙灵桥。浑水埠，清河坊。凿石巷，打铁关。里塘巷，后市街。六克巷，千胜桥。六和塔，四宜亭。祖庙巷，宗宫桥。金门槛，石牌楼。朱霞弄，青云街。祥符寺，淳佑桥。桐枝巷，松毛场。羊角埂，狗毛滩。塔儿巷，灞子桥。小娘弄，高士坊。十字路，八卦田。高银巷，文锦坊。黄泥岭，乌石峰。梅青院，柳翠桥。仓基上，饷部前。萧山弄，余杭塘。百福巷，万安桥。猪圈坝，鸡笼山。威乙巷，拱辰桥。新塘上，旧府前。火德庙，水香庵。八盘岭，九曜山。同安里，太平桥。海会寺，江涨桥。老东岳，赛西湖。城头巷，湖心亭。栖霞岭，登云桥。猪婆弄，鳖子门。林司后，薛衙前。扇子巷，靴儿河。猪头巷，鸭卵兜。虎跑寺，龙吟庵。延龄埠，流福沟。木屐弄，苕帚湾。夕照寺，初阳台。三桥址，百井坊。保叔塔，渡子桥。蝙蝠洞，螺蛳门。燕子弄，雀儿营。白马庙，青龙街。高丽寺，满洲营。孩儿巷，丈人峰。 　　四字对：
　　张御史巷，王状元园。范郎中巷，李博士桥。胡打笤巷，嵇接骨桥。城南古社，梅东高桥。神霄雷院，天汉洲桥。
　　六字对：
　　二圣庵，三圣庙；十字路，五字桥。大方井，小方井；南高峰，北高峰。老龙井，小龙井；新马头，旧马头。义井巷，义门巷；孝子坊，孝女坊。多子街，多福弄；旌德观，旌功坊。严官巷，蔡官巷；成衙营，莫衙营。
　　两百多年过去，杭州的地名对，有相当多的还在，但好多也已经消失。
　　杭州的地名，就是杭州这座城市的骨骼经脉符号，有丰富的历史。
　　杭州老市长苏东坡《闻林夫当徙灵隐寺寓居戏作灵隐前一首》诗的前两句是：“灵隐前，天竺后，两涧春淙一灵鹫。”这里就有五个地名：灵隐，天竺，灵鹫，南涧，北涧。
　　地名中的厚重历史。
　　金银巷、元宝街、高银巷：南宋的时候，这些巷子里，真的成天流淌着白花花的银子，各类繁荣的市场，交易额巨大。
　　湖心亭：张岱的《湖心亭看雪》，篇幅不长，却和苏轼的“淡妆浓抹总相宜”一样，都是写西湖的杰作。
　　孩儿巷：以前叫“泥孩儿巷”，南宋时，这条不长的巷中，有许多出售泥娃娃的小摊。
　　我住在拱宸桥边，走运河天天经过登云桥，上班开车要过哑吧弄，经湖墅，到达单位。单位边上有百井坊、梅东（登）高桥、莫衙营。双休日登六和塔、保俶塔，爬初阳台、栖霞岭，去南高峰、北高峰……
　　好多地名改了。
　　好多地名消失了。
　　杭州市地名办，地名的权威解释部门，他们有专门的地名系统库，朱文军处长帮我理了下，“三字对”中消失的地名有：
　　五老巷、黑亭子、红庙儿、芭蕉弄、葫芦兜、白井亭、草鞋岭、箬帽滩、珠冠弄、砚瓦弄、草桥门、越王山、狮子巷、猫儿桥、大仓后、小学前、兴贤坊、八仙石、佛慧寺、仙灵桥、浑水埠、凿石巷、里塘巷、千胜桥、宗宫桥、朱霞弄、祥符寺、桐枝巷、新塘上、松毛场、羊角埂、狗毛滩、文锦坊、乌石峰、梅青院、仓基上、百福巷、猪圈坝、威乙巷、饷部前、萧山弄、灞子桥、小娘弄、旧府前、火德庙、水香庵、同安里、海会寺、赛西湖、猪婆弄、鳖子门、龙吟庵、延龄埠、流福沟、木屐弄、夕照寺、三桥址、渡子桥、螺蛳门、青龙街、满洲营、丈人峰。
　　“四字对”中消失的地名有：
　　张御史巷、王状元园、范郎中巷、李博士桥、胡打笤巷、城南古社、神霄雷院、天汉洲桥。
　　“六字對”中消失的地名有：
　　二圣庵、三圣庙、十字路、五字桥、大方井、小方井、老龙井、小龙井、新马头、旧马头、孝女坊、多子街、多福弄、成衙营、旌德观、旌功坊。
　　消失的原因多种多样，但不外乎城市发展了、改造了，原有地名已经严重不符合新的需求，且还有许多文化上的因素。
　　我傻想，如果这些地名都能保留下来，那该是一件多有意思的事啊，“张御史巷、王状元园、范郎中巷、李博士桥”，每一个都有一长串丰厚的故事。
　　但消失不等于消亡，而是融合，即便改造后的地名，也与原地名有着千丝万缕的血肉联系。
　　（清·梁章钜《浪迹丛谈》卷七“巧对补录”）
　　舞之谱
　　我曾经得到两大本德寿宫的舞谱，好多都是新谱，是各嫔妃向皇帝进献的。
　　我详细地举一下，这些舞谱的名称有：
　　左右垂手：双拂、抱肘、合蝉、小转、虚影、横影、称裹
　　大小转撺：盘转、叉腰、捧心、叉手、打场、搀手、鼓儿
　　打鸳鸯场：分颈、回头、海眼、收尾、豁头、舒手、布过
　　鲍老掇：对窠、方胜、齐收、舞头、舞尾、呈手、关卖
　　掉袖儿：拂、躜、绰、觑、掇、蹬、焌
　　五花儿：踢、搕、刺、 、系、搠、捽
　　雁翅儿：靠、挨、拽、捺、闪、缠、提
　　龟背儿：踏、攒、木、折、促、当、前
　　勤步蹄：摆、磨、捧、抛、奔、抬、擫
　　周密漫不经心的罗列，却为后人留下了一份珍贵的遗产。他的《武林旧事》里，有两份完整的乐单，对复原南宋以及前代的音乐和舞蹈，都有极大的帮助。
　　舞谱，我的理解，应该是用文字的方式再现舞蹈。
　　解析一下“勤步蹄”。
　　七个汉字，应该是七个主要场景，七个片断有机相连，构成了完整的一曲舞。中国文字，具有无限的想象力。
　　一个“摆”，如树枝迎风。我在湘西，看过“摆手舞”，它是土家族的民间舞蹈，舞者围成一圈，双手在不超过肩头的部位摆动，膝盖随之屈伸，有单摆、双摆、回旋摆等动作，青年男女，舞姿朴实，青春洋溢，节奏鲜明。
　　一个“抛”字，让人神思飞扬，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动作？这个动作所指的言外之义是什么？怎样才能将这个动作完美地表现？这一切，都有特定的修辞环境。长袖善舞，这个舞，并不简单。
　　我去敦煌，看着那些飞天壁画，也有凝思：这些飞天舞是随意的吗？一定是有编排的。唐明皇喜欢打鼓，也喜欢柘枝舞，那都是有教材的，唐代教坊，已经非常发达了。
　　大部分的舞谱只有简单的名称，并没有如“武林秘笈”般地画下来，这就有一个大问题，后人只能充分想象了，按字理解，那么，古代舞谱的传承，就要大打折扣，如果理解不当，有些甚至南辕北辙。
　　类此，古代流传下来的一些药方、菜肴名、食疗方，也就不能准确复原了，且不说人的体质、水质、地质等等的差异，即便照得原方，也有可能是羊头和狗肉的关系。
　　（南宋·周密《癸辛杂识》后集“舞谱”）
　　“坐鱼”三斤
　　杭州人将田鸡当美味，田鸡就是青蛙。政府以前也禁止吃青蛙，因为它能清除田间的害虫。后来，宪圣南渡（赵构夫人宪圣慈烈皇后吴氏），看着青蛙很像人形，极力向高宗主张，严禁吃青蛙。
　　现在，杭州人吃青蛙的习惯还是改不了。卖青蛙的将冬瓜剖开，青蛙放进去，再送到需要的买主家门口，称“送冬瓜”。 　　黄公度做福建地方的长官，有天，他吩咐炊事兵，去市场上买“坐鱼”三斤。炊事兵不知道是什么鱼，问了很多读书人，都不知道。当时，林执善做州学校的校长，有人告诉炊事兵，林校长博学，他或许知道。炊事兵找到林校长，校长告诉他，你去市场上买三斤田鸡就可以了。
　　田鸡买来，黄公度笑着问炊事兵：谁教你的呀？炊事兵答：那个州学校的林校长。黄于是将林请来做好朋友。
　　中国人的吃，是有悠久历史的。不因为是益虫就不吃了，只要美味，足够吸引人，即便“拼死吃河豚”，也挡不住好吃的嘴。田里的鸡，坐着的鱼，换个名称，吃得安心。
　　纵然，像宪圣皇后那样，因为仁慈，看着像人形，大大的眼睛，那么明亮的眼光，它希望和你交流呢，能忍心吃它吗？
　　也有很多人不吃田鸡，并且将它尊之为神。
　　广西壮族，有个“蚂拐节”，蚂拐就是青蛙。他们纪念青蛙，祈求来年的稻谷丰收。节日里，场面盛大，会有青年男女戴上青蛙的面具，学着青蛙跳跃的样子，奋力比赛。还会将一只用于祭祀的青蛙神，隆重地装进棺木里，一路巡游。蛙棺到谁家门口，谁家就会将最好的稻米献出，一直将蛙棺送到墓地，寨老虔诚打开上一年度的蛙棺，取出蛙的遗骨，以此占卜来年农事的丰歉。
　　权当南宋的杭州人吃青蛙是一种习惯，不过，习惯中也有不少是陋习。
　　淡漠农事，不谙农事，真以为长在田里的，肉质鲜嫩，胖乎乎的，就是田鸡啦。
　　（南宋·叶绍翁《四朝闻见录》卷三丙集之“田鸡”）
　　毛大可写作
　　萧山的毛奇龄太史，写作时，一定将书桌前的书排得满满的，每一条需要用的材料都核对仔细，这些都准备好了，才伸纸疾书。
　　毛夫人生性悍妒，加上毛有个非常漂亮的小老婆，于是经常在别人面前贬损毛：你们以为毛大可博学哪，其实他肚里没货，即便写个七言八句，也要獭祭而成（罗列书于桌前）。毛听了，也不生气，只是笑笑：我每动笔一次，展卷一回，则典故纯熟，终身不忘。日积月累，自然博学啦！
　　古人作文作诗，讲究无一字无出处，自然需要博学，半吊子水平，很容易露馅。
　　毛大可也是大师了，他的这一习惯，很容易让人想起韩愈。韩大师作文，常常要读一下司马迁，为的是借势。
　　在文采、思想、趣味等条件都具备的前提下，文章的高低，其实在势。势足立意就深广，势弱等于人患了软骨病，没有精神，行不得，坐不得，想去远方，靠自己的能力，不太可能。
　　而毛自己的笑答，更是一种良好的读书习惯。展卷，纯熟，那些经典，都深深地刻印在自己的脑子里，不仅如此，熟了也能产生转化的能量，生成自己的思想，像骨肉，牢牢地长在自己身上。
　　毛大可的写作产量极高，治经治史及音韵方面都有建树，还擅长骈文、散文、诗词，这应该得益于他的良好阅读习惯。
　　清代作家阮葵生的《茶余客话》卷九，有“诗文敏捷数例”，写到了毛大可的写作速度：毛大可自己说过，为文每日可以一万字，为诗每日可以一千句。为什么这么快呢？因为他腹中有骈体文千余篇，手都来不及写呀！
　　（清·陆以湉《冷庐杂识》卷五“为学之道”）
　　以瓜止泻
　　王继先，因为医术好被宋高宗看重。
　　有年夏天，高宗拉肚子，王医生被叫来。王医生拜见后，向皇帝提了个要求：我热死了，能不能先赐个瓜给我吃呀，我吃后，好静下心来慢慢给陛下看病？
　　高宗急忙让太官（尚食局官员，管膳食）抱上一个好瓜。王医生津津有味地吃着瓜，吃完后，高宗口水也上来了，觉得这瓜一定好吃，连忙问王：我能吃吗？
　　王医生立即叩头：臣死罪，我要瓜之前，应该先告诉陛下您，您应该先吃这个瓜的！
　　又一个好瓜上来，高宗吃了很舒服，肚子也不拉了。
　　左右惊奇，高宗也有疑问，问王医生：你这是什么方子呀？
　　王答：皇上您只是中暑拉肚子，这个瓜，就能消暑。
　　看王继先的漫不经心，其实是一个方子。
　　这种方子的妙处在于，似乎是开玩笑，玩笑开着开着，就将病治了。
　　这种方子的前提在于，他深知高宗的体质，也时刻关注着高宗的身体，久居深宫，四体不勤，南宋的消暑条件又不那么好，中个暑是很正常的事。
　　当然，最重要的是，王继先的医术，高宗极度信任，且关系融洽，因此才有赏瓜之举，一般的御医，怎么敢提这样的要求？战战兢兢，打死也不敢！
　　敢这样向皇帝要赏赐的，例子不少。
　　萧照画墙画，也是趣例。
　　孤山冷堂，在西湖的绝佳处。堂规模壮丽，下植梅数百株，以准备皇帝随时来游玩。冷堂刚建成的时候，中间有四堵白墙，好幾丈高，空空的。有天，高宗忽传第二天要去参观，有官员提建议了：您明天去看冷堂，空空的墙壁，是个遗憾，四壁应该绘上画。急忙将宫廷画师萧照喊来，快去完成这个任务。萧照领命后，即向皇帝要求：请赐给我四斗好酒，我晚上就去画。
　　每敲一鼓，萧照就喝一斗酒，一斗酒喝完，一堵墙也画完了。到了四鼓，画完成，萧照也喝醉了。
　　第二天，皇帝来看了四壁的画，赞叹不已。
　　赏瓜、赏酒，都是外物，只是一种愿望表达，最重要的是皇帝对此事的重视，主要领导一重视，什么事都好办了！
　　（南宋·叶绍翁《四朝闻见录》卷三丙集之“王医”、“萧照画”）
　　刘道原的人生检讨书
　　1
　　明朝作家何良俊的笔记《四友斋丛说》卷三十详细列举了刘道原的检讨书，检讨自己平生有二十种过失：
　　佻易卞急，遇事辄发；狷介刚直，忿不思难；泥古非今，不达时变；疑滞少断，劳而无功；高自标置，拟偷胜己；疾恶太甚，不恤怨怒；事上方简，御下苛察；直语自信，不远嫌疑；执守小节，坚确不移；求备于人，不恤咎怨；多言不中节，高谈无畔岸；臧否品藻，不掩人过恶；立事违众好更革，应事不揣己度德；过望无纪，交浅而言深；戏谑不知止，任性不避祸，论议多讥刺；临事无机械，行己无规矩；人不忤己而随众毁誉，事非祸患而忧虞太过；以君子行义责望小人。 　　这样深入检讨，还不算，他说还有十八弊：
　　言大而智小；好谋而疏阔；剧谈而不辩；慎密而漏言；尚风义而龌龊；乐善而不能行；与人和而好异议；不畏强御而无勇；不贪权利而好躁；俭啬而徒费；欲速而迟钝；暗识强料事；非法家而刻深；乐放纵而拘小礼；易乐而多忧；畏动而恶静；多思而处事乖忤；多疑而数为人所欺。
　　检讨完过失，自剖完坏毛病，刘道原说，事情常常过去了，而没有后悔，过几天又犯了，自已犯错自己讥笑，不去从根本上检讨过失。
　　何良俊看刘道原的“二十失”、“十八弊”，自身也检讨了一下，觉得很多地方都很相像，“盖十有其六七矣”。他于是感叹：是不是天下的人，弱点都差不多的呢！
　　2
　　是的，人的优点各显其能，弱点却没有多少差别。我看到这里，也感慨良多，知命之年已过，是要反省对照一下了。
　　二十失，归纳起来，以下几点绝对明显。
　　遇事则发
　　发的原因有许多，佻易，轻佻，轻浮，不庄重；卞急，急躁，因為这些原因，于是一触即发。
　　任何工作，都有时间和质量的考量，层层分解下去，自以为没有万一，然而，施事过程和结果往往不如人意，难免被呵责和呵责人，也常常告诫自己：愤怒时不作决定；可总是控制无效。照刘道原的反思，其实就是急躁，这种急躁，似乎与生俱来，平时藏在心底，好像将它压得很牢，实际上，事情来了，情绪如同闪电，倏忽即至。
　　再次告诫自己，年岁渐长，碰到事情，无论私事公事，常默念“愤怒时不作决定”。
　　不达时变
　　不变的前提，是泥古。非今，就是对当下的很多东西都看不惯。
　　这几十年，用得最多最滥的一个词似乎是“创新”。创新是个框，什么东西都往里装。创新没有错，没有创新，社会就不可能进步和发展。然而，一天到晚讲创新，台上台下喊创新，本身就是一种泥古，毫无创新可言。
　　有时，泥古才好呢。政策朝三暮四，朝令夕改，只有百姓，苦头吃尽。
　　西汉开国，萧何做了宰相。对刘亭长来说，人才和道统是重中之重，他虽然和他的狐朋狗友们一起，酒喝高了，往儒生的帽子里撒过尿，但真正掌权时，他知道，不用一套理念，治国就是空谈。而萧何就有这样的本事，把一个荒芜的国家治理得初显生机。他这一套政策很好啊，很切合实际，所以，曹参接任宰相后，只是按照萧何定的规矩，遵守执行，萧规曹随，效果同样很好，为什么？因为国家面临的环境没有大的变化嘛。
　　拆，拆，拆，旧墙上，一个个红红的拆字，再加一个红圈，一个惊叹号，城市变新了，也变整齐了，但很多历史遗迹也一去不复返了。
　　所以，这一条，我觉得刘道原没太多必要反思，泥古也是尊重传统，泥古也有很多好处。
　　如果兔子跑了，仍然坚守那棵树，相信会再来一只兔，可能是僵化了点，但你也不能说兔子不再来撞树啊。
　　御下苛察
　　这一条的原因，刘道原自己说了两点：求备于人，不恤咎怨；以君子行义责望小人。
　　一个有点作为的领导干部，总想将事情做得完美些，矛盾于是来了，因为能力等主观因素，再加天时等外部因素，很多事情的结果，和当初的设想往往大相径庭，严重的甚至南辕北辙，用完备这条标准一衡量，那就会责怪埋怨下属。
　　还有，用君子之道来和小人比较，生气的往往是自己。生活工作中，随便你在哪个地方，总有少数小人如影尾随，不是说他们跟你来了，而是每个地方都有小人，长相虽异，属性却一模一样。弄得你都不相信自己，怎么又会有这样的人？即便，原来吃过小人的苦头，假若你不长记性，又常常会吃二遍苦、三遍苦。不相信？试试看。
　　因为要求完美，因为用“君子”的标准，所以，对下属要求严厉，不知不觉，就变成习惯了。
　　不掩人过恶
　　这个缺点，常常致命。
　　人非圣贤，孰能无错？而我们，很容易发现别人的错，别人的不足。拿镜子一照，从头到尾，都可以找出别人的许多不足。看不惯獐头鼠目，满脸横肉，酒色过度，道貌岸然，尖酸刻薄，恩将仇报，猥琐，吝啬，贪婪……什么样的词都会涌出。
　　一个人，如果不经常接触，很难了解他的性格，成为邻居同事朋友后，缺点就不期而至。
　　而对待这些不足，许多人也是言不由衷，为的是不得罪人，一团和气，万一自己的不足落在别人嘴里呢？能放人一马就放人一马，这是中国人的中庸性格决定的，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会交恶对方。只有自己被伤到了，伤严重了，才不得不绝地反击。
　　所以，经常在公众场合说一个人的不好，需要相当勇气。刘道原将这一条当作自己的错误，想必他为这种做法埋了不少单。
　　为人处世，如果对方不是十分严重的过错，还是得饶人处且饶人吧。
　　交浅而言深
　　这个缺点，也时常害人。
　　我们总是以最好的心态对人，心想，只要我足够真诚，对方一定会感动。
　　往往初次见面，或见过一两次，在推杯换盏中，觉得这个人不错，非常不错，值得信任，值得深交，值得托付，于是推心置腹，不该说的话，说了，不该提前说的话，提前说了，哪想到，哪一天，自己在哪里绊倒。说轻点，是没有职场经验；说重点，就是弱智，在对方眼里，就是一傻瓜，不费吹灰之力，就将人卖个好价钱。
　　再进一步，即便是深交，也不完全可以言深，无数的事实都可证明，深交的朋友，最终为对方所害，或者成为了敌人，因为深交，都知对方弱点，打击起来，往往精准狠。庞涓将孙膑砍去双脚，是因为他太知道孙膑的厉害了，孙膑的存在，就是他最大的威胁。
　　言论多讥讽
　　这一条，似乎是从言语上讲的，戏谑不知止，任性不避祸，什么话都敢讲，什么玩笑都敢开，没什么避讳，不知道轻重。好，这么一率性，麻烦了。一句好好的话，自认为一点事也没有，没想到出了麻烦，有时麻烦还不小。
　　对上级能这样吗？显然不能，这个我知道，一定要控制住，不该说的坚决不说，严肃为主。
　　对同级能这样吗？当然可以，同级嘛，朝夕相处，各自分工不同，但都需要互相帮衬，既然是同级，那就可以放松随便，开点玩笑，活跃点气氛，对看不惯的当然可以指出批评。至于对方能不能接受，接受到什么程度，管不了那么多了，哪来这么多的约束呢！
　　对下级能这样吗？当然也可以，下级需要执行指令呵。指令发出，敢说一个不字，试试看，明天就让卷铺盖。不光要无怨言执行，做得不够好、不符合要求，还要谴责，要让他们长记性。
　　3
　　论议得多了，讥刺也就多了，自然将人伤到。
　　写作数十年，好几次差点惹上官司，我在《差点成了被告》一文里已有详细论述，文中列举的几个例子，都是亲身经历，有的是对号入座，有的则是无限上纲上线，让人哭笑不得。最搞笑的一次是，2011年，我出版某本书，居然得罪某终审，真是无意。要说有意，真是天意，我讽刺了人家的研究成果，而这项成果恰恰又是这位终审的发明。
　　所以，我能深刻体会刘道原这一条的苦衷。
　　至于刘道原另外的十八种毛病，我不一一归纳了，差不多都以不同形式，存在于我们的每一天中。
　　刘道原，刘恕，以史学著名，也曾是《资治通鉴》的得力编辑。《宋史》载，刘恕曾与司马光出游，见路旁有一石碑，碑主是五代的一将领，大家都不知将领的其他信息，只有刘道原，当场道出这将军的生平。司马光回家一查验，果如刘所说，于是对后辈刘道原偏爱有加。
　　仅举一事以证刘自说的缺点：他和王安石，本来是很要好的朋友，但不认同王安石变法，于是当面指责，让王难堪。后来，在很多公众场合多次批评王安石的新法，最终导致两人绝交。那时，正是“王安石新法”派们如日中天时，刘的做法，自然是自找没趣，日子也就不那么好过了。
　　与刘道原同道中人的苏轼，都反对王安石新法，他写有《和刘道原见寄》一诗，正是惺惺相惜的真实写照。
　　不过，刘道原的这些人生自我检讨，虽时过境迁，但若仔细体会，细加观照，仍有极强的针对性。这根针，几乎对每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