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美国2020年总统选战进入冲刺阶段，且两党提名大会都未对外交政策进行过多研讨，因此，共和党现任总统特朗普和民主党提名人乔·拜登之间的竞争，显然将围绕国内问题展开。从长远看，历史学家会尝试探究特朗普的这段总统任期究竟是代表着美国在全球所扮演角色的重大转折，或只是一场微小的历史事故。
　　这在目前阶段还没有答案，因为我们不知道特朗普能否再次当选。我的书《道德重要吗？》对1945年以来的14位美国总统进行了评分，其中给特朗普的正式评级是“不完全”，而他的排名则位居末尾那25%的行列。
　　富兰克林·罗斯福等位居前25%的总统认识到20 世纪30年代美国孤立主义的缺陷，并在1945年之后建立了自由国际秩序。一个转折点是哈里·S·杜鲁门战后的决定，直接催生了延续至今的长期性联盟。美国在1948年对马歇尔计划大量注资，于1949年成立北约，并在1950 年带领联合国军攻打朝鲜。在总统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当职的1960年，美国与日本签署了新的安全条约。
　　多年来，虽然美国人在对越南和伊拉克等发展中国家的军事干预方面存在尖锐分歧，但自由主义的制度性秩序依然获得了广泛支持，直到2016年特朗普成为第一位攻击该秩序的两党提名人。特朗普还对外国干预持怀疑态度，尽管他增加了国防预算，却相对谨慎地使用了武力。
　　特朗普的反干预主义理念较受大众欢迎，但他对美国国家利益的狭隘、交易性定义以及对联盟和多边机构的质疑，却不能反映主流意见。自1974年以来，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就向公众询问美国是否应当积极介入世界事务，有三分之一的美国公众一直是孤立主义者，且在2014 年达到41%的最高点。但到2016年大选时有64%的人赞成积极介入，这一比重又在2018年上升到70%。
　　特朗普的当选及其民粹主义诉求，看似基于2008 年大萧条加剧的经济乱局，但其实更多来自种族、妇女角色和性别认同有关的两极化文化变革。特朗普虽然没有在2016年赢得总体多数票，但通过将经济不安全感和工资停滞归咎于不良贸易协议和移民，他成功地将白人对少数族裔日益增长的人口比例和影响力的不满情绪与外交政策联系了起来。但根据前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的说法，特朗普几乎没有什么战略意识，其外交政策主要受国内政治和个人利益驱动。
　　就在特朗普上任前，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将此刻形容为“既是一个经济时期的终结，也是一个地缘政治时期的终结”。这么说，特朗普可能被证明是美国和世界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尤其是在他再次当选的情况下。
　　当前有关特朗普的辩论令人回想起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重大历史成果究竟是政治领导人决策的产物，还是个人无法左右的社会和经济力量所催生的结果？有時历史似乎像一条奔涌的河流，其行进路线因降水和地形而定，而领导者仅仅是水流中抱紧树枝的蝼蚁。但在我看来，他们更像是试图操纵皮划艇和躲避岩石的漂流者，不时翻船落水，但有时也能成功地到达计划中的目的地。
　　换句话说，领导者及其技能很重要，这意味着特朗普是不能轻易被无视的。但比他推文更重要的是，特朗普削弱了体制、联盟以及美国在吸引力方面的软实力。民意调查显示这种吸引力自2016 年以来一路下降。
　　权谋和组织能力对于一位成功的美国总统至关重要，而主导自我认知、自我控制和环境洞察力的情商也是如此，但这却是特朗普所缺乏的。无论是在2021年还是2025年，他的继任者都将面对一个被改变了的世界—— 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特朗普的个人特质和政策的产物，而变化的程度则取决于特朗普的任期。11月3日我们就将知道自己是处于一个历史性转折点，还只是经历了一场历史性事故。
　　（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20;编辑：许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