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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研究会名誉会长、研究员 李忠全
我是在1984年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的时候，就看到过赵通儒手写的材料。我看到的档案，是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发文，任命赵通儒为陕甘宁边区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这个职务在当时是相当高的。赵通儒对民族工作的研究，在我们党内算是独树一帜，他不只是伊盟工委书记，还曾任绥蒙省委委员。我对赵通儒这本书的体会有三点：一、本书澄清了许多历史谜题，解开了谜底，真实具体，史料可靠，是作者的亲身经历;二、作者赵通儒一生经历丰富，不争名，不争利，虽历经磨难，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始终未动摇，对我们今天开展党性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很有启迪;三、本书填补了中共党史特别是地方党史研究的空白。
中央军委训练参谋部党史军史专家、大校 王晓建
我第一次听说赵通儒的名字，还是从神木籍开国将军王兆相老首长那里。时为1997年，我开始协助王兆相老将军撰写回忆录《战争年代的回忆》。王兆相老将军不愿用录音机，他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过迫害，对着录音机讲感到不舒服。他对我说：咱们就慢慢谈，我说你往本上记，你一时听不清的、“解不下的”，可以马上就问我。关于赵通儒，他谈到这样一些情况——
1932年5月，已入党四年的王兆相与同为神木籍的共产党员杨文谟，由陕北特委选派，到陕甘游击队学习军事，以备日后在陕北开展武装斗争。他们两人跟着陕北特委代理书记兼组织部长马明方，先到榆林镇川堡，再到米脂姜新庄。马明方在此与他们分道而行。分手时，马明方交待王兆相和杨文谟：你俩到米脂城外的班家沟找共产党员崔明道，崔明道会引领你们到共产党员艾辉贵家等通知。按照马明方的安排，王兆相、杨文谟住到了艾辉贵家中。几天以后，陕北特委果然派人来到艾辉贵家，通知王兆相和杨文谟前往安定（今子长），到县城找共产党员赵通儒，由赵通儒送他们两人去陜甘游击队。
可是，王兆相、杨文谟来到安定县城，却怎么也找不到赵通儒。两人一筹莫展之下，只好悄悄打听陕甘游击队的行踪。终于得到一个确切的消息：陕甘游击队这会正在宜川的临真镇（今属延安市宝塔区）一带打仗。但是在去临真镇的路上，他们又听到老乡们传说：陕甘游击队没能打开临真镇，南下韩城了。两位一心想参军的年轻共产党员已经花光了盘费，只得掉头返回神木。
回到神木后，王兆相见到了哥哥、1925年入党的王兆卿。原来王兆卿是刘志丹、谢子长从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派回来，与陕北特委接头的。王兆相向哥哥说起因为找不到赵通儒而白跑一趟、耽误了参军的事，言语间颇有些埋怨的意思。王兆卿对弟弟说：自己与赵通儒是绥德第四师范的老同学，同年入党，很熟悉。这位赵通儒还在北京念过大学，很有学问。这次你和杨文谟没找到他，一定是出了什么岔子，就别埋怨了。你想参军，眼下就有机会，神木南乡区委又组织了几个党员去陕甘游击队，包括你。1932年9月，王兆相、杨文谟等6位神木籍共产党员分两批上路，10月间在甘肃合水县找到陕甘游击队，就此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
王兆相与赵通儒见面，是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40年。时任八路军警备第6团团长的王兆相正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一天，赵通儒来马列学院找王兆相，想请他谈谈神（木）府（谷）红军在绥远（今内蒙古）与陕西交界地区的活动，以及开展工作的情况。王兆相从战斗于陕甘边的红26军回到陕北后，历任神府红军的军事指挥员支队长、团长、师长，其间多次率领神府红军在陕绥交界的准格尔旗、达拉特旗、乌审旗活动，在蒙古族各阶层人士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王兆相问赵通儒，为什么要了解这些事情？赵通儒说，他现在负责延安蒙古文化促进会的工作，还要建蒙古文化纪念馆，所以需要详细了解有关情况。王兆相随即向赵通儒介绍了神府红军1934年至1937年在陕绥交界地区的活动、工作情况，特别是耐心争取准格尔旗东协理、护理札萨克奇文英所部骑兵营的经过。这个骑兵营多次从准格尔旗的敖斯润陶亥（五字湾）镇出动，向神府红军开火挑衅。神府红军忍无可忍，才在1936年底打了一次反击。反击之前，王兆相要求部队尽可能少伤人，尽量抓活的。结果反击战打响后，神府红军将准格尔旗骑兵营近百名官兵大部俘虏。战后，为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神府红军将这些蒙古族官兵连人带马一人一骑不留地释放，枪支也予归还。被释放的蒙古族营长韩守信大受感动，主动把西安事变的消息告知了神府红军。韩守信被释放时还真诚地表示：“我是个大老粗，不懂什么共产党、国民党。可我是中国的蒙古人，我不赞成投降日本人的德王（即德穆楚克栋鲁布），我拥护蒙汉人民团结抗日。今后，我再也不打红军了。”准格尔旗借给了神府红军一批枪支、弹药、马匹，神府红军后来如数归还。这件事在邻近准格尔旗的达拉特旗、乌审旗的蒙古族王公、台吉中，也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赵通儒专注地听了王兆相的介绍后很高兴，问道：“你们神府红军长期独立作战，常与上级失去联系，却能这样好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这是怎么回事呢？”王兆相回答：“我们过去是靠摸索，还有王兆卿在准格尔旗西协理奇子俊处工作过，帮助这位倾向进步和革命的蒙古族上层人士建立过蒙古族新军，积累了一些经验。”听到这里，赵通儒问：“奇子俊？是那位二少爷吗？”王兆相说：“对，就是他，准格尔旗老百姓还给他编了个歌，叫《二少爷招兵》，神木不少人也会唱。”赵通儒叹了口气说：“可惜他不明不白地死了。不然……”王兆相接着说：“党中央长征到达陕北后，派张秀山同志来神府根据地工作，他带来了党中央瓦窑堡会议的文件。我们按照他的传达和解释办事，就没出大错。你还可以再找张秀山同志问问。”
这次见面后不久，王兆相就奉命从延安去了山东抗日根据地。抗战胜利后，又率领一个旅开赴东北，参加了东北解放战争的全过程。他再也没有见过赵通儒，只听陕北的同志提起过，赵通儒病了。
通过王兆相老将军的叙述，我们可以得知：一、除其它工作外，赵通儒还参与了把陕北的共产党员输送到初创的陕甘游击队的工作，为西北红军的发展壮大做出了贡献。二、即使后来在赵通儒境遇不大顺利的情况下，他对上级交给自己的工作，仍然是认真、负责，想方设法做好的。 赵通儒所著、魏建国整理的这本《陕北早期党史资料》，我认为非常有价值。他不仅向我们述说了翔实的陕北早期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而且通过对陕北历史、社会、民情等方面的分析，告诉我们陕北为什么会发生革命;陕北的人民群众和共产党人为什么会那样坚韧不拔、锲而不舍;伟大的延安精神为什么会在陕北诞生;从陕北诞生的延安精神又为什么会哺育一代又一代中华民族的志士仁人。
我认为，以后编修《西北红军战史》甚至《中华民国史》，都会用得着《陕北早期党史资料》这样的书。为此，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我要向老前辈赵通儒致敬，也要向老朋友魏建国表示感谢。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研究会常务副会长、西北工业大学人文与经法学院博士生导师、教授 肖周录
这本《陕北早期党史资料》，包括赵通儒这个名字，我都是第一次听到。这里，我谈三个感谢：
首先，感谢原著者赵通儒先生，为我们留下了这份宝贵的史料。赵通儒的一生如此坎坷，在国民党监狱里，脑子里被注射了神经毒素，影响了他的健康，但是他最珍贵的理想信念从未改变。这是作为一个老布尔什维克最宝贵的品质。他晚年尽管百病缠身，生活困顿，但是对党的热爱，对党的信任，从未改变，让我们这一代人非常感动。我觉得这是赵通儒通过文化传播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遗产。
其次，要感谢魏建国同志，慧眼识珠，艰辛劳动，发现了这么宝贵的史料，呈现给读者。文化的传承，正是靠魏建国这样一代又一代学者的努力，发扬光大的。
第三，感谢中共党史出版社。大家知道，党史资料的出版，要求是非常严格的，要一级一级地审。我估计他们刚拿到这个史料的时候，也是冒着一定风险的。但实践最终证明，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是有远见有水平的。同时，也要感谢咱们陕北知青王晓建老师，把这本书推荐给了中共党史出版社。
我们现在这么多研究陕甘宁边区历史的书籍，有《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陕甘宁边区政权史》，都写得非常好，却“只见政府不见党”。一遇到陕甘宁边区党的历史，往往一笔带过。因此，我觉得赵通儒的《陕北早期党史资料》，价值就在于，它是一部微缩的陕甘宁边区早期党的发展史。
复旦大学法学博士、延安大学政法学院教授 贺永泰
我和魏建国老师是2011年相识的。当时我在复旦大学读博士，正忙着写毕业论文。在图书馆查阅资料的时候，偶然读到了《延安文学》，看到了上面连载赵通儒的《陕北早期党史资料》，感到很震惊。后来回到延安，我就联系到魏建国老师，经常一块交流。
这本书的真实性和权威性，我认为是不容怀疑的。它是多角度的，除了党史学外，还有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重的视角。我认真梳理了一下，全书目录中出现“党”的名称的有9篇，其中有4个县是党和团是在一起谈的;出现“共产主义”的有5篇;出现“马克思主义”的有2篇。所以，本书也告诉我们，对于研究早期党和团组织的建立，以及早期党团的活动，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包括共产主义理论的传播，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对于中共党史的研究，在民主革命时期这段，已经有了显著的研究成果。但在建党这一块，可能还有一些研究的余地。当然限于史料的匮缺，现在也很少有人在研究党史的时候，研究各个地方建党方面的历史。因此，我觉得，这本书对于我们研究建党史以及地方党史，都是一大贡献。我相信本书将会在学术界产生重要的影响，同时也势必会引发不少的争议，但这也恰恰体现了本书的价值所在。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 魏德平
一、《陕北早期党史资料》填补了西北党史研究史料的重要空白。史料对史学研究具有独特的重要作用，因此有的学者甚至称“史学即史料学”。西北党史研究资料不足，早期西北党史资料更为缺乏，不但是造成西北党史研究长期难以有实质性拓展和深化的重要原因，而且还诱发了一些较为激烈的争论，是长期困扰西北党史研究的严重障碍。《陕北早期党史资料》的出版填补了西北早期党史史料的一块空白，使许多过去缺乏联系或者作为“孤证”的史料得到充实和印证。这对推动西北党史研究有奠基作用和重要的推进作用。
二、《陕北早期党史资料》奠定了西北党史研究的新起点。《陕北早期党史资料》内容丰富，涉及早期陕北地区风土人情、革命斗争以及在中共党史、近现代史上有影响力的重要人物。这些内容无疑对研究者拓展和深化西北党史研究，尤其是早期党史研究有重大的推动作用。本书披露的相关资料不仅在史料上对当前研究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而且对推动研究者进一步解放思想、拓展领域、凝练方向都有重要启迪，必然会推动西北党史研究在一个更高更扎实的基础上取得更大的成就。
三、《陕北早期党史资料》拓展了中共党史研究的新领域。党史研究薪火相承，取得了重要成绩。但是，在一个时期内，由于传统党史研究存在过分关注“宏大叙事”的倾向，忽视具体史实的考证和研究，因此其客观性和解释力受到相当的质疑。西北党史是中共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也存在上述局限。现在《陕北早期党史资料》以鲜活生动的个案丰富了早期西北党史的众多历史细节，“还原”了历史的复杂性，更加接近历史真实，必然能更好发挥党史资政育人、存史立鉴的独特作用。
四、《陕北早期党史资料》体现了整理者的使命感和担当精神。史学研究不仅要求研究者能耐得住寂寞，受得了孤独，更要求研究者要有学术使命感、奉献精神以及持之以恒的品质。在当下学术研究存在浓厚功利性和浮躁气氛的背景下，《延安文学》杂志社社長魏建国先生呕心沥血十多载，披沙拣金，让这份极有可能被淹没的珍贵史料重见天日，惠及学界和世人，难能可贵，弥足珍贵。魏建国同志这种不计个人物质收益，醉心学术研究的精神是当代学者和研究者学习的标杆和楷模。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西藏民族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 李荟芹
我也是偶然接触到赵通儒撰写的这个《陕北早期党史资料》，读后也是感慨颇多。对于他这本书的贡献，我觉得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陕北早期的基层党建，二是北方的民族统战工作。这本书的作用，我觉得主要在这样几个层面：一是丰富了陕北早期基层党组织建设以及陕北早期社会史的资料;二是充实了陕西省地方史的研究资料;第三，从大一点的方面说，拓宽了党史研究的新视野;第四，最重要的，我觉得它很有可能是对我们的历史记忆一个重新的构建。
我相信随着这本书的出版，会有大量的学术研究成果出现，同时会呈现出更丰富的多样性。不同的人，从这本书里会读出不同的感受。有的人读后，找到了自己心中所想;有的人读出来的可能是震惊：原来我发现了一些以前不曾发现的东西。这些都与我们的知识结构和价值观念有关。而且我们也免不了用现在的知识构架和评判标准，去看这部资料，甚至是把它作为研究陕北党史的一个原始材料，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都会有自己的烙印。
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想，我们要怎样才能更接近于真相，更努力地呈现一个真相。我觉得史料只有真正与我们的知识水平、评判价值结构、我们的立场以及当下的社会，都结合起来，才可能更接近历史真相一些，才能重新构建我们的历史记忆。
我是在1984年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的时候，就看到过赵通儒手写的材料。我看到的档案，是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发文，任命赵通儒为陕甘宁边区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这个职务在当时是相当高的。赵通儒对民族工作的研究，在我们党内算是独树一帜，他不只是伊盟工委书记，还曾任绥蒙省委委员。我对赵通儒这本书的体会有三点：一、本书澄清了许多历史谜题，解开了谜底，真实具体，史料可靠，是作者的亲身经历;二、作者赵通儒一生经历丰富，不争名，不争利，虽历经磨难，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始终未动摇，对我们今天开展党性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很有启迪;三、本书填补了中共党史特别是地方党史研究的空白。
中央军委训练参谋部党史军史专家、大校 王晓建
我第一次听说赵通儒的名字，还是从神木籍开国将军王兆相老首长那里。时为1997年，我开始协助王兆相老将军撰写回忆录《战争年代的回忆》。王兆相老将军不愿用录音机，他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过迫害，对着录音机讲感到不舒服。他对我说：咱们就慢慢谈，我说你往本上记，你一时听不清的、“解不下的”，可以马上就问我。关于赵通儒，他谈到这样一些情况——
1932年5月，已入党四年的王兆相与同为神木籍的共产党员杨文谟，由陕北特委选派，到陕甘游击队学习军事，以备日后在陕北开展武装斗争。他们两人跟着陕北特委代理书记兼组织部长马明方，先到榆林镇川堡，再到米脂姜新庄。马明方在此与他们分道而行。分手时，马明方交待王兆相和杨文谟：你俩到米脂城外的班家沟找共产党员崔明道，崔明道会引领你们到共产党员艾辉贵家等通知。按照马明方的安排，王兆相、杨文谟住到了艾辉贵家中。几天以后，陕北特委果然派人来到艾辉贵家，通知王兆相和杨文谟前往安定（今子长），到县城找共产党员赵通儒，由赵通儒送他们两人去陜甘游击队。
可是，王兆相、杨文谟来到安定县城，却怎么也找不到赵通儒。两人一筹莫展之下，只好悄悄打听陕甘游击队的行踪。终于得到一个确切的消息：陕甘游击队这会正在宜川的临真镇（今属延安市宝塔区）一带打仗。但是在去临真镇的路上，他们又听到老乡们传说：陕甘游击队没能打开临真镇，南下韩城了。两位一心想参军的年轻共产党员已经花光了盘费，只得掉头返回神木。
回到神木后，王兆相见到了哥哥、1925年入党的王兆卿。原来王兆卿是刘志丹、谢子长从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派回来，与陕北特委接头的。王兆相向哥哥说起因为找不到赵通儒而白跑一趟、耽误了参军的事，言语间颇有些埋怨的意思。王兆卿对弟弟说：自己与赵通儒是绥德第四师范的老同学，同年入党，很熟悉。这位赵通儒还在北京念过大学，很有学问。这次你和杨文谟没找到他，一定是出了什么岔子，就别埋怨了。你想参军，眼下就有机会，神木南乡区委又组织了几个党员去陕甘游击队，包括你。1932年9月，王兆相、杨文谟等6位神木籍共产党员分两批上路，10月间在甘肃合水县找到陕甘游击队，就此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
王兆相与赵通儒见面，是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40年。时任八路军警备第6团团长的王兆相正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一天，赵通儒来马列学院找王兆相，想请他谈谈神（木）府（谷）红军在绥远（今内蒙古）与陕西交界地区的活动，以及开展工作的情况。王兆相从战斗于陕甘边的红26军回到陕北后，历任神府红军的军事指挥员支队长、团长、师长，其间多次率领神府红军在陕绥交界的准格尔旗、达拉特旗、乌审旗活动，在蒙古族各阶层人士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王兆相问赵通儒，为什么要了解这些事情？赵通儒说，他现在负责延安蒙古文化促进会的工作，还要建蒙古文化纪念馆，所以需要详细了解有关情况。王兆相随即向赵通儒介绍了神府红军1934年至1937年在陕绥交界地区的活动、工作情况，特别是耐心争取准格尔旗东协理、护理札萨克奇文英所部骑兵营的经过。这个骑兵营多次从准格尔旗的敖斯润陶亥（五字湾）镇出动，向神府红军开火挑衅。神府红军忍无可忍，才在1936年底打了一次反击。反击之前，王兆相要求部队尽可能少伤人，尽量抓活的。结果反击战打响后，神府红军将准格尔旗骑兵营近百名官兵大部俘虏。战后，为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神府红军将这些蒙古族官兵连人带马一人一骑不留地释放，枪支也予归还。被释放的蒙古族营长韩守信大受感动，主动把西安事变的消息告知了神府红军。韩守信被释放时还真诚地表示：“我是个大老粗，不懂什么共产党、国民党。可我是中国的蒙古人，我不赞成投降日本人的德王（即德穆楚克栋鲁布），我拥护蒙汉人民团结抗日。今后，我再也不打红军了。”准格尔旗借给了神府红军一批枪支、弹药、马匹，神府红军后来如数归还。这件事在邻近准格尔旗的达拉特旗、乌审旗的蒙古族王公、台吉中，也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赵通儒专注地听了王兆相的介绍后很高兴，问道：“你们神府红军长期独立作战，常与上级失去联系，却能这样好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这是怎么回事呢？”王兆相回答：“我们过去是靠摸索，还有王兆卿在准格尔旗西协理奇子俊处工作过，帮助这位倾向进步和革命的蒙古族上层人士建立过蒙古族新军，积累了一些经验。”听到这里，赵通儒问：“奇子俊？是那位二少爷吗？”王兆相说：“对，就是他，准格尔旗老百姓还给他编了个歌，叫《二少爷招兵》，神木不少人也会唱。”赵通儒叹了口气说：“可惜他不明不白地死了。不然……”王兆相接着说：“党中央长征到达陕北后，派张秀山同志来神府根据地工作，他带来了党中央瓦窑堡会议的文件。我们按照他的传达和解释办事，就没出大错。你还可以再找张秀山同志问问。”
这次见面后不久，王兆相就奉命从延安去了山东抗日根据地。抗战胜利后，又率领一个旅开赴东北，参加了东北解放战争的全过程。他再也没有见过赵通儒，只听陕北的同志提起过，赵通儒病了。
通过王兆相老将军的叙述，我们可以得知：一、除其它工作外，赵通儒还参与了把陕北的共产党员输送到初创的陕甘游击队的工作，为西北红军的发展壮大做出了贡献。二、即使后来在赵通儒境遇不大顺利的情况下，他对上级交给自己的工作，仍然是认真、负责，想方设法做好的。 赵通儒所著、魏建国整理的这本《陕北早期党史资料》，我认为非常有价值。他不仅向我们述说了翔实的陕北早期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而且通过对陕北历史、社会、民情等方面的分析，告诉我们陕北为什么会发生革命;陕北的人民群众和共产党人为什么会那样坚韧不拔、锲而不舍;伟大的延安精神为什么会在陕北诞生;从陕北诞生的延安精神又为什么会哺育一代又一代中华民族的志士仁人。
我认为，以后编修《西北红军战史》甚至《中华民国史》，都会用得着《陕北早期党史资料》这样的书。为此，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我要向老前辈赵通儒致敬，也要向老朋友魏建国表示感谢。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研究会常务副会长、西北工业大学人文与经法学院博士生导师、教授 肖周录
这本《陕北早期党史资料》，包括赵通儒这个名字，我都是第一次听到。这里，我谈三个感谢：
首先，感谢原著者赵通儒先生，为我们留下了这份宝贵的史料。赵通儒的一生如此坎坷，在国民党监狱里，脑子里被注射了神经毒素，影响了他的健康，但是他最珍贵的理想信念从未改变。这是作为一个老布尔什维克最宝贵的品质。他晚年尽管百病缠身，生活困顿，但是对党的热爱，对党的信任，从未改变，让我们这一代人非常感动。我觉得这是赵通儒通过文化传播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遗产。
其次，要感谢魏建国同志，慧眼识珠，艰辛劳动，发现了这么宝贵的史料，呈现给读者。文化的传承，正是靠魏建国这样一代又一代学者的努力，发扬光大的。
第三，感谢中共党史出版社。大家知道，党史资料的出版，要求是非常严格的，要一级一级地审。我估计他们刚拿到这个史料的时候，也是冒着一定风险的。但实践最终证明，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是有远见有水平的。同时，也要感谢咱们陕北知青王晓建老师，把这本书推荐给了中共党史出版社。
我们现在这么多研究陕甘宁边区历史的书籍，有《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陕甘宁边区政权史》，都写得非常好，却“只见政府不见党”。一遇到陕甘宁边区党的历史，往往一笔带过。因此，我觉得赵通儒的《陕北早期党史资料》，价值就在于，它是一部微缩的陕甘宁边区早期党的发展史。
复旦大学法学博士、延安大学政法学院教授 贺永泰
我和魏建国老师是2011年相识的。当时我在复旦大学读博士，正忙着写毕业论文。在图书馆查阅资料的时候，偶然读到了《延安文学》，看到了上面连载赵通儒的《陕北早期党史资料》，感到很震惊。后来回到延安，我就联系到魏建国老师，经常一块交流。
这本书的真实性和权威性，我认为是不容怀疑的。它是多角度的，除了党史学外，还有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重的视角。我认真梳理了一下，全书目录中出现“党”的名称的有9篇，其中有4个县是党和团是在一起谈的;出现“共产主义”的有5篇;出现“马克思主义”的有2篇。所以，本书也告诉我们，对于研究早期党和团组织的建立，以及早期党团的活动，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包括共产主义理论的传播，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对于中共党史的研究，在民主革命时期这段，已经有了显著的研究成果。但在建党这一块，可能还有一些研究的余地。当然限于史料的匮缺，现在也很少有人在研究党史的时候，研究各个地方建党方面的历史。因此，我觉得，这本书对于我们研究建党史以及地方党史，都是一大贡献。我相信本书将会在学术界产生重要的影响，同时也势必会引发不少的争议，但这也恰恰体现了本书的价值所在。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 魏德平
一、《陕北早期党史资料》填补了西北党史研究史料的重要空白。史料对史学研究具有独特的重要作用，因此有的学者甚至称“史学即史料学”。西北党史研究资料不足，早期西北党史资料更为缺乏，不但是造成西北党史研究长期难以有实质性拓展和深化的重要原因，而且还诱发了一些较为激烈的争论，是长期困扰西北党史研究的严重障碍。《陕北早期党史资料》的出版填补了西北早期党史史料的一块空白，使许多过去缺乏联系或者作为“孤证”的史料得到充实和印证。这对推动西北党史研究有奠基作用和重要的推进作用。
二、《陕北早期党史资料》奠定了西北党史研究的新起点。《陕北早期党史资料》内容丰富，涉及早期陕北地区风土人情、革命斗争以及在中共党史、近现代史上有影响力的重要人物。这些内容无疑对研究者拓展和深化西北党史研究，尤其是早期党史研究有重大的推动作用。本书披露的相关资料不仅在史料上对当前研究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而且对推动研究者进一步解放思想、拓展领域、凝练方向都有重要启迪，必然会推动西北党史研究在一个更高更扎实的基础上取得更大的成就。
三、《陕北早期党史资料》拓展了中共党史研究的新领域。党史研究薪火相承，取得了重要成绩。但是，在一个时期内，由于传统党史研究存在过分关注“宏大叙事”的倾向，忽视具体史实的考证和研究，因此其客观性和解释力受到相当的质疑。西北党史是中共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也存在上述局限。现在《陕北早期党史资料》以鲜活生动的个案丰富了早期西北党史的众多历史细节，“还原”了历史的复杂性，更加接近历史真实，必然能更好发挥党史资政育人、存史立鉴的独特作用。
四、《陕北早期党史资料》体现了整理者的使命感和担当精神。史学研究不仅要求研究者能耐得住寂寞，受得了孤独，更要求研究者要有学术使命感、奉献精神以及持之以恒的品质。在当下学术研究存在浓厚功利性和浮躁气氛的背景下，《延安文学》杂志社社長魏建国先生呕心沥血十多载，披沙拣金，让这份极有可能被淹没的珍贵史料重见天日，惠及学界和世人，难能可贵，弥足珍贵。魏建国同志这种不计个人物质收益，醉心学术研究的精神是当代学者和研究者学习的标杆和楷模。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西藏民族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 李荟芹
我也是偶然接触到赵通儒撰写的这个《陕北早期党史资料》，读后也是感慨颇多。对于他这本书的贡献，我觉得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陕北早期的基层党建，二是北方的民族统战工作。这本书的作用，我觉得主要在这样几个层面：一是丰富了陕北早期基层党组织建设以及陕北早期社会史的资料;二是充实了陕西省地方史的研究资料;第三，从大一点的方面说，拓宽了党史研究的新视野;第四，最重要的，我觉得它很有可能是对我们的历史记忆一个重新的构建。
我相信随着这本书的出版，会有大量的学术研究成果出现，同时会呈现出更丰富的多样性。不同的人，从这本书里会读出不同的感受。有的人读后，找到了自己心中所想;有的人读出来的可能是震惊：原来我发现了一些以前不曾发现的东西。这些都与我们的知识结构和价值观念有关。而且我们也免不了用现在的知识构架和评判标准，去看这部资料，甚至是把它作为研究陕北党史的一个原始材料，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都会有自己的烙印。
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想，我们要怎样才能更接近于真相，更努力地呈现一个真相。我觉得史料只有真正与我们的知识水平、评判价值结构、我们的立场以及当下的社会，都结合起来，才可能更接近历史真相一些，才能重新构建我们的历史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