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医疗毕竟是少数癌症患者的福祉，如何讓更多的患者受益，如何让全球医疗、医药资源共享，还有许多事可做
　　对于生的依恋，让一部分富裕的癌症患者选择了海外就医之路。
　　61岁的邓和（化名），在两年前因连续多日咳嗽、胸闷去医院，按肺炎治疗一个月后，不见好，声音也变得嘶哑，医生这时候考虑可疑肺癌，建议他做病理检查。
　　经过几次活检，还没有穿刺到肿瘤细胞，医生不能完全确诊。等待“宣判”的过程中，邓和焦虑担心，十分痛苦。最终得到了病理诊断：肺腺癌，伴淋巴结转移、肾上腺转移，属于四期肺癌，预后非常不乐观。
　　随后的一次化疗的痛苦经历和就诊过程中遭遇的各种不顺，让邓和与妻子动了去美国就医的念头。
　　像邓和这样，选择去海外就医的中国患者逐渐增多。一家海外就医中介机构介绍，它的客户大部分都在国内看过四家以上的医院。癌症患者的就医路径通常是在属地医院发现患病;继而到省城或市级医院进一步检查、确诊或治疗;再到一线城市的著名肿瘤医院。到海外看病，是国内患者求医所能触及的最高峰。
　　海外就医的绝大多数是癌症患者。这群人的共同特征是：强烈的求生欲望，对更好医疗的追求，以及能够负担昂贵医疗费用的富裕家境。

治疗中的信任和关怀

　　通过一家中介机构，邓和去往美国MD安德森癌症中心就诊，这是美国最好的癌症研究和治疗机构之一。
　　在MD安德森癌症中心，他接受了详细的检查，重新进行了病理评估和基因检测。他的主诊医生判断，声音嘶哑是肿瘤侵袭喉返神经造成的，接下来可能会影响饮水和进食，容易造成呛咳，强烈建议耳鼻喉专家进入治疗团队。
　　邓和的CT复查结果显示，病灶略微缩小，说明国内的治疗已经起效。主诊医生决定继续同样的化疗方案。但与国内不同的是医生还建议在化疗期间口服叶酸，以减轻副作用，并详细指导他饮水和进食的方式，避免出现呛咳。
　　国内一些著名的三甲医院治疗癌症的临床水平不比国外差，甚至在个别领域超越国外同行，如肿瘤切除手术。
　　“癌症患者数量庞大，大医院的医生有更多诊疗机会，能积累临床经验。”新里程医院集团CEO林杨林对《财经》记者说。
　　这样的资质，却比不上美国医护人员所做的那些细节来得贴心。这也正是众多患者在国内就医的直接印象，国内医生在诊断治疗中的精准化程度不够，轻者导致患者就医体验不好，重者有可能影响到治疗方案和治疗效果。
　　王宪也先后在中美两国治疗肺癌。在国内时，他和家人带着厚厚的病例和影像资料，在医院的内科、外科、影像科、病理科、放疗科之间来回奔波，每位医生留给他的交流时间不足5分钟，即便对医疗方案的解释，也仅几分钟，这让他很不踏实。
　　最终，王宪选择到美国就医，门诊看病时间长达1个半小时，一半时间是医生在阐述疾病治疗方案，另一半的时间医生让王宪自由提问。
　　癌症这样的重大疾病危及生命，中国的医患交流时间少得可怜。从看病历、问诊、诊断、提供治疗方案这一套程序，區区几分钟。
　　“中国的肿瘤科医生是世界上最忙的，他们连吃饭和上洗手间的时间都很紧张，无法像美国同行那样做到精细。”盛诺一家董事长蔡强告诉《财经》记者。
　　罹患胰腺癌的吴寒，曾深深恐惧化疗。化疗药物摧毁癌细胞的同时，大量正常细胞也会被一起消灭，患者身体的正常运转受到干扰，会出现恶心呕吐、没有食欲、手脚麻木，以及头发脱落等不良反应。
　　然而，在哈佛大学医学院附属麻省总医院，吴寒的主诊医生告诉她，会根据她的年龄、身体状况适当调整用药剂量，同时耐心地向她介绍化疗方案中各种药物的作用和不良反应。治疗过程中，还给她应用多种药物来减轻不良反应的发生，这样一来被国内患者视为“生不如死”的化疗，对吴寒的正常生活几乎没多大影响。
　　化疗在美国的门诊就能做，接受化疗的患者往往不会有太大的不良反应。很多美国患者在化疗后，直接开车去上班。
　　邓和的主诊医生也详细询问了他的情况，以使治疗过程舒适，最大限度提高他的生活质量。在美国进行四个周期的化疗后，邓和的影像复查结果显示，肺部的肿瘤大为缩小，而肾上腺上的肿瘤没有变化。主诊医生对国内肾上腺转移的诊断产生了怀疑，让邓和重新做肾上腺穿刺，活检证实为良性结节，并非肾上腺转移癌。
　　据此，主诊医生调整后续治疗方案，采用单药化疗，并同步对肺部放疗。这意味着邓和的肿瘤分期其实更早，相应地，预后结果也会更好。
　　最令患者焦虑的是，国内医生一般简单说明治疗方案，然后等患者自己来作决定。而医生和癌症患者共同对治疗方案作出决策，这在欧美是医疗的常态。
　　医生会详细告知癌症患者治疗方案的疗效、益处以及风险，而患者可以向医生倾诉自己对病症和相关风险的看法、疑虑，乃至个人的价值观、经济状况、家庭职业等社会背景。最后，在医生的引导下，医患共同对医疗过程中的诊治问题加以解决。显然，这样的治疗环节更为合理。
　　在癌症医疗决策上，美国医院还有一个制度，就是多学科会诊评估。其核心是癌症的治疗完全以患者为中心，由多学科的专家根据每一个患者的病情，制定个性化的全面的治疗方案。
　　邓和深感多学科会诊的好处，一个由肿瘤医生、外科医生、放疗医生、基因专家、营养专家等组成的医疗团队围绕着他。根据他的病情，进行诊断并提出治疗方案，而且随着治疗进展，多学科专家还会对治疗效果进行评估，决定继续还是调整方案。
　　国内有医院在尝试癌症患者的多学科会诊，但在林杨林看来，癌症患者数量过于庞大，且都往三甲医院聚集，优质医疗资源太紧张，使国内一些医院的多学科会诊心有余而力不足。

降低海外医疗门槛

　　并不是每个有经济能力的患者都能获得去美国看病的机会，有时在预约时就会被拒绝，当美国医生看到发送来的患者病例，认同国内的治疗方案和用药时，会建议他们不要去美国。 　　这是因为美国医院遵循患者受益原则，毕竟中美之间13个小时的长途飞行，不一定能给患者带来更多益处。
　　像邓和这样到美国看病的患者，会经历两个过程，评估阶段和治疗阶段。在评估阶段，与一个多学科的专家团队做交流和检查，包括病理检查和基因检测，然后专家团队制定一个确切的诊断和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这是对病人最有价值的阶段。”蔡强说，通常这一阶段需要两周的时间，花费约10万元人民币，很多患者是可以接受的。
　　之后，美国医生会和患者溝通，如果治疗方案在中国完全可以实施，通常建议患者回到国内进行治疗，这样除亲属陪护方便，医保还可以报销一部分，以减轻负担。
　　只选择去海外进行病情评估和会诊，这相当于患者既享受到海外医疗的部分好处，花费也不高。不过，患者的体验感可能降低。
　　但对从事海外医疗的主流中介体系而言，这是扩大目标客户群体的一个机会，可以解决当下业内“讲故事的成分，远远大于实际去海外看病的人数”的症结。
　　“很多知名的跨境医疗机构每年的客户人数都是以百为单位，一些小的机构甚至是个位数。”林杨林说。
　　根据盛诺一家的统计，国内赴美重症治疗的患者，2012年-2015年间，从不足1000人增长至约3000人，2016年估计突破5000人。癌症患者平均的治疗费用为100万-150万元。
　　通过互联网或者地推来挖掘客户，难度很大，需要精准地找到目标客户并让客户产生信任。毕竟对客户来说，不仅花费不菲，且生死攸关。
　　在林杨林看来，除了让患者走出去，开发远程视频会诊方式不失为一个好办法，既降低费用，也免去患者舟车劳顿。然而，全球医生远程会诊这事，不是中介机构能够开展的，中介只能提供咨询服务，无法进行具有诊断意义的远程会诊，想做这事，还得依托于国内的医院积极参与进来。

新药决定生死距离

　　抗癌新药滞后，也是部分癌症患者选择海外就医的原动力。
　　绝大多数抗癌新药都是欧美制药公司研发的，由于监管等因素，这些新药进入中国市场往往滞后数年。
　　国外抗癌新药进入中国大陆前，需要国家食药监总局的审批，要在国内重新做临床试验，这样一来，抗癌新药进入大陆的时间，往往比香港和澳門还要晚四五年。
　　这段滞后的时间就是生与死的距离。如肺癌第三代靶向药在欧美已经上市一年多，大陆地区还是第一代靶向药雄踞市场。
　　大多数情况下，患者使用某种靶向药物一段时间后，体内的癌细胞会产生耐药性，使疗效明显下降，这时就要考虑换药了，市场上如果仅有一代药，意味着产生耐药性的患者无药可医。
　　前列腺癌，是全球范围内男性中第二位最常见的癌症，在中国男性发病率中排名第六位。用于治疗前列腺癌的药物泽珂，2016年在中国大陆获批上市，此前，不少病人只能辗转去海外或者香港的药房购买。
　　有些药物在欧美价格高昂，免疫治疗药物更是非常昂贵，每年的药费在15万美元以上，于是一些中国患者另辟蹊径，不惜去印度购买便宜的仿制药，来延续自己的生命。
　　被医学界看好的癌症免疫疗法CAR-T，未来一旦上市，花费会更高，绝大多数患者家庭根本难以企及。
　　长期聚焦癌症话题的科普作家李治中认为，如何把有效的疗法，以普通家庭能承担的方式带给中国的患者，是个难题。
　　让全球医疗、医药资源共享，还有许多事可做。先行者邓和已从中受益，在今后的日子里，他只需要定期复查，预防癌症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