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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百里者半九十，愈近成功愈艰难。脱贫攻坚战目前已进入收官之战，“最后一公里”更加不能懈怠。近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推出的系列纪录片《2020我们的脱贫故事》，讲述的就是中国扎实走好脱贫攻坚“最后一公里”的故事。该系列纪录片将视角对准全国各地的十多个贫困村，特别是“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通过一個个真实案例，描绘出一幅生动的脱贫攻坚时代画卷。
客观视角平实记录
《2020我们的脱贫故事》共10集，导演团队来自全国各地，涵盖了纪录片创作领域的中坚力量，以及活跃在创作一线的新生代导演。他们既是当地脱贫过程的见证者，也是亲历者。所以节目做了特别设计，除了常规的纪录片内容，导演们还以各自视角和见闻，亲述片中的故事背景及相关信息。
《2020我们的脱贫故事》采用社会学纪录片的创作方式，客观视角平实记录，长时间定点观察和跟踪拍摄，片中每个故事的跟踪时间均超过两年。如，《茶林故事》在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咸丰县的茶林堡村拍摄了三年，《落地生根》在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沙瓦村拍摄了近四年，《云中的莲花》在西藏墨脱甘登乡多卡村拍摄两年。总导演张旭表示，“在节目形态上，《2020我们的脱贫故事》选择了20多年前我刚进入纪录片行业时，所想象的纪录片的样子：长期跟踪，真实记录，影像克制而不失温度，没有解说，让故事自己说话。说实话，这是一次‘冒险’。”
导演纵红雨负责片中的湖北扶贫选题，他认为不用解说词，通过细节化的影像呈现来留存时代记忆，折射时代精神，“这是一种平等的视角，也是一种益于传递内在情绪的感染与影响方式。无解说词的故事化表达，也给观众足够的想象与思考空间，让他们在没有第三方干扰的环境中直接观察细节，与主人公一起经历事件发生过程，并从中得到自我内化过的价值与精神认同。”
不过，无解说词方式的实际应用过程难度很大，纵红雨介绍，“方言障碍是困难之一。后期剪辑时，即使作为湖北籍导演的我，也需要反复听素材才能明白。团队需要从大量素材中，将有趣的细节和同期声挑选出来。因为需要反复观看，一集200小时的素材，差不多要看800个小时。”
选取脱贫攻坚典型样本
《2020我们的脱贫故事》将镜头对准怒江峡谷、西藏墨脱、金沙江畔、黄河滩涂等地，全方位记录了老区、边疆及一些特殊生态地区的村庄摆脱贫困的全过程。每集的选题方向各有侧重，分别选取了生态移民、易地搬迁、产业扶贫、驻村帮扶等脱贫攻坚模式的典型样本。谈及具体的选择标准，纵红雨表示，基本都以贫困户和基层村干部为选取对象，“现实类纪录片，未知性是一大特点。像《洪湖水岸》中的贫困户，中途由于政策调整而被剔除了资格，但是创作团队依然进行跟踪拍摄。从最后结果看，我们的跟拍很有意义，因为贫困户资格的变动，恰恰反映了精准扶贫中‘精准’二字的多重含义。”纵红雨认为，“精准”并不只是某种差异化、个体化的准确选择，还有在新时代扶贫语境中，不遗漏、不放弃每个处于实际贫困的人口。
在前期调研和拍摄过程中，《茶林故事》主人公杨直东的故事令纵红雨印象深刻。杨直东是个“唐吉诃德式”屡战屡败的人物，他曾在广东打工，开过面粉厂，自学过兽医，林林总总，有过七八次不同行业的创业经历，但是最后都以失败告终。这一次，他承包了三百亩土地种植白茶。“他在现实中的窘境其实远比片中强烈，我们当时内心很焦灼，害怕他会突然放弃眼前的努力，像以前一样离开村子外出打工。如果真的那样，我们这个片子也会随着他的放弃而失败。而作为一个记录者，我们又不能干预他的决定。”好在经历多次挫折后，杨直东最终迎来了第一批茶叶的丰收。纵红雨表示，很多时候，摄制组成员都是跟随主人公一起感受焦灼，感受未知，感受疑惑;也一起感受坚定，感受顽强，感受希望。
寻求距离感与贴近性的平衡
长时间的观察、跟踪，又该如何保证村民能够保持自然、真实的状态？纵红雨坦承，任何人在镜头面前都有天然隐藏自身的本能，“贴近主人公的生活和内心，其实是个复杂过程，从人物选择开始，就要考虑主人公的适合性。团队非常注意与拍摄对象保持距离，努力做到距离感与贴近性的平衡。”但“度”的把握并不容易，太过贴近，会失去观察者的角度和立场;距离太远，又很难抓到拍摄对象的真实反应与真实情感。“尺度怎么把握，其实在于记录者自身的价值观与站位，这也是拍摄纪录片最根本的问题。”
“要想让拍摄对象在镜头前保持真实的反应，除了拍摄技巧，最根本的是导演自身真情实感的付出及正直善良坚定的价值观。” 纵红雨认为，纪录片导演的共情能力也是一项基本功， “这不是对拍摄对象现状的简单理解和判断，而是对拍摄对象内心意愿的感知和领会，这样你才会关注到拍摄对象的表情、语言、动作等许多细节，以及细节背后的含义，进而与镜头里的主人公形成内心趋同和相互之间的信任。当这些碎片化的细节组接到一起，就会凝聚成人物的真实。”
摄制组现场跟拍，多少都会引发当地政府重视。纵红雨表示，在实际沟通中，团队一直强调，不希望主人公成为一个被特别关照的个案或者特例，而是让其处在真实的脱贫氛围下，这样的拍摄才具有示范效应。“无论是当地政府，还是摄制组，都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主人公走投无路的时候，总能柳暗花明，并非因为受到特别照顾，而是因为有着扶贫政策和救助机制。这也是此次扶贫纪录片拍摄最难能可贵的地方。”
客观视角平实记录
《2020我们的脱贫故事》共10集，导演团队来自全国各地，涵盖了纪录片创作领域的中坚力量，以及活跃在创作一线的新生代导演。他们既是当地脱贫过程的见证者，也是亲历者。所以节目做了特别设计，除了常规的纪录片内容，导演们还以各自视角和见闻，亲述片中的故事背景及相关信息。
《2020我们的脱贫故事》采用社会学纪录片的创作方式，客观视角平实记录，长时间定点观察和跟踪拍摄，片中每个故事的跟踪时间均超过两年。如，《茶林故事》在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咸丰县的茶林堡村拍摄了三年，《落地生根》在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沙瓦村拍摄了近四年，《云中的莲花》在西藏墨脱甘登乡多卡村拍摄两年。总导演张旭表示，“在节目形态上，《2020我们的脱贫故事》选择了20多年前我刚进入纪录片行业时，所想象的纪录片的样子：长期跟踪，真实记录，影像克制而不失温度，没有解说，让故事自己说话。说实话，这是一次‘冒险’。”
导演纵红雨负责片中的湖北扶贫选题，他认为不用解说词，通过细节化的影像呈现来留存时代记忆，折射时代精神，“这是一种平等的视角，也是一种益于传递内在情绪的感染与影响方式。无解说词的故事化表达，也给观众足够的想象与思考空间，让他们在没有第三方干扰的环境中直接观察细节，与主人公一起经历事件发生过程，并从中得到自我内化过的价值与精神认同。”
不过，无解说词方式的实际应用过程难度很大，纵红雨介绍，“方言障碍是困难之一。后期剪辑时，即使作为湖北籍导演的我，也需要反复听素材才能明白。团队需要从大量素材中，将有趣的细节和同期声挑选出来。因为需要反复观看，一集200小时的素材，差不多要看800个小时。”
选取脱贫攻坚典型样本
《2020我们的脱贫故事》将镜头对准怒江峡谷、西藏墨脱、金沙江畔、黄河滩涂等地，全方位记录了老区、边疆及一些特殊生态地区的村庄摆脱贫困的全过程。每集的选题方向各有侧重，分别选取了生态移民、易地搬迁、产业扶贫、驻村帮扶等脱贫攻坚模式的典型样本。谈及具体的选择标准，纵红雨表示，基本都以贫困户和基层村干部为选取对象，“现实类纪录片，未知性是一大特点。像《洪湖水岸》中的贫困户，中途由于政策调整而被剔除了资格，但是创作团队依然进行跟踪拍摄。从最后结果看，我们的跟拍很有意义，因为贫困户资格的变动，恰恰反映了精准扶贫中‘精准’二字的多重含义。”纵红雨认为，“精准”并不只是某种差异化、个体化的准确选择，还有在新时代扶贫语境中，不遗漏、不放弃每个处于实际贫困的人口。
在前期调研和拍摄过程中，《茶林故事》主人公杨直东的故事令纵红雨印象深刻。杨直东是个“唐吉诃德式”屡战屡败的人物，他曾在广东打工，开过面粉厂，自学过兽医，林林总总，有过七八次不同行业的创业经历，但是最后都以失败告终。这一次，他承包了三百亩土地种植白茶。“他在现实中的窘境其实远比片中强烈，我们当时内心很焦灼，害怕他会突然放弃眼前的努力，像以前一样离开村子外出打工。如果真的那样，我们这个片子也会随着他的放弃而失败。而作为一个记录者，我们又不能干预他的决定。”好在经历多次挫折后，杨直东最终迎来了第一批茶叶的丰收。纵红雨表示，很多时候，摄制组成员都是跟随主人公一起感受焦灼，感受未知，感受疑惑;也一起感受坚定，感受顽强，感受希望。
寻求距离感与贴近性的平衡
长时间的观察、跟踪，又该如何保证村民能够保持自然、真实的状态？纵红雨坦承，任何人在镜头面前都有天然隐藏自身的本能，“贴近主人公的生活和内心，其实是个复杂过程，从人物选择开始，就要考虑主人公的适合性。团队非常注意与拍摄对象保持距离，努力做到距离感与贴近性的平衡。”但“度”的把握并不容易，太过贴近，会失去观察者的角度和立场;距离太远，又很难抓到拍摄对象的真实反应与真实情感。“尺度怎么把握，其实在于记录者自身的价值观与站位，这也是拍摄纪录片最根本的问题。”
“要想让拍摄对象在镜头前保持真实的反应，除了拍摄技巧，最根本的是导演自身真情实感的付出及正直善良坚定的价值观。” 纵红雨认为，纪录片导演的共情能力也是一项基本功， “这不是对拍摄对象现状的简单理解和判断，而是对拍摄对象内心意愿的感知和领会，这样你才会关注到拍摄对象的表情、语言、动作等许多细节，以及细节背后的含义，进而与镜头里的主人公形成内心趋同和相互之间的信任。当这些碎片化的细节组接到一起，就会凝聚成人物的真实。”
摄制组现场跟拍，多少都会引发当地政府重视。纵红雨表示，在实际沟通中，团队一直强调，不希望主人公成为一个被特别关照的个案或者特例，而是让其处在真实的脱贫氛围下，这样的拍摄才具有示范效应。“无论是当地政府，还是摄制组，都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主人公走投无路的时候，总能柳暗花明，并非因为受到特别照顾，而是因为有着扶贫政策和救助机制。这也是此次扶贫纪录片拍摄最难能可贵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