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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全球竞争格局调整影响，我国产业链不稳不优不强的问题愈加突出，关键技术装备及核心部件材料“卡脖子”状况频发，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更显重要，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形势严峻、甚为紧迫。要尽快扭转产业链高度外联、自我循环支撑能力不足的困境，需要深化国内不同产业和领域环节间的技术、产品与市场联系，积极推进建链复链拓链进程，进一步优化本土产业协作关系，为提高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打好基础、锻好架构。
一、链条摩擦频发暴露产业链存在安全隐患
（一）部分核心零部件及重要材料供应紧张
这与我国大量进口零部件、原材料等中间产品有关。在电子信息领域，由于国际上产能供不应求，再加上国内芯片制造技术差距大、关键化学材料进口“卡脖子”，导致国内高端芯片供给紧张、缺口较大，企业光刻胶每批次采购量从超过100公斤降至10—20公斤，产品价格也大幅上涨。在汽车领域，我国汽车芯片进口比率超过90%，先进传感器、车载网络、“三电”系统、自动驾驶等关键系统芯片被国外垄断。芯片供应紧张导致部分企业生产经营波动，被迫调整产量或产品价格。
（二）关键技术领域国际合作空间被压缩
一些国家采取措施加严技术转移管控，给我国科技创新型企业发展带来一定冲击。如，美国针对电子信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高新技术领域的“337调查”不断增多。国际上限制技术出口的《瓦森纳协定》也在不断修订更新，部分国家还谋划建立科技合作联盟，以图通过联合制定标准规则、协调技术管控等方式，阻挠我国在科技创新和高技术领域的国际合作。
（三）传统出口产品及市场遭遇经贸摩擦
我国部分产业及产品出口外向度较高，如纺织品、服装等，受国际服装品牌商、零售商影响大，面临国外贸易及非贸易壁垒带来的市场冲击。如，耐克超过20%的鞋子和服装在我国生产，优衣库超过100家、约一半的代工厂分布在我国，国内一些企业为国际品牌代工的比例超过80%。这也暴露出我国传统优势产业在研发设计、品牌运营、零售分销等环节存在严重短板，特别是品牌成长滞后于产业和市场发展。在2020年全球最有价值的50个服饰品牌中，美国、意大利、法国分别有17个、8个和7个，我国只有2个入选。
二、我国产业链稳定高效协作面临多重挑战
（一）外部关联震荡化
由于深度融入全球分工体系，部分国内企业与国外零部件供应商、品牌运营商、终端零售商等合作紧密，内生自主的产业关联被打破。从供给端来看，大量企业在技术装备、核心零部件、关键材料等方面依赖进口，“卡脖子”问题突出。2020年，我国集成电路进口额高达3500亿美元，芯片进口受阻给产业发展造成制约。从需求端来看，一些企业习惯于“前店后厂”“外店内厂”的接单代工式生产，在产品开发、市场订单、售后服务等方面处于被动地位。随着全球经贸摩擦加剧，在零部件供应、技术合作、出口市场等方面的外部震荡风险加大，给国内企业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畅通、保障生产稳定运行带来挑战。
（二）国内协作割裂化
国际化的产业协作很大程度上替代了本土产业协作，导致国内不同产业和环节间互不衔接、支撑断裂，“有产业缺关联”“有企业弱协作”的现象比较突出。一是产业链上下游合作割裂，国内企业对国外零部件和材料供应商高度依赖，本土零部件和材料企业想要替代国外供应商、嵌入本土产业链难度很大。二是产业间支撑协作被打破，企业在技术装备、软件系统、关联服务等方面倾向于选择高端优质的国外供给，自主创新产品推广应用的市场机会稀缺。由于本土产业协作断裂、“孤岛”效应突出，导致本土企业在产品供需互动、技术合作开发、新品推广应用等方面存在明显不足，导致国内自主建链任务重、成本高、难度大。
（三）企业竞争同质化
链主型企业、基底型企业和生态主导型企业是构建产业链的关键中枢。由于跨国企业成为我国产业链的重要构建者和治理者，国内缺少能够主导产业链构建的链主型企业，导致产业链话语权缺失。国内发展优势长期锁定在加工组装环节，大量的企业技术水平相近、市场定位趋同、产品同质竞争严重。由于部分产业发展路径“短平快”，在引进国外技术和进口零部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企业集中在显示度高的下游组装和终端领域，支撑产业发展的重大装备、关键材料、共性技术等基础积淀薄弱，基底型企业不稳不强的问题非常突出。近年来，国内一些平台型企业快速成长，在构建产业新生态上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在资源整合、业态模式等方面还处在探索之中，存在互相模仿、重复建设的问题。
（四）自建链群封闭化
出于做大经济总量、做强产业链条等考虑，一些地方和企业链群封闭化发展倾向增加。一是部分地区不顾自身发展条件，竞相提出自建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全周期布局研发创新、加工制造、增值服务等产业链上下游环节，甚至打造从科技创新到转移转化再到推广应用的全过程。如，各地重复布局高端芯片项目以及全链条布局电动汽车、氢能源、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的现象非常普遍。二是许多企业推进建设自我主导的产业生态圈，如，众多家电龙头企业纷纷提出全场景智能家居解决方案，这些方案很大程度上是可以共享或兼容的。链群封闭发展导致产业重复建设、资源过度竞争、市场碎片化等问题，最终不利于链群协作体系和良好竞争生态的构建。
（五）内生建链弱势化
在国际分工合作体系下，国外的研发设计、技术装备、部件材料、专业服务等产业资源在我国汇聚集合，叠加国内强大的劳动技能和产业配套能力，形成最具全球竞争优势的加工制造能力。在應对外部震荡风险、推进国内自主建链的进程中，由于自主创新产品的性能提升和产品迭代需要一个过程，采用备链方案或国内替代产品，短期内可能会造成一定的产品效率损失和质量下降。对部分领域来说，短期的竞争力下降是链条重建的必然过程，也是迈向更高水平国际竞争的涅槃之路。但在我国制造业竞争力下降的同时，可能面临着新的全球制造基地崛起，由此带来的产业冲击和市场替代不容忽视。 三、进一步优化链条协作关系的关键着力点
（一）推动产业深度融合发展
产业链现代化首要的是建立本土产业协作关系，扭转过度依赖外部关联、国内协作严重断裂的发展格局。一是推动关联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加强装备与材料、机械与电子、整机与部件等产业在技术、产品和市场上的协作联动，化体量规模优势为关联协作优势，提高产业间的畅通循环能力和协调发展水平。二是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加快补齐研发设计、信息咨询、高端软件、售后服务等短板，把产业链两端做起来，形成制造衍生服务、服务支撑制造的良性循环。三是推动制造业与新技术深度融合发展。加快推广应用5G、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以及智能技术、低碳技术，推动产业发展模式转型与链条重塑。
（二）加快培育建链关键企业
产业链协作的核心是畅通企业协作，构建联系紧密、层级有序、治理高效的现代企业群落。一是培育产业链链主企业。推动制造业龙头企业增强创新优势和发展能级，引领带动本土企业贯通产业链供应链，把国内企业互相协作、融合发展的架构搭建起来。二是培育基底型支撑企业。更大力度支持共性技术平台、基础科学和前沿科学机构创新发展，引导基础部件、基础材料、基础装备、基础软件企业向专精特新发展，缓解“卡脖子”瓶颈约束。三是培育平台型生态企业。发挥平台的要素聚合、资源交换和优化配置作用，提高产业链上下游、前后侧、内外围的耦合发展水平。
（三）协作共建优势产业链群
发挥各地比较优势、共建高水平链群是推进产业链协作的重要导向。一是引导各省市、各地区协同共建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立足于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等重点区域，加强产业链对接合作，在汽车装备、电子信息、基础材料、轻工纺织等领域建设一批标志性产业集群。二是深化东中西及东北地区的梯度协作。加快东部地区优势产业向研发设计、品牌运营、系统集成、增值服务等高端领域延伸，鼓励中西部地区提升技术技能人才优势、完善产业配套条件，厚植承接产业转移的良好生态。三是加强新兴产业领域的协同合作。聚焦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推进错位协同发展，防止各地一哄而上、重复建设。
（四）构建自主产品推广生态
供需顺畅是产业链协作的动力条件，要发挥需求牵引作用推动战略性全局性产业链建设。一是更大力度推动自主创新产品推广应用。建立符合国际规则的创新产品政府首购制度，加大对首台套装备、首批次新材料和首版次软件等创新产品采购力度，为创新产品提供应用场景和升级迭代的市场空间。二是鼓励“卡脖子”领域、断链环节和符合升级方向的产品创新。依托各类企业云平台，搭建自主知识产权产品采购对接平台，支持企业互相认购采购，促进供需对接、产销衔接。三是提高自主创新产品认证信用水平。加快完善质量基础设施和检验认证制度，建立高认可度的试验验证评价体系。
（五）优化国际链条协作关系
多元弹性的国际协作链条是产业链稳定安全的巨大回旋空间。一是构建更加多元的全球产业链。加强与欧盟、日韩等国家在高端制造领域的合作，更大力度引进优质资本和先进技术，加强与东南亚、南亚等地区的合作，推动国内优势产业链外延拓展，加快构建更具话语权的生产协作网络。二是拓展丰富全球创新链。整合利用俄罗斯、东欧、巴西、南非等国家在基础科学和细分领域的创新资源，搭建国际创新合作平台，提高协同创新和合作开发能力。三是逐步提升全球服務链。重点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周边市场，推动制造企业和服务企业协同“走出去”，不断拓展中国制造的增值空间和整体优势，不断提升中国服务的质量效率和水平能级。
（作者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所）
一、链条摩擦频发暴露产业链存在安全隐患
（一）部分核心零部件及重要材料供应紧张
这与我国大量进口零部件、原材料等中间产品有关。在电子信息领域，由于国际上产能供不应求，再加上国内芯片制造技术差距大、关键化学材料进口“卡脖子”，导致国内高端芯片供给紧张、缺口较大，企业光刻胶每批次采购量从超过100公斤降至10—20公斤，产品价格也大幅上涨。在汽车领域，我国汽车芯片进口比率超过90%，先进传感器、车载网络、“三电”系统、自动驾驶等关键系统芯片被国外垄断。芯片供应紧张导致部分企业生产经营波动，被迫调整产量或产品价格。
（二）关键技术领域国际合作空间被压缩
一些国家采取措施加严技术转移管控，给我国科技创新型企业发展带来一定冲击。如，美国针对电子信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高新技术领域的“337调查”不断增多。国际上限制技术出口的《瓦森纳协定》也在不断修订更新，部分国家还谋划建立科技合作联盟，以图通过联合制定标准规则、协调技术管控等方式，阻挠我国在科技创新和高技术领域的国际合作。
（三）传统出口产品及市场遭遇经贸摩擦
我国部分产业及产品出口外向度较高，如纺织品、服装等，受国际服装品牌商、零售商影响大，面临国外贸易及非贸易壁垒带来的市场冲击。如，耐克超过20%的鞋子和服装在我国生产，优衣库超过100家、约一半的代工厂分布在我国，国内一些企业为国际品牌代工的比例超过80%。这也暴露出我国传统优势产业在研发设计、品牌运营、零售分销等环节存在严重短板，特别是品牌成长滞后于产业和市场发展。在2020年全球最有价值的50个服饰品牌中，美国、意大利、法国分别有17个、8个和7个，我国只有2个入选。
二、我国产业链稳定高效协作面临多重挑战
（一）外部关联震荡化
由于深度融入全球分工体系，部分国内企业与国外零部件供应商、品牌运营商、终端零售商等合作紧密，内生自主的产业关联被打破。从供给端来看，大量企业在技术装备、核心零部件、关键材料等方面依赖进口，“卡脖子”问题突出。2020年，我国集成电路进口额高达3500亿美元，芯片进口受阻给产业发展造成制约。从需求端来看，一些企业习惯于“前店后厂”“外店内厂”的接单代工式生产，在产品开发、市场订单、售后服务等方面处于被动地位。随着全球经贸摩擦加剧，在零部件供应、技术合作、出口市场等方面的外部震荡风险加大，给国内企业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畅通、保障生产稳定运行带来挑战。
（二）国内协作割裂化
国际化的产业协作很大程度上替代了本土产业协作，导致国内不同产业和环节间互不衔接、支撑断裂，“有产业缺关联”“有企业弱协作”的现象比较突出。一是产业链上下游合作割裂，国内企业对国外零部件和材料供应商高度依赖，本土零部件和材料企业想要替代国外供应商、嵌入本土产业链难度很大。二是产业间支撑协作被打破，企业在技术装备、软件系统、关联服务等方面倾向于选择高端优质的国外供给，自主创新产品推广应用的市场机会稀缺。由于本土产业协作断裂、“孤岛”效应突出，导致本土企业在产品供需互动、技术合作开发、新品推广应用等方面存在明显不足，导致国内自主建链任务重、成本高、难度大。
（三）企业竞争同质化
链主型企业、基底型企业和生态主导型企业是构建产业链的关键中枢。由于跨国企业成为我国产业链的重要构建者和治理者，国内缺少能够主导产业链构建的链主型企业，导致产业链话语权缺失。国内发展优势长期锁定在加工组装环节，大量的企业技术水平相近、市场定位趋同、产品同质竞争严重。由于部分产业发展路径“短平快”，在引进国外技术和进口零部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企业集中在显示度高的下游组装和终端领域，支撑产业发展的重大装备、关键材料、共性技术等基础积淀薄弱，基底型企业不稳不强的问题非常突出。近年来，国内一些平台型企业快速成长，在构建产业新生态上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在资源整合、业态模式等方面还处在探索之中，存在互相模仿、重复建设的问题。
（四）自建链群封闭化
出于做大经济总量、做强产业链条等考虑，一些地方和企业链群封闭化发展倾向增加。一是部分地区不顾自身发展条件，竞相提出自建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全周期布局研发创新、加工制造、增值服务等产业链上下游环节，甚至打造从科技创新到转移转化再到推广应用的全过程。如，各地重复布局高端芯片项目以及全链条布局电动汽车、氢能源、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的现象非常普遍。二是许多企业推进建设自我主导的产业生态圈，如，众多家电龙头企业纷纷提出全场景智能家居解决方案，这些方案很大程度上是可以共享或兼容的。链群封闭发展导致产业重复建设、资源过度竞争、市场碎片化等问题，最终不利于链群协作体系和良好竞争生态的构建。
（五）内生建链弱势化
在国际分工合作体系下，国外的研发设计、技术装备、部件材料、专业服务等产业资源在我国汇聚集合，叠加国内强大的劳动技能和产业配套能力，形成最具全球竞争优势的加工制造能力。在應对外部震荡风险、推进国内自主建链的进程中，由于自主创新产品的性能提升和产品迭代需要一个过程，采用备链方案或国内替代产品，短期内可能会造成一定的产品效率损失和质量下降。对部分领域来说，短期的竞争力下降是链条重建的必然过程，也是迈向更高水平国际竞争的涅槃之路。但在我国制造业竞争力下降的同时，可能面临着新的全球制造基地崛起，由此带来的产业冲击和市场替代不容忽视。 三、进一步优化链条协作关系的关键着力点
（一）推动产业深度融合发展
产业链现代化首要的是建立本土产业协作关系，扭转过度依赖外部关联、国内协作严重断裂的发展格局。一是推动关联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加强装备与材料、机械与电子、整机与部件等产业在技术、产品和市场上的协作联动，化体量规模优势为关联协作优势，提高产业间的畅通循环能力和协调发展水平。二是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加快补齐研发设计、信息咨询、高端软件、售后服务等短板，把产业链两端做起来，形成制造衍生服务、服务支撑制造的良性循环。三是推动制造业与新技术深度融合发展。加快推广应用5G、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以及智能技术、低碳技术，推动产业发展模式转型与链条重塑。
（二）加快培育建链关键企业
产业链协作的核心是畅通企业协作，构建联系紧密、层级有序、治理高效的现代企业群落。一是培育产业链链主企业。推动制造业龙头企业增强创新优势和发展能级，引领带动本土企业贯通产业链供应链，把国内企业互相协作、融合发展的架构搭建起来。二是培育基底型支撑企业。更大力度支持共性技术平台、基础科学和前沿科学机构创新发展，引导基础部件、基础材料、基础装备、基础软件企业向专精特新发展，缓解“卡脖子”瓶颈约束。三是培育平台型生态企业。发挥平台的要素聚合、资源交换和优化配置作用，提高产业链上下游、前后侧、内外围的耦合发展水平。
（三）协作共建优势产业链群
发挥各地比较优势、共建高水平链群是推进产业链协作的重要导向。一是引导各省市、各地区协同共建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立足于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等重点区域，加强产业链对接合作，在汽车装备、电子信息、基础材料、轻工纺织等领域建设一批标志性产业集群。二是深化东中西及东北地区的梯度协作。加快东部地区优势产业向研发设计、品牌运营、系统集成、增值服务等高端领域延伸，鼓励中西部地区提升技术技能人才优势、完善产业配套条件，厚植承接产业转移的良好生态。三是加强新兴产业领域的协同合作。聚焦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推进错位协同发展，防止各地一哄而上、重复建设。
（四）构建自主产品推广生态
供需顺畅是产业链协作的动力条件，要发挥需求牵引作用推动战略性全局性产业链建设。一是更大力度推动自主创新产品推广应用。建立符合国际规则的创新产品政府首购制度，加大对首台套装备、首批次新材料和首版次软件等创新产品采购力度，为创新产品提供应用场景和升级迭代的市场空间。二是鼓励“卡脖子”领域、断链环节和符合升级方向的产品创新。依托各类企业云平台，搭建自主知识产权产品采购对接平台，支持企业互相认购采购，促进供需对接、产销衔接。三是提高自主创新产品认证信用水平。加快完善质量基础设施和检验认证制度，建立高认可度的试验验证评价体系。
（五）优化国际链条协作关系
多元弹性的国际协作链条是产业链稳定安全的巨大回旋空间。一是构建更加多元的全球产业链。加强与欧盟、日韩等国家在高端制造领域的合作，更大力度引进优质资本和先进技术，加强与东南亚、南亚等地区的合作，推动国内优势产业链外延拓展，加快构建更具话语权的生产协作网络。二是拓展丰富全球创新链。整合利用俄罗斯、东欧、巴西、南非等国家在基础科学和细分领域的创新资源，搭建国际创新合作平台，提高协同创新和合作开发能力。三是逐步提升全球服務链。重点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周边市场，推动制造企业和服务企业协同“走出去”，不断拓展中国制造的增值空间和整体优势，不断提升中国服务的质量效率和水平能级。
（作者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