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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千,这位被国画界誉为“五百年来第一人”的绘画大师,随着社会的进步,他的艺术作品被越来越多的藏家所赏识,可谓洛阳纸贵,一纸难求;他潇洒豁达、飘然脱俗的名士风度,更令人们十分敬慕……但这位画坛巨匠留在国内的孩子们,曾经走过一段怎样的岁月,却鲜为人知。近日,笔者在《张大千演义》一书作者王亚法先生指引下,有幸采访到了张大千和第一位夫人所生的女儿——78岁的退休音乐教师张心庆。
拿出学费救济人
一个阳光温暖的日子,笔者在上海明家养老院见到了张大千之女张心庆。按张家(包括大千兄长的孩子)排行,这位体态娇小、慈眉善目的老人被列为第十一,人称“十一妹”。
明家养老院舒适干净,老人们正在院子里悠闲地晒着太阳。她住在二楼洒满阳光的单间,过道上还种着仙人球、常青藤等绿色植物。在这里,张心庆生活得很开心,然而提起往事,她脸上的笑容凝固了。她说她有一个名人父亲,他留给自己的不是物质财富而是精神财富,同时把政治上的苦难、生活上的艰辛也一同留给了她。
1930年正月初五这天,张心庆出生在上海。那时张家住在上海虹口区的裕庆坊,张心庆取名时便用其中一个“庆”字。她母亲曾正蓉是一位典型的中国传统妇女,与张大千的婚姻是婆婆一手包办的。由于婚后缺少共同语言,后来张大千又另娶了别的女子,所以曾正蓉只生了唯一的女儿张心庆。
张心庆童年、少年、中年的生活,一直是动荡而艰辛的。她两三岁时随母亲住在苏州网狮园内,7岁回到四川成都读小学。她喜爱唱歌,经常在学校登台演出。虽然她不是家中的掌上明珠,但也获得了父亲的宠爱。由于是一个大家庭,张大千对哥哥的孩子同样照顾,承担着抚养责任。全家经济上除张大千画画挣钱外,还靠三哥张丽诚的资助。大家庭吃饭的人多达五六十人,开销大,经济不是很宽裕,常常是张大千开了画展卖出画后,首先解决上半年的生活,下半年再想办法画画挣钱。
有一次,张大千对张心庆和她的一个妹妹说:“爸爸没钱给你们交学费了。”急得两姐妹差点儿哭出声来。不交学费去上课,那有多么难堪啊。张大千笑着说:“我是逗你们玩的。看,你妈把钱借来了!”说完给了姐妹俩20个银元,可以付一个学期的学费了。姐妹俩拿到钱心里很高兴。第二天背着书包拿了钱兴冲冲地去上学了。可还没有走出城门洞,哥哥却骑着自行车急匆匆地追上来,高声叫道:“爸爸叫你们回去,钱也带回去,爸有话对你们说。”这一喊,让她们感觉到事情不妙,无奈,只能跟着哥哥怏怏而归。
到家后,张大千直接对她们说：“把钱拿出来。”张心庆和妹妹听了差点儿哭起来。父亲说：“你们读书是重要,但爸爸的学生、你们师兄的妻子得了急性盲肠炎,你们说是你们读书重要还是救人重要?爸以前是怎么教你们的?”她俩异口同声说：“救人重要!”于是,两姐妹将付学费的钱又交还给了父亲。
两把木梳的故事
张大千为人耿直是朋友们皆知的,他从来不说谎,也反对别人说谎。解放后,他携新夫人徐雯波、女儿张心沛到台湾,留在大陆的子女在“文革”中都被戴上了“叛国分子、卖国贼的子女”的帽子。张心庆也不例外，再加上她不会撒谎,爱讲实话,更是吃了不少苦头。她清楚地记得小时候父亲经常教育她要讲实话,印象最深的是两把木梳的故事。
她在成都读中学时,父亲在上海开完画展回到家中,他给心庆和心裕带来两把赛璐璐梳子，一把是淡黄色的,一把是浅绿色的。当时正值放暑假,心庆先来到屋里,张大千说:“你的运气好,你喜欢哪个颜色,你先挑。”张心庆看着两把木梳,一眼就觉得绿色的更漂亮，但想到妹妹也一定会喜欢绿色的,便拿了黄色的梳子说：“我喜欢黄色的。”
父亲早就看出了女儿的表情,严肃地说：“你明明喜欢绿色的,为什么说喜欢黄色的?你在爸爸面前撒谎,爸爸不喜欢你!”张心庆急得哭了起来：“你要我说真话还是假话?”“当然是真话!”父亲说。
张心庆道出实情：“我喜欢绿的。但妹妹拿了她不喜欢的就会不高兴,妹妹不高兴我也就不开心。”
父亲听后点点头说：“你懂事了孩子,懂得手足之情了。妹妹喜欢的你让给她,这是美德,但不能说谎,应该说实话呀。”这事让张心庆知道什么时候都应讲真话,但也让她尝到了讲真话带来的苦涩。
学声乐做农民
上世纪50年代初,张大千留在国内的大部分作品(共计187幅),由张心庆的母亲和大哥捐献给了敦煌博物馆, 国内子女每人分得2000元。捐画的因素除了爱国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买不起保存国画的香料。
当张心庆在教会学校成都华美女中毕业后,全国已经解放了。之后她又考上了四川省艺专,学的是声乐,书还没读完，她和母亲就一起来到上海,转到上海音乐学院求学。上海学费高,父亲又没寄钱来,母亲只能参加街道生产组靠踏缝纫机维持生计,家里还要靠大千朋友的接济和不断地变卖东西。张心庆只能休学了。
之后,张心庆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28军文工团。五年的光阴很快过去了,她面临复员，但由于家庭出身问题,没有一个地方接纳她。1955年张心庆复员回到四川,政府给了她两间平屋,分了点自留地,发给一些生产工具,她只能下地当农民了。种庄稼、垒猪圈,所有农民干的活,她这个上过大学、学声乐的学生都要干。
扁桃体发炎了,嗓子哑了,生病发热了,她上医院都要自掏腰包,按农民就医处理。淳朴的乡民见她不是下地的料,都来帮助她,还推举她当会计。
在农村干了一年,省城招考教师,有朋友推荐她去试试。这一试让她跳出了农村,到成都市一所小学当上了音乐老师。然而此行并没能彻底改变她的生活,灾难就像影子似地跟在她身后,以后的日子过得越发艰辛。
家破母亡弟惨死
张心庆同父异母的弟弟张心健生于1949年,他是张大千和四夫人徐雯波所生,解放前夕,张大千携夫人去了香港,将张心健留给了好友裱画师照顾。
解放后,裱画师失业,自己的生活也无法保障,更不要说再收养一个孩子。不久,他把张心健送到张心庆母亲处,说：“这是你们张家的骨肉,还是留在你们家为好。”母亲征求女儿意见,尽管家里生活很困难,但母女俩的意见不谋而合,从此,张心健就跟她们一起生活。张心庆比张心健大19岁。
张心庆26岁结婚,丈夫是复员军人,夫妇俩在一个学校教书。在她怀孕三个月时,丈夫被打成右派,发配到深山里的煤矿当矿工。领导劝她跟丈夫离婚,不然的话孩子生下来将来上学都成问题。为了孩子,她只能忍痛与丈夫离婚。
一家4口人,就靠张心庆43.5元的微薄工资,过着省吃俭用的生活。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母亲得了乳腺癌，为给母亲治病,她只得更加节省。
不久,母亲去世。远在巴西的父亲张大千得知妻子逝世的噩耗,下令厨房熄火一天,躲在书房里挂起夫人的遗像,几天没有作画。
1963年夏天,张心庆携女儿从四川到香港探亲，张大千也从巴西到香港。这是她唯一一次和父亲再次相聚的日子,也是她一生中感到特别幸福的日子，她耳濡目染了父亲的为人。张大千在香港有许多朋友,但他还是不愿麻烦别人,而是和女儿、外甥一起住在九龙弥敦道乐斯酒店。张大千对女儿说：“住朋友家里,让人家开销不算,还要花时间、精力来陪你,‘人情账’还不起啊。”
张大千曾对张心庆说：“我给毛泽东画过荷花。1950年在香港时,何香凝说毛泽东喜欢我的荷花,我就在上面写‘润之法家正之’。蒋介石也喜欢我的画。谁喜欢,我就画给谁。”回成都后,张心庆把此事讲给同志听，不料因言得祸。1966年在“文革”中,造反派说她为反革命父亲脸上贴金——伟大领袖怎么会喜欢反革命的画?她成了叛国投敌卖国贼的女儿、右派分子的老婆,还被造反派逼着烧掉了张大千六七张画,那真是一场浩劫啊!
弟弟张心健从小跟着姐姐一起生活,他把姐姐当成妈妈,相依为命。然而,由于父亲是张大千,家庭出身有问题,再加上女朋友提出要分手,长期的压抑、内心的痛苦无法排遣,他想到了卧轨自杀。
弟弟自杀后被救起,但两条腿被火车压断了。几个星期过去了,弟弟的病越来越重，伤口里长了白色的蛆,又得了尿毒症。张心庆坐在病床边,弟弟奄奄一息地对她说：“让我也叫你一声妈妈吧!”他伸出手来,抱住了张心庆,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捱过严冬是春天
上世纪80年代,春风吹到了张心庆的身上，她又萌发了与父亲再次见面的愿望。
她突然想起了父亲的老朋友何香凝女士,父亲曾让她把画转交给毛主席,于是她写信给廖承志先生,希望能与父亲联系上。廖先生托人带信告诉她,可以将她的信在一个月里交给张大千先生。于是她写了两首诗,一首是《念老父》，另一首是《念老母》。两首诗后来被夹在送洗衣服的袋里交到张大千手里。张大千见信后说：“别看11女(张心庆)傻乎乎的,头脑可挺灵,信是托共产党的大官带来的。”
1982年春天,张心庆来到美国,想与父亲见面,但父亲年迈,台湾方面也未允许，父女最终未能如愿相见。张大千将留以自怡的《春畦图》转送给了女儿,并在画上添写道：“此父留以自怡者,今以付汝,当守之勿失,知父爱汝之深也”。舔犊之情,溢于言辞。
1983年4月,一代宗师张大千遽然去世,享年85岁。张心庆心痛不已,从此与父亲阴阳两隔!有几十年教龄的张心庆曾在广州“疗伤”,与读博士生的女儿一起生活，后回到四川老家。
2003年小女儿出国。单身的张心庆在参观上海南汇养老院时动了心,于是,从2004年8月开始,养老院便成了她的家。她弹琴、教歌、写字、画画、学英语,自己作曲填词,还请人刻了一块印：“一生清贫”,勉励自己不忘过去,珍惜今天。
拿出学费救济人
一个阳光温暖的日子,笔者在上海明家养老院见到了张大千之女张心庆。按张家(包括大千兄长的孩子)排行,这位体态娇小、慈眉善目的老人被列为第十一,人称“十一妹”。
明家养老院舒适干净,老人们正在院子里悠闲地晒着太阳。她住在二楼洒满阳光的单间,过道上还种着仙人球、常青藤等绿色植物。在这里,张心庆生活得很开心,然而提起往事,她脸上的笑容凝固了。她说她有一个名人父亲,他留给自己的不是物质财富而是精神财富,同时把政治上的苦难、生活上的艰辛也一同留给了她。
1930年正月初五这天,张心庆出生在上海。那时张家住在上海虹口区的裕庆坊,张心庆取名时便用其中一个“庆”字。她母亲曾正蓉是一位典型的中国传统妇女,与张大千的婚姻是婆婆一手包办的。由于婚后缺少共同语言,后来张大千又另娶了别的女子,所以曾正蓉只生了唯一的女儿张心庆。
张心庆童年、少年、中年的生活,一直是动荡而艰辛的。她两三岁时随母亲住在苏州网狮园内,7岁回到四川成都读小学。她喜爱唱歌,经常在学校登台演出。虽然她不是家中的掌上明珠,但也获得了父亲的宠爱。由于是一个大家庭,张大千对哥哥的孩子同样照顾,承担着抚养责任。全家经济上除张大千画画挣钱外,还靠三哥张丽诚的资助。大家庭吃饭的人多达五六十人,开销大,经济不是很宽裕,常常是张大千开了画展卖出画后,首先解决上半年的生活,下半年再想办法画画挣钱。
有一次,张大千对张心庆和她的一个妹妹说:“爸爸没钱给你们交学费了。”急得两姐妹差点儿哭出声来。不交学费去上课,那有多么难堪啊。张大千笑着说:“我是逗你们玩的。看,你妈把钱借来了!”说完给了姐妹俩20个银元,可以付一个学期的学费了。姐妹俩拿到钱心里很高兴。第二天背着书包拿了钱兴冲冲地去上学了。可还没有走出城门洞,哥哥却骑着自行车急匆匆地追上来,高声叫道:“爸爸叫你们回去,钱也带回去,爸有话对你们说。”这一喊,让她们感觉到事情不妙,无奈,只能跟着哥哥怏怏而归。
到家后,张大千直接对她们说：“把钱拿出来。”张心庆和妹妹听了差点儿哭起来。父亲说：“你们读书是重要,但爸爸的学生、你们师兄的妻子得了急性盲肠炎,你们说是你们读书重要还是救人重要?爸以前是怎么教你们的?”她俩异口同声说：“救人重要!”于是,两姐妹将付学费的钱又交还给了父亲。
两把木梳的故事
张大千为人耿直是朋友们皆知的,他从来不说谎,也反对别人说谎。解放后,他携新夫人徐雯波、女儿张心沛到台湾,留在大陆的子女在“文革”中都被戴上了“叛国分子、卖国贼的子女”的帽子。张心庆也不例外，再加上她不会撒谎,爱讲实话,更是吃了不少苦头。她清楚地记得小时候父亲经常教育她要讲实话,印象最深的是两把木梳的故事。
她在成都读中学时,父亲在上海开完画展回到家中,他给心庆和心裕带来两把赛璐璐梳子，一把是淡黄色的,一把是浅绿色的。当时正值放暑假,心庆先来到屋里,张大千说:“你的运气好,你喜欢哪个颜色,你先挑。”张心庆看着两把木梳,一眼就觉得绿色的更漂亮，但想到妹妹也一定会喜欢绿色的,便拿了黄色的梳子说：“我喜欢黄色的。”
父亲早就看出了女儿的表情,严肃地说：“你明明喜欢绿色的,为什么说喜欢黄色的?你在爸爸面前撒谎,爸爸不喜欢你!”张心庆急得哭了起来：“你要我说真话还是假话?”“当然是真话!”父亲说。
张心庆道出实情：“我喜欢绿的。但妹妹拿了她不喜欢的就会不高兴,妹妹不高兴我也就不开心。”
父亲听后点点头说：“你懂事了孩子,懂得手足之情了。妹妹喜欢的你让给她,这是美德,但不能说谎,应该说实话呀。”这事让张心庆知道什么时候都应讲真话,但也让她尝到了讲真话带来的苦涩。
学声乐做农民
上世纪50年代初,张大千留在国内的大部分作品(共计187幅),由张心庆的母亲和大哥捐献给了敦煌博物馆, 国内子女每人分得2000元。捐画的因素除了爱国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买不起保存国画的香料。
当张心庆在教会学校成都华美女中毕业后,全国已经解放了。之后她又考上了四川省艺专,学的是声乐,书还没读完，她和母亲就一起来到上海,转到上海音乐学院求学。上海学费高,父亲又没寄钱来,母亲只能参加街道生产组靠踏缝纫机维持生计,家里还要靠大千朋友的接济和不断地变卖东西。张心庆只能休学了。
之后,张心庆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28军文工团。五年的光阴很快过去了,她面临复员，但由于家庭出身问题,没有一个地方接纳她。1955年张心庆复员回到四川,政府给了她两间平屋,分了点自留地,发给一些生产工具,她只能下地当农民了。种庄稼、垒猪圈,所有农民干的活,她这个上过大学、学声乐的学生都要干。
扁桃体发炎了,嗓子哑了,生病发热了,她上医院都要自掏腰包,按农民就医处理。淳朴的乡民见她不是下地的料,都来帮助她,还推举她当会计。
在农村干了一年,省城招考教师,有朋友推荐她去试试。这一试让她跳出了农村,到成都市一所小学当上了音乐老师。然而此行并没能彻底改变她的生活,灾难就像影子似地跟在她身后,以后的日子过得越发艰辛。
家破母亡弟惨死
张心庆同父异母的弟弟张心健生于1949年,他是张大千和四夫人徐雯波所生,解放前夕,张大千携夫人去了香港,将张心健留给了好友裱画师照顾。
解放后,裱画师失业,自己的生活也无法保障,更不要说再收养一个孩子。不久,他把张心健送到张心庆母亲处,说：“这是你们张家的骨肉,还是留在你们家为好。”母亲征求女儿意见,尽管家里生活很困难,但母女俩的意见不谋而合,从此,张心健就跟她们一起生活。张心庆比张心健大19岁。
张心庆26岁结婚,丈夫是复员军人,夫妇俩在一个学校教书。在她怀孕三个月时,丈夫被打成右派,发配到深山里的煤矿当矿工。领导劝她跟丈夫离婚,不然的话孩子生下来将来上学都成问题。为了孩子,她只能忍痛与丈夫离婚。
一家4口人,就靠张心庆43.5元的微薄工资,过着省吃俭用的生活。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母亲得了乳腺癌，为给母亲治病,她只得更加节省。
不久,母亲去世。远在巴西的父亲张大千得知妻子逝世的噩耗,下令厨房熄火一天,躲在书房里挂起夫人的遗像,几天没有作画。
1963年夏天,张心庆携女儿从四川到香港探亲，张大千也从巴西到香港。这是她唯一一次和父亲再次相聚的日子,也是她一生中感到特别幸福的日子，她耳濡目染了父亲的为人。张大千在香港有许多朋友,但他还是不愿麻烦别人,而是和女儿、外甥一起住在九龙弥敦道乐斯酒店。张大千对女儿说：“住朋友家里,让人家开销不算,还要花时间、精力来陪你,‘人情账’还不起啊。”
张大千曾对张心庆说：“我给毛泽东画过荷花。1950年在香港时,何香凝说毛泽东喜欢我的荷花,我就在上面写‘润之法家正之’。蒋介石也喜欢我的画。谁喜欢,我就画给谁。”回成都后,张心庆把此事讲给同志听，不料因言得祸。1966年在“文革”中,造反派说她为反革命父亲脸上贴金——伟大领袖怎么会喜欢反革命的画?她成了叛国投敌卖国贼的女儿、右派分子的老婆,还被造反派逼着烧掉了张大千六七张画,那真是一场浩劫啊!
弟弟张心健从小跟着姐姐一起生活,他把姐姐当成妈妈,相依为命。然而,由于父亲是张大千,家庭出身有问题,再加上女朋友提出要分手,长期的压抑、内心的痛苦无法排遣,他想到了卧轨自杀。
弟弟自杀后被救起,但两条腿被火车压断了。几个星期过去了,弟弟的病越来越重，伤口里长了白色的蛆,又得了尿毒症。张心庆坐在病床边,弟弟奄奄一息地对她说：“让我也叫你一声妈妈吧!”他伸出手来,抱住了张心庆,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捱过严冬是春天
上世纪80年代,春风吹到了张心庆的身上，她又萌发了与父亲再次见面的愿望。
她突然想起了父亲的老朋友何香凝女士,父亲曾让她把画转交给毛主席,于是她写信给廖承志先生,希望能与父亲联系上。廖先生托人带信告诉她,可以将她的信在一个月里交给张大千先生。于是她写了两首诗,一首是《念老父》，另一首是《念老母》。两首诗后来被夹在送洗衣服的袋里交到张大千手里。张大千见信后说：“别看11女(张心庆)傻乎乎的,头脑可挺灵,信是托共产党的大官带来的。”
1982年春天,张心庆来到美国,想与父亲见面,但父亲年迈,台湾方面也未允许，父女最终未能如愿相见。张大千将留以自怡的《春畦图》转送给了女儿,并在画上添写道：“此父留以自怡者,今以付汝,当守之勿失,知父爱汝之深也”。舔犊之情,溢于言辞。
1983年4月,一代宗师张大千遽然去世,享年85岁。张心庆心痛不已,从此与父亲阴阳两隔!有几十年教龄的张心庆曾在广州“疗伤”,与读博士生的女儿一起生活，后回到四川老家。
2003年小女儿出国。单身的张心庆在参观上海南汇养老院时动了心,于是,从2004年8月开始,养老院便成了她的家。她弹琴、教歌、写字、画画、学英语,自己作曲填词,还请人刻了一块印：“一生清贫”,勉励自己不忘过去,珍惜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