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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22～25日，应美国总统奥巴马邀请，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随行的15家企业名单一经曝光便引发热议，从名单中企业的产权分布、资本来源到行业属性、市值对比，媒体挖空心思进行比较分析，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也代表着中国经济改革30多年来走到今天的成果。不妨让我们从名单入手，透过财经作家吴晓波激扬的文字来看看这承载了一代人共同成长记忆的“激荡三十年”。
在这15家企业中，除了备受瞩目的BAT，万向集团的鲁冠球、联想的柳传志和海尔的张瑞敏当属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传奇企业家。美国20世纪初期的传奇企业家洛克菲勒晚年对友人说：“也许以后别人的资产比我还多，但我是唯一的。”这句话，鲁冠球、柳传志和张瑞敏等人也应该有资格说。因为他们所经历的转型大时代是唯一的，这三家企业的经历也象征着中国民营企业从创办、企业家精神的自我蜕变到产权界定的艰难崛起之路。
企业创办
这三位企业家中最不为年轻一代所知的当属被誉为“中国企业常青树”万向集团的鲁冠球。1969年，打铁学徒鲁冠球25岁，凭着东借西凑的4000元，带着6个人创办了“宁围公社农机厂”。在摸爬滚打了十来年后，他判断中国将大力发展汽车业，于是从低层次多样化产品转型专攻汽车的易耗零部件“万向节”。也是在这一年，萧山万向节厂作为全国56家万向节生产厂中唯一的“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成为了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确定的三个万向节定点生产工厂之一，第一次挤进了“计划”内的序列。
1984年，35岁的张瑞敏被派到山东青岛一家濒临倒闭的电器厂当厂长，为了整治工厂，他上任后制定的13条规章制度中第一条赫然列着“不准在车间随地大小便”。同年，40岁的柳传志从中科院计算所下海，怀揣着计算所拨给的20万元，带领10名中国计算机科技人员在北京一处租来的传达室中开始创业。
自我蜕变
商品短缺时期的第一代企业家的自我蜕变往往是从质量意识的觉醒开始的，这一点在鲁冠球和张瑞敏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1980年，因安徽芜湖一个客户的退货信，鲁冠球亲自组织30多人走访全国各地客户盘查清货，凡是不合格的产品都统统背回来，免费调换新的合格产品。这一“背”就背回来了三万多套万向节，并全部送进了废品收购站。工厂因此损失43万元，这在当年几乎是一个天文数字。而1984年张瑞敏上任后第一个决策便是退出洗衣机市场转而生产电冰箱，第二年在检查仓库400多台冰箱时发现76台不合格，有人提议把残次品低价处理给职工，认为既有益职工又有利企业，但他不这么认为，一声令下，76台冰箱被砸成了废铁。当时一台冰箱价格800多元，相当于一个职工两年多的工资。
为IBM做销售代理成为1984年刚成立的联想公司最重要的利润来源。1985年计算机专家倪光南加盟联想，其开发的联想I型汉卡当年就销售了300万元，并于1988年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然而IBM在1987年试图通过垄断性策略独霸微机市场，其新推出的“P/S”系列微机不兼容其他用户的软件系统，这一策略让所有汉字输入系统——包括联想汉卡无法在他的机器上运作。这一年IBM犯下的错误在美国让英特尔和微软成就大业，在中国则成就了联想。当年联想把香港的AST兼容机推销成为最成功的微机产品，三年后，柳传志顺势推出联想微机。联想由一个进口电脑产品代理商转变成为拥有自己品牌的电脑产品生产商和销售商。
乡镇企业的崛起
如林毅夫教授在《中国的奇迹》中所言，计划经济存在两类低效率：第一类是在劳动力丰富的国家进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带来的“资源误配低效率”；第二类是为实现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政府不得不推行“三位一体”的计划经济模式，包括扭曲性的宏观价格体系、计划配置资源的方式，以及在农村与城市分别建立人民公社与国企微观运营机制。但也正是这种微观运营机制会带来计划经济中普遍存在的、由大锅饭、企业软预算约束等导致的第二类“工作激励低效率”。
改革开放后，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效地解决了人民公社中的第二类“低工作激励效率”问题，同时解放了很多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为乡镇企业提供了廉价劳动力，更通过农业产出的增加创造出了新财富，从而对乡镇企业所生产的消费品形成了购买力；而乡镇企业雇工并支付工资，又进一步增加了消费品购买力。换句话说，解决第二类“工作激励低效率”的联产承包改革，通过对乡镇企业产品从供给、需求双方向的同时推动，带来了轻工业的大发展，从而又改善了计划经济中第一类“资源误配低效率”，结果是效率改进上形成了良性叠加。而这种叠加又是在乡镇企业可采取相对灵活的用工与激励制度下进行的。乡镇企业从成立开始，就比计划经济下的传统国企建立了更有效的激励机制去激发管理层和工人的劳动积极性。
关于这一点，鲁冠球在1969年建厂之际，就实行了基本工资制，按月出勤结算发放；1971年他提出了计件工资制，根据工人的劳动量来分配他们的收入。直到七八年后，少数觉醒的国营工厂才小心翼翼地开始试验这种分配制度。1983年，为了获得自主创业、自主经营的权力，鲁冠球以自留地里价值2万多元的苗木作抵押，承包了厂子。第二年，他又以企业名义打报告，要求实行股份制，没被批准，他就土法上马，搞内部职工入股。到1994年，农村社会总产值的75%，全国社会总产值的38%，全国工业总产值的50%，国家税收的25%，外贸出口交货值的一半均来自乡镇企业。
抓大放小
事实上，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中国绝大部分轻工消费品，乃至能源、原材料、甚至是部分重化工业装备产品，都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只需要通过利润留成、绩效工资、企业承包责任制等企业经营机制改革（而非所有制改革），去激励企业管理层和工人去努力工作，就可以有效地改善计划经济中第二类“工作激励低效率”。如是，这一阶段的公有制企业发展就不是一个太大问题，相比于私营企业，公有制企业因其可容忍一定程度的冗员，甚至可能更有利于转型初期的社会稳定。
在这15家企业中，除了备受瞩目的BAT，万向集团的鲁冠球、联想的柳传志和海尔的张瑞敏当属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传奇企业家。美国20世纪初期的传奇企业家洛克菲勒晚年对友人说：“也许以后别人的资产比我还多，但我是唯一的。”这句话，鲁冠球、柳传志和张瑞敏等人也应该有资格说。因为他们所经历的转型大时代是唯一的，这三家企业的经历也象征着中国民营企业从创办、企业家精神的自我蜕变到产权界定的艰难崛起之路。
企业创办
这三位企业家中最不为年轻一代所知的当属被誉为“中国企业常青树”万向集团的鲁冠球。1969年，打铁学徒鲁冠球25岁，凭着东借西凑的4000元，带着6个人创办了“宁围公社农机厂”。在摸爬滚打了十来年后，他判断中国将大力发展汽车业，于是从低层次多样化产品转型专攻汽车的易耗零部件“万向节”。也是在这一年，萧山万向节厂作为全国56家万向节生产厂中唯一的“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成为了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确定的三个万向节定点生产工厂之一，第一次挤进了“计划”内的序列。
1984年，35岁的张瑞敏被派到山东青岛一家濒临倒闭的电器厂当厂长，为了整治工厂，他上任后制定的13条规章制度中第一条赫然列着“不准在车间随地大小便”。同年，40岁的柳传志从中科院计算所下海，怀揣着计算所拨给的20万元，带领10名中国计算机科技人员在北京一处租来的传达室中开始创业。
自我蜕变
商品短缺时期的第一代企业家的自我蜕变往往是从质量意识的觉醒开始的，这一点在鲁冠球和张瑞敏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1980年，因安徽芜湖一个客户的退货信，鲁冠球亲自组织30多人走访全国各地客户盘查清货，凡是不合格的产品都统统背回来，免费调换新的合格产品。这一“背”就背回来了三万多套万向节，并全部送进了废品收购站。工厂因此损失43万元，这在当年几乎是一个天文数字。而1984年张瑞敏上任后第一个决策便是退出洗衣机市场转而生产电冰箱，第二年在检查仓库400多台冰箱时发现76台不合格，有人提议把残次品低价处理给职工，认为既有益职工又有利企业，但他不这么认为，一声令下，76台冰箱被砸成了废铁。当时一台冰箱价格800多元，相当于一个职工两年多的工资。
为IBM做销售代理成为1984年刚成立的联想公司最重要的利润来源。1985年计算机专家倪光南加盟联想，其开发的联想I型汉卡当年就销售了300万元，并于1988年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然而IBM在1987年试图通过垄断性策略独霸微机市场，其新推出的“P/S”系列微机不兼容其他用户的软件系统，这一策略让所有汉字输入系统——包括联想汉卡无法在他的机器上运作。这一年IBM犯下的错误在美国让英特尔和微软成就大业，在中国则成就了联想。当年联想把香港的AST兼容机推销成为最成功的微机产品，三年后，柳传志顺势推出联想微机。联想由一个进口电脑产品代理商转变成为拥有自己品牌的电脑产品生产商和销售商。
乡镇企业的崛起
如林毅夫教授在《中国的奇迹》中所言，计划经济存在两类低效率：第一类是在劳动力丰富的国家进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带来的“资源误配低效率”；第二类是为实现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政府不得不推行“三位一体”的计划经济模式，包括扭曲性的宏观价格体系、计划配置资源的方式，以及在农村与城市分别建立人民公社与国企微观运营机制。但也正是这种微观运营机制会带来计划经济中普遍存在的、由大锅饭、企业软预算约束等导致的第二类“工作激励低效率”。
改革开放后，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效地解决了人民公社中的第二类“低工作激励效率”问题，同时解放了很多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为乡镇企业提供了廉价劳动力，更通过农业产出的增加创造出了新财富，从而对乡镇企业所生产的消费品形成了购买力；而乡镇企业雇工并支付工资，又进一步增加了消费品购买力。换句话说，解决第二类“工作激励低效率”的联产承包改革，通过对乡镇企业产品从供给、需求双方向的同时推动，带来了轻工业的大发展，从而又改善了计划经济中第一类“资源误配低效率”，结果是效率改进上形成了良性叠加。而这种叠加又是在乡镇企业可采取相对灵活的用工与激励制度下进行的。乡镇企业从成立开始，就比计划经济下的传统国企建立了更有效的激励机制去激发管理层和工人的劳动积极性。
关于这一点，鲁冠球在1969年建厂之际，就实行了基本工资制，按月出勤结算发放；1971年他提出了计件工资制，根据工人的劳动量来分配他们的收入。直到七八年后，少数觉醒的国营工厂才小心翼翼地开始试验这种分配制度。1983年，为了获得自主创业、自主经营的权力，鲁冠球以自留地里价值2万多元的苗木作抵押，承包了厂子。第二年，他又以企业名义打报告，要求实行股份制，没被批准，他就土法上马，搞内部职工入股。到1994年，农村社会总产值的75%，全国社会总产值的38%，全国工业总产值的50%，国家税收的25%，外贸出口交货值的一半均来自乡镇企业。
抓大放小
事实上，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中国绝大部分轻工消费品，乃至能源、原材料、甚至是部分重化工业装备产品，都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只需要通过利润留成、绩效工资、企业承包责任制等企业经营机制改革（而非所有制改革），去激励企业管理层和工人去努力工作，就可以有效地改善计划经济中第二类“工作激励低效率”。如是，这一阶段的公有制企业发展就不是一个太大问题，相比于私营企业，公有制企业因其可容忍一定程度的冗员，甚至可能更有利于转型初期的社会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