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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曦要做的不是继续扩容，而是守好公益这扇门。进来的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志愿者；而在这个团队中，大家的热情需要他小心地维护，保证不流失任何一位“公益有缘人”。
每一种职业、每一个群体都会被赋予一定的社会认知。提起公益人，人们总会给他们贴上“狂热”这一类的标签。然而，当传说中的“捐献造血干细胞的中国媒体第一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主持人杨曦坐在记者面前、谈起他的公益事业时，却让人感受到了不同的理性和冷静。
公益是一种缘分
杨曦与造血干细胞移植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并不是什么轰轰烈烈的事，甚至有点“纯属偶然”的意味。用杨曦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被气氛烘托上去的”。
2001年，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重启中华骨髓库的工作，中央电视台作为支持媒体进行了报道并举办了一次公益活动。这个活动让更多人了解了骨髓移植即造血干细胞移植的巨大作用，同时纠正了许多人在这一领域的错误认知。
活动中，杨曦留下了一份血液资料。虽然希望配型成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捐献骨髓的事也逐渐淡出了杨曦的生活。然而，平时买彩票、开发票都未曾中奖的杨曦却“中”了一回。
2003年10月10日，杨曦接到了中华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数据库北京管理中心的通知，他与一名白血病患者初分配型相合。
对于喜欢交朋友、乐于助人的杨曦来说，捐献造血干细胞并不是什么难事。再加上之前对于捐献的了解，杨曦没有太多的顾虑，便接受了进一步的配型检查。
然而，这却吓坏了杨曦的母亲，“你怎么能背着我做这种事？”至今，杨曦还能清楚地记得母亲得知他要捐献骨髓时的第一反应。
“不过，我父母都是很开明的人，没用我去劝说，他们自己查阅了相关资料，得知捐献骨髓不会对健康造成伤害，就同意我捐献了。”杨曦说。
2003年12月4日、5日，杨曦为一位30多岁的男性白血病患者两次捐献共计100毫升造血干细胞血浆。捐献之前，动员剂的注入让杨曦有些不适，但想到可以救活一个生命，可以阻止一个家庭的破碎，捐献就成了那么自然的事情。
也正是这次捐献，让杨曦成为中国新闻界第一个捐献骨髓的志愿者。这个“第一人”带给杨曦的是铺天盖地的赞誉，而媒体更愿意将这位同行树立为道德楷模，并为有这样的同行感到自豪。
然而，杨曦对这次捐献的叙述却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他甚至会开玩笑说，那只是一次误打误撞。在他看来，能够捐献骨髓是他和那位兄弟的缘分。捐献完就过去了，没什么值得炫耀的。他更愿意谈的是，骨髓捐献并不可怕，还有那么一群热情而专业的志愿者在为白血病患者守护着生的希望。
“活的”捐献者是最好的代言人
杨曦是早晨出生的，所以取名“曦”字，代表阳光。如果说2003年的那次捐献是给那位患者重新注入生命的阳光，杨曦接下来要做的工作，就是把助人的阳光传递给更多不了解骨髓捐献或者有些犹豫的人们，也把希望的阳光洒向等待救助的白血病患者。
2004年底，北京红十字会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之家宣告成立，这是中华骨髓库北京分库下属的一个志愿者组织，杨曦正是发起人之一。
志愿者之家的会员走进社区、校园、企业，向人们介绍造血干细胞捐献的知识；他们陪伴捐献者交流经验、提供后勤保障；配合中华骨髓库进行一系列调查，丰富、健全了捐献者资料库。
这里没有专职会员，志愿者们都利用业余时间义务支持骨髓捐献事业，杨曦也是如此。那时，他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做早间节目。晚上或者周末，他走进高校，给那些关注造血干细胞移植的人们答疑解惑。
七年来，志愿者之家举办过百余场宣讲，北京地区80多所高校几乎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作为秘书长的杨曦更是现身说法。只要有他主讲的活动，无论工作多么辛苦、安排多么紧张，他都会准时出现在会场。
每次演讲，杨曦都会站在讲台上，身后的大屏幕播放的是他精心准备的演讲稿。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里，他把造血干细胞移植的原理、作用、注意事项讲得细致、明白，并分享自己的切身感受，来化解人们对于骨髓捐献的恐惧。
“医学原理讲讲大家就都明白了，比科学更重要的是人们的爱心。很多人也有爱心，可能就是有些顾虑，而我站出来就是让他们看到一个‘活的’（捐献者），看到我（很好）也就打消了他们对于骨髓捐献的顾虑。”
在台下，杨曦也经常看望、陪同捐献者，在捐献过程中给捐献者以鼓励和安慰。因为有这位“前辈”的陪伴，许多志愿者心理上的紧张得到了缓解，从而减轻了身体上的不适。
伴随着杨曦和志愿者们的共同努力，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北京管理中心的库容从2004年底的2万份增加到现在的10万余份。截至2011年11月26日，实现造血干细胞捐献135例。而截至年末，全国志愿者也突破了145万，全国捐献达到2500例。
守好公益的门
或许是做经济节目的缘故，杨曦已经习惯于理性的思考。无论是演讲、招募还是组织、管理志愿者，杨曦一直保持着审慎的态度。
在演讲中，杨曦从不一味夸大造血干细胞移植的作用。“从目前来看，造血干细胞移植的技术已经相对成熟，也是治疗白血病比较有效的方法，但并不是所有患者都适合或需要进行骨髓移植，有些病例采取保守治疗的方法对患者更好。”
与其他如饥似渴的招募者不同，杨曦并不急于劝服人们成为捐献志愿者。相反，他会提醒人们要考虑再三，还要征得家人的同意。如果不符合志愿条件，杨曦反而会劝说这些人“最好不要成为志愿者”。
杨曦曾遇到过配型成功，但因为自己的担心或家人的反对而临时退出的志愿者。“需要移植骨髓的患者每天都在等待生的希望，一旦保密工作不严，患者得知捐献者反悔，对他们来说打击可能是致命的。有些家属会千方百计地找到捐献者，双方还可能发生冲突。”
虽然在捐献之前，每个人都有改变想法的权利，但杨曦认为，每个有捐献意愿的人都应该慎重决定，这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
在担任志愿者之家秘书长职务的七年时间里，杨曦也同样坚守着这份责任。“有为才有位”，从2006年开始，杨曦着手为志愿者之家制定各项规章制度，完善管理体系。此前，志愿者之家相对松散的管理模式让他意识到，公益应该是有门槛的。
最初，志愿者之家组织活动并不限定参与者。活动现场总会有人“空降”而来，也有人临时有事而缺席。“人少了活动没法开展；人多了大家便聚在一起聊天、打闹，这样非常不专业，影响也不好。所以后来，我们在组织活动的时候就严格登记制度，还会在公告上标明‘拒绝空降’。”
“我希望我们的志愿者是专业的，其次才是热情和贴心。”杨曦坦言，近两年他已经很少直接参与宣讲活动了，做得更多的是组织管理工作。他要把公益行为系统化、规范化，从而使之持续、健康地发展。
目前，北京分库入库志愿者数量已突破10万人，因为资料过多需要很大的成本维护费用；而且，并不是所有患者都适合和需要骨髓移植；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将来有望通过克隆造血干细胞的方式治疗白血病，到时可能不再需要这么多的捐献者。
所以，杨曦要做的不是继续扩容，而是守好公益这扇门。进来的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志愿者；而在公益的这个团队中，大家的热情需要他小心地维护，保证不流失任何一位“公益有缘人”。
>>> 对话杨曦 <<<
公益需要冷思考
2011年是杨曦结缘造血干细胞移植的第10年。从捐献者到宣传者再到管理者，曾经的激情逐渐退去，不变的是坚守奉献的承诺。而在不同角色的转换中，在逐渐深入的工作中，对于骨髓捐献、对于公益，杨曦有了更为深入而冷静的思考。
《民生周刊》：如果用一个词来总结你的十年公益路，你会怎样形容？
杨曦：我觉得是“共同成长”。做志愿者久了，就开始关注更为深入、长远的问题，比如医保体系能否在这个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等。如果我没有亲身参与公益，即使是采访、报道，也不会有这么深的思考。
《民生周刊》：志愿者之家现在面临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杨曦：目前，最大的困难是如何维护志愿者的热情。许多捐献者的家人有顾虑，有些患者家属也希望保守治疗，志愿服务有时很难开展。为维护他们的热情，我会要求负责人活动一结束就及时给志愿者发短信，让他们在我们的团队感受到温暖和爱。
《民生周刊》：一段时间以来，公众对慈善、公益的信任度呈下降趋势。中华骨髓库志愿者之家从属于中国红十字会，是经过注册和审批的公益组织，该如何看待和应对一些质疑？
杨曦：在许多方面，红十字会都有需要改进的地方，但正如我在微博上说的“接近它、参与它、了解它、改变它”，当你了解了、去参与了，发表意见才更有价值和建设性。我想这是每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应该做到的。
对于我们的志愿团队还没有太多的质疑，但各地采血量减少是事实。我们要做的就是埋头干事，实际行动是最好的证明。
《民生周刊》：邓飞发起了“免费午餐”，王克勤发起了“大爱清尘”，越来越多的媒体人投身公益，你如何看待媒体人参与公益的现象？
杨曦：对于新闻人有这样一种定义，“新闻人应该是社会活动家。”客观来讲，媒体人掌握了更多的资源，我们拥有一个扩音器，可以把我们想要传达的理念放大、传达出去，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参与。我认为媒体人应该珍惜各种资源，更应该珍惜我们的话语权，给公益事业以帮助。
《民生周刊》：在刚刚结束的中华骨髓库第二届志愿服务工作会上，你当选志愿服务总队总队长。同时，你还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从事管理工作。如何平衡你的生活、工作和公益？
杨曦：我一直认为生活第一，工作第二，公益第三。我会留下时间陪家人，也会在不耽误工作的前提下去做公益。做好公益不是某一个人的力量，是汇集大家的爱心和能量，从细微之处做起，长期坚持。我希望公益像盐一样，成为生活的调味品，不能过量但也不可或缺。
每一种职业、每一个群体都会被赋予一定的社会认知。提起公益人，人们总会给他们贴上“狂热”这一类的标签。然而，当传说中的“捐献造血干细胞的中国媒体第一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主持人杨曦坐在记者面前、谈起他的公益事业时，却让人感受到了不同的理性和冷静。
公益是一种缘分
杨曦与造血干细胞移植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并不是什么轰轰烈烈的事，甚至有点“纯属偶然”的意味。用杨曦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被气氛烘托上去的”。
2001年，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重启中华骨髓库的工作，中央电视台作为支持媒体进行了报道并举办了一次公益活动。这个活动让更多人了解了骨髓移植即造血干细胞移植的巨大作用，同时纠正了许多人在这一领域的错误认知。
活动中，杨曦留下了一份血液资料。虽然希望配型成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捐献骨髓的事也逐渐淡出了杨曦的生活。然而，平时买彩票、开发票都未曾中奖的杨曦却“中”了一回。
2003年10月10日，杨曦接到了中华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数据库北京管理中心的通知，他与一名白血病患者初分配型相合。
对于喜欢交朋友、乐于助人的杨曦来说，捐献造血干细胞并不是什么难事。再加上之前对于捐献的了解，杨曦没有太多的顾虑，便接受了进一步的配型检查。
然而，这却吓坏了杨曦的母亲，“你怎么能背着我做这种事？”至今，杨曦还能清楚地记得母亲得知他要捐献骨髓时的第一反应。
“不过，我父母都是很开明的人，没用我去劝说，他们自己查阅了相关资料，得知捐献骨髓不会对健康造成伤害，就同意我捐献了。”杨曦说。
2003年12月4日、5日，杨曦为一位30多岁的男性白血病患者两次捐献共计100毫升造血干细胞血浆。捐献之前，动员剂的注入让杨曦有些不适，但想到可以救活一个生命，可以阻止一个家庭的破碎，捐献就成了那么自然的事情。
也正是这次捐献，让杨曦成为中国新闻界第一个捐献骨髓的志愿者。这个“第一人”带给杨曦的是铺天盖地的赞誉，而媒体更愿意将这位同行树立为道德楷模，并为有这样的同行感到自豪。
然而，杨曦对这次捐献的叙述却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他甚至会开玩笑说，那只是一次误打误撞。在他看来，能够捐献骨髓是他和那位兄弟的缘分。捐献完就过去了，没什么值得炫耀的。他更愿意谈的是，骨髓捐献并不可怕，还有那么一群热情而专业的志愿者在为白血病患者守护着生的希望。
“活的”捐献者是最好的代言人
杨曦是早晨出生的，所以取名“曦”字，代表阳光。如果说2003年的那次捐献是给那位患者重新注入生命的阳光，杨曦接下来要做的工作，就是把助人的阳光传递给更多不了解骨髓捐献或者有些犹豫的人们，也把希望的阳光洒向等待救助的白血病患者。
2004年底，北京红十字会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之家宣告成立，这是中华骨髓库北京分库下属的一个志愿者组织，杨曦正是发起人之一。
志愿者之家的会员走进社区、校园、企业，向人们介绍造血干细胞捐献的知识；他们陪伴捐献者交流经验、提供后勤保障；配合中华骨髓库进行一系列调查，丰富、健全了捐献者资料库。
这里没有专职会员，志愿者们都利用业余时间义务支持骨髓捐献事业，杨曦也是如此。那时，他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做早间节目。晚上或者周末，他走进高校，给那些关注造血干细胞移植的人们答疑解惑。
七年来，志愿者之家举办过百余场宣讲，北京地区80多所高校几乎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作为秘书长的杨曦更是现身说法。只要有他主讲的活动，无论工作多么辛苦、安排多么紧张，他都会准时出现在会场。
每次演讲，杨曦都会站在讲台上，身后的大屏幕播放的是他精心准备的演讲稿。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里，他把造血干细胞移植的原理、作用、注意事项讲得细致、明白，并分享自己的切身感受，来化解人们对于骨髓捐献的恐惧。
“医学原理讲讲大家就都明白了，比科学更重要的是人们的爱心。很多人也有爱心，可能就是有些顾虑，而我站出来就是让他们看到一个‘活的’（捐献者），看到我（很好）也就打消了他们对于骨髓捐献的顾虑。”
在台下，杨曦也经常看望、陪同捐献者，在捐献过程中给捐献者以鼓励和安慰。因为有这位“前辈”的陪伴，许多志愿者心理上的紧张得到了缓解，从而减轻了身体上的不适。
伴随着杨曦和志愿者们的共同努力，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北京管理中心的库容从2004年底的2万份增加到现在的10万余份。截至2011年11月26日，实现造血干细胞捐献135例。而截至年末，全国志愿者也突破了145万，全国捐献达到2500例。
守好公益的门
或许是做经济节目的缘故，杨曦已经习惯于理性的思考。无论是演讲、招募还是组织、管理志愿者，杨曦一直保持着审慎的态度。
在演讲中，杨曦从不一味夸大造血干细胞移植的作用。“从目前来看，造血干细胞移植的技术已经相对成熟，也是治疗白血病比较有效的方法，但并不是所有患者都适合或需要进行骨髓移植，有些病例采取保守治疗的方法对患者更好。”
与其他如饥似渴的招募者不同，杨曦并不急于劝服人们成为捐献志愿者。相反，他会提醒人们要考虑再三，还要征得家人的同意。如果不符合志愿条件，杨曦反而会劝说这些人“最好不要成为志愿者”。
杨曦曾遇到过配型成功，但因为自己的担心或家人的反对而临时退出的志愿者。“需要移植骨髓的患者每天都在等待生的希望，一旦保密工作不严，患者得知捐献者反悔，对他们来说打击可能是致命的。有些家属会千方百计地找到捐献者，双方还可能发生冲突。”
虽然在捐献之前，每个人都有改变想法的权利，但杨曦认为，每个有捐献意愿的人都应该慎重决定，这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
在担任志愿者之家秘书长职务的七年时间里，杨曦也同样坚守着这份责任。“有为才有位”，从2006年开始，杨曦着手为志愿者之家制定各项规章制度，完善管理体系。此前，志愿者之家相对松散的管理模式让他意识到，公益应该是有门槛的。
最初，志愿者之家组织活动并不限定参与者。活动现场总会有人“空降”而来，也有人临时有事而缺席。“人少了活动没法开展；人多了大家便聚在一起聊天、打闹，这样非常不专业，影响也不好。所以后来，我们在组织活动的时候就严格登记制度，还会在公告上标明‘拒绝空降’。”
“我希望我们的志愿者是专业的，其次才是热情和贴心。”杨曦坦言，近两年他已经很少直接参与宣讲活动了，做得更多的是组织管理工作。他要把公益行为系统化、规范化，从而使之持续、健康地发展。
目前，北京分库入库志愿者数量已突破10万人，因为资料过多需要很大的成本维护费用；而且，并不是所有患者都适合和需要骨髓移植；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将来有望通过克隆造血干细胞的方式治疗白血病，到时可能不再需要这么多的捐献者。
所以，杨曦要做的不是继续扩容，而是守好公益这扇门。进来的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志愿者；而在公益的这个团队中，大家的热情需要他小心地维护，保证不流失任何一位“公益有缘人”。
>>> 对话杨曦 <<<
公益需要冷思考
2011年是杨曦结缘造血干细胞移植的第10年。从捐献者到宣传者再到管理者，曾经的激情逐渐退去，不变的是坚守奉献的承诺。而在不同角色的转换中，在逐渐深入的工作中，对于骨髓捐献、对于公益，杨曦有了更为深入而冷静的思考。
《民生周刊》：如果用一个词来总结你的十年公益路，你会怎样形容？
杨曦：我觉得是“共同成长”。做志愿者久了，就开始关注更为深入、长远的问题，比如医保体系能否在这个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等。如果我没有亲身参与公益，即使是采访、报道，也不会有这么深的思考。
《民生周刊》：志愿者之家现在面临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杨曦：目前，最大的困难是如何维护志愿者的热情。许多捐献者的家人有顾虑，有些患者家属也希望保守治疗，志愿服务有时很难开展。为维护他们的热情，我会要求负责人活动一结束就及时给志愿者发短信，让他们在我们的团队感受到温暖和爱。
《民生周刊》：一段时间以来，公众对慈善、公益的信任度呈下降趋势。中华骨髓库志愿者之家从属于中国红十字会，是经过注册和审批的公益组织，该如何看待和应对一些质疑？
杨曦：在许多方面，红十字会都有需要改进的地方，但正如我在微博上说的“接近它、参与它、了解它、改变它”，当你了解了、去参与了，发表意见才更有价值和建设性。我想这是每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应该做到的。
对于我们的志愿团队还没有太多的质疑，但各地采血量减少是事实。我们要做的就是埋头干事，实际行动是最好的证明。
《民生周刊》：邓飞发起了“免费午餐”，王克勤发起了“大爱清尘”，越来越多的媒体人投身公益，你如何看待媒体人参与公益的现象？
杨曦：对于新闻人有这样一种定义，“新闻人应该是社会活动家。”客观来讲，媒体人掌握了更多的资源，我们拥有一个扩音器，可以把我们想要传达的理念放大、传达出去，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参与。我认为媒体人应该珍惜各种资源，更应该珍惜我们的话语权，给公益事业以帮助。
《民生周刊》：在刚刚结束的中华骨髓库第二届志愿服务工作会上，你当选志愿服务总队总队长。同时，你还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从事管理工作。如何平衡你的生活、工作和公益？
杨曦：我一直认为生活第一，工作第二，公益第三。我会留下时间陪家人，也会在不耽误工作的前提下去做公益。做好公益不是某一个人的力量，是汇集大家的爱心和能量，从细微之处做起，长期坚持。我希望公益像盐一样，成为生活的调味品，不能过量但也不可或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