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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机器换人，并不是简单地用一台“无脑”机器换走一个工人的“大脑”。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在1月底称，2015年中国出口面临的外部环境有所改善，人民币有贬值趋势，以及长三角珠三角出口企业大范围进行“机器换人”等升级改造，预计全年出口形势要好于去年。
姚景源表示，据其调研，大量的中国出口企业都在进行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这是很多人没注意到的。他举例称，广东东莞大朗镇，这个生产这全世界百分之三十到四十羊毛衫的小镇，在出口盈利下滑的情况下，其传统织机不久前纷纷改为半自动织机，最近又全部改为电脑织机。现在每个工人可以操控六台电脑，每台电脑操控八台织机，劳动生产率提高48倍，企业盈利大幅增加，工人收入也随之大幅上涨。
姚景源称，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上述现象在整个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十分普遍，浙江省现在全省都在推动着机器换人的进程。
机器人不是万能，不用机器人万万不能
在从创业至今仍在不断追赶技术潮流的“创一代”浙商叙述中，机器人在宁波已广为应用。2012年来，宁波当地一线制造工人薪酬需求每年上涨，企业到处招人景象与珠三角无异，企业的人口红利快消失了，所以就要用机器人。机器人让传统企业看到了新的希望。
2012年后，宁波工业机器人应用逐渐大增，现任浙江省委书记的夏宝龙在“2012浙江省企业领袖峰会”的报告中提出，浙江要把机器换人、腾笼换鸟作为重要的抓手，努力为企业转型升级、浙商创业创新提供更大的空间。他表示，“机器换人”、“腾笼换鸟”可以降低企业生产经营的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力，又能够提高资源要素利用的效率，改善劳动力的结构，是推动经济强省建设的重要举措。
宁波余姚市就曾提出，当地要在2014年力争以“机器换人”为主的现代化技改投资达到140亿元，有四分之一规模以上的企业实施“机器换人”项目，“机器换人”重点项目达到50个以上。而到2016年，力争全市有85%以上规上企业实施“机器换人”项目。
“用机器人不代表能为企业解决所有问题，但是想发展下去，不用机器人万不能。”这是来自浙江省制造业企业主的真实声音。
供求关系变化让劳动力价格上涨，主要体现在东部的沿海经济较为发达地区，在浙江，广东等地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中。这些企业长期依靠大量的劳动力来制造微薄的利润，企业本身的生存就相比其他产业要艰难。现如今成本以提高，利润再次压缩造成招工难又一大因素。
富士康早在2010年就已经减少招工，大量投入使用工业机器人。同时，东莞政府也鼓励“招工难”的企业进行“机器换人”。但是这一现象也让很多人担心，这种做法会不会影响就业。从长远角度看，机器换人是制造转型升级最佳途径，但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并不能一蹴而就。工业机器人虽然在很大程度上能给企业带来红利，但是传统的人工并不能被完全代替。
华南理工教授在展开专题调研时，曾提出机器换人存在着五大难题，一是企业对“机器换人”的认识不够深入；二是资金和人才成为制约企业“机器换人”的两大主因；三是已引进设备的使用率有待提高；四是缺乏专业化服务机构；五是某些关键共性技术亟需攻克。
从短期看来，机器换人的确满足了企业的用工荒困境，但是并不是所有企业都有条件可以这样豪爽地花重金购买机器人作业。也就是说，大规模的机器换人时代实际上还并没有完全开始。现在更多的是在沿海经济技术已经成熟的企业中，在谋求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不得不提高生产效率来增加企业竞争力。而相对一些比较经济实力较差或者并非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前者没有实力购置机器人，那么人工就会是最后选择；或者对机器人的依赖较小，更多依靠头脑吃饭岗位的企业，机器人暂时还无法到达这样精细的替代程度。
另外，企业的老技术工人对于一个企业来说都是“文物”一样的存在，就算是机器换人也不可能替换掉这部分技术工人。这也就意味着，目前机器换人换掉的，也只是部分可有可无或技术含量较低需要换代的人工。
让机器换人的理念打造核心竞争力
机器换人不完全是为了节约人力，而是提升企业价值。
某种程度上，机器人生产线在长三角一些行业已成为企业实力的标志物。2014年11月，佛山艾乐博机器人公司创始人农百乐在浙江某地谈成两条生产线的生意，令他印象深刻：对方企业成立不足一年，两条机器人线是其最早的生产线之一，而不是用来换掉传统生产线。但实际上当时其企业产量和订单还都很少，却有魄力上机器人。
“那个老板说，机器人就是核心竞争力。新厂想代工国际大牌，人家看到你的机器人线，才相信你的产能和工艺稳定，才有希望。”农百乐为这句话激动不已。
也许因为机器人成潮的大环境，农百乐在长三角常遇到项目推进速度方面的惊喜。在此前的2014年9月底，他接到佛山同事的电话，称有苏州企业有意合作。当时他恰巧在苏州，随即就上门见面，当天双方就基本敲定合作，此后迅速签约。
快节奏背后是迫切的心态。他认为，佛山等地企业的人力和成本压力，可能不如长三角。行业氛围也是重要因素。“长三角企业爱抱团，并不排斥同行，有一起做产业的想法；而珠三角企业家比较低调，同行多数是冤家，自己用什么新工艺或技术，不乐于宣传。”他分析，“肯定有一些佛山企业用了机器人，但较少人注意到。”
不过，人力和成本压力，未必是企业使用机器人的唯一动力。在农百乐的长三角客户中，也有对机器人激情澎湃、思路超前的企业家。因为制造业升级，也必然要求制造工艺的优化提升及自动化改造。
“我佩服他们的气魄，引进机器人不完全因为人力，而是要体现品牌价值和发展潜力。”农百乐说。这可能是不务实的投资理念，但农百乐却能在上海、苏杭一带，为这种价值观找到更多共鸣。而长三角的新需求，也会成为启发他的研究方向。
发挥主观能动见证时代变迁 机器换人的代价并不低。从浙江广东等沿海省市的企业看，机器换人所用的自动化设备，90%以上来自国外，价格高，投资大，动辄百万甚至千万元，成本回收可能需要3～5年，很多小微企业不具备资金实力，心有余而力不足。
这些先进的设备还不一定适合国内企业的生产，需要二次改装和调试。更需要本土企业根据实际需求制造自己的先进设备。三是比硬件投入难度更大的是软件投入。如果忽视员工素质的提升、工作方式的改变、组织管理的更新，也会限制机器换人红利效应的发挥。大溪镇新界集团的许总说：提升劳动者素质，是机器换人后公司面临的最大课题。
对此，政府需要有针对性地在设备和技术研发方面给予扶持，包括金融、财政税务、科技、人才政策等。尽快使本土制造的机器人设备能够服务于本土企业。企业要因地制宜，机器换人不一定要一步到位，实力较弱的不妨从采购简单加工设备开始，根据不同阶段的需要，逐渐更新设备。加强企业软件建设和人员素质的提高，尽快适应企业有机构成提高后的新情况，实现企业组织形式的重组和管理方式的创新。
在浙江，机器换人的一个直接负面结果就是工人失业率的上升。浙江省城镇登记失业率一直稳定在3%左右，2013年以来呈明显上升趋势，这有经济增长放缓的因素，但主要还是机器换人带来的影响。根据大城市劳动力调查，当前失业人员中，因产业结构变化导致的结构性失业人数占一半以上，比2005年同期高10个百分点以上。该省经信委专家称，随着机器换人的推进，短期失业压力会进一步加大。
加快第三产业发展，吸纳结构性失业人员，政府应当在规划、土地供给、准入门槛、打破国企垄断、开放城市公共事业领域让民营企业进入等方面有所作为。同时，机器换人之后，为机器服务的一系列服务业也需要大发展。机器的保养、维修，产品升级后的营销、设计、创意、电商服务都在呼唤高端服务业的发展。
机器换人使得异地城镇化向就地城镇化的转变成为可能。机器换人的一个最直接结果就是规模庞大的农民工大军，正在开始从珠三角、长三角地区撤离。未来10年是城镇化非常关键的时期，10年之后人口的老龄化会迅速推进，彼时很多中西部地区的流动人口更愿意回到老家。对中西部地区，特别是劳动力输出大省的劳动就业带来新的挑战。
机器换人不是简单地用无脑取代有脑，同时，希望通过机器换人一劳永逸的想法也非正确的换代理念。机器换人应该是一个综合的转型过程，同时也是一种全新生产经营理念的诞生。
18世纪，发生在英国的“羊吃人”以及机器替代劳工的历史故事，曾是工业革命中的标志性事件。如今，浙江广东的机器换人，对于中国工业化与城镇化的转型也将注定具有标本意义。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在1月底称，2015年中国出口面临的外部环境有所改善，人民币有贬值趋势，以及长三角珠三角出口企业大范围进行“机器换人”等升级改造，预计全年出口形势要好于去年。
姚景源表示，据其调研，大量的中国出口企业都在进行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这是很多人没注意到的。他举例称，广东东莞大朗镇，这个生产这全世界百分之三十到四十羊毛衫的小镇，在出口盈利下滑的情况下，其传统织机不久前纷纷改为半自动织机，最近又全部改为电脑织机。现在每个工人可以操控六台电脑，每台电脑操控八台织机，劳动生产率提高48倍，企业盈利大幅增加，工人收入也随之大幅上涨。
姚景源称，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上述现象在整个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十分普遍，浙江省现在全省都在推动着机器换人的进程。
机器人不是万能，不用机器人万万不能
在从创业至今仍在不断追赶技术潮流的“创一代”浙商叙述中，机器人在宁波已广为应用。2012年来，宁波当地一线制造工人薪酬需求每年上涨，企业到处招人景象与珠三角无异，企业的人口红利快消失了，所以就要用机器人。机器人让传统企业看到了新的希望。
2012年后，宁波工业机器人应用逐渐大增，现任浙江省委书记的夏宝龙在“2012浙江省企业领袖峰会”的报告中提出，浙江要把机器换人、腾笼换鸟作为重要的抓手，努力为企业转型升级、浙商创业创新提供更大的空间。他表示，“机器换人”、“腾笼换鸟”可以降低企业生产经营的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力，又能够提高资源要素利用的效率，改善劳动力的结构，是推动经济强省建设的重要举措。
宁波余姚市就曾提出，当地要在2014年力争以“机器换人”为主的现代化技改投资达到140亿元，有四分之一规模以上的企业实施“机器换人”项目，“机器换人”重点项目达到50个以上。而到2016年，力争全市有85%以上规上企业实施“机器换人”项目。
“用机器人不代表能为企业解决所有问题，但是想发展下去，不用机器人万不能。”这是来自浙江省制造业企业主的真实声音。
供求关系变化让劳动力价格上涨，主要体现在东部的沿海经济较为发达地区，在浙江，广东等地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中。这些企业长期依靠大量的劳动力来制造微薄的利润，企业本身的生存就相比其他产业要艰难。现如今成本以提高，利润再次压缩造成招工难又一大因素。
富士康早在2010年就已经减少招工，大量投入使用工业机器人。同时，东莞政府也鼓励“招工难”的企业进行“机器换人”。但是这一现象也让很多人担心，这种做法会不会影响就业。从长远角度看，机器换人是制造转型升级最佳途径，但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并不能一蹴而就。工业机器人虽然在很大程度上能给企业带来红利，但是传统的人工并不能被完全代替。
华南理工教授在展开专题调研时，曾提出机器换人存在着五大难题，一是企业对“机器换人”的认识不够深入；二是资金和人才成为制约企业“机器换人”的两大主因；三是已引进设备的使用率有待提高；四是缺乏专业化服务机构；五是某些关键共性技术亟需攻克。
从短期看来，机器换人的确满足了企业的用工荒困境，但是并不是所有企业都有条件可以这样豪爽地花重金购买机器人作业。也就是说，大规模的机器换人时代实际上还并没有完全开始。现在更多的是在沿海经济技术已经成熟的企业中，在谋求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不得不提高生产效率来增加企业竞争力。而相对一些比较经济实力较差或者并非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前者没有实力购置机器人，那么人工就会是最后选择；或者对机器人的依赖较小，更多依靠头脑吃饭岗位的企业，机器人暂时还无法到达这样精细的替代程度。
另外，企业的老技术工人对于一个企业来说都是“文物”一样的存在，就算是机器换人也不可能替换掉这部分技术工人。这也就意味着，目前机器换人换掉的，也只是部分可有可无或技术含量较低需要换代的人工。
让机器换人的理念打造核心竞争力
机器换人不完全是为了节约人力，而是提升企业价值。
某种程度上，机器人生产线在长三角一些行业已成为企业实力的标志物。2014年11月，佛山艾乐博机器人公司创始人农百乐在浙江某地谈成两条生产线的生意，令他印象深刻：对方企业成立不足一年，两条机器人线是其最早的生产线之一，而不是用来换掉传统生产线。但实际上当时其企业产量和订单还都很少，却有魄力上机器人。
“那个老板说，机器人就是核心竞争力。新厂想代工国际大牌，人家看到你的机器人线，才相信你的产能和工艺稳定，才有希望。”农百乐为这句话激动不已。
也许因为机器人成潮的大环境，农百乐在长三角常遇到项目推进速度方面的惊喜。在此前的2014年9月底，他接到佛山同事的电话，称有苏州企业有意合作。当时他恰巧在苏州，随即就上门见面，当天双方就基本敲定合作，此后迅速签约。
快节奏背后是迫切的心态。他认为，佛山等地企业的人力和成本压力，可能不如长三角。行业氛围也是重要因素。“长三角企业爱抱团，并不排斥同行，有一起做产业的想法；而珠三角企业家比较低调，同行多数是冤家，自己用什么新工艺或技术，不乐于宣传。”他分析，“肯定有一些佛山企业用了机器人，但较少人注意到。”
不过，人力和成本压力，未必是企业使用机器人的唯一动力。在农百乐的长三角客户中，也有对机器人激情澎湃、思路超前的企业家。因为制造业升级，也必然要求制造工艺的优化提升及自动化改造。
“我佩服他们的气魄，引进机器人不完全因为人力，而是要体现品牌价值和发展潜力。”农百乐说。这可能是不务实的投资理念，但农百乐却能在上海、苏杭一带，为这种价值观找到更多共鸣。而长三角的新需求，也会成为启发他的研究方向。
发挥主观能动见证时代变迁 机器换人的代价并不低。从浙江广东等沿海省市的企业看，机器换人所用的自动化设备，90%以上来自国外，价格高，投资大，动辄百万甚至千万元，成本回收可能需要3～5年，很多小微企业不具备资金实力，心有余而力不足。
这些先进的设备还不一定适合国内企业的生产，需要二次改装和调试。更需要本土企业根据实际需求制造自己的先进设备。三是比硬件投入难度更大的是软件投入。如果忽视员工素质的提升、工作方式的改变、组织管理的更新，也会限制机器换人红利效应的发挥。大溪镇新界集团的许总说：提升劳动者素质，是机器换人后公司面临的最大课题。
对此，政府需要有针对性地在设备和技术研发方面给予扶持，包括金融、财政税务、科技、人才政策等。尽快使本土制造的机器人设备能够服务于本土企业。企业要因地制宜，机器换人不一定要一步到位，实力较弱的不妨从采购简单加工设备开始，根据不同阶段的需要，逐渐更新设备。加强企业软件建设和人员素质的提高，尽快适应企业有机构成提高后的新情况，实现企业组织形式的重组和管理方式的创新。
在浙江，机器换人的一个直接负面结果就是工人失业率的上升。浙江省城镇登记失业率一直稳定在3%左右，2013年以来呈明显上升趋势，这有经济增长放缓的因素，但主要还是机器换人带来的影响。根据大城市劳动力调查，当前失业人员中，因产业结构变化导致的结构性失业人数占一半以上，比2005年同期高10个百分点以上。该省经信委专家称，随着机器换人的推进，短期失业压力会进一步加大。
加快第三产业发展，吸纳结构性失业人员，政府应当在规划、土地供给、准入门槛、打破国企垄断、开放城市公共事业领域让民营企业进入等方面有所作为。同时，机器换人之后，为机器服务的一系列服务业也需要大发展。机器的保养、维修，产品升级后的营销、设计、创意、电商服务都在呼唤高端服务业的发展。
机器换人使得异地城镇化向就地城镇化的转变成为可能。机器换人的一个最直接结果就是规模庞大的农民工大军，正在开始从珠三角、长三角地区撤离。未来10年是城镇化非常关键的时期，10年之后人口的老龄化会迅速推进，彼时很多中西部地区的流动人口更愿意回到老家。对中西部地区，特别是劳动力输出大省的劳动就业带来新的挑战。
机器换人不是简单地用无脑取代有脑，同时，希望通过机器换人一劳永逸的想法也非正确的换代理念。机器换人应该是一个综合的转型过程，同时也是一种全新生产经营理念的诞生。
18世纪，发生在英国的“羊吃人”以及机器替代劳工的历史故事，曾是工业革命中的标志性事件。如今，浙江广东的机器换人，对于中国工业化与城镇化的转型也将注定具有标本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