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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是他的结发妻子，却为他养大了他与前妻留下的六个子女；他们经媒妁相识，却谱写了一曲浪漫清新如荷塘清风的爱之恋曲；他的一生，因为与她的相识，事业进步，家庭美满。然而天妒良才，那个昏暗错乱的年代还是早早夺走了他才华横溢的生命，也夺走了那一段幸福美满的姻缘。
1948年6月18日，他在拒绝美国援助面粉的宣言上签名，也是从那一天开始，他宁愿忍受着饥肠辘辘的折磨，也要家人拒绝食用美国援助的面粉。继在宣言上签名时隔仅仅一个多月后，他因胃溃疡穿孔住进了医院，想不到手术后引起并发症，竟结束了他才华横溢的一生，一代文学大师就那样匆匆而去。那一年，他刚刚五十岁，她才四十五岁。
他去世，她收拾起悲伤，带着他们的九个子女孤独地走过四十二年，把他们的子女一一培养成人。四十二年后，她安详离世。
那一只小箱子，是他生前用过的。他走后，她一直小心地珍藏，却从来没在子女们面前开启。那保存完好的七十五封书信，是她辞世七年后，她的子女在搬家时意外发现的。七十五封信，其中七十一封是他恋爱期间写给她的，另外四封为婚后所写。满纸满篇爱的絮语，纸张已泛黄，却连信封都保存完好。
七十五封爱的书信，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如痴如醉的愛情表白，一个女人孤独又沉默地守着它们走了大半生。朱自清写给妻子陈竹隐的爱情书简，无意中被子女们发现，也在无意中向世人洞开了文学大师一段动人心魄的爱情往事。
认识陈竹隐的时候，朱自清的日子正是一片混乱不堪。那时，朱自清的结发妻子武仲谦已因病去世一年多，给他留下六个孩子，最大的长子不过才十岁，最小的小女年仅三岁多一点。一个靠教书养家的穷教授，要工作养家糊口，要当爹当妈照顾身边的六个稚子，那份艰难可想而知。朋友们看不下去，劝朱自清再续妻室，却每每都被朱自清拒绝。他无法放下对亡妻的一份思念。虽然是一桩包办婚姻，虽然那个女子只是一位相貌平平的家庭主妇，可数年的相守，一餐一饭里积下的深情，也足让多情善感的朱自清念念不忘。
朱自清是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朋友拉着去与陈竹隐相见的。他们诓他说去一家酒楼会一位朋友，他便欣欣然跟着前往。不知那天的朱自清是否为那次会面做过特别的修饰，后来成为他的妻子的陈竹隐在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那天佩弦穿一件米黄色绸大褂，他身材不高，白白的脸上戴着一副眼镜，显得文雅正派，但脚上却穿着一双老式的双梁鞋，显得有些土气。回到宿舍，我的同学廖书筠笑着说：‘哎呀，穿一双双梁鞋，土气得很，要是我才不要呢！’”那双土气的双梁鞋并没有为朱自清的形象分打折，陈竹隐早在来见朱自清之前，已为他的才华折服。她决意与他交往下去。初次见面，陈竹隐也给朱自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白皙的面庞，短短的发，落落大方的谈吐，与逝去的前妻不同，年轻的陈竹隐似一株清新的荷，带给朱自清完全不同的感受。
陈竹隐，这个比朱自清小了五岁的女子，虽然出生在一个贫寒之家，又早早经历了丧父丧母之痛，却坚忍好学，自四川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又只身前往北平艺术专科学校读书。陈竹隐爱好广泛，紧张的学习之余，她学国画，学昆曲，在这两方面有着很深的艺术造诣。再加上她性格开朗大方，在朱自清面前有少女的羞涩，又有女儿般的顽痴。他们很快就坠入爱河。三十年代北京的电影院虽然没有上海街头电影院的奢华，却也是年轻男女谈恋爱的好去处。相约一起去吃饭，看电影，他们开始了频频的约会，也开始了频繁的书信来往。
细细研读那些爱情书简，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在他们的书信中，随着二人感情的发展深入，他们对彼此的称呼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
第一封信里，朱自清称陈竹隐为“竹隐女士”，落款为“朱自清”；一周后的第二封信里，他称她为“竹隐弟”，落款成了“自清”；在他们的第五封信里，先前的“竹隐弟”已变为更亲切的“隐弟”，“自清”只余一个“清”字……再以后，他在给她的信里，称呼不断变来变去：“隐：一见你的眼睛，我便清醒起来，我更喜欢看你那晕红的双腮，黄昏时的霞彩似的……”“亲爱的宝妹：我生平没有尝过这种滋味，很害怕真的会整个儿变成你的俘虏呢。”……由最初的“女士”到“亲爱的宝妹”再到“隐妹”，他们的爱情也由最初月下朦胧娇羞的荷发展到慢慢绽放在朗朗的晴空下。
深秋的香山，漫山红叶，烧红了半边天，他和她一前一后走在红叶树下。“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她随口吟诵，他立即接上：“枫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乱入林中看不见，闻诗始觉有人来。”抬起头，二人的眼眸轻轻相遇，等明白了他的意思，她的脸就羞红了。彼时，已是心心相系的恋人，只是谁也没有勇气提出结婚二字。一个二十几岁的青春少女，还来不及享受二人世界的浪漫与温馨，就要成为六个孩子的母亲。那副担子，她可能承受得起？那棵爱情树，又能否在那份烟火日子里常新常青下去？面对他越来越炽热的表白，她还是犹豫了。
那年寒假，她开始刻意地躲他。可躲开的是人，躲不开的却是牵挂与相思。等她再次捧读他的信，听他在信上讲他的思念之苦，说他的胃又开始疼痛。她的心，又轻轻地疼了。他在信上痛苦地写：“竹隐，这个名字几乎费了我这个假期中所有独处的时间。我不能念出，整个人看报也迷迷糊糊的！我相信是个能镇定的人，但是天知道我现在是怎样的扰乱啊。”再不管那么多身前身后事，她如一只勇敢的飞蛾，扑向那团燃得正烈的爱情火。她接受了他，也接受了他的六个年幼的孩子。1932年，朱自清与陈竹隐在上海杏花村酒楼举行婚礼，那时，他们刚好相识两周年。
此后，他们的生活就是另一幅画卷。为了支持朱自清安心于事业，也为了家里那大大小小的一群孩子，婚后的陈竹隐几乎完全放弃了自己的艺术梦想。画笔尘封，昆曲高搁，她把所有的心思扑在了那个家上。家里人口多，单凭朱自清教书著书的收入来维系，日子总是过得紧巴巴的。陈竹隐却从来没有埋怨过，为了凑足给孩子请家庭教师的钱，陈竹隐甚至悄悄跑到医院去卖过几次血。
抗日战争爆发后，朱自清带着家人随校南迁到昆明，日子更加窘迫，常常三餐不继。为了减轻朱自清的负担，让他安心工作，柔弱的陈竹隐毅然带着孩子们回到自己的老家成都，她一个人挑起了那个家的重担。从此，一个在成都，一个在昆明，遥遥的距离，隔开的只是他们的人，乱世里，两颗相依相恋的心，却从未有一日放下对彼此的思念与牵挂。每逢假期，朱自清都要穿越千山万水回成都探亲。山一程，水一程，关山重重，他不以为苦，反以为乐。因为家里有爱他他爱的妻儿在等着他。
从相恋到结婚，从结婚到朱自清病逝，朱自清与陈竹隐在一起相守的时光不过短短的十几年。十几年的短暂岁月，他眼里再无其他的风景，她心里装着的全是他。他们的爱，一如散文大师笔下清丽深情的文字，清新芬芳如月下淡淡的荷风，纯净得不掺任何杂质，又绵邈深情如那汪清碧的深深潭水，让人羡慕慨叹。如今，斯人已逝，重读昨天的信简，那份爱，却依旧能轻轻拨动世间红尘男女的心弦。
1948年6月18日，他在拒绝美国援助面粉的宣言上签名，也是从那一天开始，他宁愿忍受着饥肠辘辘的折磨，也要家人拒绝食用美国援助的面粉。继在宣言上签名时隔仅仅一个多月后，他因胃溃疡穿孔住进了医院，想不到手术后引起并发症，竟结束了他才华横溢的一生，一代文学大师就那样匆匆而去。那一年，他刚刚五十岁，她才四十五岁。
他去世，她收拾起悲伤，带着他们的九个子女孤独地走过四十二年，把他们的子女一一培养成人。四十二年后，她安详离世。
那一只小箱子，是他生前用过的。他走后，她一直小心地珍藏，却从来没在子女们面前开启。那保存完好的七十五封书信，是她辞世七年后，她的子女在搬家时意外发现的。七十五封信，其中七十一封是他恋爱期间写给她的，另外四封为婚后所写。满纸满篇爱的絮语，纸张已泛黄，却连信封都保存完好。
七十五封爱的书信，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如痴如醉的愛情表白，一个女人孤独又沉默地守着它们走了大半生。朱自清写给妻子陈竹隐的爱情书简，无意中被子女们发现，也在无意中向世人洞开了文学大师一段动人心魄的爱情往事。
认识陈竹隐的时候，朱自清的日子正是一片混乱不堪。那时，朱自清的结发妻子武仲谦已因病去世一年多，给他留下六个孩子，最大的长子不过才十岁，最小的小女年仅三岁多一点。一个靠教书养家的穷教授，要工作养家糊口，要当爹当妈照顾身边的六个稚子，那份艰难可想而知。朋友们看不下去，劝朱自清再续妻室，却每每都被朱自清拒绝。他无法放下对亡妻的一份思念。虽然是一桩包办婚姻，虽然那个女子只是一位相貌平平的家庭主妇，可数年的相守，一餐一饭里积下的深情，也足让多情善感的朱自清念念不忘。
朱自清是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朋友拉着去与陈竹隐相见的。他们诓他说去一家酒楼会一位朋友，他便欣欣然跟着前往。不知那天的朱自清是否为那次会面做过特别的修饰，后来成为他的妻子的陈竹隐在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那天佩弦穿一件米黄色绸大褂，他身材不高，白白的脸上戴着一副眼镜，显得文雅正派，但脚上却穿着一双老式的双梁鞋，显得有些土气。回到宿舍，我的同学廖书筠笑着说：‘哎呀，穿一双双梁鞋，土气得很，要是我才不要呢！’”那双土气的双梁鞋并没有为朱自清的形象分打折，陈竹隐早在来见朱自清之前，已为他的才华折服。她决意与他交往下去。初次见面，陈竹隐也给朱自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白皙的面庞，短短的发，落落大方的谈吐，与逝去的前妻不同，年轻的陈竹隐似一株清新的荷，带给朱自清完全不同的感受。
陈竹隐，这个比朱自清小了五岁的女子，虽然出生在一个贫寒之家，又早早经历了丧父丧母之痛，却坚忍好学，自四川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又只身前往北平艺术专科学校读书。陈竹隐爱好广泛，紧张的学习之余，她学国画，学昆曲，在这两方面有着很深的艺术造诣。再加上她性格开朗大方，在朱自清面前有少女的羞涩，又有女儿般的顽痴。他们很快就坠入爱河。三十年代北京的电影院虽然没有上海街头电影院的奢华，却也是年轻男女谈恋爱的好去处。相约一起去吃饭，看电影，他们开始了频频的约会，也开始了频繁的书信来往。
细细研读那些爱情书简，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在他们的书信中，随着二人感情的发展深入，他们对彼此的称呼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
第一封信里，朱自清称陈竹隐为“竹隐女士”，落款为“朱自清”；一周后的第二封信里，他称她为“竹隐弟”，落款成了“自清”；在他们的第五封信里，先前的“竹隐弟”已变为更亲切的“隐弟”，“自清”只余一个“清”字……再以后，他在给她的信里，称呼不断变来变去：“隐：一见你的眼睛，我便清醒起来，我更喜欢看你那晕红的双腮，黄昏时的霞彩似的……”“亲爱的宝妹：我生平没有尝过这种滋味，很害怕真的会整个儿变成你的俘虏呢。”……由最初的“女士”到“亲爱的宝妹”再到“隐妹”，他们的爱情也由最初月下朦胧娇羞的荷发展到慢慢绽放在朗朗的晴空下。
深秋的香山，漫山红叶，烧红了半边天，他和她一前一后走在红叶树下。“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她随口吟诵，他立即接上：“枫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乱入林中看不见，闻诗始觉有人来。”抬起头，二人的眼眸轻轻相遇，等明白了他的意思，她的脸就羞红了。彼时，已是心心相系的恋人，只是谁也没有勇气提出结婚二字。一个二十几岁的青春少女，还来不及享受二人世界的浪漫与温馨，就要成为六个孩子的母亲。那副担子，她可能承受得起？那棵爱情树，又能否在那份烟火日子里常新常青下去？面对他越来越炽热的表白，她还是犹豫了。
那年寒假，她开始刻意地躲他。可躲开的是人，躲不开的却是牵挂与相思。等她再次捧读他的信，听他在信上讲他的思念之苦，说他的胃又开始疼痛。她的心，又轻轻地疼了。他在信上痛苦地写：“竹隐，这个名字几乎费了我这个假期中所有独处的时间。我不能念出，整个人看报也迷迷糊糊的！我相信是个能镇定的人，但是天知道我现在是怎样的扰乱啊。”再不管那么多身前身后事，她如一只勇敢的飞蛾，扑向那团燃得正烈的爱情火。她接受了他，也接受了他的六个年幼的孩子。1932年，朱自清与陈竹隐在上海杏花村酒楼举行婚礼，那时，他们刚好相识两周年。
此后，他们的生活就是另一幅画卷。为了支持朱自清安心于事业，也为了家里那大大小小的一群孩子，婚后的陈竹隐几乎完全放弃了自己的艺术梦想。画笔尘封，昆曲高搁，她把所有的心思扑在了那个家上。家里人口多，单凭朱自清教书著书的收入来维系，日子总是过得紧巴巴的。陈竹隐却从来没有埋怨过，为了凑足给孩子请家庭教师的钱，陈竹隐甚至悄悄跑到医院去卖过几次血。
抗日战争爆发后，朱自清带着家人随校南迁到昆明，日子更加窘迫，常常三餐不继。为了减轻朱自清的负担，让他安心工作，柔弱的陈竹隐毅然带着孩子们回到自己的老家成都，她一个人挑起了那个家的重担。从此，一个在成都，一个在昆明，遥遥的距离，隔开的只是他们的人，乱世里，两颗相依相恋的心，却从未有一日放下对彼此的思念与牵挂。每逢假期，朱自清都要穿越千山万水回成都探亲。山一程，水一程，关山重重，他不以为苦，反以为乐。因为家里有爱他他爱的妻儿在等着他。
从相恋到结婚，从结婚到朱自清病逝，朱自清与陈竹隐在一起相守的时光不过短短的十几年。十几年的短暂岁月，他眼里再无其他的风景，她心里装着的全是他。他们的爱，一如散文大师笔下清丽深情的文字，清新芬芳如月下淡淡的荷风，纯净得不掺任何杂质，又绵邈深情如那汪清碧的深深潭水，让人羡慕慨叹。如今，斯人已逝，重读昨天的信简，那份爱，却依旧能轻轻拨动世间红尘男女的心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