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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围绕性的叙述可见于各种载体，有《金瓶梅》式的文学作品，也有《素女经》式的医学论述，还有春画、民间歌谣等艺术样式，这些文本不仅包含了对于欲望的探讨，也有许多关于女性情欲的书写。而到了“五四”时期，性问题在近代科学的视野下被纳入公共话语空间，女性情欲讨论显著增多，并一跃成为关乎女性社会解放的重要议题。“五四”学人对性议题的偏爱，当然部分归因于科学全球化语境中性科学知识的流入带来的现代化冲击。二十世纪初期，欧美现代性学（Modern Sexology）出现，女性情欲讨论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性道德维度的男女平等成为欧美现代性的关键要素之一。此时适逢中国“五四”女性解放思潮兴起，教育公平、经济独立、政治权利等各方面和女性权益相关的内容均受到关注。在这一背景下，以周作人、周建人、张竞生为首的“五四”学人开始主动拥抱西方性学，积极吸收女性情欲的科学理念，试图在性道德维度解放女性，实现男女平等。总观这一时期的讨论，大致可概述如下：首先批判传统中国以性道德来压抑女性，其后援引西方科学知识，反复强调“女性有性欲”。“五四”的这些叙述直接形塑了我们对于现代中国女性解放的部分“常识”：“五四”之前，女性的性欲在传统礼教中不被肯定，女性被压抑;“五四”以后，女性的性欲在现代科学中得到肯定，女性被解放。
然而，果真如“五四”学人所说的那样，女性在传统中受到压抑吗？实际上，中国古代性文化资源丰富，并且一直重视女性情欲。例如《洞玄子》就写到交合过程中的愉悦情绪对于男女双方的必要性。《玉房秘诀》则将交合的意义诠释为增强男性活力（致气），消除女性疾病（去病）。传统房中理念看重性交前戏，主张交合过程中双方都须感到愉悦（阴阳交畅），又因为女性高潮对于受胎至关重要，所以男性应等待女性高潮后射精（候女快）。表现男女性兴奋的概念有“四至九气”“三至五至”“三兆五候”等，从汉代一直传承至清末（《玄女经》《广嗣纪要》《妇科玉尺》）。此外在传统文学作品中也多见重视男女情欲互动，围绕女性性愉悦的描写（《开花丛》《肉蒲团》《绣榻野史》）。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大量关注女性情欲主体的资源。
既然如此，那么“五四”学人为何似乎“忘却”了这部分内容，一味强调传统文化压抑女性的一面呢？在这一知识构建的背后，又隐藏着什么样的心理动机和思想观念？这就需要我们回到“五四”的语境，将这一常识性认知重新脉络化，进一步考察“五四”学人在探讨女性问题时的话语谱系，考察它们背后是否存在着一定的知识权力关系。事实上，“五四”关于女性情欲的探讨，与同时代欧美性学的知识理念与问题意识有着密切的跨文化联系，“五四”学人积极塑造“压抑”女性的中国传统这一文化现象背后，是对于欧美现代性学“拿来主义”式的挪用。
十九世纪的欧美，为了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中产阶层的女性被限定在家庭范围，从事社会再生产。作为“家庭天使”，女性为人妻、为人母的性别角色受到前所未有的推崇。这一时期代表性的女性规范是“良妇无性欲”的性禁锢文化。例如一八七五年出版的威廉·艾克顿（William Acton）的《生殖器官的功能和紊乱》（Functionsand Disorders of the Reproductive Organs ）中就有“女性的大多数（幸运的是）并不会受到任何一种性意识的困扰”，“大多数女性其性意识是处于休止状态的”，“对于贤良的母亲、妻子以及家庭主婦来说，性的放纵是和她们彻底绝缘的”等描述。而到了二十世纪初期，出现了以弗洛伊德、霭理士为首的一批性学家，他们彻底批判了维多利亚时代压抑的性道德，通过反复强调“女性有性欲”，试图将女性从“良妇无性欲”的道德中解放出来。这种对于维多利亚文化的批判和对现代性学的推崇形成了压抑/ 解放的二元范式，形塑了之后大众的时代认知。
压抑的维多利亚文化和解放的现代性学这一二元构图，于“五四”时期传入中国，载体正是欧美性科学话语。“五四”涌现了大量欧美性科学著作的中译本，性学论述频繁出现于各种报纸杂志。查阅这些话语，几乎无一例外地批判了十九世纪欧美压抑女性的性道德文化。英国科学家哈夫洛克·霭理士集中论述女性情欲问题的《女子底性冲动》（一九二七）是Studies in The Psychology of Sex （VolumeⅢ ）， The Sexual Impulse in Women（《性心理学》第三卷）的中文节译本（此书虽在中国已无流通，但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有一册珍藏），其中就有大量批判维多利亚文化的内容。霭理士指出，英国对于男性和女性普遍采取了双重标准，认为男性具有性本能，而女性天生欲望淡泊，他收集了从古希腊至近代欧洲的历史文献后得出以下结论：十九世纪前的主流观念认为女性性欲强于男性，而十九世纪后则逐渐演变为女性性欲薄弱，没有性愉悦的本能需要，换言之，“良妇无性欲”观念是十九世纪之后出现的新发明。玛丽·司托泼的代表作MarriedLove（一九一八）中也有较多篇幅批判维多利亚文化。这本由女科学家探讨女性情欲的著作受到了读者前所未有的青睐，至一九二六年的八年间，仅英文版就重印了十八次，同时被译成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十几种语言。二十世纪二十年代，Married Love以《结婚的爱》为题译成中文并迅速成为畅销书，书中指出英国社会普遍认为有教养的女性不具有性欲，鼓励女性的性无知：“我们的社会上有一个因习的观念，以为女子对于己身和对于未来丈夫的蒙昧，是可喜的天真烂漫的情形。”司托泼认为由于社会文化将女性看作无欲望的存在，所以男性往往无视女性意愿，一味追求个人性愉悦，从而导致女性权益受到损害。
欧美现代性学中对于维多利亚文化的批判，让“五四”学人看到中国与欧洲社会在反传统需要上的相似性，启发他们效仿西方，“制造”中国问题。不能忽略的是，欧美现代性学之所以反复强调“女性有性欲”，是为了批判十九世纪维多利亚“良妇无性欲”的社会观念，但这种历史脉络是中国所不具有的，中国传统资源中充满了关注女性情欲的内容。但为了突出中国传统性文化的腐朽落后以及亟待改革的特性，“五四”学人刻意遮蔽了传统重视女性情欲的一面，一再强调礼教对其的否定，进而通过反复主张“女性有性欲”这一科学事实来达到反传统的目的。 阅读“五四”性道德讨论便可发现，批判的矛头一致指向传统中国社会对女性性欲的忽视，“五四”学人基于生物学、生理学、性心理学、人类学等科学视角考察男女的性欲问题，试图消除传统文化中对于女性的偏见和性压抑。章锡琛在《新性道德是什么》中写道：“性欲是人类天赋的权利。而传统道德将妻子看作丈夫的奴隶，将满足男性性欲看作女性在婚姻中的义务，这是不道德的，是为新性道德所批判的。”他主张女性的性欲应该受到重视，性活动中男女双方都需要愉悦和满足。周建人也主张变革传统性道德中将男性看作支配者、女性看作服从者的不平等观念，通过普及两性科学知识让大家认识到女性和男性有着同样的欲望和意志，应享有同等的自由和人格。此外，周作人也持续关注妇女的性解放，利用西方科学知识积极肯定女性拥有作为生物本能的欲望，排除一切压抑女性性欲的禁欲主义或社会观念。
通过巧妙移植西方问题，有策略地完成了欧美性学的本土化利用和诠释的代表性人物是周作人，他在针对Married Love的评论《结婚的爱》中就采用了将欧美经验嫁接至本土叙述的文本修辞。一九二三年四月十八日，周作人在《晨报副镌》上发表了这篇书评，文中这样写道：
半开化的社会的两性关系是男子本位的，所以在这样的社会里，正如晏殊君曾在《妇女杂志》（三月号）上所说，女子“被看作没有性欲的”，这个错误当然不言而喻了。文明社会既然是男女平等的，又有了性的知识，理论应该是对了，但是却又将女性的性欲看作同男性一样的。—这能说是合于事理的么？据《结婚的爱》的著者说，这不但不合，而且反是许多不幸的根源。
如果只看这段引文，似乎可以理解为周作人在讨论中国的问题。但如上文介绍的那样，司托泼在Married Love原文中多处批判了十九世纪英国将女子看作没有性欲的文化观念。引文中周作人指出的“半开化的社会的两性关系是男子本位的”，以及“女子被看作没有性欲的”等现象，都与司托泼的批判对象也就是十九世纪英国的社会文化重合。那么，周作人《结婚的爱》中所谓的“这样的社会”到底是指Married Love中批判的英国，还是眼下的中国，就文本本身来看，是较为模糊的。或许可以说，为了突出Married Love对于中国读者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周作人刻意营造了这种模糊。通过进一步考证引文中提到的“晏殊君曾在《妇女杂志》（三月号）”上发表的文章，可以发现，此文刊登于一九二三年三月发行的《妇女杂志》第九卷第三号，题为《女子之性的知识》，作者晏始。文章讨论的对象正是中国社会，主旨是批判中国无视女性性欲的传统文化。《女子之性的知识》中首先指出中国社会向来缺乏性常识，对性交问题讳莫如深，在此基础上批判传统社会不承认、不尊重女性性欲的恶疾：“在向来的社会中，女子本来被看作没有性欲的，只是供给男子发泄性欲、生殖子女的器具”，“女子虽被看作没有性欲的，但她们的性欲本来存在”。这种文化造成的后果就是：“一般女子，因为没有性的知识，所以对于生殖器官的摄卫也非常忽略。到了发生疾病之后，自己既没有知识，又复讳疾忌医，重则因而丧生，轻则为终身之患。”比对《女子之性的知识》与Married Love后可发现，中欧传统文化在“女子被看作没有性欲”的维度上高度相似，Married Love是针对欧美社会的批判，《女子之性的知识》是针对中国社会的批判。可以推断周作人在阅读了两者后感受到在性道德改良问题上中欧之间的相通之处，从而在篇幅短小的《结婚的爱》中专门提及《女子之性的知识》，突出根据英国历史语境创作而成的Married Love对于中国读者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周作人在批判了“女子被看作没有性欲”的传统文化后，又提到司托泼关于女性性欲特质的理念，充分肯定其科学性，并在其基础上根据中文脉络提出了性活动中“以女子为本位”的主体性概念。这种从“女子无性欲”到“女子有性欲”、从礼教到科学、从中国传统到欧美现代的话语结构和文本策略，成功地将欧美情欲领域现代性的重要议题移植于中国，建构了一个压抑女性的“礼教”传统和解放女性的“科学”现代。
然而，维多利亚时期的欧美社会果真如二十世纪初期现代性学大师们所批判的那样，是一个“压抑”女性的时代？就这一问题西方史学界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修正过程。事实上，将十九世纪欧美中产阶层女性情欲观念的主要特质描述为“良妇无性欲”的论述首先出现于二十世纪初期，弗洛伊德、霭理士等现代性学家们在关注女性的性欲问题时，首先塑造了一个压抑的维多利亚时代模型（Amodel of repression），继而在彻底批判这一模型的基础上展开现代性学主导的性改革，反复强调“女性有性欲”，提倡女性解放。这种关于维多利亚性压抑的讲述一直持续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研究者们通过重复引用压抑女性的代表话语，一再确认“压抑的维多利亚文化”：一九六九年出版的罗纳德·皮尔索尔（Ronald Pearsall）的《花蕊之虫：维多利亚时代的性文化》（The Worm in the Bud ：The World ofVictorian Sexuality ）指出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层性道德特征是追求性纯洁;一九六六年出版的史蒂文·马库斯（Steven Marcus）的《另一个维多利亚时代》（The Other Victorians ）通过考察维多利亚时代的色情书刊，展现中产阶层性道德的虚伪和压抑。而其中被引用频率最高的则是上文提到的《生殖器官的功能和紊乱》其中关于“良妇无性欲”的论述成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前英语世界关于维多利亚性观念研究中出现最多的文献。
但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英美史家们开始反思将维多利亚文化简单化约为禁欲和性压抑的历史构图，通过发掘更多史料证明这一时期的多元性，逐步修正关于维多利亚主义（Victorianism）的认知。在一系列实证研究基础上，史学家们呈现出了一个不单纯只是压抑，具有复杂而多样性观念的维多利亚文化。例如一九七四年美国史学家戴格勒（CarlN.Degler）基于十九世纪欧美医学话语的研究指出：十九世纪的医学文献表明，在维多利亚时代女性被看作没有性欲的这一观念很难令人信服，或许艾克顿可以代表那个时代的某些侧面，但更多证据表明它并不能作为观察中产阶级女性性观念的可靠依据。而福柯的出现更是给性学的历史研究带来新的视角。一九七六年问世的《性经验史》（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中，福柯超越了既有的压抑/ 解放的认识框架，提出了围绕性的新的认识构图。他没有将维多利亚时代看成性压抑和沉默的社会，而是指出十九世纪围绕性的话语不断增殖，人的情欲形态和性身份成为社会公共论述中的主要议题。相较于性是被压抑还是被解放、被允许还是被禁止的问题，福柯更关注的是在围绕性的话语不断增殖的过程中，这些话语的内容、话语的讨论者以及讨论的视角和立场。福柯深刻影响了现代性文化研究，之后的学者也逐渐修正了以往对于维多利亚性文化和现代性学的二分法视角，更多地关注性话语中的权力结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围绕性话语的历史研究更为细致和实证，代表性作品—露西·布兰德（Lucy Bland）的《驱逐野兽：性与早期女权主义》（Banishing the Beast： Sexuality and the Early Feminists ）引入了女性主义视角，考察不同地域法律条文、文化表象和社会行为中的性形态，揭示了十九世纪中后期和二十世纪初期性话语的复杂性和多元内涵。
可以说，当代欧美史学界已基本达成这一共识：将十九世纪的性文化化约为性压抑的“维多利亚主义”叙述，实际上是二十世纪初期的思想家、科学家们为了突出现代性学的先进性和革新性建构而成的。这一文化策略不仅在欧美获得了持久的影响力，同时通过跨文化、跨语际的传播冲击了东亚社会。“五四”时期的中国全面反传统的现实需要，促使当时的知识分子们积极拥抱西方现代性学，他们不仅吸收了其中关于女性情欲的科学知识，也模仿和借鉴了现代性学对于英美傳统的批判话语，将其挪用至中国本土语境，构建出一个压抑女性性欲的传统，进而高扬科学旗帜，从科学视角突出“女性有性欲”，将“五四”女性解放纳入科学全球化的进程之中。然而，虽然“五四”中国和同时代欧美在批判传统性道德维度有着高度同步性，但是对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欧美学界对于“维多利亚主义”的反思，中国尚未有系统的介绍和跟进。与此同时，中国学界对于“五四”性科学论述的反思也略显不足，围绕女性性欲观念的历史叙述仍然停留在“五四”认知的延长线上。换言之，欧美现代性学虽然一再强调“女性有性欲”，但这一话语体系和历史现象是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特定时期的产物，无论是在欧美，还是在中国，女性的性欲并非一直被“压抑”，而现代性学也并非如其自称的那样，给女性带来了全面“解放”。
然而，果真如“五四”学人所说的那样，女性在传统中受到压抑吗？实际上，中国古代性文化资源丰富，并且一直重视女性情欲。例如《洞玄子》就写到交合过程中的愉悦情绪对于男女双方的必要性。《玉房秘诀》则将交合的意义诠释为增强男性活力（致气），消除女性疾病（去病）。传统房中理念看重性交前戏，主张交合过程中双方都须感到愉悦（阴阳交畅），又因为女性高潮对于受胎至关重要，所以男性应等待女性高潮后射精（候女快）。表现男女性兴奋的概念有“四至九气”“三至五至”“三兆五候”等，从汉代一直传承至清末（《玄女经》《广嗣纪要》《妇科玉尺》）。此外在传统文学作品中也多见重视男女情欲互动，围绕女性性愉悦的描写（《开花丛》《肉蒲团》《绣榻野史》）。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大量关注女性情欲主体的资源。
既然如此，那么“五四”学人为何似乎“忘却”了这部分内容，一味强调传统文化压抑女性的一面呢？在这一知识构建的背后，又隐藏着什么样的心理动机和思想观念？这就需要我们回到“五四”的语境，将这一常识性认知重新脉络化，进一步考察“五四”学人在探讨女性问题时的话语谱系，考察它们背后是否存在着一定的知识权力关系。事实上，“五四”关于女性情欲的探讨，与同时代欧美性学的知识理念与问题意识有着密切的跨文化联系，“五四”学人积极塑造“压抑”女性的中国传统这一文化现象背后，是对于欧美现代性学“拿来主义”式的挪用。
十九世纪的欧美，为了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中产阶层的女性被限定在家庭范围，从事社会再生产。作为“家庭天使”，女性为人妻、为人母的性别角色受到前所未有的推崇。这一时期代表性的女性规范是“良妇无性欲”的性禁锢文化。例如一八七五年出版的威廉·艾克顿（William Acton）的《生殖器官的功能和紊乱》（Functionsand Disorders of the Reproductive Organs ）中就有“女性的大多数（幸运的是）并不会受到任何一种性意识的困扰”，“大多数女性其性意识是处于休止状态的”，“对于贤良的母亲、妻子以及家庭主婦来说，性的放纵是和她们彻底绝缘的”等描述。而到了二十世纪初期，出现了以弗洛伊德、霭理士为首的一批性学家，他们彻底批判了维多利亚时代压抑的性道德，通过反复强调“女性有性欲”，试图将女性从“良妇无性欲”的道德中解放出来。这种对于维多利亚文化的批判和对现代性学的推崇形成了压抑/ 解放的二元范式，形塑了之后大众的时代认知。
压抑的维多利亚文化和解放的现代性学这一二元构图，于“五四”时期传入中国，载体正是欧美性科学话语。“五四”涌现了大量欧美性科学著作的中译本，性学论述频繁出现于各种报纸杂志。查阅这些话语，几乎无一例外地批判了十九世纪欧美压抑女性的性道德文化。英国科学家哈夫洛克·霭理士集中论述女性情欲问题的《女子底性冲动》（一九二七）是Studies in The Psychology of Sex （VolumeⅢ ）， The Sexual Impulse in Women（《性心理学》第三卷）的中文节译本（此书虽在中国已无流通，但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有一册珍藏），其中就有大量批判维多利亚文化的内容。霭理士指出，英国对于男性和女性普遍采取了双重标准，认为男性具有性本能，而女性天生欲望淡泊，他收集了从古希腊至近代欧洲的历史文献后得出以下结论：十九世纪前的主流观念认为女性性欲强于男性，而十九世纪后则逐渐演变为女性性欲薄弱，没有性愉悦的本能需要，换言之，“良妇无性欲”观念是十九世纪之后出现的新发明。玛丽·司托泼的代表作MarriedLove（一九一八）中也有较多篇幅批判维多利亚文化。这本由女科学家探讨女性情欲的著作受到了读者前所未有的青睐，至一九二六年的八年间，仅英文版就重印了十八次，同时被译成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十几种语言。二十世纪二十年代，Married Love以《结婚的爱》为题译成中文并迅速成为畅销书，书中指出英国社会普遍认为有教养的女性不具有性欲，鼓励女性的性无知：“我们的社会上有一个因习的观念，以为女子对于己身和对于未来丈夫的蒙昧，是可喜的天真烂漫的情形。”司托泼认为由于社会文化将女性看作无欲望的存在，所以男性往往无视女性意愿，一味追求个人性愉悦，从而导致女性权益受到损害。
欧美现代性学中对于维多利亚文化的批判，让“五四”学人看到中国与欧洲社会在反传统需要上的相似性，启发他们效仿西方，“制造”中国问题。不能忽略的是，欧美现代性学之所以反复强调“女性有性欲”，是为了批判十九世纪维多利亚“良妇无性欲”的社会观念，但这种历史脉络是中国所不具有的，中国传统资源中充满了关注女性情欲的内容。但为了突出中国传统性文化的腐朽落后以及亟待改革的特性，“五四”学人刻意遮蔽了传统重视女性情欲的一面，一再强调礼教对其的否定，进而通过反复主张“女性有性欲”这一科学事实来达到反传统的目的。 阅读“五四”性道德讨论便可发现，批判的矛头一致指向传统中国社会对女性性欲的忽视，“五四”学人基于生物学、生理学、性心理学、人类学等科学视角考察男女的性欲问题，试图消除传统文化中对于女性的偏见和性压抑。章锡琛在《新性道德是什么》中写道：“性欲是人类天赋的权利。而传统道德将妻子看作丈夫的奴隶，将满足男性性欲看作女性在婚姻中的义务，这是不道德的，是为新性道德所批判的。”他主张女性的性欲应该受到重视，性活动中男女双方都需要愉悦和满足。周建人也主张变革传统性道德中将男性看作支配者、女性看作服从者的不平等观念，通过普及两性科学知识让大家认识到女性和男性有着同样的欲望和意志，应享有同等的自由和人格。此外，周作人也持续关注妇女的性解放，利用西方科学知识积极肯定女性拥有作为生物本能的欲望，排除一切压抑女性性欲的禁欲主义或社会观念。
通过巧妙移植西方问题，有策略地完成了欧美性学的本土化利用和诠释的代表性人物是周作人，他在针对Married Love的评论《结婚的爱》中就采用了将欧美经验嫁接至本土叙述的文本修辞。一九二三年四月十八日，周作人在《晨报副镌》上发表了这篇书评，文中这样写道：
半开化的社会的两性关系是男子本位的，所以在这样的社会里，正如晏殊君曾在《妇女杂志》（三月号）上所说，女子“被看作没有性欲的”，这个错误当然不言而喻了。文明社会既然是男女平等的，又有了性的知识，理论应该是对了，但是却又将女性的性欲看作同男性一样的。—这能说是合于事理的么？据《结婚的爱》的著者说，这不但不合，而且反是许多不幸的根源。
如果只看这段引文，似乎可以理解为周作人在讨论中国的问题。但如上文介绍的那样，司托泼在Married Love原文中多处批判了十九世纪英国将女子看作没有性欲的文化观念。引文中周作人指出的“半开化的社会的两性关系是男子本位的”，以及“女子被看作没有性欲的”等现象，都与司托泼的批判对象也就是十九世纪英国的社会文化重合。那么，周作人《结婚的爱》中所谓的“这样的社会”到底是指Married Love中批判的英国，还是眼下的中国，就文本本身来看，是较为模糊的。或许可以说，为了突出Married Love对于中国读者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周作人刻意营造了这种模糊。通过进一步考证引文中提到的“晏殊君曾在《妇女杂志》（三月号）”上发表的文章，可以发现，此文刊登于一九二三年三月发行的《妇女杂志》第九卷第三号，题为《女子之性的知识》，作者晏始。文章讨论的对象正是中国社会，主旨是批判中国无视女性性欲的传统文化。《女子之性的知识》中首先指出中国社会向来缺乏性常识，对性交问题讳莫如深，在此基础上批判传统社会不承认、不尊重女性性欲的恶疾：“在向来的社会中，女子本来被看作没有性欲的，只是供给男子发泄性欲、生殖子女的器具”，“女子虽被看作没有性欲的，但她们的性欲本来存在”。这种文化造成的后果就是：“一般女子，因为没有性的知识，所以对于生殖器官的摄卫也非常忽略。到了发生疾病之后，自己既没有知识，又复讳疾忌医，重则因而丧生，轻则为终身之患。”比对《女子之性的知识》与Married Love后可发现，中欧传统文化在“女子被看作没有性欲”的维度上高度相似，Married Love是针对欧美社会的批判，《女子之性的知识》是针对中国社会的批判。可以推断周作人在阅读了两者后感受到在性道德改良问题上中欧之间的相通之处，从而在篇幅短小的《结婚的爱》中专门提及《女子之性的知识》，突出根据英国历史语境创作而成的Married Love对于中国读者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周作人在批判了“女子被看作没有性欲”的传统文化后，又提到司托泼关于女性性欲特质的理念，充分肯定其科学性，并在其基础上根据中文脉络提出了性活动中“以女子为本位”的主体性概念。这种从“女子无性欲”到“女子有性欲”、从礼教到科学、从中国传统到欧美现代的话语结构和文本策略，成功地将欧美情欲领域现代性的重要议题移植于中国，建构了一个压抑女性的“礼教”传统和解放女性的“科学”现代。
然而，维多利亚时期的欧美社会果真如二十世纪初期现代性学大师们所批判的那样，是一个“压抑”女性的时代？就这一问题西方史学界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修正过程。事实上，将十九世纪欧美中产阶层女性情欲观念的主要特质描述为“良妇无性欲”的论述首先出现于二十世纪初期，弗洛伊德、霭理士等现代性学家们在关注女性的性欲问题时，首先塑造了一个压抑的维多利亚时代模型（Amodel of repression），继而在彻底批判这一模型的基础上展开现代性学主导的性改革，反复强调“女性有性欲”，提倡女性解放。这种关于维多利亚性压抑的讲述一直持续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研究者们通过重复引用压抑女性的代表话语，一再确认“压抑的维多利亚文化”：一九六九年出版的罗纳德·皮尔索尔（Ronald Pearsall）的《花蕊之虫：维多利亚时代的性文化》（The Worm in the Bud ：The World ofVictorian Sexuality ）指出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层性道德特征是追求性纯洁;一九六六年出版的史蒂文·马库斯（Steven Marcus）的《另一个维多利亚时代》（The Other Victorians ）通过考察维多利亚时代的色情书刊，展现中产阶层性道德的虚伪和压抑。而其中被引用频率最高的则是上文提到的《生殖器官的功能和紊乱》其中关于“良妇无性欲”的论述成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前英语世界关于维多利亚性观念研究中出现最多的文献。
但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英美史家们开始反思将维多利亚文化简单化约为禁欲和性压抑的历史构图，通过发掘更多史料证明这一时期的多元性，逐步修正关于维多利亚主义（Victorianism）的认知。在一系列实证研究基础上，史学家们呈现出了一个不单纯只是压抑，具有复杂而多样性观念的维多利亚文化。例如一九七四年美国史学家戴格勒（CarlN.Degler）基于十九世纪欧美医学话语的研究指出：十九世纪的医学文献表明，在维多利亚时代女性被看作没有性欲的这一观念很难令人信服，或许艾克顿可以代表那个时代的某些侧面，但更多证据表明它并不能作为观察中产阶级女性性观念的可靠依据。而福柯的出现更是给性学的历史研究带来新的视角。一九七六年问世的《性经验史》（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中，福柯超越了既有的压抑/ 解放的认识框架，提出了围绕性的新的认识构图。他没有将维多利亚时代看成性压抑和沉默的社会，而是指出十九世纪围绕性的话语不断增殖，人的情欲形态和性身份成为社会公共论述中的主要议题。相较于性是被压抑还是被解放、被允许还是被禁止的问题，福柯更关注的是在围绕性的话语不断增殖的过程中，这些话语的内容、话语的讨论者以及讨论的视角和立场。福柯深刻影响了现代性文化研究，之后的学者也逐渐修正了以往对于维多利亚性文化和现代性学的二分法视角，更多地关注性话语中的权力结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围绕性话语的历史研究更为细致和实证，代表性作品—露西·布兰德（Lucy Bland）的《驱逐野兽：性与早期女权主义》（Banishing the Beast： Sexuality and the Early Feminists ）引入了女性主义视角，考察不同地域法律条文、文化表象和社会行为中的性形态，揭示了十九世纪中后期和二十世纪初期性话语的复杂性和多元内涵。
可以说，当代欧美史学界已基本达成这一共识：将十九世纪的性文化化约为性压抑的“维多利亚主义”叙述，实际上是二十世纪初期的思想家、科学家们为了突出现代性学的先进性和革新性建构而成的。这一文化策略不仅在欧美获得了持久的影响力，同时通过跨文化、跨语际的传播冲击了东亚社会。“五四”时期的中国全面反传统的现实需要，促使当时的知识分子们积极拥抱西方现代性学，他们不仅吸收了其中关于女性情欲的科学知识，也模仿和借鉴了现代性学对于英美傳统的批判话语，将其挪用至中国本土语境，构建出一个压抑女性性欲的传统，进而高扬科学旗帜，从科学视角突出“女性有性欲”，将“五四”女性解放纳入科学全球化的进程之中。然而，虽然“五四”中国和同时代欧美在批判传统性道德维度有着高度同步性，但是对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欧美学界对于“维多利亚主义”的反思，中国尚未有系统的介绍和跟进。与此同时，中国学界对于“五四”性科学论述的反思也略显不足，围绕女性性欲观念的历史叙述仍然停留在“五四”认知的延长线上。换言之，欧美现代性学虽然一再强调“女性有性欲”，但这一话语体系和历史现象是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特定时期的产物，无论是在欧美，还是在中国，女性的性欲并非一直被“压抑”，而现代性学也并非如其自称的那样，给女性带来了全面“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