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著名政治理论家鲍勃·杰索普曾将“治理”一词称为“时髦词语”，称在“过去15年来，它在许多语境中大行其道”。
　　杰索普口中的“过去15年”，当指上世纪90年代治理理论在西方发达国家肇始之初。如果以1989年，世界银行在其一份报告中首次使用“治理”概念作为起点，“治理热”距今整整25年时间。
　　25年后，“治理”一词成为当下中国的政经热词。
　　治理理论本身是想克服“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悖论，走出“第三条道路”，其核心价值在于提出“回应性”、“互动性”、“公开性”、“透明性”、“法治性”与“有效性”，即通过政府与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来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最终抵达“善治”目标。
　　如果在治理的语境下，审视当下的地方公共决策行为，有两种现象亟需引起重视。一是俞可平教授所言的“城管式困境”；二是薛澜教授提出应予重视的“邻避现象”。
　　任何公共政策都有四种可能结果，一是各利益关系方都能从中获益，这是一种最优的、全赢的结果；二是大部分人能够获益，即多赢局面；三是只有少部分人获得好处，少赢的情况；四是没有赢家，所有的利益关系方不同程度利益受损。
　　一种政策没有赢家，只有输家，所有利益相关方都不满的情况，被俞可平称为中国治理的“城管式困境”。
　　理性的公共决策，追求的是最优和次优的结果，努力规避第三、第四种结果。“城管式”的治理困境既然成为一种现象，在教育、医疗等领域并不鲜见，说明我们离“公共治理”的目标还相去甚远。
　　“城管式困境”之外，还有一种“邻避现象”考验着各级政府的公共治理能力。
　　“邻避”是英文“NIMBY”的音译，而NIMBY是“Not In My Back Yard”的首字母缩写，也就是“不要建在我的后院”的意思。
　　上世纪70年代开始，欧美国家公民，由于担心一些工业和基础设施项目，如垃圾场、化工厂等对自身健康的影响，对这些项目采取高度情绪化的集体抵制行为，反对这些项目与己为邻。
　　“邻避现象”，对中国人来说早已不陌生，从厦门PX项目、上海磁悬浮项目、什坊钼铜项目、启东达标水排海工程等，都已成为经典案例。
　　“邻避现象”背后，存在一对趋避冲突，地方政府认为，此类项目可以助力地方经济发展，采取的是一元化公共决策模式；而当下民众对生存权的追求，早已从物质层面走向更高价值层面，他们以“散步”等形式表达对高度工业化的反思。
　　无论是“城管式困境”，还是“邻避现象”，都暴露出当下地方公共决策的缺陷：一是决策主体的一元化，二是决策过程的“黑箱化”，三是决策程序的法治化欠缺。
　　而这些，都与公共治理或者说“善治”的要求，存在一定差距。有一天，只有当我们的公共政策选择过程，是多主体参与的，有多种方案可供选择的，是高度透明的，且法治化的，才算上深得“治理”二字的要义。
　　一言以蔽之，“治理”语境下的地方公共决策，一定是可以协商的，多方参与的，多赢的、理性的方案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