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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类社会是在认识、适应自然的过程中不断发展进步的，对气候变化的认识和适应也不例外。明代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人们对当时的气候冷暖变化已经有一个比较深刻的认知，而且这种行为得到官方的认可，成为文人群体对气候冷暖变化的一种认知，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在地方志的编纂中添加了“气候”条目。面对气候冷暖的变化，明人也逐渐形成一套适应措施，如面对严寒天气，不同阶层和地域的人群对衣着有不同的选择，以抵御寒冷；明人对气温变化的认识和利用还表现在采取适当的方法和措施对天然冰进行取、藏。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对明人对气温的认识、适应和利用。
[关键词]明人；长江中下游地区；气候变化；认识；适应
中图分类号：K90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354（2017）02-0067-08
人类社会是在认识、适应自然的过程中不断发展进步的，对气候变化的认识和适应也不例外。面对当前的全球气候变化，人类社会正在加深对其的认知水平，以及探求应对未来气候变化的有效措施。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再到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我们可以看到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的重视和所做出的努力。历史时期的气候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古人是如何认识这种变化的呢？又是如何去适应的呢？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单纯的历史研究中的学术问题，对于目前我们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同样也具有借鉴意义。本文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例，以个案的形式探究明人对气候冷暖变化的认识，以及面对冷暖变化所采取的应对措施。
一、对气候冷暖变化的认识：以地方志的编纂为例
由于个人对事物的关注度不一，其对事物产生的敏感度也就各异。如通过对《味水轩日记》的分析可以看出作者李日华对降水变化十分敏感。而万历中期太仓人王世懋则对冷暖变化比较敏感，他在谈到自己家乡柑橘种植时曾说道：“柑橘产于洞庭，然终不如浙温之乳柑、闽漳之朱橘。有一种红而大者，云传种自闽，而香味径庭矣！余家东海上，又不如洞庭之宜橘，乃土产蜕花甜、蜜橘二种，却不啻胜之金橘、牛乳者。易生而品下，圆者甘香，然亦家园种者佳第。橘性畏寒，值冬霜雪稍盛，辄死。植地须北蕃多竹霜，时以草裹之，又虞春枝不发。记儿时种橘不然，岂地气有变也？”此段话虽然反映了太仓地区柑橘种植发展的过程，但同时也表明了气候冷暖有一个转变的过程，即在万历年中期太仓地区柑橘“植地须北蕃多竹霜，时以草裹之”，即需要人工防護才能正常生长，但在嘉靖年间却根本不需要，“记儿时种橘不然”，作者敏锐地感知到这种现象，于是发出“岂地气有变也”之叹！一语道破气候的冷暖变化。这只是王世懋个人对气候冷暖变化的一种认知，我们要深层了解明人群体对气候变化的认识，还需要从地方志的编纂中去探知。
江西省正德年间纂修的地方志中专门出现了“气候”条，主要讲述一个地方的气候情况，与“沿革”、“分野”、“形胜”、“风俗”和“山川”等条目并列，成为一个单独的门类。之所以出现这样一个新的门类，是基于纂修者对气候变化本身的重视。纂修者认为：“四时气候见于周公时训，吕不韦取以为月令焉。蕴造化之几微，著侯时之应验，亦可谓切于日用矣！然气候有偏而有月令所未载者，故荆楚岁时记虽非大方之家，然因以考见其一方气候之偏而使人知所以调□之道。爰身者不能无少补焉。”所以，“今做荆楚岁时记之意，略著其概以备观览。”其后，便是阐述方志纂修者们对新城县气候变化的认识，“新城居五岭之北，盱江上游，万山四面环内，风气绵密，地欠□爽，其为气候。每岁春三月多阴雨，起自西北，其来甚骤。其止亦易，或即止或复作。四月后梅雨郁蒸，砖地石楚皆润，夏至乃止。斯时雨则寒，晴则暖，寒暑衣服互着，过端午后可更御絺绤也。六月炎蒸甚酷，秋初尤胜，及白露则天气渐凉，八九月间或有微霜，至隆冬之月风气栗烈，霜气亦严，盆盎中贮水悉凝为冰。大抵此地阳明少而幽阴多，雨殇寒燠之侯大概如此。”其中涉及到降水和冷暖的变化，又以冷暖变化为主，充分体现了新城县的地方志纂修者们对气候冷暖变化的认识。
其后的方志纂修继承了这一门类，尤其是嘉靖时期，长江中下游各省的地方志纂修基本上都增加了“气候”条目，江西省尤为明显。赣州府、宁州县、武宁县、瑞金县等均有“气候”门类，并对各府、县的气候冷暖变化作了阐述。南直隶的高淳县的方志也发展有“气候”门类，时人对当地气候的认识是：“每岁春三月多雨少晴，寒暄更互，夏四月梅雨蒸湿，寒暑衣服互着，端午后方可卸绤。六月酷暑，秋初未觧，人多漏袒，白露后天气渐凉，九月未霜，犹有微热，三冬无雪，间有和暖如春，若雨雪连绵寒气栗烈，则三湖皆水矣。此四时之气候大概如此。”对池州府气候的认识则是：“池去中原仅千余里，阴阳之所会，四时之所和，风雨之所交者，颇正不爽。立春天霁日和，挟纩者輙汗流浃背，少阴雨即寒。二月间犹间有雪（谚云桃花雪，但坠地即融）。五月始暑，六七月特甚，八月终始除。立秋后一雨即凉气袭人。春夏亦多雨，五月恒苦淫骤，四季间有暴风霾雾，春夏之交寒暄不节，易致感冒，夏秋炎凉失和，多成疟痢。善摄生者每愼起居。”万历、天启以至崇祯年间，地方志中依然存在“气候”门类，如万历年间建昌府的方志纂修者们不仅对气候冷暖有所阐述，还把它与农时相结合。“正月，寒犹烈，上元后民即东作。二月，渐暖，寒则雨，始渍种。三月，寒退，时多风雨，麦乃有秋。四月，渐暑，梅雨不常，阴晴蒸郁，石楚皆湿。五月，渐暑盛多水禾始穗。六月，暑甚早禾熟。七月，如六月。八月，渐凉，时芜葭小雨浃旬乃止，广昌各县山深处间作岚雾，晚禾始穗。九月，暑退，晚禾熟，始霜多晴霁，民间出贸易。十月，渐寒，间多雨。十一月，寒甚，始雪。十二月，如十一月。郡山高而原深其风郁故多暑，其地阴故多寒。”天启年间对赣州府气候冷暖的认识是：“每岁春初迄芒种之前棉衣袷服视雨殤为节，芒种以后则日迫于热矣。炎高烦毒多在三伏之天，而入秋弥烈。迨白露霜降之交风气渐凉，三冬不甚寒，雪霰间一二作。盆盎贮水凝冻见日即融。大抵地近炎峤气因日陆夏至以后行北陆去日颇远故不甚热，冬至以后日行南陆就日颇近故不甚寒。”崇祯年间对清江县气候冷暖的认知则是“视月令所纪，合者半，不合者亦半”，并对每月的气候冷暖分别与《月令》作比较，对清江县的气候冷暖变化有一个清晰的分析。浙江省在崇祯年间也出现了“气候”门类，“春末犹寒，初秋即霜，冬极冷，田成一季。” 在地方志的编纂中添加了“气候”条目，证实明人对当时的气候变化已经有一个比较深刻的认识，而且这种行为得到官方的认可，成为文人群体对气候冷暖变化的一种认知。
二、对气候冷暖变化的适应：以冬天着衣为例
冬天最具保暖效果的莫过于毛皮衣物，弘治年间上海士人宋诩就曾列举可以制裘褥的皮毛，“陆者有银鼠皮、青鼠皮、貂鼠皮、天鼠皮、玄狐皮、苍狐皮、猞猁孙皮、虎皮、豹皮、熊皮、羆皮、鹿皮、貊皮、麂皮、羔皮、狨皮等；水产者有海虎皮、海豹皮、海牛皮、海马皮、海獭皮、海狗皮”。其中又以貂皮的御寒能力最强、保暖效果最好，“夜间穿羔儿皮，二更寒透；狐狸皮可过三更；貂鼠皮直至四更，北人试验如此”。从气候的角度来讲，北方对毛皮的需求和穿戴更为普遍，长江中下游地区虽地处我国亚热带，一般冬季比较温和，但有时也会受强烈寒潮侵袭，气候异常寒冷，这在北亚热带地区尤为明显。所以，裘衣就成为防寒的重要装束。但因身份和地域的差异，对衣着的选择也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
以皇帝为首的明代官僚，作为社会的最高阶层，既无衣食之忧，更无冻寒之苦。即便是一向节俭的明太祖在寒冬也是身着貂裘，“今春雨雪霏霏，经旬不止，严凝之气切骨，朕思昔居寒微时，当此之际衣单食薄，甚是艰辛。此时居九重，衣貂裘，觉寒若是，其京城孤老又不知何以度日尔？”景泰中魏骥致仕家居（萧山）后，冬天依旧是“狐裘貂帽苦寒侵，坐拥红炉欵欵吟”。嘉興人贾宝斋（嘉靖八年进士）家居时，“一日雪后寒极，披貂裘立于门前”。万历九年（1581），臧懋循在任荆州府学教授时，冬日拜访知府，归途“竞走冰雪中，深没腓胫，前后辄踣，若走卭郲九折坂，无一稳歩也。且寒威袭人，肌肤何但生粟，几尽裂矣，戴貂帽坐蓝舆中，犹将立槁，诸儿者亦大艰辛哉！”万历三十六年（1602），蒋以化在扬州任职，该年“春正自正旦，兼旬雪下连绵，门外报深三尺，金陵报四尺矣，寿州报五尺矣。长途遂绝人迹，寒冰惨烈几坠人指”。彼时他“重裀绣褥，罗帐貂裘，饮醇拥炉，尚不免于寒气飕飕”。除了官绅阶层，长江中下游地区许多名士也穿裘衣，如祝允明“尝遗黒貂裘，甚美，欲市之”，俞允文“稍及冬，加以貂皮帽”。另外，一些有钱的商人巨贾也穿裘戴帽，如崇祯年间苏州府长洲县解户“白帮内豪华放荡之辈，俱号曰相公，貂帽羢衣，逍遥河上”。
即便如此，在明代用毛皮御寒仍为奢侈之举，只有特定的人群才能消费得起。如正德年间应天人许彦明将入京，顾璘有送行诗云：“黄金不须惜，盛办貂狐装”，足见其珍！再如陈继儒在谈及晚明江南风气奢靡时就提到松江府华亭县世家子弟“出必鲜怒，锦衣狐裘”，上海县有钱妇女穿“衣狐裘”。邱仲麟先生曾对明代毛皮的来源、数量、消费群体、传播过程以及文化蕴意做过深入探讨，他认为：“整体而言，晚明消费珍贵毛皮的阶层，应该是以有钱的商人、有身份的官绅为主。……穿戴貂鼠、海獭、银鼠等珍贵毛皮的人物，多半为官宦、豪商及其家眷，另外有些是妓女，或许可以反证当时珍贵毛皮之穿着仅限于特定的阶层。”而实际上，明代江南普通士绅、富人御寒之物多为绒衣、绒帽。据清初上海人叶梦珠追忆道：“大绒，前朝最贵。细而精者，谓之姑绒，每定长十余丈，价值百金，惟富贵之家用之。”即便是绒衣价格依然十分昂贵，只有富贵之家才能消费的起，普通百姓只能用棉衣抵御严寒了。而长江中下游南部地区基本处于中亚热带，气候要比北亚热带温暖，冬天基本不需要穿裘衣。如皖南池州府“东多三白盈尺，然亦不须重裘”。这些地方普通士庶则以绵衣御寒，赣南地区“大凡芒种之前，绵衣、袷服，惟视雨旸为节”。不过，在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贫苦之士则只能以单衣过冬，嘉兴府平湖县廪生屠垔有事前往县城，“冬月寒甚，衣布单衣，被鹄袍，曳垢带，踉跄行风雪中”。
对冬衣的选择本身就是民众对严寒天气的一种适应，但由于身份和地域的差异，对衣着的选择也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
三、对冷暖变化的认识和利用：以自然冰的取、藏为例
我国古人藏冰、用冰的历史十分久远，早在《诗经》反映的豳地先民生活中，就有类似的活动。而周代由“凌人”专司其职，每年郑重其事地举行藏冰释冰仪式。牟重行先生认为这种行为“其主要目的是出于祀祷，是一种源于古老巫术迷信的特殊仪式。”其后，历代沿袭其旧制，直至“宋室南渡后，此俗逐渐无闻，其间虽有一二君子倡导复古，但至清代均未见中央政府有恢复此制者。大概12世纪后，冰房即变为单纯生活设施。”邱仲麟先生也认为：“中国历史上藏冰、用冰，早期均操诸帝王、贵族、官员之手，除祭祀用途外，亦多作为特定阶层夏日消暑、解渴之用，因此谈不上商业用途。但自近世以来，商业性窖冰日益明显，遂在政治性之外另辟蹊径，从而为冰带来多元的用途。”
我们知道，天然冰的生成受诸多外在因素影响，如水体的深度、水体的大小、水体的成分以及风力大小等等，但最主要的还是气温的影响，当气温下降到冰点以下后水才会凝结成冰。明代长江下游地区人民对天然冰的利用充分体现了对气温变化的认识和利用。
早在南宋时南京、苏州、杭州、宁波等地就已经存在冰窖进行藏冰、用冰，其主要是政治性用途。明初江浙的藏冰依然如此，明立国，建都南京，明太祖于洪武二十一年（1388）下令在天坛外壝东南“凿池凡十二区，冬月伐冰藏淩阴，以供夏秋祭祀之用”。及至迁都北京后，南京还负责统筹进贡冰鲜之事，故冰窖所藏的冰也用于冷冻鲥鱼、黄鱼及鲜果等。按明代制度，南京因为每年进贡物件赴北京，设有鲜船一百六十二艘，其中用冰之船总计四十六艘。其程序一般是各种贡物在五月采集完备之后 “俱各在京装船，先用底盖盐冰打筑结实后，然后起运前进”。直到天顺六年（1462）因南京守备太监怀忠等奏陈“每年四月进贡鲥鱼，须用冰辟热，然鲥鱼厂临江，而取冰于内府不便，请置冰窖于厂后”，得到英宗允许，自此鲥鱼厂自设冰窖藏冰，冰块用途也开始逐渐广泛。不止南京有藏冰，据邱仲麟先生研究，明代江浙地区藏冰的地区还有有苏州、杭州、乍浦和宁波。其中，邱先生认为乍浦地区存有冰窖并没有直接证据，仅仅是就乍浦存在河泊需要进贡黄鱼所而推论出来的。实际上，乍浦虽设有河泊所，但并没有冰窖，因为要从海盐县城南闸口出海，所以冰窖设在海盐。“自正统年倭贼登岸肆劫，有妨出海，奏改直隶苏州府太仓州刘家河出捕”，于是冰窖亦撤，只留有遗址，“冰窖原在本县（海盐）海塘闸口，人犹能识其处，先年亦撤，置于苏州”。嘉靖三十九年（1560）“复于海盐县龙王塘出海采捕”，于是在旧处重设冰窖，“今当乃令本处盖窖藏冰，犹为永便”。 那么，长江下游地区的冰属于何种类型？来自何处？因为按照冰的类型划分，有冰川冰、河流冰、湖泊冰、海冰以及各种冰冻现象，其结冰的机制、因素和过程各不相同。河流冰是在水流紊动条件下生成，其规律性取决于流域气候条件、河流水量、河床地貌特征及水流的水力学特性；影响湖泊冰的主要因素除温度外，主要是风力及其对水面的剪切作用；海冰形成的物理机制主要是海水结冰温度的问题，海冰是海——气相互作用的结果，它的生成与海水的含盐度有关。首先，我国的冰川冰以山岳冰川为主，主要分布在干旱荒漠的周边、暖湿谷地的两侧和寒旱的高原上；海冰则主要分布在渤海和黄海北部的近岸海区。长江下游地区主要是平原和低山丘陵，属亚热带气候区，所以排除冰川冰和海冰的可能。其次，我国的河流每年都会在不同范围出现不同程度的冰情，“按照解放后的记录，最大范围的南界东起杭州湾以北，绕天目山、黄山北麓，经黄梅、岳阳以南，在洞庭湖盆地可以扩展到湘阴以南。”有学者认为，明清时期我国河流结冰的南界已经移到南岭北麓至福州一带，所以，长江下游地区从河流中取冰还是有可能的。再次，湖泊成冰主要受热状况及其变量的影响，尤其是大型湖泊不易结冰，但小型湖泊还是有可能的。
以上是我们基于现代气候和成冰理论对长江下游地区自然冰的类型和来源作出的可能判断，那么事实究竟如何？我们通过史料看一下明代的藏冰到底是何种类型，以及来源何处。
南京地区“凿池凡十二区，冬月伐冰藏淩阴”；苏州地区的冰是“每遇严寒，戽水蓄于荡田，冰既坚，取貯于窖”；鄞县地区的冰则是“冰厂多为滨江农民之副业，晚秋谷子收获后，开始灌水入田，至十月以后天寒，田水凝结成冰，农民于早晨一、二点时，趁月光搬移田中的冰块，藏入冰厂中。直至翌年春天，结冰期始断，这时才闭厂门。待至夏间售于冰鲜船。冰厂大者，可容十五、六亩田之冰，最小者亦可五、六亩。一般富有的农民，常因冰厂而获巨大利益。由于这些田地，除冬令灌水结冰之外仍可从事农作，故滨甬江一带农田价格甚高，皆倚赖冰业之利。”这虽是民国时期鄞县农民取冰的方法，但应该是自明代一直沿袭下来的习俗。而且，从清初人尤倬的诗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冰的来源是稻田，其言“潭深如井屋高山，潴水四面环冰田”。他还描绘了苏州地区一幅冬月冰田取冰的场景，“孟冬寒至水生骨，一片玻瓈照澄月。窖户重裘气扬扬，指挥打冰众如狂。穷人爱钱不惜命，赤脚踏冰寒割胫。槌舂撞击声殷空，势欲敲碎冯夷宫。砯砰倏惊倒崖谷，淙琤旋疑响琼玉。千筐万筥纷周遭，须臾堆作冰山高。”
以上资料也就是说，长江下游地区天然冰的主要来源并不是河冰或者湖冰，而是专门预留一些水区（如水池、荡田、稻田等），等待严寒结冰后再进行取伐。
为什么不利用河冰？原因其实很简单，河流属流动水，流动水的结冰过程与静水有很大差别。除温度条件外，河流深度、河流流量、河水成分、水流速度、河水扰动以及上游的气候和水文状况等对河流结冰都有影响。湖泊虽为静水，“在静水中，气温的下降使水体与大气对流失热，水体的温度也随之下降，冷水密度大而下沉，暖水密度小而上浮，引起水体内部对流作用，使水温趋于均匀，当降至4℃时，密度达到最大，水体内部的对流作用便消失。表层水体温度受气温的持续下降影响而继续下降，当降到0℃以下时，水分子便凝聚成冰晶，冰晶的增多，由圆盘状平卧水面逐渐发展成星状或树枝状，垂直于水面的冰片发展的速度很快。”由于湖泊面积较大，风力及其剪切作用较强，使得结冰临界温度降低，不易形成冰盖。相反，“小型湖泊及池塘内冰盖生成有时是在水冷至4℃以下，并且在无风、晴朗、寒冷的晚上发育”。
所以，而无论是凿池还是稻田蓄水，其性质均为静水，且面积较小，当温度低于0℃时更容易结冰且比较稳定，便于取藏利用。长江下游地区的人们已经意识到不同水体结冰的差异，并积极创造结冰的条件，利用已有的水面（荡田、稻田）或改造的水面（水池）等静态水在日最低气温低于0℃水体开始凝结，然后再进行取冰。笔者曾于2010年12月至2011年1月对上海复旦大学校内的池塘进行过两个月的观察，北区食堂前的池塘相对于燕园的池塘来说，因为面积较小、水体较浅，所以更容易结冰，凡温度低于0℃以下，都会有不同厚度的冰层形成（注：笔者于2011年1月17日早上七点发现北区食堂前的小池塘结冰厚达2-3厘米，而凌晨的最低气温为-3℃）。根据嘉兴1953-1975年逐日气温资料来看，气温低于0℃的日期主要集中在冬季（12-2月份），23年间冬季日极端最低气温低于0℃的平均天数达到37.6天。也就是说，冬季可以取冰的日数可达30多天。所以，明代长江下游地区的农民可以取冰的时间与此类似。
但长江下游地区地属亚热带气候，冬季温度相对较高，结冰的时间较短，所结的冰也不厚，因此贮藏起来要比北方困难。于是，当地人在藏冰的过程中，基于经验的累积，发现了一种可以使冰块结得跟北方一样厚的特殊方法，“南方冰薄，难以收藏。其法用盐洒冰上，一层冰，一层盐，久之，则结成一块，厚与北方等。次年开用，虽其味略咸，而可以解暑愈病”。依据现代科学知识，明代的这一制冰方法利用的是冰盐制冷的原理，即借冰的融化和盐的溶解作用，这种冷却作用乃是冰盐混合物的物理反应。据邱伻麟的研究，“根据试验测得在冰内掺盐为冰重的30%时，可使混合物的融化温度降低到-21.2℃”，而“原本已冻成的冰块，在加盐之后重新溶化，再逐渐冷冻到新的冰点，和冰块结成一体”。关于这一点，现代许多国家和地区还把盐冰作为一种趣味试验进行科普学习和教育。长江下游地区的冰窖业者就是利用这种物理原理，克服气候条件藏冰。由于用此方法藏冰的冰块带有盐，故当地人称之为“盐冰”。
明清时期长江下游地区用于藏冰的场所称之为冰窖，或称冰厂。如苏州“冰窖在葑门，冬藏夏用”，海盐“冰窖原在本县海塘闸口，人犹能识其处”，嘉靖末年的郑若曾说宁波的黄市洋有冰窖四、五座。据邱仲麟先生研究认为，明代江浙地区存在冰窖的城市有苏州、杭州、乍浦（笔者注：应为海盐）和宁波。那么，冰窖的构造又是如何呢？明代没有明确记载，我们可以通过清代的一些记录来窥探一二。清初人李邺嗣道：“凡积冰家，俱隔冬窖田贮冰，上履以草，至次年发田取冰。”徐兆昺在《四明谈助》中谈道：“冰厂窖田覆草，中脊建翎，前后峻削，如马鬃封然，不至积雨渗漏。地上藉以草，通长沟。冬月抬冰至满，必使封固周密，旁不通风，下可泄水，庶无消化之患。”“厂（冰厂）系稻草所搭盖，上锐下广，方锥形式，斜度较大，高过寻常家屋，盖间阻热力侵入也。严冬时，戽水收冰入窖，翌年入夏启封，为渔舟冷藏用之要品。”也就是说，在外形上，冰窖的建造要保持尽可能大的斜度，避免积水和外面热力的入侵，以防温度过高使得贮冰融化；在结构上，无论是窖顶还是窖底，都要覆草以防日照，底部还要通沟用以泄水。可见，冰窖的建造也充分体现了明人对气温变化的认识和利用。但即便是冰窖的设计如此巧妙复杂，其中的藏冰仍会有损失，“十成中总须损失半数”。 明代长江下游地区农人取冰、藏冰的用途有二：一为供用鲜船出海冷冻鱼鲜，一为消暑。正所谓“盛夏需以护鱼鲜，并以涤暑”。清初人尤倬也道出这两个用途：“君不见葑溪门外二十四，年年特为海鲜置。……堆冰成山心始快，来岁鲜多十倍卖。海鲜不发可奈何，街头六月凉冰多。”王鏊曾写道的“三伏卖冰”即是它的消暑功能，但更重要的还是前者。正德时期，鳓鱼“其出与石首同时，而品居其次。盛夏，海人以冰养之，衒鬻邻郡，谓之冰鲜。”万历《杭州府志》记述：隆庆六年（1572）四月，杭州百姓張禧等人，执绍兴府萧山县渔户票出海贩鲜，至海宁县赭山为巡检司所获，“申报军门，行萧山县究罪，鱼船入官，委钱塘县林典史拆毁冰窖”。可见，张禧在钱塘拥有私营的冰窖，并进而从事贩鲜活动。明人沈懋嘉曰：“鲜船都在水西棚，三尺黄鱼似绛缯。阵阵腥风朝市歌，红船影里买春冰。”清初“石首俗呼黄鱼，每夏初，贾人驾巨舟，群百人呼噪出洋，先于苏州冰厂市冰以待，谓之冰鲜。”李邺嗣在《贸东竹枝词》咏道：“鱼鲜五月味偏增，积冻中舱气白凝。未出洋船先贵买，几家窖得一田冰。”正是由于藏冰业的发展，才促使冰鲜渔业的扩展，对于食鱼鲜的普及化与平民化具有重要贡献，对此，邱仲麟先生曾有详细论述，此石赘述。
四、结 语
综上，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地方志的编纂中添加了“气候”条目，证实明人对当时的气候变化已经有一个比较深刻的认识，而且这种行为得到官方的认可，成为文人群体对气候冷暖变化的一种认知。面对严寒天气，不同阶层和地域的人群对衣着有不同的选择，以抵御寒冷：在长江三角洲地区，上层官绅阶层会选择裘衣，普通绅士和富贵之家则选择绒衣，穷苦百姓则只能选择棉衣；但长江中下游南部地区基本处于中亚热带，气候要比北亚热带温暖，冬天基本不需要着裘衣。明人对气温变化的认识和利用还表现在采取适当的方法和措施对天然冰进行取、藏。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对明人对气温的认识、适应和利用。
（致谢：本文的写作要感谢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邱仲麟先生，当年他不仅热情地给我提供大作《冰窖、冰船与冰鲜：明代以降江浙的冰鲜渔业与海鲜消费》，告知我关于《保暖、炫耀与权势——明代珍贵毛皮的文化史》的信息，节省了查阅大量文献资料的精力，还与我分享了他的治学经验和方法，使我深受启发，受益匪浅。在此深表感谢！）
（责任编辑：吴启琳）
[关键词]明人；长江中下游地区；气候变化；认识；适应
中图分类号：K90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354（2017）02-0067-08
人类社会是在认识、适应自然的过程中不断发展进步的，对气候变化的认识和适应也不例外。面对当前的全球气候变化，人类社会正在加深对其的认知水平，以及探求应对未来气候变化的有效措施。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再到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我们可以看到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的重视和所做出的努力。历史时期的气候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古人是如何认识这种变化的呢？又是如何去适应的呢？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单纯的历史研究中的学术问题，对于目前我们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同样也具有借鉴意义。本文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例，以个案的形式探究明人对气候冷暖变化的认识，以及面对冷暖变化所采取的应对措施。
一、对气候冷暖变化的认识：以地方志的编纂为例
由于个人对事物的关注度不一，其对事物产生的敏感度也就各异。如通过对《味水轩日记》的分析可以看出作者李日华对降水变化十分敏感。而万历中期太仓人王世懋则对冷暖变化比较敏感，他在谈到自己家乡柑橘种植时曾说道：“柑橘产于洞庭，然终不如浙温之乳柑、闽漳之朱橘。有一种红而大者，云传种自闽，而香味径庭矣！余家东海上，又不如洞庭之宜橘，乃土产蜕花甜、蜜橘二种，却不啻胜之金橘、牛乳者。易生而品下，圆者甘香，然亦家园种者佳第。橘性畏寒，值冬霜雪稍盛，辄死。植地须北蕃多竹霜，时以草裹之，又虞春枝不发。记儿时种橘不然，岂地气有变也？”此段话虽然反映了太仓地区柑橘种植发展的过程，但同时也表明了气候冷暖有一个转变的过程，即在万历年中期太仓地区柑橘“植地须北蕃多竹霜，时以草裹之”，即需要人工防護才能正常生长，但在嘉靖年间却根本不需要，“记儿时种橘不然”，作者敏锐地感知到这种现象，于是发出“岂地气有变也”之叹！一语道破气候的冷暖变化。这只是王世懋个人对气候冷暖变化的一种认知，我们要深层了解明人群体对气候变化的认识，还需要从地方志的编纂中去探知。
江西省正德年间纂修的地方志中专门出现了“气候”条，主要讲述一个地方的气候情况，与“沿革”、“分野”、“形胜”、“风俗”和“山川”等条目并列，成为一个单独的门类。之所以出现这样一个新的门类，是基于纂修者对气候变化本身的重视。纂修者认为：“四时气候见于周公时训，吕不韦取以为月令焉。蕴造化之几微，著侯时之应验，亦可谓切于日用矣！然气候有偏而有月令所未载者，故荆楚岁时记虽非大方之家，然因以考见其一方气候之偏而使人知所以调□之道。爰身者不能无少补焉。”所以，“今做荆楚岁时记之意，略著其概以备观览。”其后，便是阐述方志纂修者们对新城县气候变化的认识，“新城居五岭之北，盱江上游，万山四面环内，风气绵密，地欠□爽，其为气候。每岁春三月多阴雨，起自西北，其来甚骤。其止亦易，或即止或复作。四月后梅雨郁蒸，砖地石楚皆润，夏至乃止。斯时雨则寒，晴则暖，寒暑衣服互着，过端午后可更御絺绤也。六月炎蒸甚酷，秋初尤胜，及白露则天气渐凉，八九月间或有微霜，至隆冬之月风气栗烈，霜气亦严，盆盎中贮水悉凝为冰。大抵此地阳明少而幽阴多，雨殇寒燠之侯大概如此。”其中涉及到降水和冷暖的变化，又以冷暖变化为主，充分体现了新城县的地方志纂修者们对气候冷暖变化的认识。
其后的方志纂修继承了这一门类，尤其是嘉靖时期，长江中下游各省的地方志纂修基本上都增加了“气候”条目，江西省尤为明显。赣州府、宁州县、武宁县、瑞金县等均有“气候”门类，并对各府、县的气候冷暖变化作了阐述。南直隶的高淳县的方志也发展有“气候”门类，时人对当地气候的认识是：“每岁春三月多雨少晴，寒暄更互，夏四月梅雨蒸湿，寒暑衣服互着，端午后方可卸绤。六月酷暑，秋初未觧，人多漏袒，白露后天气渐凉，九月未霜，犹有微热，三冬无雪，间有和暖如春，若雨雪连绵寒气栗烈，则三湖皆水矣。此四时之气候大概如此。”对池州府气候的认识则是：“池去中原仅千余里，阴阳之所会，四时之所和，风雨之所交者，颇正不爽。立春天霁日和，挟纩者輙汗流浃背，少阴雨即寒。二月间犹间有雪（谚云桃花雪，但坠地即融）。五月始暑，六七月特甚，八月终始除。立秋后一雨即凉气袭人。春夏亦多雨，五月恒苦淫骤，四季间有暴风霾雾，春夏之交寒暄不节，易致感冒，夏秋炎凉失和，多成疟痢。善摄生者每愼起居。”万历、天启以至崇祯年间，地方志中依然存在“气候”门类，如万历年间建昌府的方志纂修者们不仅对气候冷暖有所阐述，还把它与农时相结合。“正月，寒犹烈，上元后民即东作。二月，渐暖，寒则雨，始渍种。三月，寒退，时多风雨，麦乃有秋。四月，渐暑，梅雨不常，阴晴蒸郁，石楚皆湿。五月，渐暑盛多水禾始穗。六月，暑甚早禾熟。七月，如六月。八月，渐凉，时芜葭小雨浃旬乃止，广昌各县山深处间作岚雾，晚禾始穗。九月，暑退，晚禾熟，始霜多晴霁，民间出贸易。十月，渐寒，间多雨。十一月，寒甚，始雪。十二月，如十一月。郡山高而原深其风郁故多暑，其地阴故多寒。”天启年间对赣州府气候冷暖的认识是：“每岁春初迄芒种之前棉衣袷服视雨殤为节，芒种以后则日迫于热矣。炎高烦毒多在三伏之天，而入秋弥烈。迨白露霜降之交风气渐凉，三冬不甚寒，雪霰间一二作。盆盎贮水凝冻见日即融。大抵地近炎峤气因日陆夏至以后行北陆去日颇远故不甚热，冬至以后日行南陆就日颇近故不甚寒。”崇祯年间对清江县气候冷暖的认知则是“视月令所纪，合者半，不合者亦半”，并对每月的气候冷暖分别与《月令》作比较，对清江县的气候冷暖变化有一个清晰的分析。浙江省在崇祯年间也出现了“气候”门类，“春末犹寒，初秋即霜，冬极冷，田成一季。” 在地方志的编纂中添加了“气候”条目，证实明人对当时的气候变化已经有一个比较深刻的认识，而且这种行为得到官方的认可，成为文人群体对气候冷暖变化的一种认知。
二、对气候冷暖变化的适应：以冬天着衣为例
冬天最具保暖效果的莫过于毛皮衣物，弘治年间上海士人宋诩就曾列举可以制裘褥的皮毛，“陆者有银鼠皮、青鼠皮、貂鼠皮、天鼠皮、玄狐皮、苍狐皮、猞猁孙皮、虎皮、豹皮、熊皮、羆皮、鹿皮、貊皮、麂皮、羔皮、狨皮等；水产者有海虎皮、海豹皮、海牛皮、海马皮、海獭皮、海狗皮”。其中又以貂皮的御寒能力最强、保暖效果最好，“夜间穿羔儿皮，二更寒透；狐狸皮可过三更；貂鼠皮直至四更，北人试验如此”。从气候的角度来讲，北方对毛皮的需求和穿戴更为普遍，长江中下游地区虽地处我国亚热带，一般冬季比较温和，但有时也会受强烈寒潮侵袭，气候异常寒冷，这在北亚热带地区尤为明显。所以，裘衣就成为防寒的重要装束。但因身份和地域的差异，对衣着的选择也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
以皇帝为首的明代官僚，作为社会的最高阶层，既无衣食之忧，更无冻寒之苦。即便是一向节俭的明太祖在寒冬也是身着貂裘，“今春雨雪霏霏，经旬不止，严凝之气切骨，朕思昔居寒微时，当此之际衣单食薄，甚是艰辛。此时居九重，衣貂裘，觉寒若是，其京城孤老又不知何以度日尔？”景泰中魏骥致仕家居（萧山）后，冬天依旧是“狐裘貂帽苦寒侵，坐拥红炉欵欵吟”。嘉興人贾宝斋（嘉靖八年进士）家居时，“一日雪后寒极，披貂裘立于门前”。万历九年（1581），臧懋循在任荆州府学教授时，冬日拜访知府，归途“竞走冰雪中，深没腓胫，前后辄踣，若走卭郲九折坂，无一稳歩也。且寒威袭人，肌肤何但生粟，几尽裂矣，戴貂帽坐蓝舆中，犹将立槁，诸儿者亦大艰辛哉！”万历三十六年（1602），蒋以化在扬州任职，该年“春正自正旦，兼旬雪下连绵，门外报深三尺，金陵报四尺矣，寿州报五尺矣。长途遂绝人迹，寒冰惨烈几坠人指”。彼时他“重裀绣褥，罗帐貂裘，饮醇拥炉，尚不免于寒气飕飕”。除了官绅阶层，长江中下游地区许多名士也穿裘衣，如祝允明“尝遗黒貂裘，甚美，欲市之”，俞允文“稍及冬，加以貂皮帽”。另外，一些有钱的商人巨贾也穿裘戴帽，如崇祯年间苏州府长洲县解户“白帮内豪华放荡之辈，俱号曰相公，貂帽羢衣，逍遥河上”。
即便如此，在明代用毛皮御寒仍为奢侈之举，只有特定的人群才能消费得起。如正德年间应天人许彦明将入京，顾璘有送行诗云：“黄金不须惜，盛办貂狐装”，足见其珍！再如陈继儒在谈及晚明江南风气奢靡时就提到松江府华亭县世家子弟“出必鲜怒，锦衣狐裘”，上海县有钱妇女穿“衣狐裘”。邱仲麟先生曾对明代毛皮的来源、数量、消费群体、传播过程以及文化蕴意做过深入探讨，他认为：“整体而言，晚明消费珍贵毛皮的阶层，应该是以有钱的商人、有身份的官绅为主。……穿戴貂鼠、海獭、银鼠等珍贵毛皮的人物，多半为官宦、豪商及其家眷，另外有些是妓女，或许可以反证当时珍贵毛皮之穿着仅限于特定的阶层。”而实际上，明代江南普通士绅、富人御寒之物多为绒衣、绒帽。据清初上海人叶梦珠追忆道：“大绒，前朝最贵。细而精者，谓之姑绒，每定长十余丈，价值百金，惟富贵之家用之。”即便是绒衣价格依然十分昂贵，只有富贵之家才能消费的起，普通百姓只能用棉衣抵御严寒了。而长江中下游南部地区基本处于中亚热带，气候要比北亚热带温暖，冬天基本不需要穿裘衣。如皖南池州府“东多三白盈尺，然亦不须重裘”。这些地方普通士庶则以绵衣御寒，赣南地区“大凡芒种之前，绵衣、袷服，惟视雨旸为节”。不过，在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贫苦之士则只能以单衣过冬，嘉兴府平湖县廪生屠垔有事前往县城，“冬月寒甚，衣布单衣，被鹄袍，曳垢带，踉跄行风雪中”。
对冬衣的选择本身就是民众对严寒天气的一种适应，但由于身份和地域的差异，对衣着的选择也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
三、对冷暖变化的认识和利用：以自然冰的取、藏为例
我国古人藏冰、用冰的历史十分久远，早在《诗经》反映的豳地先民生活中，就有类似的活动。而周代由“凌人”专司其职，每年郑重其事地举行藏冰释冰仪式。牟重行先生认为这种行为“其主要目的是出于祀祷，是一种源于古老巫术迷信的特殊仪式。”其后，历代沿袭其旧制，直至“宋室南渡后，此俗逐渐无闻，其间虽有一二君子倡导复古，但至清代均未见中央政府有恢复此制者。大概12世纪后，冰房即变为单纯生活设施。”邱仲麟先生也认为：“中国历史上藏冰、用冰，早期均操诸帝王、贵族、官员之手，除祭祀用途外，亦多作为特定阶层夏日消暑、解渴之用，因此谈不上商业用途。但自近世以来，商业性窖冰日益明显，遂在政治性之外另辟蹊径，从而为冰带来多元的用途。”
我们知道，天然冰的生成受诸多外在因素影响，如水体的深度、水体的大小、水体的成分以及风力大小等等，但最主要的还是气温的影响，当气温下降到冰点以下后水才会凝结成冰。明代长江下游地区人民对天然冰的利用充分体现了对气温变化的认识和利用。
早在南宋时南京、苏州、杭州、宁波等地就已经存在冰窖进行藏冰、用冰，其主要是政治性用途。明初江浙的藏冰依然如此，明立国，建都南京，明太祖于洪武二十一年（1388）下令在天坛外壝东南“凿池凡十二区，冬月伐冰藏淩阴，以供夏秋祭祀之用”。及至迁都北京后，南京还负责统筹进贡冰鲜之事，故冰窖所藏的冰也用于冷冻鲥鱼、黄鱼及鲜果等。按明代制度，南京因为每年进贡物件赴北京，设有鲜船一百六十二艘，其中用冰之船总计四十六艘。其程序一般是各种贡物在五月采集完备之后 “俱各在京装船，先用底盖盐冰打筑结实后，然后起运前进”。直到天顺六年（1462）因南京守备太监怀忠等奏陈“每年四月进贡鲥鱼，须用冰辟热，然鲥鱼厂临江，而取冰于内府不便，请置冰窖于厂后”，得到英宗允许，自此鲥鱼厂自设冰窖藏冰，冰块用途也开始逐渐广泛。不止南京有藏冰，据邱仲麟先生研究，明代江浙地区藏冰的地区还有有苏州、杭州、乍浦和宁波。其中，邱先生认为乍浦地区存有冰窖并没有直接证据，仅仅是就乍浦存在河泊需要进贡黄鱼所而推论出来的。实际上，乍浦虽设有河泊所，但并没有冰窖，因为要从海盐县城南闸口出海，所以冰窖设在海盐。“自正统年倭贼登岸肆劫，有妨出海，奏改直隶苏州府太仓州刘家河出捕”，于是冰窖亦撤，只留有遗址，“冰窖原在本县（海盐）海塘闸口，人犹能识其处，先年亦撤，置于苏州”。嘉靖三十九年（1560）“复于海盐县龙王塘出海采捕”，于是在旧处重设冰窖，“今当乃令本处盖窖藏冰，犹为永便”。 那么，长江下游地区的冰属于何种类型？来自何处？因为按照冰的类型划分，有冰川冰、河流冰、湖泊冰、海冰以及各种冰冻现象，其结冰的机制、因素和过程各不相同。河流冰是在水流紊动条件下生成，其规律性取决于流域气候条件、河流水量、河床地貌特征及水流的水力学特性；影响湖泊冰的主要因素除温度外，主要是风力及其对水面的剪切作用；海冰形成的物理机制主要是海水结冰温度的问题，海冰是海——气相互作用的结果，它的生成与海水的含盐度有关。首先，我国的冰川冰以山岳冰川为主，主要分布在干旱荒漠的周边、暖湿谷地的两侧和寒旱的高原上；海冰则主要分布在渤海和黄海北部的近岸海区。长江下游地区主要是平原和低山丘陵，属亚热带气候区，所以排除冰川冰和海冰的可能。其次，我国的河流每年都会在不同范围出现不同程度的冰情，“按照解放后的记录，最大范围的南界东起杭州湾以北，绕天目山、黄山北麓，经黄梅、岳阳以南，在洞庭湖盆地可以扩展到湘阴以南。”有学者认为，明清时期我国河流结冰的南界已经移到南岭北麓至福州一带，所以，长江下游地区从河流中取冰还是有可能的。再次，湖泊成冰主要受热状况及其变量的影响，尤其是大型湖泊不易结冰，但小型湖泊还是有可能的。
以上是我们基于现代气候和成冰理论对长江下游地区自然冰的类型和来源作出的可能判断，那么事实究竟如何？我们通过史料看一下明代的藏冰到底是何种类型，以及来源何处。
南京地区“凿池凡十二区，冬月伐冰藏淩阴”；苏州地区的冰是“每遇严寒，戽水蓄于荡田，冰既坚，取貯于窖”；鄞县地区的冰则是“冰厂多为滨江农民之副业，晚秋谷子收获后，开始灌水入田，至十月以后天寒，田水凝结成冰，农民于早晨一、二点时，趁月光搬移田中的冰块，藏入冰厂中。直至翌年春天，结冰期始断，这时才闭厂门。待至夏间售于冰鲜船。冰厂大者，可容十五、六亩田之冰，最小者亦可五、六亩。一般富有的农民，常因冰厂而获巨大利益。由于这些田地，除冬令灌水结冰之外仍可从事农作，故滨甬江一带农田价格甚高，皆倚赖冰业之利。”这虽是民国时期鄞县农民取冰的方法，但应该是自明代一直沿袭下来的习俗。而且，从清初人尤倬的诗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冰的来源是稻田，其言“潭深如井屋高山，潴水四面环冰田”。他还描绘了苏州地区一幅冬月冰田取冰的场景，“孟冬寒至水生骨，一片玻瓈照澄月。窖户重裘气扬扬，指挥打冰众如狂。穷人爱钱不惜命，赤脚踏冰寒割胫。槌舂撞击声殷空，势欲敲碎冯夷宫。砯砰倏惊倒崖谷，淙琤旋疑响琼玉。千筐万筥纷周遭，须臾堆作冰山高。”
以上资料也就是说，长江下游地区天然冰的主要来源并不是河冰或者湖冰，而是专门预留一些水区（如水池、荡田、稻田等），等待严寒结冰后再进行取伐。
为什么不利用河冰？原因其实很简单，河流属流动水，流动水的结冰过程与静水有很大差别。除温度条件外，河流深度、河流流量、河水成分、水流速度、河水扰动以及上游的气候和水文状况等对河流结冰都有影响。湖泊虽为静水，“在静水中，气温的下降使水体与大气对流失热，水体的温度也随之下降，冷水密度大而下沉，暖水密度小而上浮，引起水体内部对流作用，使水温趋于均匀，当降至4℃时，密度达到最大，水体内部的对流作用便消失。表层水体温度受气温的持续下降影响而继续下降，当降到0℃以下时，水分子便凝聚成冰晶，冰晶的增多，由圆盘状平卧水面逐渐发展成星状或树枝状，垂直于水面的冰片发展的速度很快。”由于湖泊面积较大，风力及其剪切作用较强，使得结冰临界温度降低，不易形成冰盖。相反，“小型湖泊及池塘内冰盖生成有时是在水冷至4℃以下，并且在无风、晴朗、寒冷的晚上发育”。
所以，而无论是凿池还是稻田蓄水，其性质均为静水，且面积较小，当温度低于0℃时更容易结冰且比较稳定，便于取藏利用。长江下游地区的人们已经意识到不同水体结冰的差异，并积极创造结冰的条件，利用已有的水面（荡田、稻田）或改造的水面（水池）等静态水在日最低气温低于0℃水体开始凝结，然后再进行取冰。笔者曾于2010年12月至2011年1月对上海复旦大学校内的池塘进行过两个月的观察，北区食堂前的池塘相对于燕园的池塘来说，因为面积较小、水体较浅，所以更容易结冰，凡温度低于0℃以下，都会有不同厚度的冰层形成（注：笔者于2011年1月17日早上七点发现北区食堂前的小池塘结冰厚达2-3厘米，而凌晨的最低气温为-3℃）。根据嘉兴1953-1975年逐日气温资料来看，气温低于0℃的日期主要集中在冬季（12-2月份），23年间冬季日极端最低气温低于0℃的平均天数达到37.6天。也就是说，冬季可以取冰的日数可达30多天。所以，明代长江下游地区的农民可以取冰的时间与此类似。
但长江下游地区地属亚热带气候，冬季温度相对较高，结冰的时间较短，所结的冰也不厚，因此贮藏起来要比北方困难。于是，当地人在藏冰的过程中，基于经验的累积，发现了一种可以使冰块结得跟北方一样厚的特殊方法，“南方冰薄，难以收藏。其法用盐洒冰上，一层冰，一层盐，久之，则结成一块，厚与北方等。次年开用，虽其味略咸，而可以解暑愈病”。依据现代科学知识，明代的这一制冰方法利用的是冰盐制冷的原理，即借冰的融化和盐的溶解作用，这种冷却作用乃是冰盐混合物的物理反应。据邱伻麟的研究，“根据试验测得在冰内掺盐为冰重的30%时，可使混合物的融化温度降低到-21.2℃”，而“原本已冻成的冰块，在加盐之后重新溶化，再逐渐冷冻到新的冰点，和冰块结成一体”。关于这一点，现代许多国家和地区还把盐冰作为一种趣味试验进行科普学习和教育。长江下游地区的冰窖业者就是利用这种物理原理，克服气候条件藏冰。由于用此方法藏冰的冰块带有盐，故当地人称之为“盐冰”。
明清时期长江下游地区用于藏冰的场所称之为冰窖，或称冰厂。如苏州“冰窖在葑门，冬藏夏用”，海盐“冰窖原在本县海塘闸口，人犹能识其处”，嘉靖末年的郑若曾说宁波的黄市洋有冰窖四、五座。据邱仲麟先生研究认为，明代江浙地区存在冰窖的城市有苏州、杭州、乍浦（笔者注：应为海盐）和宁波。那么，冰窖的构造又是如何呢？明代没有明确记载，我们可以通过清代的一些记录来窥探一二。清初人李邺嗣道：“凡积冰家，俱隔冬窖田贮冰，上履以草，至次年发田取冰。”徐兆昺在《四明谈助》中谈道：“冰厂窖田覆草，中脊建翎，前后峻削，如马鬃封然，不至积雨渗漏。地上藉以草，通长沟。冬月抬冰至满，必使封固周密，旁不通风，下可泄水，庶无消化之患。”“厂（冰厂）系稻草所搭盖，上锐下广，方锥形式，斜度较大，高过寻常家屋，盖间阻热力侵入也。严冬时，戽水收冰入窖，翌年入夏启封，为渔舟冷藏用之要品。”也就是说，在外形上，冰窖的建造要保持尽可能大的斜度，避免积水和外面热力的入侵，以防温度过高使得贮冰融化；在结构上，无论是窖顶还是窖底，都要覆草以防日照，底部还要通沟用以泄水。可见，冰窖的建造也充分体现了明人对气温变化的认识和利用。但即便是冰窖的设计如此巧妙复杂，其中的藏冰仍会有损失，“十成中总须损失半数”。 明代长江下游地区农人取冰、藏冰的用途有二：一为供用鲜船出海冷冻鱼鲜，一为消暑。正所谓“盛夏需以护鱼鲜，并以涤暑”。清初人尤倬也道出这两个用途：“君不见葑溪门外二十四，年年特为海鲜置。……堆冰成山心始快，来岁鲜多十倍卖。海鲜不发可奈何，街头六月凉冰多。”王鏊曾写道的“三伏卖冰”即是它的消暑功能，但更重要的还是前者。正德时期，鳓鱼“其出与石首同时，而品居其次。盛夏，海人以冰养之，衒鬻邻郡，谓之冰鲜。”万历《杭州府志》记述：隆庆六年（1572）四月，杭州百姓張禧等人，执绍兴府萧山县渔户票出海贩鲜，至海宁县赭山为巡检司所获，“申报军门，行萧山县究罪，鱼船入官，委钱塘县林典史拆毁冰窖”。可见，张禧在钱塘拥有私营的冰窖，并进而从事贩鲜活动。明人沈懋嘉曰：“鲜船都在水西棚，三尺黄鱼似绛缯。阵阵腥风朝市歌，红船影里买春冰。”清初“石首俗呼黄鱼，每夏初，贾人驾巨舟，群百人呼噪出洋，先于苏州冰厂市冰以待，谓之冰鲜。”李邺嗣在《贸东竹枝词》咏道：“鱼鲜五月味偏增，积冻中舱气白凝。未出洋船先贵买，几家窖得一田冰。”正是由于藏冰业的发展，才促使冰鲜渔业的扩展，对于食鱼鲜的普及化与平民化具有重要贡献，对此，邱仲麟先生曾有详细论述，此石赘述。
四、结 语
综上，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地方志的编纂中添加了“气候”条目，证实明人对当时的气候变化已经有一个比较深刻的认识，而且这种行为得到官方的认可，成为文人群体对气候冷暖变化的一种认知。面对严寒天气，不同阶层和地域的人群对衣着有不同的选择，以抵御寒冷：在长江三角洲地区，上层官绅阶层会选择裘衣，普通绅士和富贵之家则选择绒衣，穷苦百姓则只能选择棉衣；但长江中下游南部地区基本处于中亚热带，气候要比北亚热带温暖，冬天基本不需要着裘衣。明人对气温变化的认识和利用还表现在采取适当的方法和措施对天然冰进行取、藏。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对明人对气温的认识、适应和利用。
（致谢：本文的写作要感谢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邱仲麟先生，当年他不仅热情地给我提供大作《冰窖、冰船与冰鲜：明代以降江浙的冰鲜渔业与海鲜消费》，告知我关于《保暖、炫耀与权势——明代珍贵毛皮的文化史》的信息，节省了查阅大量文献资料的精力，还与我分享了他的治学经验和方法，使我深受启发，受益匪浅。在此深表感谢！）
（责任编辑：吴启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