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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究竟起了什么作用？我认为：洋务运动既是对中国古老的封建社会的冲击和破坏，也为向新世界迈进奠定了某些物质基础。洋务运动倡导者的本意，是想维护封建统治，而事实却走向了他们预期的反面，这是他们始料所不及的。这一点，并不难理解。洋务派只是在造成这个变革时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罢了。同时，不能不承认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链条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具有进步的意义。
但必须指出，洋务运动又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链条中一个蹩脚的环节。它主要是采用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即改善旧的生产力，不但不去触动封建的生产关系，反而顽固地维护这种关系及其上层建筑。这样一来，洋务运动便自套枷锁，自缚手脚，严重地限制了其进步性的充分发挥。有的论者说：“洋务运动就其本质而言，是一次社会改革运动”，“具有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斗争的性质。”是否能说洋务运动是一次社会改革运动？“改革”一词，本来就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就广义上说，所谓“改革”，就是把事物中旧的不合理的部分改成新的，以适应客观的情况。如果按这种解释的话，洋务运动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改善了旧的生产力，说它是一次改革，也未尝不可。反之，如果说洋务运动是一次资本主义的社会改革运动，“具有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斗争的性质”，则不敢苟同。因为洋务运动仅限于引进科学技术和创办新式企业，并未能推行到政治体制改革上去。维新派批评洋务运动“不务除旧而言布新”，“逐末而忘本”，皆指此而言。本来，洋务运动的目的就是维护封建的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把它抬到“反封建斗争”的高度，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实际上，洋务运动没有发展成为一次社会改革运动，正是它的先天性的根本缺陷，这就给它的整个进程罩上了阴影，预示着它的最终失败。考察一下与洋务运动同时的日本明治维新，问题就很清楚了。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都是以“富国强兵”为口号而实行的，结果却迥然相异。这是什么原因呢？根本原因就在于：明治政府在“富国强兵”的总方针下，学习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急起直追，大力扶植和发展资本主义，在国内推行一系列的资本主义改革，因而收到了显著的成效。而洋务运动则不然。洋务运动在政治、经济等方面不可能实行真正的改革，它虽然采用西方资本主义的先进生产技术，却完全纳入到封建主义的轨道之内，而不敢越雷池一步。这也说明了：洋务运动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效果上都无法与明治维新相比，绝对称不上是一次资本主义的改革，怎么能够谈得上“具有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斗争的性质”呢？
那么，洋务派与顽固派的斗争，又属于什么性质？我的回答是：这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两个政治派别的斗争。两派的斗争，从对同文馆的争论算起，持续了大约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凡洋务派倡行的洋务措施，诸如建造铁路、购买军舰等等，无一不遭到顽固派的激烈反对。这两派斗争虽然很尖锐，但他们在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这一根本问题上却是完全一致的，这又是他们能够长期共居于朝堂的政治基础。当然，也不能说这两派都是一路货色，不分轩轾。应该说，洋务派是封建地主阶级中的开明派。他们比较务实，肯于面对现实，承认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而且认为应该“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顽固派却闭眼不看世界，死抱住“祖宗成法”不放，满嘴是“何必师夷人”“铁甲船有害无利”“岂有必效敌人之长技始能备御敌人之理”之类的荒唐胡言，真是达到了泥古不化的程度。两相比较，洋务派比顽固派要进步，也高明得多。我称洋务派为开明派，就是与顽固派相对而言。洋务运动具有改良主义的特征，它是“只限于提倡一种不必消除旧有统治阶级的主要基础的变更，即是同保存这些基础相容的变更”。就这个意义来说，称洋务派为封建地主阶级改良派，也应该是可以的。但无论如何，在洋务运动的三十年间，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而不是洋务派与顽固派的矛盾。后者是受前者制
约的。
说洋务派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一个政治派别和洋务运动不是一次社会改革運动，并不意味着可以以此来抹杀洋务运动的进步意义，而是为了实事求是地评价其历史地位。就其进步意义而言，可以说洋务运动为戊戌变法准备了条件，从这个角度看，它是近代中国社会前进中的一个积极因素。洋务运动为戊戌变法准备的条件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物质条件，这毋需多说；一个是思想条件，却值得认真的研究，因为这涉及到维新思想与洋务思想的关系问题。对此，目前存在着两种观点：一是认为戊戌变法是作为洋务运动的对立物而出现的，“当洋务运动完全破产后，终于酝酿成戊戌变法”；一是认为早期维新派“实际上是洋务派”，“维新变法的思想实源于洋务派的思想”。这两种观点，究竟以何者为是呢？我认为，这二者都有其合理的成分，但都不够全面，都把问题说得绝对化了。我们既要看到洋务思想和维新思想的继承关系，又要看到它们之间的质的变化。粗看起来，早期维新派和洋务派似乎没有区别，但如果认真地加以考察，便不难发现两者的同中之异，异就异在早期维新派在主张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先进科学技术的同时，一开始就比较留意西方政治思想，并产生了改革中国政治体制的设想。如果我们只见早期维新派与洋务派之间的“同”而不见其“异”，自然就会认为两者无从区别了。不过，这个“异”虽带有部分“质变”的性质，但从总体上看还是在“量变”的范围以内。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早期维新派对于各种洋务运动，有鼓吹又有批评，但以鼓吹为主，批评却主要是对着顽固派的，他们和洋务派的“异”，始终没有超出“量”的范围。既然早期维新派一般厕身于洋务运动，并且混迹于洋务派之中，这样他们便构成了洋务派中间的“左翼”。世界上本来就没有绝对纯的东西，洋务思想也不可能那么纯正，它应该既包括洋务派的思想，也包括早期维新派的思想。后来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对这二者都有着继承的关系，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还应当看到，正是洋务运动培养了一代资产阶级维新派。不能因为看到后来维新派抨击洋务运动，就认为维新派与洋务运动没有什么瓜葛。限于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从开始兴办洋务迄于洋务运动失败，除封建顽固派之外，还没有从根本上否定洋务运动的。直到甲午战争前夕，孙中山上书李鸿章，还肯定洋务运动“奋筹富强之术，月异日新，不遗余力，骎骎乎将与欧洲并驾”，赞誉李鸿章“佐治以来，无利不兴，无弊不革，艰巨险阻犹所不辞”。他在上书中提出的“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从根本上来说并没有超过早期维新派的思想水平。谭嗣同在论及洋务运动时说：“惩末流之失，遂谓创始者之非，何异因噎废食、惩羹吹齑乎！”这话说得多么具有历史的态度！连维新派本身也并不讳言，洋务运动为后来的“变法之事”起了“筚路开山”的作用。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在读了江南制造局及西教会出的西方书籍译本之后，才“于其学力中，别开一境”。梁启超是“见上海制造局译出西书若干种，心好之”，才在思想上产生了共鸣。严复是福州船政学堂的毕业生，被洋务派送到英国学习海军，回国后担任了李鸿章开办的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的重要职务。他是洋务运动直接培养出来的洋务派骨干，后来成为维新派，只能说他是从洋务派中分化出来的。由此不难看出，维新派大都经历了由洋务思想到维新思想这样一个思想发展的过程。以“公车上书”为标志，维新思潮发展而为政治运动。维新运动是一次资产阶级改革运动，与洋务运动相比较，已经起了“质”的变化。因此，我们可以说，维新运动既是对洋务运动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洋务运动的否定。
洋务派搞洋务运动的结果，引出了否定自己的对立物，这是历史的辩证法。我们应当给他们以恰如其分的评价，承认洋务运动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所以，必须承认，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过程中一
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和阶梯。
（选自《习史思辨录》，中华书局。有删节。作者曾任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甲午战争研究中心主任）
但必须指出，洋务运动又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链条中一个蹩脚的环节。它主要是采用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即改善旧的生产力，不但不去触动封建的生产关系，反而顽固地维护这种关系及其上层建筑。这样一来，洋务运动便自套枷锁，自缚手脚，严重地限制了其进步性的充分发挥。有的论者说：“洋务运动就其本质而言，是一次社会改革运动”，“具有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斗争的性质。”是否能说洋务运动是一次社会改革运动？“改革”一词，本来就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就广义上说，所谓“改革”，就是把事物中旧的不合理的部分改成新的，以适应客观的情况。如果按这种解释的话，洋务运动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改善了旧的生产力，说它是一次改革，也未尝不可。反之，如果说洋务运动是一次资本主义的社会改革运动，“具有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斗争的性质”，则不敢苟同。因为洋务运动仅限于引进科学技术和创办新式企业，并未能推行到政治体制改革上去。维新派批评洋务运动“不务除旧而言布新”，“逐末而忘本”，皆指此而言。本来，洋务运动的目的就是维护封建的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把它抬到“反封建斗争”的高度，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实际上，洋务运动没有发展成为一次社会改革运动，正是它的先天性的根本缺陷，这就给它的整个进程罩上了阴影，预示着它的最终失败。考察一下与洋务运动同时的日本明治维新，问题就很清楚了。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都是以“富国强兵”为口号而实行的，结果却迥然相异。这是什么原因呢？根本原因就在于：明治政府在“富国强兵”的总方针下，学习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急起直追，大力扶植和发展资本主义，在国内推行一系列的资本主义改革，因而收到了显著的成效。而洋务运动则不然。洋务运动在政治、经济等方面不可能实行真正的改革，它虽然采用西方资本主义的先进生产技术，却完全纳入到封建主义的轨道之内，而不敢越雷池一步。这也说明了：洋务运动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效果上都无法与明治维新相比，绝对称不上是一次资本主义的改革，怎么能够谈得上“具有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斗争的性质”呢？
那么，洋务派与顽固派的斗争，又属于什么性质？我的回答是：这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两个政治派别的斗争。两派的斗争，从对同文馆的争论算起，持续了大约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凡洋务派倡行的洋务措施，诸如建造铁路、购买军舰等等，无一不遭到顽固派的激烈反对。这两派斗争虽然很尖锐，但他们在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这一根本问题上却是完全一致的，这又是他们能够长期共居于朝堂的政治基础。当然，也不能说这两派都是一路货色，不分轩轾。应该说，洋务派是封建地主阶级中的开明派。他们比较务实，肯于面对现实，承认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而且认为应该“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顽固派却闭眼不看世界，死抱住“祖宗成法”不放，满嘴是“何必师夷人”“铁甲船有害无利”“岂有必效敌人之长技始能备御敌人之理”之类的荒唐胡言，真是达到了泥古不化的程度。两相比较，洋务派比顽固派要进步，也高明得多。我称洋务派为开明派，就是与顽固派相对而言。洋务运动具有改良主义的特征，它是“只限于提倡一种不必消除旧有统治阶级的主要基础的变更，即是同保存这些基础相容的变更”。就这个意义来说，称洋务派为封建地主阶级改良派，也应该是可以的。但无论如何，在洋务运动的三十年间，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而不是洋务派与顽固派的矛盾。后者是受前者制
约的。
说洋务派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一个政治派别和洋务运动不是一次社会改革運动，并不意味着可以以此来抹杀洋务运动的进步意义，而是为了实事求是地评价其历史地位。就其进步意义而言，可以说洋务运动为戊戌变法准备了条件，从这个角度看，它是近代中国社会前进中的一个积极因素。洋务运动为戊戌变法准备的条件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物质条件，这毋需多说；一个是思想条件，却值得认真的研究，因为这涉及到维新思想与洋务思想的关系问题。对此，目前存在着两种观点：一是认为戊戌变法是作为洋务运动的对立物而出现的，“当洋务运动完全破产后，终于酝酿成戊戌变法”；一是认为早期维新派“实际上是洋务派”，“维新变法的思想实源于洋务派的思想”。这两种观点，究竟以何者为是呢？我认为，这二者都有其合理的成分，但都不够全面，都把问题说得绝对化了。我们既要看到洋务思想和维新思想的继承关系，又要看到它们之间的质的变化。粗看起来，早期维新派和洋务派似乎没有区别，但如果认真地加以考察，便不难发现两者的同中之异，异就异在早期维新派在主张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先进科学技术的同时，一开始就比较留意西方政治思想，并产生了改革中国政治体制的设想。如果我们只见早期维新派与洋务派之间的“同”而不见其“异”，自然就会认为两者无从区别了。不过，这个“异”虽带有部分“质变”的性质，但从总体上看还是在“量变”的范围以内。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早期维新派对于各种洋务运动，有鼓吹又有批评，但以鼓吹为主，批评却主要是对着顽固派的，他们和洋务派的“异”，始终没有超出“量”的范围。既然早期维新派一般厕身于洋务运动，并且混迹于洋务派之中，这样他们便构成了洋务派中间的“左翼”。世界上本来就没有绝对纯的东西，洋务思想也不可能那么纯正，它应该既包括洋务派的思想，也包括早期维新派的思想。后来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对这二者都有着继承的关系，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还应当看到，正是洋务运动培养了一代资产阶级维新派。不能因为看到后来维新派抨击洋务运动，就认为维新派与洋务运动没有什么瓜葛。限于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从开始兴办洋务迄于洋务运动失败，除封建顽固派之外，还没有从根本上否定洋务运动的。直到甲午战争前夕，孙中山上书李鸿章，还肯定洋务运动“奋筹富强之术，月异日新，不遗余力，骎骎乎将与欧洲并驾”，赞誉李鸿章“佐治以来，无利不兴，无弊不革，艰巨险阻犹所不辞”。他在上书中提出的“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从根本上来说并没有超过早期维新派的思想水平。谭嗣同在论及洋务运动时说：“惩末流之失，遂谓创始者之非，何异因噎废食、惩羹吹齑乎！”这话说得多么具有历史的态度！连维新派本身也并不讳言，洋务运动为后来的“变法之事”起了“筚路开山”的作用。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在读了江南制造局及西教会出的西方书籍译本之后，才“于其学力中，别开一境”。梁启超是“见上海制造局译出西书若干种，心好之”，才在思想上产生了共鸣。严复是福州船政学堂的毕业生，被洋务派送到英国学习海军，回国后担任了李鸿章开办的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的重要职务。他是洋务运动直接培养出来的洋务派骨干，后来成为维新派，只能说他是从洋务派中分化出来的。由此不难看出，维新派大都经历了由洋务思想到维新思想这样一个思想发展的过程。以“公车上书”为标志，维新思潮发展而为政治运动。维新运动是一次资产阶级改革运动，与洋务运动相比较，已经起了“质”的变化。因此，我们可以说，维新运动既是对洋务运动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洋务运动的否定。
洋务派搞洋务运动的结果，引出了否定自己的对立物，这是历史的辩证法。我们应当给他们以恰如其分的评价，承认洋务运动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所以，必须承认，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过程中一
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和阶梯。
（选自《习史思辨录》，中华书局。有删节。作者曾任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甲午战争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