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国未来三十年的发展中，城市化是个核心问题。小说与电影，都将在这个主题下获得历史性的汇聚。
既追求优秀的专业性，又渴望上流的生活
城市是现代社会的主要聚落方式，是多元文化高度聚合的交叉结构。城市既解放人，又禁锢人。人的复杂性可以在城市中获得最大的释放，饱含着自由的意义。这一点还没有被当代大众充分理解，城市往往被看作是高楼大厦、高架路、地铁的魔幻交合。大量的对城市生活的规划和运作充满了物质性，似乎人生就是一种物流。其实房子、汽车等都是生活的条件，还不等于生活本身，更不是生存的主要目标。生活是一个心灵化、精神化的价值体系，这个问题在以往三十年的城市化进程中并没有真正解决。所以这是我们面对城市化的时候，小说与电影都需要跟上历史的进程，从不同的艺术创造角度，建构两种艺术门类的同盟关系。
18世纪工业革命之后，出现了大量的现代职业，地质师、煤矿师、机械师、职业教师……职业化的文化结果，就是人的知识性，有了知识性，才有精神面的扩大，才有人和人之间越来越丰富的情感联系，出现了对人的知识和精神的新指标。小说创作为之一变，叙事元素逐渐形成六大枝干：故事，情节，主题，人物，观点，场景。这些元素都比传统故事复杂化了，具有现代人的种种错杂。比如说人物，小说中聚集了对人的发散性透视，价值评判也充满开放性。美国作家马拉默德的短篇小说《魔桶》，把一个犹太老头写得既狡诈又可爱，这就是现代人的交错性情感，都是多面、复杂的人。
电影有所不同，它是由八大元素构成的：摄影，场面调度，剪辑，声音，表演，故事，编剧，意识形态。归根到底，它是由可视可听的镜头语言来讲述的。这些要素密布着技术性，同时也需要文化资本强劲的支持。摄影镜头中有人文的选择，本身包含着历史与伦理。日本导演小津安二郎的大量镜头定位在35度角，用一定的仰视保持对人的尊重，非常朴素。而有的商业片很煽情，滥用蒙太奇和场面调度，缺乏小津的安静，这就是文化差异。这种差异还体现在演员这个关键环节。现在有的一线演员既追求优秀的专业性，又渴望上流的生活。这两种追求本质上是矛盾的，它妨碍一个演员去体会最广大的生活，尤其是底层的生存。
电影编剧要保持足够的谦卑
从这个大背景下看小说到电影的改编，一个核心的关联是“故事”。当下的小说与电影都处在中国社会剧烈变化的“历史故事”中，两者之间有共同的历史遭遇。要实现小说与电影的历史性共振，编剧成为一个枢纽性角色，而这恰恰是当下最弱的一环。现在我们的电影和文学距离太远，懂得小说与电影“语言转换”的人才太少。其实电影非常需要文学的力量，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旅行》里，最后的结局完全是小说化的，靠别出心裁的叙事转折实现了意义攀升。我们现在确实缺少这样有力度的编剧，原因不仅仅是写作技术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创作意识的单薄。文学写作和电影写作有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面向现实的社会型创作，侧重描绘现实社会种种生存中的喜怒哀乐，比如《蜗居》。电影较多地依赖这种题材，大众看着感觉很熟悉，很容易被打动。还有一种类型是面向未来的时代型创作，要从当下人的生存里面，分辨出哪些是属于未来社会的东西，哪些东西是属于注定要消失的。这种创作会写出一些很新颖的人物类型，一些很新颖的生活的探索。文学创作，特别是现代文学倾向于这方面的寻找。这种创作要求艺术家有能力去把握身处的转型时代，看到历史的走向。这是一个几乎做不到的任务。中国人刚刚从农业社会走出来，现代化的经历太短，难以体会自己的“来龙”，更不知道自己的“去脉”，处于严重的准备不足状态。
考虑到这个背景，面对正经历着脆弱的文化意识承担着宏大的经济喷发的特殊时代，电影编剧十分需要保持足够的谦卑。电影的基础是大众文化，生产形态是产业化的。这对电影编剧有极大的限制性甚至是压制性。电影编剧如果一味顺应文化资本的本能冲动，娱乐就将变为彻底的游戏。从精神分析的维度看，城市社会中的人心情都很复杂，需要宣泄更需要沉淀。游戏文化假如变为电影的主流，短期效应是缓解了城市人的焦虑，长期效果却是积累了城市的精神病症。为了平衡电影产业在微观经济中的趋利性，电影编剧向小说寻找时代性价值，就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
今后电影更需要与小说高密度拥合
城市是一个幻景，城市人生始终被视觉带着走，发生着生活方式的连锁问题。视觉充满了错杂的诱惑，推动大量欲望的涌生。每一个欲望都想实现它，个体不知不觉落入粉碎性的精神状态，生存化为飘零。中国电影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相对来说比较传统些，我们的电影里总是期待一种比较完满比较完美的东西，构想出一种逻辑简单的生活。延绵不绝的贺岁片，是这方面的典型。这是根基于农业社会的理想，建筑在凝固的乡村生活里。现代城市生活时时刻刻在流变，身体的移动和观念的飞散迸发出无数的非线性驿动，简单化的故事完全不足以表达中国人的新生存。文学的长处，是对于社会问题的个性化发现。例如，北村的短篇小说《最后的卢西娜》讲述一个从偏远乡村到城市的弱善姑娘如何迅速沉沦的故事，写得十分冷峻，唤起人们对“失足妇女”的另一种观察。这种故事里面的大悲怜是电影中难得见到的。文学写作的物质层面极其简单，几张纸，一台电脑，就可以进行。微小的“投入”给精神的创作以巨大的自由，使小说家具有高度的自主性。而电影受制于资本运作，是种种妥协的产物。台湾导演侯孝贤执导《恋恋风尘》，不得不考虑市场的预期，收敛了很多细腻的人物内心呈现，这就是电影付出的文化代价。
中国城市是一个承担着“中产化”历史责任的庞大转换器。从文化远景看，小说的黄金时代还在前面，小说家的主体将由进城的乡村文化青年构成。他们现在处于在城市立足的艰难阶段，还没有余力用小说书写自己的生涯。不用很长时间，他们获得了城市中的从容，有力量回顾自己的曲折坎坷，会以截然不同的角度、焕然一新的价值、浸满艰辛的扎实文字写出自己承担的历史。电影制作需要的物质条件太多，不可能成为这些新生代青年的主流创作武器。电影在今后的日子里更需要与小说高密度拥合，形成中国电影的新风格、新流派。这是一个可预期的辉煌，但需要小说家与电影界的超前意识。
既追求优秀的专业性，又渴望上流的生活
城市是现代社会的主要聚落方式，是多元文化高度聚合的交叉结构。城市既解放人，又禁锢人。人的复杂性可以在城市中获得最大的释放，饱含着自由的意义。这一点还没有被当代大众充分理解，城市往往被看作是高楼大厦、高架路、地铁的魔幻交合。大量的对城市生活的规划和运作充满了物质性，似乎人生就是一种物流。其实房子、汽车等都是生活的条件，还不等于生活本身，更不是生存的主要目标。生活是一个心灵化、精神化的价值体系，这个问题在以往三十年的城市化进程中并没有真正解决。所以这是我们面对城市化的时候，小说与电影都需要跟上历史的进程，从不同的艺术创造角度，建构两种艺术门类的同盟关系。
18世纪工业革命之后，出现了大量的现代职业，地质师、煤矿师、机械师、职业教师……职业化的文化结果，就是人的知识性，有了知识性，才有精神面的扩大，才有人和人之间越来越丰富的情感联系，出现了对人的知识和精神的新指标。小说创作为之一变，叙事元素逐渐形成六大枝干：故事，情节，主题，人物，观点，场景。这些元素都比传统故事复杂化了，具有现代人的种种错杂。比如说人物，小说中聚集了对人的发散性透视，价值评判也充满开放性。美国作家马拉默德的短篇小说《魔桶》，把一个犹太老头写得既狡诈又可爱，这就是现代人的交错性情感，都是多面、复杂的人。
电影有所不同，它是由八大元素构成的：摄影，场面调度，剪辑，声音，表演，故事，编剧，意识形态。归根到底，它是由可视可听的镜头语言来讲述的。这些要素密布着技术性，同时也需要文化资本强劲的支持。摄影镜头中有人文的选择，本身包含着历史与伦理。日本导演小津安二郎的大量镜头定位在35度角，用一定的仰视保持对人的尊重，非常朴素。而有的商业片很煽情，滥用蒙太奇和场面调度，缺乏小津的安静，这就是文化差异。这种差异还体现在演员这个关键环节。现在有的一线演员既追求优秀的专业性，又渴望上流的生活。这两种追求本质上是矛盾的，它妨碍一个演员去体会最广大的生活，尤其是底层的生存。
电影编剧要保持足够的谦卑
从这个大背景下看小说到电影的改编，一个核心的关联是“故事”。当下的小说与电影都处在中国社会剧烈变化的“历史故事”中，两者之间有共同的历史遭遇。要实现小说与电影的历史性共振，编剧成为一个枢纽性角色，而这恰恰是当下最弱的一环。现在我们的电影和文学距离太远，懂得小说与电影“语言转换”的人才太少。其实电影非常需要文学的力量，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旅行》里，最后的结局完全是小说化的，靠别出心裁的叙事转折实现了意义攀升。我们现在确实缺少这样有力度的编剧，原因不仅仅是写作技术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创作意识的单薄。文学写作和电影写作有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面向现实的社会型创作，侧重描绘现实社会种种生存中的喜怒哀乐，比如《蜗居》。电影较多地依赖这种题材，大众看着感觉很熟悉，很容易被打动。还有一种类型是面向未来的时代型创作，要从当下人的生存里面，分辨出哪些是属于未来社会的东西，哪些东西是属于注定要消失的。这种创作会写出一些很新颖的人物类型，一些很新颖的生活的探索。文学创作，特别是现代文学倾向于这方面的寻找。这种创作要求艺术家有能力去把握身处的转型时代，看到历史的走向。这是一个几乎做不到的任务。中国人刚刚从农业社会走出来，现代化的经历太短，难以体会自己的“来龙”，更不知道自己的“去脉”，处于严重的准备不足状态。
考虑到这个背景，面对正经历着脆弱的文化意识承担着宏大的经济喷发的特殊时代，电影编剧十分需要保持足够的谦卑。电影的基础是大众文化，生产形态是产业化的。这对电影编剧有极大的限制性甚至是压制性。电影编剧如果一味顺应文化资本的本能冲动，娱乐就将变为彻底的游戏。从精神分析的维度看，城市社会中的人心情都很复杂，需要宣泄更需要沉淀。游戏文化假如变为电影的主流，短期效应是缓解了城市人的焦虑，长期效果却是积累了城市的精神病症。为了平衡电影产业在微观经济中的趋利性，电影编剧向小说寻找时代性价值，就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
今后电影更需要与小说高密度拥合
城市是一个幻景，城市人生始终被视觉带着走，发生着生活方式的连锁问题。视觉充满了错杂的诱惑，推动大量欲望的涌生。每一个欲望都想实现它，个体不知不觉落入粉碎性的精神状态，生存化为飘零。中国电影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相对来说比较传统些，我们的电影里总是期待一种比较完满比较完美的东西，构想出一种逻辑简单的生活。延绵不绝的贺岁片，是这方面的典型。这是根基于农业社会的理想，建筑在凝固的乡村生活里。现代城市生活时时刻刻在流变，身体的移动和观念的飞散迸发出无数的非线性驿动，简单化的故事完全不足以表达中国人的新生存。文学的长处，是对于社会问题的个性化发现。例如，北村的短篇小说《最后的卢西娜》讲述一个从偏远乡村到城市的弱善姑娘如何迅速沉沦的故事，写得十分冷峻，唤起人们对“失足妇女”的另一种观察。这种故事里面的大悲怜是电影中难得见到的。文学写作的物质层面极其简单，几张纸，一台电脑，就可以进行。微小的“投入”给精神的创作以巨大的自由，使小说家具有高度的自主性。而电影受制于资本运作，是种种妥协的产物。台湾导演侯孝贤执导《恋恋风尘》，不得不考虑市场的预期，收敛了很多细腻的人物内心呈现，这就是电影付出的文化代价。
中国城市是一个承担着“中产化”历史责任的庞大转换器。从文化远景看，小说的黄金时代还在前面，小说家的主体将由进城的乡村文化青年构成。他们现在处于在城市立足的艰难阶段，还没有余力用小说书写自己的生涯。不用很长时间，他们获得了城市中的从容，有力量回顾自己的曲折坎坷，会以截然不同的角度、焕然一新的价值、浸满艰辛的扎实文字写出自己承担的历史。电影制作需要的物质条件太多，不可能成为这些新生代青年的主流创作武器。电影在今后的日子里更需要与小说高密度拥合，形成中国电影的新风格、新流派。这是一个可预期的辉煌，但需要小说家与电影界的超前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