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马振扶事件”中的班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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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3年7月,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也叫马振抚)公社中学15岁的女学生张玉勤受到老师的批评后投河自杀。几个月后,这起原本经过处理的事件,却被放大为一起政治事件,并波及全国。张玉勤的命运也变得荒诞,她被披上了“革命小将”“优秀共青团员”的外衣。她在考卷背后写的顺口溜,经人加工后变得家喻户晓:“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ABC,能做接班人。”而她的班主任和校长则被判刑入狱。
  36年过去了,见证那段风雨岁月的马振扶中学已显沧桑,被判刑的老师依然健在,当年张玉勤自杀的虎山水库已成为旅游风景区。最近,当地政府筹建“马振扶事件纪念馆”,再次打破了当事人的平静。
  提起“马振扶事件”,72岁的杨天成不禁唏嘘长叹——他就是“马振扶事件”中的班主任。
  1973年3月,杨天成被调到马振扶公社中学任初二(1)班语文老师兼班主任。那时初中是两年制,他教的实际是毕业班。1959年,杨天成从郑州师专毕业后,先后在唐河多所学校任教。来马振扶公社中学前,他任郭桥大队帽中小学校长。
  家住付岗大队的张玉勤是杨天成的学生,但是麦假后,她就没有来上学,杨天成仅教了她一个多月,对她印象不深,只知道她性格比较内向。原来,张玉勤想要一件粉红色“的确良”上衣,和母亲发生了争吵,一气之下不来上学了。毕业考试前5天左右,张玉勤的父亲想让女儿参加期终考试,将来能拿个毕业证,就让侄女来学校说和。杨天成同意了。
  杨天成告诉记者,7月10日下午学校考外语,考试结束后,他领学生去学校的试验田劳动,回家后英语老师栗玉恕气呼呼地来了,他把揉成一团的卷子递给杨天成。杨天成展开一看,张玉勤的英语得了6分。卷子背面写着几句顺口溜:“我是中国的人,何必去学外国文,不会ABCDE,也能当好革命的接班人,接好革命的班,还能埋葬帝修反”。
  晚上,学校开教师会时,杨天成在会上说了此事。第二天上完早操后,罗长奇校长在会上批评了张玉勤,要求各班对此事讨论批判。然而,杨天成发现,学生队列里,没有张玉勤。
  早自习时,杨天成把张玉勤叫到自己办公室批评她:“你这个妮儿,考不好算了,还写顺口溜顶撞老师,老师让你写检查,你也不写……如果没有外文这个工具,怎能让毛泽东思想传播到全世界……”张玉勤低着头说:“杨老师,我错了!”杨天成接着说:“知道错了就好。你到班上作个检讨,也让大家受受教育。”在班上,杨天成又对张玉勤说,要是有人给你编一个“伟大诗人张玉勤,马振扶公社付岗人”之类的打油诗,你会怎么想。
  吃过午饭后,杨天成到班里一看,不见张玉勤。一个学生说:“张玉勤让我给你请个假,她回家了。”杨天成急忙派两个学生到她家去看,几十分钟后,两个学生跑回来说,张玉勤没有回家。
  杨天成心里一紧,急忙向罗长奇校长做了汇报,又让初二年级3个班的200多名学生分头出去寻找,仍不见踪影。焦急万分的杨天成守在学校的电话机旁一天一夜,不停地拨打张玉勤亲属、附近单位的电话,让他们帮助去问,结果还是没有音信。
  “杨老师,张玉勤有死的念头。”第二天,与张玉勤要好的陈书洁的话让杨天成出了一身冷汗。陈书洁说,张玉勤的堂姐到学校的那天上午,张玉勤来到附近的虎山水库大桥上,想等人少时跳水。一个放羊的老汉发现她举止反常,就把她劝走了。但是,张玉勤并没有回家,她在一个破窑洞里玩了一下午,晚上住在了陈书洁家,她就把自己想自杀的念头告诉了陈书洁。
  第三天早上,杨天成担心的事发生了,有人在虎山水库里发现了张玉勤的尸体。接到报案后,唐河县公安局预审股股长田道义等人前来验尸,走访调查。最后作出的结论是自杀。杨天成告诉记者,公安局的调查人员也对他提出了批评:“以后要注意工作方法,掌握学生的性格特点,如果不对张玉勤连续进行批评,可能就不会发生这个悲剧。”
  “那时我就不该让她来参加考试,也后悔不该多次批评她。”时至今日,说起此事杨天成心绪复杂。杨天成先后3次到张玉勤家看望其家人,学校也拿去了100元钱,张玉勤的父母也原谅了他。
  这年8月,全国相继出现了“张铁生交白卷”“黄帅日记”等事件。接着,张玉勤这事也闹开了,南阳地区革委会派人来调查。1973年10月27日,南阳地委批示,要求全区各级学校“狠批孔子的反动教育思想,批判右倾回潮思想”。12月15日,唐河县委对“马振扶公社中学事件”做出组织处理,撤销该校党支部委员、校长罗长奇的职务,开除班主任杨天成公职,留用察看两年。
  按说,事情到此已经尘埃落定。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一场席卷全国的风暴将要开始了。有关资料显示,1974年1月,江青从一份简报上得知此事后,决定大做文章。
  1月19日(农历腊月二十八)上午,马振扶公社驶来了两辆吉普车,谢静宜、迟群来此重新调查此事。当时,迟群是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谢静宜是北京市市委书记。他们绕开省、地、县3级政府,直接去了马振扶公社。在3天的时间里,他们组织召开了地、县、公社干部汇报会和学生、教师、家长、干部座谈会,走访了受害者家庭。
  这年春节,杨天成在惊慌和不安中度过。1974年1月31日,“中发[1974]5号文件”出笼(简称5号文件),把这件事定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进行复辟”的典型。责成河南省认真复核,严肃处理。5号文件中说张玉勤是被“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逼死的”,并诬陷马振扶公社中学搞“法西斯专政”“扼杀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向无产阶级猖狂反攻倒算”。 张玉勤在卷子背面写的顺口溜,经过简化、加工,变成了风靡一时的“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ABC,能做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1974年2月2日,河南省委在马振扶公社召开了万人大会,宣读了5号文件。杨天成和罗长奇被宣布逮捕,罪名是“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逼死人命”。他们分别被判处两年有期徒刑。接下来是无休止的批斗,杨、罗二人被挂上牌子,押上“批斗专车”,拉到各地批斗。杨天成清楚地记得,他在马振扶被批斗了6次,在县城被批斗3次,在南阳被批斗了两次,在其他地方被批斗了3次,一共14次。
  5号文件下发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开始揭露所谓的修正主义路线“复辟回潮”,一批忠于教育事业的中小学老师被打成“复辟”典型。
  河南省委还专门成立了贯彻中央5号文件办公室,组织各大专院校工农兵学员到各地、市、县检查、揭露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复辟”的情况。唐河县层层办学习班,共揪出“罗长奇、杨天成式人物”280人。
  上世纪70年代初,受“文革”的影响,全国教育系统混乱不堪。1973年,周恩来总理专门签署下发了一个有关加强学校管理、恢复考试制度、整顿教学秩序的文件。5号文件下发后,刚刚复课的中小学校再次陷入混乱。
  随着“马振扶事件”的升级,张玉勤的死被赋予了非同寻常的意义。河南省委接到5号文件后,当即派30名干部在马振扶公社中学举办大型学习班,追认张玉勤为“革命小将”“优秀共青团员”。政府拨专款为张玉勤修了革命烈士墓,她的坟用水泥浇筑,周围栽上松树,并立有墓碑,碑文是“胸怀朝阳战恶浪,敢把青春献给党”。
  那时,全国各地来瞻仰张玉勤墓的人络绎不绝,唐河县还专门修了一条通向墓地的公路。上级还拨款给张玉勤家盖了3间瓦房,3间房子里摆满了全国各地赠送的镜框。作为烈士的亲属,张玉勤的一个哥哥被推荐上了大学,她老实巴交的父亲做了学校的贫农代表,这在当时是特殊干部。
  1977年11月,中共河南省委对南阳地委和省教育局重新处理“马振扶公社中学事件”的报告作了批示,指出这是一个大冤案,决定撤销对罗天奇、杨天成的刑事处分,恢复他们的职务和原工资待遇。还派人赴唐河县召开万人大会,宣布这一平反决定。《人民日报》和全国各大报纸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相继报道了这一消息。
  杨天成实际上被关了3年零4个月,在监狱里待了20个月,在县农科所监外劳动20个月,其实就是喂猪,扫厕所。杨天成被抓进监狱后,他的亲属也受到牵连。他儿子的四舅在部队当兵,正要参加入党宣誓,部队一查,发现杨天成是他姐夫,当时就把他的预备党员资格取消了,并命令他立即转业。
  被平反后,罗长奇仍到马振扶公社中学主持全面工作,杨天成回校任班主任。到1996年,杨天成退休前,担任马振扶中学副校长兼工会主席。
  从唐河县城出发,向东南方向行30公里,就到了马振扶乡。2009年6月初,正是栀子开花的季节,马振扶乡几万亩白色的栀子花飘着幽香。和南阳其他农业乡镇一样,马振扶乡的街道凹凸不平,街上行人悠然自得。置身于此,先前的对于马振扶的种种神秘感荡然无存。
  始建于1958年的马振扶公社中学,后来改名为马振扶中学,现在是马振扶第二初级中学。从2008年开始,马振扶中学仅有从小学三年级到六年级。现在,人们还习惯称马振扶中学,“唐河县马振抚中学”校名犹在。一排青砖瓦房见证了那段荒诞岁月。
  退休后的杨天成住在离学校不远的一座小院里。他的3个儿子都是教师,其中两个儿子就在马振扶中学教书。“马振扶事件”中的另一个当事人罗长奇,退休后住在县城,因身体患病在家休养。他的大儿子罗晓东在马振扶中学管后勤。
  张玉勤的父母和二哥已经去世,她的一个哥哥以前在南召教书,现在退休住在南阳。杨天成和她哥哥的关系不错,经常保持联系。张玉勤生前居住的付岗村,坐落在一个高岗上。站在村头,可见虎山水库波光粼粼的水面。张玉勤当年纵身一跳的虎山水库,现已成为一个风景游览区,而张玉勤的坟就位于虎山水库南侧。附近一位老人说,张玉勤原来的坟修得很大,用水泥浇灌,后来被拆掉、搬迁,成为一个不起眼的小坟头,墓碑也被群众砸碎。
  谈起张玉勤自杀的原因,这位老人说,张玉勤的母亲对她过于苛刻,她又因学习成绩不好被同学歧视。后来,学校和老师的多次公开批评使她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最后她选择了轻生。
  现在,赋闲在家的杨天成被一件事困扰着。一个月前,唐河县教体局的工作人员到他家收集与“马振扶事件”有关的资料。这时,杨天成才知道县里准备在张玉勤坟旁建“马振扶事件纪念馆”。
  杨天成告诉记者:“我对这件事有看法。我是当时政治运动的受害者,尽管蒙受了冤狱,但我对任何人不抱成见。30多年过去了,我和张玉勤的家人也生活得相对平静。建纪念馆后,不免涉及到那段历史,到底谁对谁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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