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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伴随着科举制度的产生，唐代社会出现大批落第士子，他们所述诗歌反映了落第者的行为活动和心理状态。傅璇琮说：“唐人以科举为题材的诗篇，还是以写落第的作品为最好。”[1] 落第诗反映了当时落第士子的生活及其心态。对待落第，每人的态度都有所不同。有的矢志不渝考科举，有的失意归隐避山林，有的尊崇道士求学仙，有的进入幕府做幕僚。随着他们各自的选择，士人的心态也呈现出多样化的倾向。本篇论文从落第原因、落第人的生活、落第人的心态及归宿四个方面来阐述问题，来反映唐代社会的士风民俗，展示落第士子真实的生存状态。
关键词：落第诗 落第士子 心态
一、绪论
科举制度的产生，改变了世胄蹑高位的情况，为庶族寒门子弟踏入仕途打开了方便之门，但进士及第毕竟录取少数人。据统计，唐代一朝录取的进士科人数每年在25人左右，而落第者高达几千，如此大的比例，致使社会上产生了大批的落第举子。落第无情地刺激了士人的灵魂，引发了他们对人生诸多问题的思索并叙之成诗，通过这些诗去感受当时士人们失意时凄楚的心灵感受和精神世界。
二、落第诗产生的原因
唐代开科取士，选拔人才。但由于唐代科举考试制度尚不成熟完善，以及一些人为因素的干扰，良才落第的情况时有发生。
（一）进士科热
唐代人以文学才华相尚，社会各阶层人士都崇尚诗赋文才，这种风习影响了社会对进士科的看重。唐朝设科举以网罗天下英雄豪杰，三百年间，得人者莫盛于进士科。唐德宗时期，权德舆三知贡举，录取进士七十二人，其中拜相者多达十人，唐人以此为美谈。德宗以后，台省要职和宰相人选，多为进士出身者所据。
随着进士及第者在仕途中的地位日益提高，进士科也就日益贵盛，“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 薛元超以门荫入仕，高宗朝官至宰相，富贵过人，却仍为没有进士出身而引为平生憾事。赴举的人数在递增，而进士录取名额基本不增加，这必然导致落第比例增大，落第的人数也便越来越多。
（二）考官取人的主观随意性
科举考试，考官很重要。考官常凭个人好尚、学识水平品评考卷。进士科考试的最重要内容是文章诗赋。对文章诗赋的评阅，在很大程度上受主考官个人的学识水平与兴趣好尚的主观倾向的影响。
《唐语林》卷三《识鉴》载，考生张昌龄、王公瑾并有文辞且聲振京邑，应是理所当然入选进士的，可惜他们偏偏碰到一位不喜文章浮艳的主考官，文章被判为下等而落第。
更有甚者，主司以学识以外的因素掺入评判之中，则令考生无路以入。如《北梦琐言》记载，赵崇知贡举，对考生张策返俗应举不满，十度知举而十度斥之。张策改应制举博学宏辞科，偏巧又碰上赵崇任当年制举的考官而黜之，被考官逼得走投无路。
（三）极权干预
唐代科举的历史上，出现极权干预的事件非常多，主要来源于两方面：一是皇权干预；一是相权干预。
1.皇权干预
在中国封建社会，皇帝享有至高无上的特权。皇权可以直接影响到科举录取的结果，对举子的命运产生重大影响。
贞元十三年，陈诩、独孤申叔等二十人登进士第。时礼部侍郎吕渭知贡举。试《西掖瑞柳赋》《龙池春草》诗。《登科记考》卷十四按：
是年德宗以有司出赋题不悦，宰相喻使减人数，十余人已得复黜。[2]
本已被考官放及第的独孤朗兄弟等十人，却因皇帝对试题不满，复又黜落。在皇帝极权的干预下，及第与落第只是一句话的事。
2.相权干预
开元年间有规定：进士放榜后，将所试杂文及策送中书门下即宰相详覆。但在实行时，详覆却为宰相干扰科举取人提供了方便。宰相取舍举人既如此易如反掌，例如本已被考官录取的举子因与近期的叛乱者同名，便被宰相除名。如果考试前能得到宰相的称誉，登第就会容易得多。另一方面，宰相黜落举子也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如《唐语林》记载：韦保衡与杜让能不睦，及保衡为相，便使让能久困场屋不得一第。甚至宰相的权力可以延伸至其子弟，去干预科举考试，例如晚唐时令狐滈利用父权干预科举等。
三、落第后士子的活动
（一）居京苦读
在中国古代，读书人主要目的是 “学而优则仕”，入仕不仅能够实现横渠四句的人生理想，又能够改变个人的生活状况和社会地位。入仕，成为士人心头的头等大事。即使终身不第，依然不能消除他们对科举的执着与迷恋。诗人们下第后，于帝里长安租借舍居，闭门辞客读书吟诗。许棠《寄江上弟妹》诗云：“无成归未得，不是不谋归”；许棠应举多年不第，其《陇州旅中书事寄李中丞》诗云：“三伏客吟过，长安未拟还”。盂郊《夜感自遣》诗有云：“夜学晓未休，苦吟神鬼愁。”这些诗句生动地描述了落第举子吟诗的勤苦和状态。
（二）另寻捷径
有唐一代，隐逸风尚遍及士林。而礼遇隐士的也成了一项不成文的国策。有一部分落第士人企图借假隐居求仕。他们隐逸山水为了获得“仕进”的机会。吴筠、卢藏用、杜光庭即是这类人物。卢藏用在“举进士不得调”后，隐居在离长安不远的终南山，传出名声后，被征召拜左拾遗。这是“终南捷径”一词的来历。
（三）暂且还家
作为京城的长安，百物翔贵，居不大易。落第举子多年应举的经济支出，对于占举子绝大多数的中小地主家庭来说，会是一笔不易承受的开销。杜荀鹤“岂为无心求上第，难安帝里为家贫”。因此，一部分举子落第后，既无财资久居京城，只能选择离开京城，待来年考前再赴京应试。罗邺《东归》诗云：
日日唯忧行役迟，东归可是有家归。都缘桂玉无门住，不算山川去路危。
罗邺因为长安城里柴米价格高如桂玉，留居不起，便急于启程离京，带着落第的惆怅，也顾不得归家山高路远的长途跋涉之劳了。
（四）出京漫游
落第举子离京后的另一个去向是漫游。一些落第举子落第后囊中空空，帝里难安，既在京城居住不起，又不打算归家，在下一次考试来临前，便选择了四方漫游。漫游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干谒外地官员请求举荐、解送；二是请求予以经济资助。 章孝标于唐宪宗元和十三年下第后留《归燕诗》献礼部侍郎庾承宣，后游蜀，上诗西川节度使王播求荐，诗中以文翁喻王播，言其爱惜人才，乐于荐贤。言己既谒得荐，后孝标于次年登进士第。
一些家境贫寒的举子，尤其是长期落第的举子，一旦家财耗尽而仍未登第，只好走上丐资求助的道路，侍立侯门，求见公卿，请求资助，这在落第举子中并不鲜见。
四、落第后士子的心态
（一）失意怀羞，耻见他人
相对及第者的疯狂喜悦，落第者则是“绩愧他年败”，“失意自怀羞”，普遍存在自卑羞惭的心态。落第者往往遭遇歧视和被取笑的尴尬。
许浑《送杨发东归》诗云：
红花半落燕于飞，同客长安今独归。一纸乡书报兄弟，还家羞着别时衣。
苏州人杨发于大和四年进士及第，时许浑尚未及第，当诗人送别与之同客长安应考的友人成名而衣锦荣归，两相对照，自己便羞于以来时布衣归乡探亲。
姚合元和九年春初下第，有《下第》诗云：
枉为乡里举，射鹄艺浑疏。归路羞人问，春城赁舍居。
诗人元和八年赴京应举，“到京就省试，落籍先有名。……还家岂无路，羞为路人轻”，因此诗人落第后因归路羞人问而在长安赁舍居住。
（二）愤慨怨恨，气颇难平
屡次落第，使诸多士子饱受着世人的冷嘲热讽，连回家都是“如今妾面羞君面”，精神上也受到了严重摧残。为了发泄心中的愤慨怨恨，他们采取各种手段表达对科场弊端的反抗。
唐代科举取人由主司定夺并填榜放榜，因此落第举子的怨气首先是泼向主考官的，他们往往会埋怨考官徇私、录取不公。李商隐《破镜》诗云：
玉匣清光不复持，菱花散乱月轮亏。秦台一照山鸡后，便是孤鸾罢舞时。
诗中李商隐以破镜喻考官衡鉴不公。诗人怨庸才被取如山鸡之狂舞，而英才遭弃似鸾鸟长年不得鸣响，喻考官取人不当。题目“破镜”，正取其清光不持，不辨妍媸之意。
（三）怀疑自己，怀疑命运
反复落第，月中丹桂却攀折无期，致使一些人对自己所追求的目标产生了茫然和怀疑，“一第久乖期，深心已自疑”，“连春不得意，所业已疑非”。
首先对自己的才华产生怀疑。怀疑自己的天赋和才华是否足以达到及第的标准，反复以才薄为叹。如张乔在长安感登第之难而作《自消》诗云：“只应抱璞非良玉，岂得年年不至公。”唐人以献玉喻赴举应试，接受国家对人才的挑选。落第举子一再遭黜被弃，似所献之玉有瑕而被拒。
其次怀疑命运，古人多相信宿命论。《大唐新语》记载：宰相张柬之科举时一听说自己落第，便认为是命中注定。刘得仁诗云：“共道名虽切，唯论命不疑。”他们的遭遇也可令旁人叹为如是：“才如是，命如是，呜呼哀哉！公常自负其才不后于人，自疑其命不偶于世。”
（四）百败一成，决定再试
唐人有谚云：“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唐代进士科举，很多人从少年考到白发也决不回头。如李观《报弟兑书》言其“以初誓心不徒还”，《太平广记》载陈季卿应举“志不能无成归”，破釜沉舟，不取一名不罢休。真应了那句“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
雍陶《离家后作》诗云：“出门便作焚舟计，生不成名死不归。”他们在这种锲而不舍地追寻中，登第成名在他们心中逐渐演变成一种图腾，支撑着他们在科场上屡败屡试，生命不止，赴举应试之心不歇。
五、落第后士子的归宿
（一）最终及第
唐代“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一批批落第举子们矢志流连于青灯黄卷，屡败屡试：运气好如李商隐、李翰等人都是考了五、六次才及第的。运气不好如徐夤，考了十七年才如愿，在《赠垂光同年》中自叹曰“丹桂攀来十七春，如今始见茜袍新”；孟棨“出入场籍三十余年”； 孟郊四十七岁举方及第。杜牧之子杜德祥。其年榜中共录取了五位久困场屋、屡试不第的老举子，号为“五老榜”。但终归完成了鱼龙之变，迎来 “十年辛苦一枝桂，二月艳阳千树花”的明媚春光。
有人便另辟蹊径扩大声名，招数迭出。有靠联姻及第的，有人通过将自己的著作、诗赋等上献给朝廷或当朝政要而得官，以此实现入仕之愿望。
（二）弃考入幕
落第举子于科举求仕不遇而失路空叹之际，许多人往幕府寻求招聘，况幕府任职后还有机会入朝为官。因此“如果走不通朝廷的仕宦正途，跑到藩镇来也具有同样的意义。……无数的未第举子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入方镇幕府大概是唯一的也是最好的出路了。”[4]因而应职幕府也成为落第举子罢举后的一種归宿。
《旧五代史》卷60《李袭吉传》载“自广明大乱之后，诸侯割据方面，竞延名士，以掌书撤。是时梁有敬翔，燕有马郁，华州有李巨川，荆南有郑准，钱塘有罗隐，魏博有李山甫，皆有文称，与袭吉齐名于时。”这七人都曾名动一时，而敬翔、罗隐、李山甫、李袭吉都是落第后进入幕府的。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也走上了“成其志”的仕途捷径。
（三）归隐山林
有些落第举子经科场的沧桑变故，累遭打击，心灵上布下了云霾阴影，对科场和整个社会的弊端又自感毫无回天之力，理想幻灭，昔日积极进取的用世精神会凋落得了无痕迹。于是一部分人转而弃科举而奔山林，把林泉之趣作为“忧患与苦痛中的精神乐园”，通过乐山乐山来实现对人生失意和心灵痛苦的超脱。
邵谒《下第有感》诗云：“如何归故山，相携采薇蕨。”诗人一生不第，几十年苦读奔波应举的艰辛，一回回落第失意的伤骨之痛，让诗人感觉这种状况没法活下去了，于是回归故乡去，过一种山间采薇的隐士生活，自足自适，在这山中颐养至老。
（四）访道求佛
唐代初期，思想活跃，宗教盛行，许多士子由于长期应举不第，思想上需要儒学之外的精神食粮加以填充。
一部分落第举子龙门点额后，“割断繁华掉却荣”，踏上了访道学仙之途，企望长生不老，飞升到另一个神仙世界。如鲁中之儒士吴筠，善属文，举进士不第，乃入嵩山，就冯尊师齐整受正一之法。兰陵萧逸人，尝举进士下第，遂焚其书，隐居潭水上，从道士学神仙。 一部分落第举子罢举后遁入佛门者，如盛唐时的诗僧皎然即其一。诗人自认为诗词超群，于京城干谒王侯，黄金耗尽，终是“吾道不行计亦拙”，苦寒悲歌，百忧丛生。应举不第后，先学道，学仙不成，方皈依空王，从灵隐寺守直律师。
（五）對抗社会
落第举子久困场屋，由怨生恨，需要寻找发泄怨恨的途径，一些人在放榜之后闹事生非，甚至走向极端对抗朝廷。
晚唐一位叫李山甫的诗人，被司空图誉为“天才”。他渴望通过科举考试，跻身仕途，但却屡屡受挫。使李山甫的心灵逐渐发生了扭曲，从而仇恨权贵，最终“以一名第之失，至挟方镇，劫宰辅”，借助割据强藩的力量，战害朝廷命官，以发泄长久以来沉积心底的一腔怨愤。
更有甚者，直接揭竿而起，举起造反大旗。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黄巢。有诗云：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诗中已暗露杀机。后应王仙芝之乱，终于走上反叛的道路，黄巢与社会的对抗行为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动乱。
在封建社会，无论是积极进取，还是消沉自遣，亦或隐逸山水，都是唐代文人的整体心态与价值观的写照与追求，反映了唐代的一些社会现实，表现了唐代士人的生活与生存状态，更生动地记录了士子们在科场上的辛苦遭遇，对于后入了解唐代社会状况、研究科举制度，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
注释
① 傅璇宗.唐代科举与文学[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426.
② 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596.
③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4375.
④ 戴伟华.唐代幕府与文学[M].上海：现代出版社，1990：54-65.
参考文献
[1] 洪迈.容斋随笔[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2] 傅璇琼.唐代科举与文学[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
[3] 沈文雪.唐代落第诗折射的士文化心态[J].郑州大学学报，2003（5）.
[4] 房锐.从北梦琐言看晚唐落第士子的心态[J].社会科学家，2004（5）.
[5] 黄艳，杨轶群.宋代士人落第后的选择[J].文博，2005（6）.
关键词：落第诗 落第士子 心态
一、绪论
科举制度的产生，改变了世胄蹑高位的情况，为庶族寒门子弟踏入仕途打开了方便之门，但进士及第毕竟录取少数人。据统计，唐代一朝录取的进士科人数每年在25人左右，而落第者高达几千，如此大的比例，致使社会上产生了大批的落第举子。落第无情地刺激了士人的灵魂，引发了他们对人生诸多问题的思索并叙之成诗，通过这些诗去感受当时士人们失意时凄楚的心灵感受和精神世界。
二、落第诗产生的原因
唐代开科取士，选拔人才。但由于唐代科举考试制度尚不成熟完善，以及一些人为因素的干扰，良才落第的情况时有发生。
（一）进士科热
唐代人以文学才华相尚，社会各阶层人士都崇尚诗赋文才，这种风习影响了社会对进士科的看重。唐朝设科举以网罗天下英雄豪杰，三百年间，得人者莫盛于进士科。唐德宗时期，权德舆三知贡举，录取进士七十二人，其中拜相者多达十人，唐人以此为美谈。德宗以后，台省要职和宰相人选，多为进士出身者所据。
随着进士及第者在仕途中的地位日益提高，进士科也就日益贵盛，“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 薛元超以门荫入仕，高宗朝官至宰相，富贵过人，却仍为没有进士出身而引为平生憾事。赴举的人数在递增，而进士录取名额基本不增加，这必然导致落第比例增大，落第的人数也便越来越多。
（二）考官取人的主观随意性
科举考试，考官很重要。考官常凭个人好尚、学识水平品评考卷。进士科考试的最重要内容是文章诗赋。对文章诗赋的评阅，在很大程度上受主考官个人的学识水平与兴趣好尚的主观倾向的影响。
《唐语林》卷三《识鉴》载，考生张昌龄、王公瑾并有文辞且聲振京邑，应是理所当然入选进士的，可惜他们偏偏碰到一位不喜文章浮艳的主考官，文章被判为下等而落第。
更有甚者，主司以学识以外的因素掺入评判之中，则令考生无路以入。如《北梦琐言》记载，赵崇知贡举，对考生张策返俗应举不满，十度知举而十度斥之。张策改应制举博学宏辞科，偏巧又碰上赵崇任当年制举的考官而黜之，被考官逼得走投无路。
（三）极权干预
唐代科举的历史上，出现极权干预的事件非常多，主要来源于两方面：一是皇权干预；一是相权干预。
1.皇权干预
在中国封建社会，皇帝享有至高无上的特权。皇权可以直接影响到科举录取的结果，对举子的命运产生重大影响。
贞元十三年，陈诩、独孤申叔等二十人登进士第。时礼部侍郎吕渭知贡举。试《西掖瑞柳赋》《龙池春草》诗。《登科记考》卷十四按：
是年德宗以有司出赋题不悦，宰相喻使减人数，十余人已得复黜。[2]
本已被考官放及第的独孤朗兄弟等十人，却因皇帝对试题不满，复又黜落。在皇帝极权的干预下，及第与落第只是一句话的事。
2.相权干预
开元年间有规定：进士放榜后，将所试杂文及策送中书门下即宰相详覆。但在实行时，详覆却为宰相干扰科举取人提供了方便。宰相取舍举人既如此易如反掌，例如本已被考官录取的举子因与近期的叛乱者同名，便被宰相除名。如果考试前能得到宰相的称誉，登第就会容易得多。另一方面，宰相黜落举子也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如《唐语林》记载：韦保衡与杜让能不睦，及保衡为相，便使让能久困场屋不得一第。甚至宰相的权力可以延伸至其子弟，去干预科举考试，例如晚唐时令狐滈利用父权干预科举等。
三、落第后士子的活动
（一）居京苦读
在中国古代，读书人主要目的是 “学而优则仕”，入仕不仅能够实现横渠四句的人生理想，又能够改变个人的生活状况和社会地位。入仕，成为士人心头的头等大事。即使终身不第，依然不能消除他们对科举的执着与迷恋。诗人们下第后，于帝里长安租借舍居，闭门辞客读书吟诗。许棠《寄江上弟妹》诗云：“无成归未得，不是不谋归”；许棠应举多年不第，其《陇州旅中书事寄李中丞》诗云：“三伏客吟过，长安未拟还”。盂郊《夜感自遣》诗有云：“夜学晓未休，苦吟神鬼愁。”这些诗句生动地描述了落第举子吟诗的勤苦和状态。
（二）另寻捷径
有唐一代，隐逸风尚遍及士林。而礼遇隐士的也成了一项不成文的国策。有一部分落第士人企图借假隐居求仕。他们隐逸山水为了获得“仕进”的机会。吴筠、卢藏用、杜光庭即是这类人物。卢藏用在“举进士不得调”后，隐居在离长安不远的终南山，传出名声后，被征召拜左拾遗。这是“终南捷径”一词的来历。
（三）暂且还家
作为京城的长安，百物翔贵，居不大易。落第举子多年应举的经济支出，对于占举子绝大多数的中小地主家庭来说，会是一笔不易承受的开销。杜荀鹤“岂为无心求上第，难安帝里为家贫”。因此，一部分举子落第后，既无财资久居京城，只能选择离开京城，待来年考前再赴京应试。罗邺《东归》诗云：
日日唯忧行役迟，东归可是有家归。都缘桂玉无门住，不算山川去路危。
罗邺因为长安城里柴米价格高如桂玉，留居不起，便急于启程离京，带着落第的惆怅，也顾不得归家山高路远的长途跋涉之劳了。
（四）出京漫游
落第举子离京后的另一个去向是漫游。一些落第举子落第后囊中空空，帝里难安，既在京城居住不起，又不打算归家，在下一次考试来临前，便选择了四方漫游。漫游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干谒外地官员请求举荐、解送；二是请求予以经济资助。 章孝标于唐宪宗元和十三年下第后留《归燕诗》献礼部侍郎庾承宣，后游蜀，上诗西川节度使王播求荐，诗中以文翁喻王播，言其爱惜人才，乐于荐贤。言己既谒得荐，后孝标于次年登进士第。
一些家境贫寒的举子，尤其是长期落第的举子，一旦家财耗尽而仍未登第，只好走上丐资求助的道路，侍立侯门，求见公卿，请求资助，这在落第举子中并不鲜见。
四、落第后士子的心态
（一）失意怀羞，耻见他人
相对及第者的疯狂喜悦，落第者则是“绩愧他年败”，“失意自怀羞”，普遍存在自卑羞惭的心态。落第者往往遭遇歧视和被取笑的尴尬。
许浑《送杨发东归》诗云：
红花半落燕于飞，同客长安今独归。一纸乡书报兄弟，还家羞着别时衣。
苏州人杨发于大和四年进士及第，时许浑尚未及第，当诗人送别与之同客长安应考的友人成名而衣锦荣归，两相对照，自己便羞于以来时布衣归乡探亲。
姚合元和九年春初下第，有《下第》诗云：
枉为乡里举，射鹄艺浑疏。归路羞人问，春城赁舍居。
诗人元和八年赴京应举，“到京就省试，落籍先有名。……还家岂无路，羞为路人轻”，因此诗人落第后因归路羞人问而在长安赁舍居住。
（二）愤慨怨恨，气颇难平
屡次落第，使诸多士子饱受着世人的冷嘲热讽，连回家都是“如今妾面羞君面”，精神上也受到了严重摧残。为了发泄心中的愤慨怨恨，他们采取各种手段表达对科场弊端的反抗。
唐代科举取人由主司定夺并填榜放榜，因此落第举子的怨气首先是泼向主考官的，他们往往会埋怨考官徇私、录取不公。李商隐《破镜》诗云：
玉匣清光不复持，菱花散乱月轮亏。秦台一照山鸡后，便是孤鸾罢舞时。
诗中李商隐以破镜喻考官衡鉴不公。诗人怨庸才被取如山鸡之狂舞，而英才遭弃似鸾鸟长年不得鸣响，喻考官取人不当。题目“破镜”，正取其清光不持，不辨妍媸之意。
（三）怀疑自己，怀疑命运
反复落第，月中丹桂却攀折无期，致使一些人对自己所追求的目标产生了茫然和怀疑，“一第久乖期，深心已自疑”，“连春不得意，所业已疑非”。
首先对自己的才华产生怀疑。怀疑自己的天赋和才华是否足以达到及第的标准，反复以才薄为叹。如张乔在长安感登第之难而作《自消》诗云：“只应抱璞非良玉，岂得年年不至公。”唐人以献玉喻赴举应试，接受国家对人才的挑选。落第举子一再遭黜被弃，似所献之玉有瑕而被拒。
其次怀疑命运，古人多相信宿命论。《大唐新语》记载：宰相张柬之科举时一听说自己落第，便认为是命中注定。刘得仁诗云：“共道名虽切，唯论命不疑。”他们的遭遇也可令旁人叹为如是：“才如是，命如是，呜呼哀哉！公常自负其才不后于人，自疑其命不偶于世。”
（四）百败一成，决定再试
唐人有谚云：“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唐代进士科举，很多人从少年考到白发也决不回头。如李观《报弟兑书》言其“以初誓心不徒还”，《太平广记》载陈季卿应举“志不能无成归”，破釜沉舟，不取一名不罢休。真应了那句“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
雍陶《离家后作》诗云：“出门便作焚舟计，生不成名死不归。”他们在这种锲而不舍地追寻中，登第成名在他们心中逐渐演变成一种图腾，支撑着他们在科场上屡败屡试，生命不止，赴举应试之心不歇。
五、落第后士子的归宿
（一）最终及第
唐代“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一批批落第举子们矢志流连于青灯黄卷，屡败屡试：运气好如李商隐、李翰等人都是考了五、六次才及第的。运气不好如徐夤，考了十七年才如愿，在《赠垂光同年》中自叹曰“丹桂攀来十七春，如今始见茜袍新”；孟棨“出入场籍三十余年”； 孟郊四十七岁举方及第。杜牧之子杜德祥。其年榜中共录取了五位久困场屋、屡试不第的老举子，号为“五老榜”。但终归完成了鱼龙之变，迎来 “十年辛苦一枝桂，二月艳阳千树花”的明媚春光。
有人便另辟蹊径扩大声名，招数迭出。有靠联姻及第的，有人通过将自己的著作、诗赋等上献给朝廷或当朝政要而得官，以此实现入仕之愿望。
（二）弃考入幕
落第举子于科举求仕不遇而失路空叹之际，许多人往幕府寻求招聘，况幕府任职后还有机会入朝为官。因此“如果走不通朝廷的仕宦正途，跑到藩镇来也具有同样的意义。……无数的未第举子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入方镇幕府大概是唯一的也是最好的出路了。”[4]因而应职幕府也成为落第举子罢举后的一種归宿。
《旧五代史》卷60《李袭吉传》载“自广明大乱之后，诸侯割据方面，竞延名士，以掌书撤。是时梁有敬翔，燕有马郁，华州有李巨川，荆南有郑准，钱塘有罗隐，魏博有李山甫，皆有文称，与袭吉齐名于时。”这七人都曾名动一时，而敬翔、罗隐、李山甫、李袭吉都是落第后进入幕府的。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也走上了“成其志”的仕途捷径。
（三）归隐山林
有些落第举子经科场的沧桑变故，累遭打击，心灵上布下了云霾阴影，对科场和整个社会的弊端又自感毫无回天之力，理想幻灭，昔日积极进取的用世精神会凋落得了无痕迹。于是一部分人转而弃科举而奔山林，把林泉之趣作为“忧患与苦痛中的精神乐园”，通过乐山乐山来实现对人生失意和心灵痛苦的超脱。
邵谒《下第有感》诗云：“如何归故山，相携采薇蕨。”诗人一生不第，几十年苦读奔波应举的艰辛，一回回落第失意的伤骨之痛，让诗人感觉这种状况没法活下去了，于是回归故乡去，过一种山间采薇的隐士生活，自足自适，在这山中颐养至老。
（四）访道求佛
唐代初期，思想活跃，宗教盛行，许多士子由于长期应举不第，思想上需要儒学之外的精神食粮加以填充。
一部分落第举子龙门点额后，“割断繁华掉却荣”，踏上了访道学仙之途，企望长生不老，飞升到另一个神仙世界。如鲁中之儒士吴筠，善属文，举进士不第，乃入嵩山，就冯尊师齐整受正一之法。兰陵萧逸人，尝举进士下第，遂焚其书，隐居潭水上，从道士学神仙。 一部分落第举子罢举后遁入佛门者，如盛唐时的诗僧皎然即其一。诗人自认为诗词超群，于京城干谒王侯，黄金耗尽，终是“吾道不行计亦拙”，苦寒悲歌，百忧丛生。应举不第后，先学道，学仙不成，方皈依空王，从灵隐寺守直律师。
（五）對抗社会
落第举子久困场屋，由怨生恨，需要寻找发泄怨恨的途径，一些人在放榜之后闹事生非，甚至走向极端对抗朝廷。
晚唐一位叫李山甫的诗人，被司空图誉为“天才”。他渴望通过科举考试，跻身仕途，但却屡屡受挫。使李山甫的心灵逐渐发生了扭曲，从而仇恨权贵，最终“以一名第之失，至挟方镇，劫宰辅”，借助割据强藩的力量，战害朝廷命官，以发泄长久以来沉积心底的一腔怨愤。
更有甚者，直接揭竿而起，举起造反大旗。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黄巢。有诗云：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诗中已暗露杀机。后应王仙芝之乱，终于走上反叛的道路，黄巢与社会的对抗行为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动乱。
在封建社会，无论是积极进取，还是消沉自遣，亦或隐逸山水，都是唐代文人的整体心态与价值观的写照与追求，反映了唐代的一些社会现实，表现了唐代士人的生活与生存状态，更生动地记录了士子们在科场上的辛苦遭遇，对于后入了解唐代社会状况、研究科举制度，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
注释
① 傅璇宗.唐代科举与文学[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426.
② 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596.
③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4375.
④ 戴伟华.唐代幕府与文学[M].上海：现代出版社，1990：54-65.
参考文献
[1] 洪迈.容斋随笔[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2] 傅璇琼.唐代科举与文学[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
[3] 沈文雪.唐代落第诗折射的士文化心态[J].郑州大学学报，2003（5）.
[4] 房锐.从北梦琐言看晚唐落第士子的心态[J].社会科学家，2004（5）.
[5] 黄艳，杨轶群.宋代士人落第后的选择[J].文博，200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