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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草畜平衡制度是我国草原利用和生态保护的基本制度，国家对实行草畜平衡的牧户进行生态补偿。对不同规模牧户草畜平衡差异的理论演绎分析和实证检验发现：家庭人均草场经营面积正向影响牧户草畜平衡状况；中小牧户是超载过牧的主体，承担更多的减畜任务。而现行补偿政策与牧户草原承包面积挂钩，暗含不同牧户超载过牧程度均质的前提假设，补贴因而没能向更需要补偿的中小牧户倾斜，不利于他们实现草畜平衡。弥补牧户草畜平衡的机会成本损失、协调草畜平衡保护生态和增加牧民收入的政策目标，应该摒弃补偿与草场面积挂钩的做法，转为向中小牧户倾斜的收入支持政策。而根据经营规模区别补偿牧户，本研究证实牧户人均草场经营面积由于纳入了家庭供养人口信息，比经营草场总面积对草畜平衡状况的边际解释力更大，因此，依据户人均草原经营面积进行补偿比经营草场总面积更为科学有效。实现草畜平衡的根本还在于把牧区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去。
关键词草畜平衡；生态补偿；超载过牧；经营规模
中图分类号F06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4）11-0089-07doi：103969/j
党的十八大提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又强调建立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发展生态友好型农业。2010年，国家基于退牧还草工程在内蒙古、新疆等八个主要牧区省（区）建立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对禁牧进行补助，对禁牧区域以外的牧户承包草原，在核定合理载畜量的基础上实施草畜平衡管理，并给予未超载放牧的牧民每亩1.5元的草畜平衡奖励，标志着我国对牧户的生态补偿政策进入一个新阶段。基本形成了工程措施与牧户承包责任相结合、重点突破与面上治理相结合的草原生态建设补偿政策体系。到2012年，草原补奖机制实施范围扩大到东北、华北5省，覆盖了全国所有牧区半牧区县，涉及13个省区的578个县、68个兵团团场和11个农垦牧场。
影响草畜平衡的因素很多，学者们分别就草畜平衡的生态理论基础[1-3]、市场和产业经济特质[4-6]、牧民可支配资源和生计社会影响[7]以及制度监督执行[8]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尽管在干旱半干旱草原，牧户尺度的草畜平衡管理面临诸多困难，但是从政策演进的历史和现实约束来看还是一种制度改进，需要进一步完善[9]。在制度设计上，现行草畜平衡补偿政策与牧户承包的草原面积挂钩，隐含着牧户超载过牧程度是均质的前提假设。而靳乐山等[10]证实草场超载的主体是中小牧户，草场面积越小的牧户越有可能超载。中小牧户难以实现草畜平衡主要是限于经济能力[4-5]。由于没有考虑到牧户之间的差异，过于标准化、简单化的思路导致草畜平衡制度不能有效执行[10，7]。因此，研究不同规模牧户在草畜平衡上的差异，是完善政策设计的理论基础。本文认为牧户养多少只羊除了受户有草场总面积约束，还受家庭供养人口数量的影响。因此，家庭人均草场面积可能是牧户规模更好的代理变量，把家庭人口变量纳入分析，能进一步完善不同规模牧户草畜平衡差异研究。文章主体内容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从理论上对牧户草畜平衡差异性进行演绎分析，并据此提出理论研究假设；第二部分，利用一手牧户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不同规模牧户在草畜平衡上的差异。
1牧户草畜平衡差异性的理论分析
草原是可再生资源，李仲广[11]基于一系列假定建立的草原生物学模型，清楚地论证了草原存量和草原存量的增长之间的长期平均关系。本文基于草原生物学模型，首次从宏观上构建了我国牧区草畜平衡的理论模型，并展开经济分析。在此基础上，演绎得出微观牧户草畜平衡差异的理论推论。
1.1宏观草畜平衡理论模型
受Clem Tisdell[12]对发展中国家开放进入资源的利用问题的一般探讨启发，本研究对其思路进行完善并拓展到我国牧区草畜平衡分析。如果从草原上获得的平均收入高于生存线，开放进入情况下将吸引更多人口进入草原。或者根据马尔萨斯人口理论，草原支撑的人口将增加，直至从草原上获得的收入下降到生存线为止。此时草原超载过牧、生态环境恶化，草畜平衡就是针对这种情况旨在实现生态环境和牧民生计可持续的管理制度。本文假定：①市场机制下，牧民出于谋生目的直接利用草原，且很难转产到其他部门就业。②不考虑贴现，即只考虑静态的有效率放牧量。③单位放牧活动量的成本固定不变，放牧活动量（E）与放牧牛羊的数量和放牧时间正相关，放牧成本等于单位放牧活动量成本与放牧活动量的乘积。④牛羊的价格（P）固定，放牧收益用出售牛羊数量（Q）与价格乘积衡量。Q是放牧活动量E的函数，放牧活动的收益TR和成本TC都是放牧活动量E的函数。边际放牧活动的收益与草原存量正相关，草原存量越多，牛羊生长速度越快，边际放牧活动的收益越大。
在图1中，TC=βF是总成本线，其斜率β代表维持生存的放牧活动的平均收入水平。TR*是总收益线，当放牧活动量为E*时取得最大总收益，此时，草原在羊吃草长年年更新达到草畜平衡前提下，支撑的放牧活动量也达到最大。如果继续增加放牧活动量，会超越草原最大更新能力，减少下一期草原增量及其能支撑的放牧活动量以及总收益，因此，E*是取得最大总收益的草畜平衡放牧活动量。但E*并不是经济最优的放牧活动量，经济学净效益最大化的放牧量是图1中的Ee点，在这一点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超过这一点，追加的成本超过追加的收益。此时，草原上平均收入水平为，放牧活动量没有达到草原在满足草原平衡前提下能承载的极限E*。在我国牧区，由于受语言、文化习俗和经济社会发展条件所限，牧民转产转业困难，不能像发达国家那样实现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充分就业，因而最优经济效率Ee点只是理论上的。高于生存线的收入水平将使草原支撑的人口越来越多、放牧活动量相应增大，直至平均收入下降到生存线β，在ED点形成均衡。实际上Ee仅是静态有效率的放牧量，是在假设贴现率为0的情况下的动态有效放牧量。当社会存在正的贴现率时，保存草原资源的机会成本增加，因此，当前草原消耗率将上升，有效率的放牧水平将上升，这将减少均衡时的草原资源存量，贴现率越高，草原存量越少。 要保证均衡收入水平不落到生存线以下，同时保护环境，就需要通过控制放牧活动量来恢复草地生产力，即实施草畜平衡管理。减少放牧活动量在短期内会减少农牧民收入，但能使草原逐渐恢复到更高的存量水平，提高草畜平衡时的放牧量（草原增量）和边际收益，从而提高放牧平均收入水平。通俗地说，就是同样多的人口，如果草场质量变好了，人们放牧的平均收益会提高。图1反映的总量关系可以用单位曲线清晰地表示。图2的形状表明假定生产函数是二次函数，MCD是放牧活动的平均收益曲线，MN是相应的边际收益曲线，0F是生存收入线。尽管只有劳动力要素（放牧活动量）进入了模型，但如果每单位劳动所配备的其他要素是成比例投入的话，该模型仍然适用。
假定当下平均收入为π，π在生存线β上方的距离越远，则在收入下降到生存线以下之前，通过减少放牧恢复草原生产力、提高牧民平均收入的空间越大。具体来说，π收入的牧民如果只用达到β收入水平，则只需β/πEC的放牧活动量即可，可减小的放牧活动量的表达式为EC-β/πEC=（1-β/π）EC。之所以可能，是因为EC资源条件下放牧活动的边际收益大于ED，所以尽管EC 以上是既定技术下的草畜平衡管理，在中长期技术可变情况下，采用新技术或新的生产方式可能导致生产曲线向上移动，提高放牧活动的收益，例如推广畜牧良种。那么要取得和之前一样的人均收入水平则可以减少放牧活动，从而减少对草原的作用。另一种可能性是新技术或生产方式使生产曲线更加陡峭，减少放牧收益，例如推行舍饲圈养尽管可以保护草原，但增加了生产成本，在没有政府投入情况下，要么难以推行，要么是以减少牧民收益为代价。
1.2微观牧户草畜平衡差异的理论推论
减少放牧活动量可以从减少放牧牛羊数量和放牧时间两方面着手。为简化分析，只考虑牛羊数量上的平衡，这也是草畜平衡政策的实际操作情况。现行草畜平衡奖励与牧户草场承包面积挂钩，是建立在草牧场初始划分的“起点公平”基础上，最初每户人均草场承包面积是相同的；然后中央通过“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稳定草地承包关系，达到人与草地关系的“程序正义”。这样随着时间流逝，即使家庭人口有增减，每户的人均草原承包面积发生变化，但是由于起点是公平的，户有草场变化的程序是正义的，依据家庭草场承包面积进行草畜平衡奖励还是能得到公平正义的次优结果。但是，其合理性需要满足牧户超载过牧程度是均质的前提假设。因为只有超载过牧程度一样，不同牧户的一亩草原达到草畜平衡要减少的牲畜才是相同的，才能以统一的标准按草原承包面积进行补偿。这个前提在大集体刚解体、草场划分初期，牧户异质性小时不成问题。但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牧户异质性变大时，不同牧户在实现草畜平衡上的差异性就是绕不过去的问题了。
前述宏观上的理论分析已表明，牧民平均收入水平在生存线上方的距离越远，草原通过减畜恢复到一定存量和增量水平的空间越大；牧民平均收入水平离生存线越近，通过减畜恢复草原的空间越小。同理，在微观牧户层面可以推论：牧户减畜实现草畜平衡的可行性，也与牧民具体收入水平及其所代表的行为可行集密切相关。宏观上，牧民平均收入水平差异是因为不同时期不同资源条件下放牧活动的边际收益不同，并因此给通过减畜实现既定草畜平衡目标提供了可能；而微观上，同一时期同一区域草地生产力差别很小，放牧的边际收益相当，牧户经济水平差异主要是经营规模上的，是人均草场面积不同导致的外延式的收入差异。所以可以进一步推论，牧户占有的人均草场面积可能是影响草畜平衡可行性的重要因素。因此有以下牧户在草畜平衡上的差异的理论推论：
H1：人均草场经营面积越大的牧户越可能实现草畜平衡，草畜平衡情况越好。
H2：人均草场经营面积越小的牧户越可能超载，超载程度越深。
2不同规模牧户草畜平衡差异的实证检验
为了探讨不同规模牧户在草畜平衡上的差异，接下来采用一手牧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受访牧户人均经营的草场面积和养羊数量，测定草畜平衡情况，在此基础上，根据以上理论研究假设构建实证研究假设，并检验之。
2.1数据来源
本文分析所用资料是课题组2011年12月，对内蒙古锡林郭勒盟8个旗县牧户随机抽样调查的一部分，主要为问卷调查。出于案例选择典型性的需要，主要以草场条件比较好的东乌珠穆沁旗和西乌珠穆沁旗的73户牧户数据展开分析，辅之于草场生产力比较低的苏尼特左旗和苏尼特右旗的55户牧户数据。其蕴含的逻辑是，如果不同规模牧户草畜平衡的差异在草场条件比较极端的地域都能充分体现出来，则一般草原地区自不待言，从而确保案例研究结论具有较大的“可外推性”。草原生产力由高到低依次为草甸草原、典型草原和荒漠草原。东、西乌珠穆沁旗主要为草甸草原，苏尼特左旗和苏尼特右旗主要为荒漠草原。也因为草原生产力不同，定量分析时采用的养羊比容指标的同一水平，在不同草原类型地区反映的草畜平衡状况不同，所以只能分草原类型进行定量研究。对牧户的随机抽样保证了数据的可信性，为了保证数据的有效度，问卷被翻译为蒙文并采取调研员和牧民面对面谈话的方式进行填写。
2.2受访牧户人均草场经营面积分布及养羊分布
牧户经营的草场面积既包括承包经营面积还包括流转面积，是实际利用的面积。在东、西乌珠穆沁旗73户受访牧户中，家庭人均草场面积最小的114亩，最大的为6 547亩，平均每人拥有草场1 968亩。从分布上看，人均草场经营面积在[0，1 000）和[1 000，2 000）亩区间内的牧户比例最高（见表1）。 2.3草畜平衡状况的测定：养羊比容
养多少只羊是以牧户为单位决策的，所以判断牧户草畜平衡状况还得以户有草原面积相对养羊数量的比值来衡量，具体以养羊比容来测定。比容在自然科学中是密度的倒数，养羊比容=草场经营面积/养羊只数。每户牧民经营的草场面积除以养羊只数，就可以计算出该牧户的养羊比容。在73户牧户中，养羊比容最低的1.33亩/羊单位，最高的为41.14亩/羊单位，平均每户的养羊比容为14.31亩/羊单位。如表3所示，养羊比容在[10，20）亩/羊单位的牧户最多，占45%，其次是[0，10）亩/羊单位的牧户，占30%。养羊比容越大，每只羊占有的草场面积越大，草畜平衡情况越好；养羊比容越小，每只羊占有的草场面积越小，草畜平衡情况越差。
2.4人均草场面积影响养羊比容的定量分析
根据上述理论推论和描述分析，实证研究假设可表述为：
h1：家庭人均草场经营面积越大，养羊比容越大。
h2：家庭人均草场经营面积越小，养羊比容越小。
用stata10.0软件得出人均草场面积与养羊比容的相关系数为0.53，表明牧户人均草场面积与草畜平衡状况有比较强的正相关性。牧户人均经营的草场面积越大，草畜平衡状况越好；反之亦然。进一步量化牧户人均草场面积对草畜平衡的影响，计量模型如下：
Yt=0+1Xi+ui（1）
其中，Yt为养羊比容，Xi为牧户人均经营的草场面积，i代表第i户牧户。
运用stata10.0软件进行最小二乘回归，结果如下：
Yt=7.957 144+0.003 204 7Xi（2）
（T=5.10）（4.95）
其中：R2=0.276 9，F=24.51，n=66，p=0.000 0
根据模型估计结果，家庭人均草场经营面积对养羊比容的影响为正，随着人均草场经营面积的增加，养羊比容也逐渐升高。草场面积每增加1 000亩，养羊比容增加3.20亩/羊单位。靳乐山等根据四子王旗某苏木6个纯牧业嘎查100户牧户调查数据，估计出户草场经营总面积每增加1 000亩，养羊比容增加1.93亩/羊单位的结果。由于不是基于同一地域的同一数据，两者不能简单比较。但用本研究数据估计出的靳乐山等的同一结果为0.63亩/羊单位，小于3.20亩/羊单位，说明纳入了家庭供养人口信息的牧户人均草场经营面积比经营草场总面积对草畜平衡状况的边际解释力更大。从而证实了对于研究不同规模牧户在草畜平衡上的差异，家庭人均草场经营面积变量由于纳入了更多信息，是牧户经营规模更好的代理变量。在这个意义上，本文进一步完善了不同规模牧户草畜平衡差异性研究。因为养羊比容和超载程度负相关，所以，家庭人均草场经营面积越小的牧户越可能超载，且超载程度越深。
以下通过超载牧户和达到草畜平衡牧户的分布情况来得到更直观的认识。超载或草畜平衡与否，是根据实际饲养量与按户核定的暖季承载量来判断的，73户牧户中，有46户超载，27户达到草畜平衡。由于所调查的饲养量是2011年6月的存栏量，是2011年8月下旬锡林郭勒盟执行新草原补奖机制核定的承载量之前的牲畜数量，所以牧民没有瞒报饲养量的利益冲动，以此测定判别的牧户草畜平衡状况真实可信。表4是46户超载牧户的分布情况，其家庭人均草场经营面积主要集中在[0，1 000）亩之间，占所有超载牧户的41%，其次是在[1 000，2 000）亩区间，占33%，两者合计占超载户的74%。从经营面积分组看，95%的人均草场经营面积在[0，1 000）亩之间的牧户、68%的人均草场经营面积在[1 000，2 000）亩之间的牧户、47%的人均草场经营面积在[2 000，3 000）亩之间的牧户和29%的人均草场经营面积在[1 000，2 000）亩之间的牧户存在超载现象，超载率随着人均草场面积减小而增大。此外，养羊比容在[0，10）亩/羊单位区间内的牧户，其人均草场经营面积主要集中在[0，1 000）亩范围，超载程度随着人均草场面积减少而加深。
表5是27户草畜平衡户的分布情况，主要集中在家庭人均草场面积2 000亩以上范围。从草场面积分组看，随着人均草场面积增大，达到草畜平衡的户数越多，达到草畜平衡的比例越大，养羊比容也越大，意味着草畜平衡状况越好。人均草场经营面积在[0，1 000）亩的仅有1户到达草畜平衡。
如果把家庭人均草场经营面积2 000亩看作中小牧户和大牧户的分界点，那么，无论从超载率和超载深度上看，草场超载的主体主要是人均草场经营面积介于[0，2 000）亩的中小牧户（见表6）。
型估计结果显示，荒漠草原上牧户人均草场经营面积也正向影响养羊比容。户人均草场经营面积每增加1 000亩，养羊比容增加4.33亩/羊单位。说明人均草场经营面积越大的牧户越可能达到草畜平衡，草畜平衡状况越好。表6显示超载牧户主要是人均草场经营面积2 000亩以下的中小牧户，随着牧户人均草场经营面积减小，超载率增大、超载深度加深。表7显示草畜平衡户主要集中在家庭人均草场面积2 000亩以上范围，随着牧户人均草场经营面积增大，达到草畜平衡的比例越大，养羊比容越大。
3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研究针对草畜平衡补偿政策，就不同规模牧户在草畜平衡上的差异性，从理论上论证并经一手牧户调查数据证实：
（1）家庭人均草场经营面积正向影响牧户草畜平衡状况。牧户人均草场经营面积与养羊比容正相关；人均草场经营面积越大的牧户越可能达到草畜平衡，草畜平衡状况越好；人均草场经营面积越小的牧户越可能超载，超载程度越深。
（2）中小牧户无论从超载率还是超载深度上都是草原超载的主体。实施草畜平衡给牧户造成了损失，有效的草原生态补偿政策应该对牧户的机会成本损失进行补偿。中小牧户承担了主要的减畜任务、受经济能力所限更难以实现草畜平衡，更需要补偿。而现行补偿政策与草场面积挂钩，暗含不同牧户超载过牧程度是均质的假定，没有考虑到牧户之间的差异性，结果是补贴没能向更需要补偿的中小牧户倾斜，不利于他们实现草畜平衡。因此，为了实现政策目标、提高政策效率，应摒弃草畜平衡补偿与草原承包面积挂钩的做法，转向对中小牧户更多的收入支持政策。 （3）根据经营规模进行区别补偿，依据户人均草场经营面积比经营草场总面积更为科学有效。由于牧户人均草场经营面积纳入了家庭供养人口信息，比经营草场总面积对草畜平衡状况的边际解释力更大，所以，依据前者进行区别补偿更能提高政策效率和实现政策目标。
从本文研究结论引申政策含义还在于，从未来的发展来看，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在迅速地提高，收入与消费的示范效应使得牧民们也努力提高自己的收入水平。在短期技术进步不可能大变化情况下，如果没有更多的牧民转移出去，牧民出于要生活得更好的目标，整体超载过牧具有刚性，扩大牧场经营规模也无从谈起。因此，为了实现草畜平衡，除了应该更加注重中小牧户的补贴以外，更应该通过教育与培训，尽快转移牧区剩余劳动力，促进草原经营规模的扩大，同时加快推动技术进步、转变畜牧生产方式，从而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编辑：田红）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FernandezGimenez M E，AllenDiaz B.Testing a Nonequilibrium Model of Rangeland Vegetation Dynamics in Mongolia[J].Journal of Applied Ecology，1999，36（6）：871-885.
[2]Sullivan S，Rohde R.On NonEquilibrium in Arid and Semiarid Grazing Systems[J].Journal of Biogeography，2002，29（12）：1595-1618.
[3]Briske D D，Fuhlendorf S D，Smeins F E.Vegetation Dynamics on Rangelands：A Critique of the Current Paradigms[J].Journal of Applied Ecology，2003，40（4）：601-614.
[4]李秉龙，薛建良.中国草原肉羊生产可持续发展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Li Binglong，Xue Jianliang.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eat Sheep Production[M].Beijing：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Press，2012.]
[5]余红.基于可持续发展的新疆肉羊产业相关利益主体行为研究[D].北京：中国农业大学，2013.[Yu Hong.The Research on Stakeholder’s Behavior of the Meat Sheep Industry in Xinjiang based 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D].Beijing：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2013.]
[6]杨理.基于市场经济的草权制度改革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11，（10）：102-109.[Yang Li.Household Contract Responsibility System Reform in Pasture Area Based on Market Economy[J].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2011，（10）：102-109.]
[7]李艳波，李文军.草畜平衡制度为何难以实现“草畜平衡”[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9（1）：124-131.[Li Yanbo，Li Wenjun.Why “Blance of Forage and Livestock” System Failed to Reach Sustainable Grassland Utilization[J].Journal of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2012，29（1）：124-131.]
[8]王向阳，王济民，张蕙杰等.中国西部牧区退牧还草的政策支持[J].农业经济问题，2003，（7）：45-50.[Wang Xiangyang，Wang Jimin，Zhang Huijie，et al .Grazing Withdrawal Project Policy Support on Pastoral Areas in Western China[J].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2003，（7）：45-50.]
[9]李金亚.中国草原肉羊产业可持续发展政策研究[D].北京：中国农业大学，2014.[Li Jingya.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olicy of Meat Sheep Industry in China’s Grassland [D].Beijing：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2014.]
[10]靳乐山，胡振通.谁在超载？不同规模牧户的差异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2013，（4）：37-43. [Jin Leshan，Hu Zhentong.Who is Overgrazing：Variation Analysis of Herdsmen with Different Scales of Pastureland[J].China Rural Survey，2013，（4）：37-43.]
[11]李仲广，吕振艳，高擎.草原环境恶化及对策的经济学分析[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2）：17-20 .[Li Zhongguang，Lv Zhenyan，Gao Qing.Economic Analysis and Countermeasure of Grassland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J].Journal of Inner Mongoli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2001，（2）：17-20.]
[12]Clem Tisdell.Poverty，Political Failure and the Use of Open Access Resourc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R].Working Paper.Queensland：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2006.
关键词草畜平衡；生态补偿；超载过牧；经营规模
中图分类号F06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4）11-0089-07doi：103969/j
党的十八大提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又强调建立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发展生态友好型农业。2010年，国家基于退牧还草工程在内蒙古、新疆等八个主要牧区省（区）建立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对禁牧进行补助，对禁牧区域以外的牧户承包草原，在核定合理载畜量的基础上实施草畜平衡管理，并给予未超载放牧的牧民每亩1.5元的草畜平衡奖励，标志着我国对牧户的生态补偿政策进入一个新阶段。基本形成了工程措施与牧户承包责任相结合、重点突破与面上治理相结合的草原生态建设补偿政策体系。到2012年，草原补奖机制实施范围扩大到东北、华北5省，覆盖了全国所有牧区半牧区县，涉及13个省区的578个县、68个兵团团场和11个农垦牧场。
影响草畜平衡的因素很多，学者们分别就草畜平衡的生态理论基础[1-3]、市场和产业经济特质[4-6]、牧民可支配资源和生计社会影响[7]以及制度监督执行[8]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尽管在干旱半干旱草原，牧户尺度的草畜平衡管理面临诸多困难，但是从政策演进的历史和现实约束来看还是一种制度改进，需要进一步完善[9]。在制度设计上，现行草畜平衡补偿政策与牧户承包的草原面积挂钩，隐含着牧户超载过牧程度是均质的前提假设。而靳乐山等[10]证实草场超载的主体是中小牧户，草场面积越小的牧户越有可能超载。中小牧户难以实现草畜平衡主要是限于经济能力[4-5]。由于没有考虑到牧户之间的差异，过于标准化、简单化的思路导致草畜平衡制度不能有效执行[10，7]。因此，研究不同规模牧户在草畜平衡上的差异，是完善政策设计的理论基础。本文认为牧户养多少只羊除了受户有草场总面积约束，还受家庭供养人口数量的影响。因此，家庭人均草场面积可能是牧户规模更好的代理变量，把家庭人口变量纳入分析，能进一步完善不同规模牧户草畜平衡差异研究。文章主体内容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从理论上对牧户草畜平衡差异性进行演绎分析，并据此提出理论研究假设；第二部分，利用一手牧户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不同规模牧户在草畜平衡上的差异。
1牧户草畜平衡差异性的理论分析
草原是可再生资源，李仲广[11]基于一系列假定建立的草原生物学模型，清楚地论证了草原存量和草原存量的增长之间的长期平均关系。本文基于草原生物学模型，首次从宏观上构建了我国牧区草畜平衡的理论模型，并展开经济分析。在此基础上，演绎得出微观牧户草畜平衡差异的理论推论。
1.1宏观草畜平衡理论模型
受Clem Tisdell[12]对发展中国家开放进入资源的利用问题的一般探讨启发，本研究对其思路进行完善并拓展到我国牧区草畜平衡分析。如果从草原上获得的平均收入高于生存线，开放进入情况下将吸引更多人口进入草原。或者根据马尔萨斯人口理论，草原支撑的人口将增加，直至从草原上获得的收入下降到生存线为止。此时草原超载过牧、生态环境恶化，草畜平衡就是针对这种情况旨在实现生态环境和牧民生计可持续的管理制度。本文假定：①市场机制下，牧民出于谋生目的直接利用草原，且很难转产到其他部门就业。②不考虑贴现，即只考虑静态的有效率放牧量。③单位放牧活动量的成本固定不变，放牧活动量（E）与放牧牛羊的数量和放牧时间正相关，放牧成本等于单位放牧活动量成本与放牧活动量的乘积。④牛羊的价格（P）固定，放牧收益用出售牛羊数量（Q）与价格乘积衡量。Q是放牧活动量E的函数，放牧活动的收益TR和成本TC都是放牧活动量E的函数。边际放牧活动的收益与草原存量正相关，草原存量越多，牛羊生长速度越快，边际放牧活动的收益越大。
在图1中，TC=βF是总成本线，其斜率β代表维持生存的放牧活动的平均收入水平。TR*是总收益线，当放牧活动量为E*时取得最大总收益，此时，草原在羊吃草长年年更新达到草畜平衡前提下，支撑的放牧活动量也达到最大。如果继续增加放牧活动量，会超越草原最大更新能力，减少下一期草原增量及其能支撑的放牧活动量以及总收益，因此，E*是取得最大总收益的草畜平衡放牧活动量。但E*并不是经济最优的放牧活动量，经济学净效益最大化的放牧量是图1中的Ee点，在这一点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超过这一点，追加的成本超过追加的收益。此时，草原上平均收入水平为，放牧活动量没有达到草原在满足草原平衡前提下能承载的极限E*。在我国牧区，由于受语言、文化习俗和经济社会发展条件所限，牧民转产转业困难，不能像发达国家那样实现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充分就业，因而最优经济效率Ee点只是理论上的。高于生存线的收入水平将使草原支撑的人口越来越多、放牧活动量相应增大，直至平均收入下降到生存线β，在ED点形成均衡。实际上Ee仅是静态有效率的放牧量，是在假设贴现率为0的情况下的动态有效放牧量。当社会存在正的贴现率时，保存草原资源的机会成本增加，因此，当前草原消耗率将上升，有效率的放牧水平将上升，这将减少均衡时的草原资源存量，贴现率越高，草原存量越少。 要保证均衡收入水平不落到生存线以下，同时保护环境，就需要通过控制放牧活动量来恢复草地生产力，即实施草畜平衡管理。减少放牧活动量在短期内会减少农牧民收入，但能使草原逐渐恢复到更高的存量水平，提高草畜平衡时的放牧量（草原增量）和边际收益，从而提高放牧平均收入水平。通俗地说，就是同样多的人口，如果草场质量变好了，人们放牧的平均收益会提高。图1反映的总量关系可以用单位曲线清晰地表示。图2的形状表明假定生产函数是二次函数，MCD是放牧活动的平均收益曲线，MN是相应的边际收益曲线，0F是生存收入线。尽管只有劳动力要素（放牧活动量）进入了模型，但如果每单位劳动所配备的其他要素是成比例投入的话，该模型仍然适用。
假定当下平均收入为π，π在生存线β上方的距离越远，则在收入下降到生存线以下之前，通过减少放牧恢复草原生产力、提高牧民平均收入的空间越大。具体来说，π收入的牧民如果只用达到β收入水平，则只需β/πEC的放牧活动量即可，可减小的放牧活动量的表达式为EC-β/πEC=（1-β/π）EC。之所以可能，是因为EC资源条件下放牧活动的边际收益大于ED，所以尽管EC
1.2微观牧户草畜平衡差异的理论推论
减少放牧活动量可以从减少放牧牛羊数量和放牧时间两方面着手。为简化分析，只考虑牛羊数量上的平衡，这也是草畜平衡政策的实际操作情况。现行草畜平衡奖励与牧户草场承包面积挂钩，是建立在草牧场初始划分的“起点公平”基础上，最初每户人均草场承包面积是相同的；然后中央通过“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稳定草地承包关系，达到人与草地关系的“程序正义”。这样随着时间流逝，即使家庭人口有增减，每户的人均草原承包面积发生变化，但是由于起点是公平的，户有草场变化的程序是正义的，依据家庭草场承包面积进行草畜平衡奖励还是能得到公平正义的次优结果。但是，其合理性需要满足牧户超载过牧程度是均质的前提假设。因为只有超载过牧程度一样，不同牧户的一亩草原达到草畜平衡要减少的牲畜才是相同的，才能以统一的标准按草原承包面积进行补偿。这个前提在大集体刚解体、草场划分初期，牧户异质性小时不成问题。但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牧户异质性变大时，不同牧户在实现草畜平衡上的差异性就是绕不过去的问题了。
前述宏观上的理论分析已表明，牧民平均收入水平在生存线上方的距离越远，草原通过减畜恢复到一定存量和增量水平的空间越大；牧民平均收入水平离生存线越近，通过减畜恢复草原的空间越小。同理，在微观牧户层面可以推论：牧户减畜实现草畜平衡的可行性，也与牧民具体收入水平及其所代表的行为可行集密切相关。宏观上，牧民平均收入水平差异是因为不同时期不同资源条件下放牧活动的边际收益不同，并因此给通过减畜实现既定草畜平衡目标提供了可能；而微观上，同一时期同一区域草地生产力差别很小，放牧的边际收益相当，牧户经济水平差异主要是经营规模上的，是人均草场面积不同导致的外延式的收入差异。所以可以进一步推论，牧户占有的人均草场面积可能是影响草畜平衡可行性的重要因素。因此有以下牧户在草畜平衡上的差异的理论推论：
H1：人均草场经营面积越大的牧户越可能实现草畜平衡，草畜平衡情况越好。
H2：人均草场经营面积越小的牧户越可能超载，超载程度越深。
2不同规模牧户草畜平衡差异的实证检验
为了探讨不同规模牧户在草畜平衡上的差异，接下来采用一手牧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受访牧户人均经营的草场面积和养羊数量，测定草畜平衡情况，在此基础上，根据以上理论研究假设构建实证研究假设，并检验之。
2.1数据来源
本文分析所用资料是课题组2011年12月，对内蒙古锡林郭勒盟8个旗县牧户随机抽样调查的一部分，主要为问卷调查。出于案例选择典型性的需要，主要以草场条件比较好的东乌珠穆沁旗和西乌珠穆沁旗的73户牧户数据展开分析，辅之于草场生产力比较低的苏尼特左旗和苏尼特右旗的55户牧户数据。其蕴含的逻辑是，如果不同规模牧户草畜平衡的差异在草场条件比较极端的地域都能充分体现出来，则一般草原地区自不待言，从而确保案例研究结论具有较大的“可外推性”。草原生产力由高到低依次为草甸草原、典型草原和荒漠草原。东、西乌珠穆沁旗主要为草甸草原，苏尼特左旗和苏尼特右旗主要为荒漠草原。也因为草原生产力不同，定量分析时采用的养羊比容指标的同一水平，在不同草原类型地区反映的草畜平衡状况不同，所以只能分草原类型进行定量研究。对牧户的随机抽样保证了数据的可信性，为了保证数据的有效度，问卷被翻译为蒙文并采取调研员和牧民面对面谈话的方式进行填写。
2.2受访牧户人均草场经营面积分布及养羊分布
牧户经营的草场面积既包括承包经营面积还包括流转面积，是实际利用的面积。在东、西乌珠穆沁旗73户受访牧户中，家庭人均草场面积最小的114亩，最大的为6 547亩，平均每人拥有草场1 968亩。从分布上看，人均草场经营面积在[0，1 000）和[1 000，2 000）亩区间内的牧户比例最高（见表1）。 2.3草畜平衡状况的测定：养羊比容
养多少只羊是以牧户为单位决策的，所以判断牧户草畜平衡状况还得以户有草原面积相对养羊数量的比值来衡量，具体以养羊比容来测定。比容在自然科学中是密度的倒数，养羊比容=草场经营面积/养羊只数。每户牧民经营的草场面积除以养羊只数，就可以计算出该牧户的养羊比容。在73户牧户中，养羊比容最低的1.33亩/羊单位，最高的为41.14亩/羊单位，平均每户的养羊比容为14.31亩/羊单位。如表3所示，养羊比容在[10，20）亩/羊单位的牧户最多，占45%，其次是[0，10）亩/羊单位的牧户，占30%。养羊比容越大，每只羊占有的草场面积越大，草畜平衡情况越好；养羊比容越小，每只羊占有的草场面积越小，草畜平衡情况越差。
2.4人均草场面积影响养羊比容的定量分析
根据上述理论推论和描述分析，实证研究假设可表述为：
h1：家庭人均草场经营面积越大，养羊比容越大。
h2：家庭人均草场经营面积越小，养羊比容越小。
用stata10.0软件得出人均草场面积与养羊比容的相关系数为0.53，表明牧户人均草场面积与草畜平衡状况有比较强的正相关性。牧户人均经营的草场面积越大，草畜平衡状况越好；反之亦然。进一步量化牧户人均草场面积对草畜平衡的影响，计量模型如下：
Yt=0+1Xi+ui（1）
其中，Yt为养羊比容，Xi为牧户人均经营的草场面积，i代表第i户牧户。
运用stata10.0软件进行最小二乘回归，结果如下：
Yt=7.957 144+0.003 204 7Xi（2）
（T=5.10）（4.95）
其中：R2=0.276 9，F=24.51，n=66，p=0.000 0
根据模型估计结果，家庭人均草场经营面积对养羊比容的影响为正，随着人均草场经营面积的增加，养羊比容也逐渐升高。草场面积每增加1 000亩，养羊比容增加3.20亩/羊单位。靳乐山等根据四子王旗某苏木6个纯牧业嘎查100户牧户调查数据，估计出户草场经营总面积每增加1 000亩，养羊比容增加1.93亩/羊单位的结果。由于不是基于同一地域的同一数据，两者不能简单比较。但用本研究数据估计出的靳乐山等的同一结果为0.63亩/羊单位，小于3.20亩/羊单位，说明纳入了家庭供养人口信息的牧户人均草场经营面积比经营草场总面积对草畜平衡状况的边际解释力更大。从而证实了对于研究不同规模牧户在草畜平衡上的差异，家庭人均草场经营面积变量由于纳入了更多信息，是牧户经营规模更好的代理变量。在这个意义上，本文进一步完善了不同规模牧户草畜平衡差异性研究。因为养羊比容和超载程度负相关，所以，家庭人均草场经营面积越小的牧户越可能超载，且超载程度越深。
以下通过超载牧户和达到草畜平衡牧户的分布情况来得到更直观的认识。超载或草畜平衡与否，是根据实际饲养量与按户核定的暖季承载量来判断的，73户牧户中，有46户超载，27户达到草畜平衡。由于所调查的饲养量是2011年6月的存栏量，是2011年8月下旬锡林郭勒盟执行新草原补奖机制核定的承载量之前的牲畜数量，所以牧民没有瞒报饲养量的利益冲动，以此测定判别的牧户草畜平衡状况真实可信。表4是46户超载牧户的分布情况，其家庭人均草场经营面积主要集中在[0，1 000）亩之间，占所有超载牧户的41%，其次是在[1 000，2 000）亩区间，占33%，两者合计占超载户的74%。从经营面积分组看，95%的人均草场经营面积在[0，1 000）亩之间的牧户、68%的人均草场经营面积在[1 000，2 000）亩之间的牧户、47%的人均草场经营面积在[2 000，3 000）亩之间的牧户和29%的人均草场经营面积在[1 000，2 000）亩之间的牧户存在超载现象，超载率随着人均草场面积减小而增大。此外，养羊比容在[0，10）亩/羊单位区间内的牧户，其人均草场经营面积主要集中在[0，1 000）亩范围，超载程度随着人均草场面积减少而加深。
表5是27户草畜平衡户的分布情况，主要集中在家庭人均草场面积2 000亩以上范围。从草场面积分组看，随着人均草场面积增大，达到草畜平衡的户数越多，达到草畜平衡的比例越大，养羊比容也越大，意味着草畜平衡状况越好。人均草场经营面积在[0，1 000）亩的仅有1户到达草畜平衡。
如果把家庭人均草场经营面积2 000亩看作中小牧户和大牧户的分界点，那么，无论从超载率和超载深度上看，草场超载的主体主要是人均草场经营面积介于[0，2 000）亩的中小牧户（见表6）。
型估计结果显示，荒漠草原上牧户人均草场经营面积也正向影响养羊比容。户人均草场经营面积每增加1 000亩，养羊比容增加4.33亩/羊单位。说明人均草场经营面积越大的牧户越可能达到草畜平衡，草畜平衡状况越好。表6显示超载牧户主要是人均草场经营面积2 000亩以下的中小牧户，随着牧户人均草场经营面积减小，超载率增大、超载深度加深。表7显示草畜平衡户主要集中在家庭人均草场面积2 000亩以上范围，随着牧户人均草场经营面积增大，达到草畜平衡的比例越大，养羊比容越大。
3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研究针对草畜平衡补偿政策，就不同规模牧户在草畜平衡上的差异性，从理论上论证并经一手牧户调查数据证实：
（1）家庭人均草场经营面积正向影响牧户草畜平衡状况。牧户人均草场经营面积与养羊比容正相关；人均草场经营面积越大的牧户越可能达到草畜平衡，草畜平衡状况越好；人均草场经营面积越小的牧户越可能超载，超载程度越深。
（2）中小牧户无论从超载率还是超载深度上都是草原超载的主体。实施草畜平衡给牧户造成了损失，有效的草原生态补偿政策应该对牧户的机会成本损失进行补偿。中小牧户承担了主要的减畜任务、受经济能力所限更难以实现草畜平衡，更需要补偿。而现行补偿政策与草场面积挂钩，暗含不同牧户超载过牧程度是均质的假定，没有考虑到牧户之间的差异性，结果是补贴没能向更需要补偿的中小牧户倾斜，不利于他们实现草畜平衡。因此，为了实现政策目标、提高政策效率，应摒弃草畜平衡补偿与草原承包面积挂钩的做法，转向对中小牧户更多的收入支持政策。 （3）根据经营规模进行区别补偿，依据户人均草场经营面积比经营草场总面积更为科学有效。由于牧户人均草场经营面积纳入了家庭供养人口信息，比经营草场总面积对草畜平衡状况的边际解释力更大，所以，依据前者进行区别补偿更能提高政策效率和实现政策目标。
从本文研究结论引申政策含义还在于，从未来的发展来看，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在迅速地提高，收入与消费的示范效应使得牧民们也努力提高自己的收入水平。在短期技术进步不可能大变化情况下，如果没有更多的牧民转移出去，牧民出于要生活得更好的目标，整体超载过牧具有刚性，扩大牧场经营规模也无从谈起。因此，为了实现草畜平衡，除了应该更加注重中小牧户的补贴以外，更应该通过教育与培训，尽快转移牧区剩余劳动力，促进草原经营规模的扩大，同时加快推动技术进步、转变畜牧生产方式，从而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编辑：田红）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FernandezGimenez M E，AllenDiaz B.Testing a Nonequilibrium Model of Rangeland Vegetation Dynamics in Mongolia[J].Journal of Applied Ecology，1999，36（6）：871-885.
[2]Sullivan S，Rohde R.On NonEquilibrium in Arid and Semiarid Grazing Systems[J].Journal of Biogeography，2002，29（12）：1595-1618.
[3]Briske D D，Fuhlendorf S D，Smeins F E.Vegetation Dynamics on Rangelands：A Critique of the Current Paradigms[J].Journal of Applied Ecology，2003，40（4）：601-614.
[4]李秉龙，薛建良.中国草原肉羊生产可持续发展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Li Binglong，Xue Jianliang.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eat Sheep Production[M].Beijing：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Press，2012.]
[5]余红.基于可持续发展的新疆肉羊产业相关利益主体行为研究[D].北京：中国农业大学，2013.[Yu Hong.The Research on Stakeholder’s Behavior of the Meat Sheep Industry in Xinjiang based 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D].Beijing：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2013.]
[6]杨理.基于市场经济的草权制度改革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11，（10）：102-109.[Yang Li.Household Contract Responsibility System Reform in Pasture Area Based on Market Economy[J].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2011，（10）：102-109.]
[7]李艳波，李文军.草畜平衡制度为何难以实现“草畜平衡”[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9（1）：124-131.[Li Yanbo，Li Wenjun.Why “Blance of Forage and Livestock” System Failed to Reach Sustainable Grassland Utilization[J].Journal of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2012，29（1）：124-131.]
[8]王向阳，王济民，张蕙杰等.中国西部牧区退牧还草的政策支持[J].农业经济问题，2003，（7）：45-50.[Wang Xiangyang，Wang Jimin，Zhang Huijie，et al .Grazing Withdrawal Project Policy Support on Pastoral Areas in Western China[J].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2003，（7）：45-50.]
[9]李金亚.中国草原肉羊产业可持续发展政策研究[D].北京：中国农业大学，2014.[Li Jingya.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olicy of Meat Sheep Industry in China’s Grassland [D].Beijing：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2014.]
[10]靳乐山，胡振通.谁在超载？不同规模牧户的差异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2013，（4）：37-43. [Jin Leshan，Hu Zhentong.Who is Overgrazing：Variation Analysis of Herdsmen with Different Scales of Pastureland[J].China Rural Survey，2013，（4）：37-43.]
[11]李仲广，吕振艳，高擎.草原环境恶化及对策的经济学分析[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2）：17-20 .[Li Zhongguang，Lv Zhenyan，Gao Qing.Economic Analysis and Countermeasure of Grassland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J].Journal of Inner Mongoli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2001，（2）：17-20.]
[12]Clem Tisdell.Poverty，Political Failure and the Use of Open Access Resourc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R].Working Paper.Queensland：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