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振兴制造业成为全球经济的热点话题。美国特朗普政府之所以发动贸易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希望借此扭转美国制造业整体空心化的局面。
　　中国则正在经历从“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的转型，高端制造业开始崛起。在当前的国际政经语境中，制造业显得与国家战略、民族主义等密不可分，似乎再次证明了“通过国家力量发展制造业获取贸易顺差”的重商主义的正确性。
　　然而，从社会和人性的角度而言，制造业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又造成了怎样的后果？美国历史学家弗里曼（Joshua B. Freeman）的《巨兽：工厂史和现代世界形成史》（Behemoth：A History of the Factory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一书，正是从社会语境出发，博大而精微地建构了关于制造业数百年发展史的宏大叙事。此书的书名就富于深意，所谓“巨兽”的英文音译是“比希莫斯”，這是《圣经·旧约》里提到的上帝创造的两大威力无比的怪兽之一，另一个怪兽是“利维坦”，“比希莫斯”统治陆地，“利维坦”统治海洋。自从17世纪英国政治哲学家霍布斯的名著《利维坦》问世以来，“利维坦”就成为政治学界的一个基本术语，意指拥有强制权力的国家。弗里曼将制造业比作“比希莫斯”，就是意在和“利维坦”对举，暗示制造业是一种足以和国家相抗衡的洪荒之力，而不是可以简单地被国家、民族等实体所驾 驭。
　　弗里曼首先回溯了现代工厂的起点。1721年，英国德比（Derby）市兴建了一家丝绸厂，它有着5层楼的厂房，一座23英尺高的大水车来回转动为其提供机械动力，大批工人在同一封闭空间内从事缫丝等工作。
　　这在当时是一项破天荒的创举。它具备了制造业的两大基本特征：其一，产品来自机器生产，可以重复且连续不断地制造出来；其二，多名生产者在一起协作劳动，日复一日地同时上班、同时下班。这和之前以农庄和作坊为主体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迥然不同。

　　随着效仿者陆续涌现，制造业在英国开始起飞。近半个世纪以后，1776年，第一批由瓦特改良的新型蒸汽机投入使用，揭开了工业革命的序幕。
　　然而，机器的轰鸣声又是何等残酷的梦魇。最早一批现代工厂主要集中在纺织业，在机器前操作的工人几乎全部是妇女儿童，他们每天通常工作12小时，薪金微薄，报酬较高的成年男性员工则从事管理和维护工作。工厂聚集的新兴城市如曼彻斯特等，脏乱恶臭，疾疫流行。纺织工厂的悲惨场景构成了狄更斯多部小说的基调；马克思的《资本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部对英国纺织业的调研报告。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起始阶段的制造业可以说充满了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大西洋彼岸的情况却有所不同。19世纪早期，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的纺织业开始兴盛，同样也招收了大量女工。但是，不同于英国那种农村凋敝，无数妇女唯有在工厂苦熬求存的状况，新英格兰地区的农庄仍然运作良好，女工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退守故园。进入工厂打工，对于这些女性来说，往往是一种追求经济独立的主动选择。
　　直到19世纪中期，产业工人的主体都是纺织工厂里的女工。1850年代，能够从生铁大规模生产钢的转炉炼钢法发明并投入使用，引发了钢铁业的兴盛。肌肉壮硕的男性炼钢工人取代了柔弱的纺织女工，成为产业工人的标准形象。
　　钢铁业的资本门槛、机器生产强度和产业集中度都远远超过了纺织业。不同于纺织业的工厂林立，钢铁业被少数寡头公司所控制。美国的钢铁行业迅速超过欧洲，独领风骚。另一方面，炼钢工人的技术水平和团结程度都远远超过了纺织工人，他们相对于资方的话语权也因此大幅增加了，工人组成工会向资方争取权利的斗争活动高涨，阶级冲突益发激烈。1892年，匹兹堡的一家炼钢厂爆发了严重的罢工流血惨案。宾夕法尼亚州州长站在资方一边，派出国民警卫队对工厂实施军管，导致罢工最终以失败告终。
　　汽车的诞生是制造业发展史上的划时代事件。汽车工业不仅仅是造就了汽车这样一种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工业产品，更重要的是创造了一套被称为“福特制”（Fordism）的生产体系。“福特制”的名称来自美国汽车业巨头亨利·福特，其基本原则是标准化、流水线和大众消费，亦即使用机器和模具来生产大量标准化而廉价的产品；使用流水线让非熟练工人可以精准合作生产成品；付给工人高于基本生活支出的工资，让他们成为工业产品的消费者。
　　“福特制”开启的大众消费模式，使得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收入出现了稳步增长，阶级矛盾随之缓解。从1940年到1970年，美国经历了制造业与社会同步发展的黄金时代。制造业工人普遍拥有房产、汽车、现代化的家居设备、休假，可以在身体硬朗的时候退休，孩子可以上大学。工会像教堂一样成为主流的社会机构。制造业不再是狄更斯笔下的悲惨深渊，而是广大工人安居乐业的依靠。
　　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生产体系，“福特制”超越了意识形态的隔阂。当斯大林开始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之际，曾经为福特汽车公司设计厂房的建筑师卡恩（Albert Kahn）受聘为苏联政府培训和管理建筑师及工程师，他培训了超过4000名苏联建筑师与工程师，设计了521家工厂。苏联人一开始并不适应流水线的生产方式，但是最终按照“福特制”的原则建立了庞大的工业体系，它对于工人的严格管理也让同时代的资本主义国家相形见 绌。

一方面，仅凭制造业发展并不能带来社会进步；另一方面，从长期看，制造业所创造的繁荣又是无可置疑的。

　　“福特制”的普适性意味着它易于学习和被复制，即使是发展中国家教育水平不高的劳动者也能很快被训练成流水线上的合格工人。这注定了制造业势必超出国家界线，在全球移动。更关键的是，一旦工人工资提高而运输成本降低，制造业工厂就会转移到低工资的地区。美国公司逐渐将其制造部门转移到海外，只将研发和市场部门留在美国本土。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恰好对接了美国制造业的海外转移，从而铸就了“中国制造”的崛起。弗里曼把富士康作为“中国制造”的典型加以分析，他指出，富士康可能是全球最大的工厂，但是生产的都是贴牌的技术产品，普通消费者几乎无法意识到其存在；它的生产极为高效，但在2010年连续出现了14起工人跳楼事件，足见工作压力之大。弗里曼试图以此表明“中国制造”的某种特殊性—传统上每一家制造业巨头都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公众的检视；“中国制造”即使已经发展成巨无霸，却是隐匿在公众视线之外的，其社会角色是模糊不清 的。
　　事实上，弗里曼对富士康的描述并不准确。如今富士康正在筹划将其工业互联网部门分拆上市，这意味着它的精华部分即将成为一家公众公司，它也不再符合“劳动密集型低端代工厂”的刻板印象。不过，弗里曼对“中国制造”的整体批評还是值得听取和警醒的。毕竟，当前中国制造业的迫切任务就是转型升级。
　　“中国制造”崛起的另一面是美国制造业的空心化。1960年，美国有24%的劳动人口从事制造业，今天这一数字只有8%。制造业空心化的社会后果是很多美国工人不再能够赚取一份稳定体面的收入，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特朗普政府正是试图通过发动贸易战来挽救美国的制造业。
　　弗里曼指出，与那种认为制造业总是与个人自由和自由市场携手成长的经济学主流观点相反，从历史上看，制造业常常是在政治权利和法治受到压抑的情况下才能实现最大程度的突飞猛进，二战以后西方发达国家那种制造业与社会同步发展的情况更像是一种例 外。
　　换言之，仅凭制造业发展并不能带来社会进步。另一方面，从长期看，制造业所创造的繁荣又是无可置疑的。每当一个国家开始告别农业经济，拥抱制造业，都会无一例外地经历一个高度剥削压榨，甚至为了利润不惜人命的时期；但是，人均预期寿命终将攀升，贫穷和疾病终将大幅减少。人类应当清醒地将制造业视为一头光明与黑暗并存的巨兽，通过公共社会的力量驯服这头巨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