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刘大年著《美国侵华简史》由北京新华书店出版。这是一本仅九十页、不到八万字的小册子。因其具有一定的学术底蕴,且高度契应了当时的政治形势,甫一问世即风行全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一九五一年四月,刘大年得近代史所同仁沈自敏、丁名楠之助,将《美国侵华简史》修订成近十七万字的《美国侵华史》,八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同年苏联外国作品出版局印行了其俄文译本。奥夫钦尼科夫在《真理报》发表《叙述美国侵略中国的几本书》,予刘著以好评。苏联《历史问题》杂志也发表长篇评论。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苏联学者的揄扬和推介无疑扩大了《美国侵华史》的影响。朝鲜、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相继出版译本。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二版第二十一卷(中国卷)历史部分刊有记录。一九五三年,苏联科学院因《美国侵华史》决定授予刘大年斯大林奖金。斯大林去世后,授奖之事不了了之。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美国侵华史》经过修改增订后由人民出版社再版,增加了抗美援朝的内容,篇幅增至二十四万字,已成一部颇具规模的专著。对于《美国侵华简史》及《美国侵华史》,学术界与舆论界的关注度相当高,不少报刊发表书评。既肯定其价值,亦不避其粗糙简陋之处。事实上,刘大年对《美国侵华简史》的修订,就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李光霖、王大白等人的批评意见。
　　时为人民出版社副社长的曾彦修与刘大年就《美国侵华史》有过一次剑拔弩张、却未曾公开发表的论争。曾彦修撰《评刘大年著〈美国侵华史〉》投稿《历史研究》,《历史研究》将曾的书评转刘大年,刘撰《关于曾彦修同志对〈美国侵华史〉的评论》辩驳。曾彦修的批评极尖锐:刘著“空论太多,全书虽有二十几万字,但材料却不很多。尽管满纸都是分析、论断,但在重要的问题上、关键的问题上,材料却很少甚至完全没有”;这是“一本充满了错误的,在基本的观点与方法上是唯心主义与反历史主义的著作,是一本对大大小小的历史事件进行了一系列的随心所欲的解释的著作。它在政治上和科学上都传播了一种不好的作用。特别在科学研究上传播一种反科学的、主观主义的、随口而说的极坏的作风,大大地损伤了在阐述美国侵华史这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上应有的严肃性和战斗性”,且指责《美国侵华史》“甚至在全书中却一点也不顾到党的政策和毛主席的指示”。
　　曾彦修撰此书评有一定背景。据沈昌文回忆,一九五五至一九五六年,三联书店规划大量出版学者著作。曾彦修认为燕京大学教授卿汝楫所撰《美国侵华史》书稿比较实事求是,“可是,在当年那个时候,你还敢在刘大年之外再出一本《美国侵华史》吗?书名都一样啊。一般人是不敢的。可是曾彦修悍然不顾,讲出充分的道理,证明这本书的水平不低于刘著,说明出版这部书的重要性。最后,用三联书店的名义出版了这本书”。(《知道》,沈昌文口述,张冠生整理,花城出版社二○○八年版)窃以为,沈昌文回忆有不确处,卿汝楫的《美国侵华史》第一卷早在一九五二年五月已由三联书店出版,此处所述应为第二卷。但既然第一卷已出,则所谓“敢在刘大年之外再出一本《美国侵华史》”实难明其所指为何。唯据此可以大体推断,卿著第二卷是否出版在三联书店内部曾引发争议,而曾彦修对刘著《美国侵华史》的批评与此事密切相关。
　　曾彦修与刘大年在当时学术界均颇有影响,批评与回应的两篇文章都相当尖锐,且因掺和了政治因素而显得尤为敏感。刘大年一九五六一月十七日曾写信给时为中宣部长的陆定一:“定一同志,《历史研究》编辑部转给我曾彦修同志作的《评刘大年著〈美国侵华史〉》一文,我读了以后写了一篇答复的稿子。我写的稿子中有的地方涉及党的政策和当前的实际斗争,希望您能翻阅一下,给予指示。为了便于查看,把我的稿子连同曾彦修同志的文章一并送去。”并说明:“两篇稿子都已投寄《历史研究》,编辑部商定由尹达同志负责处理。”
　　尹达也不能擅作取舍,这次论争最后请范文澜、田家英仲裁。田家英又致函范文澜:
　　大年同志和彦修同志的文章,我最近草草地翻过一遍。彦修同志指出的《美国侵华史》一书的基本缺点(即把近代历史上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过程简单化了),我是同意的。这种意见一九四八年在西柏坡村时我曾向大年同志提过。记得当时陆定一同志也向大年同志说过相似的意见。但是彦修同志的文章中有很大一个缺点,他只批评了刘著,而没有系统地摆出自己的意见,给人的印象是,在许多事实上辩论美帝国主义是否是侵华的主谋者,但说不出对于美国侵华历史过程的自己的看法。在这个问题只破不立是不成的。我同意您的处理,即暂不公开发表他们的文章,而邀集一些人进行讨论。为了使讨论会能够开好,我建议准备的时间不妨长一些,并且可以约定一些人做些必要的研究。这样,经过讨论,不仅可以把双方意见中的对的地方和错的地方弄个清楚,而且可以求得对于美国侵华历史过程的正确看法。(按:以上为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五日田家英致范文澜信中的一段)
　　由于范、田二人都主张不公开发表,这两篇文章最后均未刊发。而范、田二人所主张的约集学者进行讨论,迄今未见任何资料,也就难以知晓其情形之究竟。
　　建国初期政治生态较为健康,学术界在“百家争鸣”方针的导引下气氛活跃,不留情面的学术批评屡见不鲜。这是此次曾、刘学术论争的大背景。透过二人此次论争的个案,窃以为有以下两点值得深思。
　　其一,学术与政治纠结难分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学术界的常态。在泛政治化的语境中,学术争鸣中学人很难把握学术与政治的界限,学术批评极易沦为政治层面的上纲上线。曾彦修本属带自由主义色彩的知识分子,“一向思想解放”,常直言无忌。他对《美国侵华史》的批评,就其初衷而言可能尚着眼于学术,其中某些看法确实不乏见地,但又在无意识之间偏离了学术的轨道,而具有政治攻伐的意味。他指责刘著与党的政策、毛泽东的指示背道而驰,其政治杀伤力不言而喻。刘大年撰长文回应辩驳亦为势所必然。还应看到,“美国侵华史”这一专题研究本身即体现了一定的意识形态色彩,其服务于现实政治的意向十分明确,可谓介于科学与政治之间的历史编纂。刘著《美国侵华史》经过修订之后,增加“抗美援朝”的内容,同现实政治关系尤为密切,这无疑也是促使曾彦修从政治角度加以批评的要因。由此可以看出,在政治笼罩一切的环境下,以政治标准衡量学术问题成为学人的集体无意识,进行真正意义的学术批评难乎其难。
　　其二,曾彦修的书评,如果去除那些政治批判的偏激言词,又有着一定的学术含量。他指出,刘著《美国侵华史》对近代以来美国侵略中国的历史缺少在详实资料基础上的历史主义的分析,这种批评应该说是切中肯綮的。刘大年也坦言,《美国侵华史》的根本性缺点在于:“某些说明解释不是恰如其分,有的地方便没有能够把美国侵华活动的真实地位和作用讲清楚。因此,这些地方的叙述是没有说服力的或者是不合于历史主义的。”
　　虽然对曾彦修的批评,刘大年针锋相对提出反驳,但作为严谨的学者,他在这次未曾公开发表的论争中受到极大触动,进而着手修订《美国侵华史》。且拟定了修改要点:“《美国侵华史》修改几点:一、不只是美国侵略,加上其他国的侵略;二、美国不只有侵略,中美人民有友谊;三、美国的侵略是渐进的,不是处处是主要的,最初甚至是温和的;四、已经被指出的错误。主要:一、放在美国资本主义发展中讲;二、放在帝国主义争夺国际环境中讲;三、放在中国历史发展、中国人民反帝斗争中讲。此是关键。”“要强调一、背景情况;二、特别是每次斗争中中国人民力量的反映。否则成为中国任由帝国主义支配的历史。历次重大的群众斗争要写出声势。”
　　在刘大年所存写作卡片中,有一张录有:“一八六七年十月十七日,总批奏:美使蒲安臣处事和平,能知中外大体。充中国使臣,出使西洋,试办一年(穆宗卷二一四,32页)。说明此时美国侵华尚未露骨,如英法等。这是和他的国内资本主义发展有关的。写入侵华史内。其他同样事件亦应叙述,以改变片面的叙述。改的关键之一,至要。对李(鸿章)、张之洞不要苛责或简单称为走狗,要用毛主席所讲的精神看历史人物,有缺点有优点。”而笔者另外搜得刘大年修改一九五四年版《美国侵华史》的手稿,在原书上修改的筆迹密密麻麻,很多段落重新写过,增添了不少材料,论述更为平允、全面。从这些修改要点及实际修改情况观之,刘大年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曾彦修学术方面的批评意见,对原来著作简单化的倾向有所纠正。概言之,修订着眼于增强科学性,力求从历史事实出发立论。但由于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及其后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加之一九五九年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之第四册(一八四○——一九一九)由刘大年具体主持,对《美国侵华史》的修订终于搁置而未竟其功。
　　(《美国侵华史》,刘大年著,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修订版;《美国侵华史》,卿汝楫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一卷一九五二年版,第二卷一九五六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