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国家在地方统治中推行郡县制，而在县以下诉诸分部的治理手段。除由县（或郡）派出属吏驻于固有地域单元，形成诸如乡部、亭部等管理系统外，县廷事务的办理多采用在界内依方位派出直属吏巡行的模式。对县下分部，学界以往的认识停留在廷掾“监乡五部”的制度史层面，而固定片区简牍文献的密集发现，为解剖麻雀式观察县下治理场景提供可能。本文即依据出土汉、吴简牍对长沙郡首县临湘辖乡与分部情况进行的研究，先借助统计手段，考证东汉、三国临湘辖乡的数量和名称、乡部属吏的设置；继而考察县下方位部的划分：东汉临湘县置左、右（城中）、东、西、南、北（城外）六部，桑乡单为一部，以行监察诸务，部内大吏以劝农贼捕掾或邮亭掾为名，无固定治所，常以亭为“在所”;至三国，乡部及其属吏系统隐退，县内事务主要由县分部派出执役者办理；以嘉禾四年（235）八月为例，临湘侯国的辖乡组合为六部，各置劝农掾。在方位部执役之吏，服务于县的性质凸显，以往多被归于诸曹吏，实应属外部吏，与门下吏、诸曹吏构成分立的县廷属吏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