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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总结60年来广西龙胜民族团结的基本经验，可以归纳为：一是对各民族共同利益“予以最大限度的满足”；二是在多元互动中长期磨合走向民族团结；三是在多元整合中相互适应实现民族团结；四是把提高民族素质作为民族团结的战略重点；五是把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加强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建设作为民族团结的决定因素。
【关键词】民族团结；龙胜经验
【作 者】徐杰舜，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宁，530006
【中图分类号】D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1）03-0010-007
Longsheng’s Experiences of Chinese Ethnic Unity： For 60th Anniversary of Longsheng Multi-ethnic Autonomous County
Xu Jieshun
Abstract： Since it had been built in 1951， Longsheng has accumulated rich experiences in promoting ethnic unity and development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summarized the experiences as follows： Firstly， “to meet the maximum” for the common interests of all ethnic groups； secondly， from long-term running-in to ethnic unity among multiple interactions； thirdly， to achieve ethnic unity by pluralistic integration and mutual adaptation； fourthly， to take improving the ethnic quality as a strategic focus of ethnic unity； fifthly， to think of ethnic cadrestraining as determinants of ethnic unity
Key words： ethnic unity； Longsheng’s experiences
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以下简称龙胜）自1951年成立以来，历经60年，在推动和发展民族团结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这甲子之年，站在中国民族团结的高度，从民族团结的定义出发，我们对龙胜的民族团结进行了田野考察，对龙胜民族团结的经验有了基本认识， 深感作为一个县级民族自治地方，龙胜经验是中国民族团结的一个缩影。
一、经验之一：对各民族共同利益“予以最大限度的满足”
在田野考察中，我们深感龙胜的民族团结，是建立在苗、瑶、侗、壮、汉等世居民族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团结。60年来，在历届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从发展经济入手，既解决了各族人民的吃饭问题，又解决了各族人民的用钱问题，从而对于龙胜苗、瑶、侗、壮、汉各族人民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利益“予以最大限度的满足”，使得龙胜各族人民从切身的经历和体验中感悟到：民族团结是走向幸福生活的康庄大道。
在瓢里乡上塘拉坝村，居住着瑶、侗、苗、壮、汉五个民族，共43户，210人。1985年，由壮族青年梁秀成带头试种杂优水稻，亩产920斤。1987年全组推广，种杂优水稻170亩，占水田总面积90%，粮食总产173850斤，平均亩产920斤。比1986年的132400斤增产41450斤。除公购、饲料、留种粮，人均口粮升至600斤以上。同时，由汉、侗族发起全组开展多种经营，造林889亩。据1992年《龙胜县志》记载：1987年，全村共收入16万元， 家庭购置电视机5台，电饭煲10个，自行车55辆。①如今，拉坝人的生活又有了明显的改善， 许多家庭安装了电话，用起了手机，购买了彩电和安装了卫星接收器，可以和城里人一样看到卫星电视；购买了冰箱，就不再为买肉而烦恼了。此外，村民还都购买了洗衣机以及制冷制热两项功能的饮水机；由于道路的畅通，村民购买了摩托车，要是到稍远的地方做农活，就骑着摩托车去。
60年来， 在党和国家的关怀下，龙胜县委、县人民政府在抓经济、抓生产、抓民生的工作中，坚持把各民族的共同利益放在首位，所以民族团结越搞越好，民族团结越来越牢固。因此，对龙胜 “各个民族的利益极其关心”，并“予以最大限度的满足”，是龙胜民族团结基本经验中最根本的一条经验。
二、经验之二：在多元互动中长期磨合走向民族团结
民族团结是建立在民族与民族之间互动基础上社会交往活动，以及互相调整行为的结果。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互动，从历史的视角去分析，一般的会经历竞争——冲突——顺应——同化阶段。就是说民族团结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
苗、瑶、侗、壮、汉建构了龙胜多元的民族结构。《龙胜志》记载，古代桑江（龙胜）为“瑶民”所居；侗族先民于宋天圣二年（1024年）由贵州的黎平和湖南的靖州经绥宁大量迁入龙胜境北；苗族于元代天顺元年（1328年）由湖南迁入县境东北的尾江周水（今伟江周水寨）。壮族于明正统二年（1437年）进入县境南思陇。汉族于清乾隆六年（1741年）始入县境安家居住。
苗、瑶、侗、壮、汉在龙胜呈大分散、小聚居状态。苗族主要聚居于东北部的芙蓉河、伴江河流域。瑶族中的盘瑶主要分布在和平、三门、平等、江底、龙胜等乡镇；红瑶主要分布在龙胜东部的一些村寨；花瑶主要分布在三门、平等、乐江、伟江、江底等乡镇中村寨。侗族主要分布在平等、乐江乡的村寨。壮族主要聚居在县境南部和西部的村寨。汉族多数聚居城镇和桑江中游两岸，而麻界、新化、溆浦汉人则多住高山。这种犬牙交错的分布态势，为龙胜各民族搭建了多元互动的历史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千百年来，苗、瑶、侗、壮、汉演出了一幕又一幕民族互动、磨合的而达到民族团结的活剧。
龙胜和平乡壮瑶关系是一个实例。站在大寨村委会门前的那块空地上，朝右边山上仰视，可以看到坐落在山顶上的十多户人家。这些住户为什么在陡峭的山上安家落户，他们与地处山谷的大寨又有什么关系？我们向大寨的村民了解，得知那是壮界，是大寨村委会的一个自然村。为什么叫壮界？我们顾名思义的以为那定会是一个壮族聚居的地方，是壮族与大寨瑶族的边界之地。如果是这样的话，必定打破我们过去对于“无山不瑶、无水不壮、汉”，即瑶族住山上、壮族住水边的认识。当我们登到山顶，通过访谈，才知道壮界并不是壮族人居住的地方，而是瑶族（红瑶）聚居的寨子。可见，在迁徙到龙脊的过程中，壮族与瑶族之间不可避免地发生过争夺资源的矛盾与冲突，这些冲突至今不仅流传在壮族口耳相传的故事中，而且体现于村寨名称含义及其历史演变中。如侯家寨的含义与平安寨从“赶瑶”、“平瑶”到“平安”的寨名变迁就是例证。
侯姓是在驱赶了当地瑶族之后定居龙脊侯家寨的，因而壮语至今仍称侯家寨为“ji33yiu24”（即瑶寨之意）。为了驱逐时居侯家寨的瑶族，联合较大的廖家，他们声称自己的祖先乃清康乾时由南丹迁来。到龙胜后，先在瓢里金石落脚，旋迁至官衙（今和平圩），而后北进至龙脊和泗水里排。龙脊潘姓壮族原本可能是瑶人，最早迁入龙脊的廖家就是从潘姓瑶人那里购买土地开荒的，龙脊在壮人到来之前是潘姓瑶人的聚居地，至今龙脊周边的瑶族仍多为潘姓，可是为了与占优势地位的廖姓和侯姓结盟，他们也声称自己的祖先来自南丹。几年前，他们还联合起来搞了一个始祖墓。②
所以，在资源争夺的过程中，相对于瑶族来说，壮族略胜一筹。此外，据传“龙脊村的平安寨大约在200多年前是红瑶居住的。后来壮族从庆远府南丹迁来，把红瑶赶到距龙脊村三十多华里的中禄村，所以平安寨也称‘赶瑶寨’。从此，瑶壮关系很紧张。1949年前，中禄寨四周还砌有石墙，专门派人看守，若有外面生疏的人上去，他们就从上面滚石头下来。”③“赶瑶寨”这个寨名充分体现了晚到的壮族是如何把先到龙脊的瑶族驱赶出去的。另外，平安寨的寨老们对此有另外的解释，他们认为平安寨原名是“平瑶寨”而不是“赶瑶寨”，对于为什么称为平瑶寨，寨老廖辅林解释了从平瑶寨到平安寨这一名称变迁的缘故：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由龙胜县南区龙脊团分局改名为“官衙乡”（今和平乡）后，民国政府派个县官（科员）来到平瑶巡查，得村董（村长）是外面人来当的，付村董廖祥通，村头人廖康宁在马堤当乡长的廖康庄同席吃酒，谈到平瑶村的名字太不文明了，长时传下去给子孙一个臭名。既然现在也太平了，全村日不闭户，夜不关门，谷子晒在外面，晚不用收，衣服晒在外面晚不用收，偷鸡摸狗摸羊也不发生。不如改这“平瑶村”的名字，村誉更好，后来得到那个官员同意，改为“平安村”，意思太平了，没有再造反，平安无事。④
正如他所说的那样：“群众认为平瑶村这个村名很不好听了，这里已经太平了，我们的民族很善良的，我们晚上不关门的，晒谷子、衣服都不用收回来的，所以喊做平瑶村不好听，我们那时候就跟政府说，有个科员说，既然都平安了，就叫平安村了。”其实，无论原称是“赶瑶”还是“平瑶”，都反映了壮族在迁徙过程中与瑶族之间复杂的互动磨合关系。如今改名为平安寨，取平安之意，既反映了人们对幸福平安生活的美好愿望，又体现了经过艰难的迁徙过程，当前龙脊景区壮族与瑶族相互团结、相安无事的现实。
过去，瑶族俗语云：“鸡不捞鸭，瑶不捞客”；“钢不沾铁，瑶不沾客”。历史上，瑶族实行严格的族内婚，禁止和汉族通婚；反之，汉族亦然。然而在江底这个主要由汉族和瑶族构成的民族地区，民族之间的友好往来从来就没有间断过，最为普遍和具有地方特色的社会交往形式便是认老庚（或称打老同）和认寄亲。
认老庚就是与自己年纪相当、同一年庚出生的人认亲戚，所以又叫打老同或结同年，相当于干亲。认亲的双方互称老庚或同年。不分男女老幼都喜欢认“老庚”，同性、异性都可以认老庚，但同性之间的比例更大。认老庚的人数不限，一个人多则可以认上十几个乃至几十个老庚。认了老庚就是一世的兄弟，甚至比亲兄弟还要亲，是亲戚中的亲戚，好友中的好友。正式认老庚有一定的仪式，一方穿戴一新，提着一两块包着红纸条的猪肉和两包白沙糖，糖的上面还要用红丝线捆着一个封包，在家人的陪同中去老庚家认亲。老庚必回赠以糖果和封包，条件好的人家还要鸣放鞭炮，像办酒一样隆重而热烈，并且择吉日回拜。这样，老庚便算认定了，从此结下生死之谊。 认老庚没有民族、地域的限制，反之，不同民族之间认老庚的现象非常普遍。
老庚一旦认定，确实就不再是两个人之间的认亲，而是两个家庭之间的结亲。如双方的子女称呼其为同年叔或同年娘，互相之间也如兄弟姐妹一样对待。遇对方家庭的红白喜事，老庚的礼信不能少，建新房还要用镜屏或大钟；逢隆重节日也会邀请老庚参加，如建新村的盘瑶邀请汉族老庚同过他们的大节六月六和盘王节，新化汉族人也会邀请瑶族老庚共度元宵节等佳节。壮侗苗瑶汉五族都认老庚的习俗，为民族之间的社会交往和文化交流搭建了一座良好的沟通桥梁，增进了民族之间的了解与团结。
寄亲是干亲的另一种形式，又叫拜寄爷或寄娘，即相当于认干爹干娘。江底乡的汉、瑶、苗、壮族都有此俗，泥塘村的大山口和黄泥坳组都是新化汉族人，沿矮岭河往南走八公里的山路是矮岭红瑶寨，红瑶人与新化人认干亲的例子比比皆是。80余岁的大山口人秦炳坤有三子三女，一生还认下了四个寄子，按老人的说法是，“这辈子十个手指都一样齐了”。 四个寄子有一个矮岭红瑶、一个平等乡侗族和两个汉族人，每逢春节，小小的半边楼里溢出欢声笑语，其乐融融，真可谓多民族的大聚会。
这种实例， 在龙胜几乎乡乡镇镇、村村寨寨都有，不胜枚举。可见，促进各民族的互动，以及互动中的磨合，是龙胜民族团结的一条基本经验。
三、经验之三：在多元整合中相互适应实现民族团结
民族团结是社会团结的组成部分。民族与民族之间整合的目的也就是要在民族与民族之间建立协调、一致、合作的关系，即社会秩序，从而达到多民族世界社会整体的和谐性。因此，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整合，就是随着民族互动磨合的成熟，不同的民族在各个方面逐渐由最初的相互不协调、相互矛盾或冲突，发展到和谐一致的结果。
而适应是人类生存的一个重要策略。在人与环境的关系中，人可以适应环境，也可以改变环境，更可以用自己的文化来创建新的环境。⑥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是这样，人与社会环境、人文环境的关系也是如此。因此，民族与民族互动整合时，各自都会调整自己的行为，采取顺从的态度，如互动双方改变敌对态度建立友好关系而和解，双方通过确定一些条件而暂时平息冲突而妥协等等方式，以实现相互适应，从而达到民族团结。
龙胜的民族团结正是这种整合与适应的生动体现。如乐江乡农历六月二十四（8月4日）地灵村的“百家宴”。有意思的是百家宴虽是当地侗族同胞的一个节日，但却与祭拜三国名将关云长的传统活动有关：
据说，从前在地灵村脚两山会合的水口处建了一座佛桥，桥正中设立“关圣帝”殿，里面供着关公、周仓的金身神像。传说古时候，地灵侗寨曾遭遇特大洪水，居住低洼处的一座大民房被洪水推入河中，偌大的房屋若横在风雨桥下，势必会造成洪水泛滥，后果不堪设想。然而，当房屋被推到风雨桥下，却奇迹般地从桥底顺利通过，当地群众庆幸，认为是得到了关公的保护。之后每逢初一、十五日，路上香客不绝，关公庙香火极盛。
可见，汉族的关公文化整合进了侗族的百家宴之中。因此，每年的五月十三日、六月二十四日为“关圣帝”生辰及磨刀日等主要祭祀日，这天全村到佛桥进贡“关圣帝”行公祭，各自从家中带着饭菜，相聚在风雨桥上共吃“百家宴”，以避邪驱灾，祈求阖年平安，风调雨顺。正是通过“百家宴”这类的活动，各民族之间，各乡村、山寨之间，相互学语言、品美食，心灵沟通无障碍，风俗习惯相互适应，生活细节彼此关照，达到了情感和心理融合的境界。“百家宴”提升了侗乡人民的自信心和幸福感，是“齐心饭”，也是“团结宴”，已成为乐江乡内、龙胜县内、桂湘边境侗族和汉族等各族同胞团结和睦的象征。今年的百家宴正好被我们赶上，目睹了龙胜各族人民兴高彩烈地从为地赶到乐江乡地灵村去赴宴的盛况，真真切切地体验到了龙胜各民族之间的互动及其整合的动态。
又如平等乡的侗寨——广南村有一座高28米鼓楼， 每年举行鼓楼文化活动时，邻近的盘胖村瑶族带着节目前来参加。过年时，甲江的草龙队会去盘胖表演舞草龙，而盘胖的火龙队也会下山，到广南来表演，吸引不少村民前去观看， 侗瑶两族在互动中快乐地整合着， 在快乐中相互适应走向民族团结。
这种实例， 在龙胜同样也是乡乡镇镇、村村寨寨都有，不胜枚举。可见，在多元整合中， 促进各民族相互适应， 是龙胜民族团结的又一条基本经验。
四、经验之四：把提高民族素质作为民族团结的战略重点
在决定民族团结的诸多因素当中，民族素质是最为关键的因素。龙胜县委、县人民政府自始至终都把提高民族素质的教育放在民族团结的战略重点地位， 常抓不懈，取得了重大的成果。
解放之初的1950年3月，全县仅有初中3个班，教职工7人，学生68人，其中仅有侗族7人，壮族3人，没有苗族、瑶族学生。当时，全县有教职工234人，完小5所，民办小学校点70个，学生总人数约3000人，适龄少年儿童入学率不足30%。经过60年的发展，2010年全县有高中一所，在校生1943人，初中10所，在校生4493人，小学26所，教学点59个，在校生8862人。全县教职工1900人，教师民族结构为侗族604人，瑶族234人，苗族320人，壮族355人，汉族387人。义务教育小学阶段入学率高达100%，初中阶段入学率984%。各族子弟人人有书读，在洒满阳光的校园里幸福成长。
教育的投入是社会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1951年全县教育经费仅175万元，生均占有教育经费324元。1971年突破50万元。1979年达到100万元。1994 年达1000万元。而今，全县教育经费以亿元为计，2008年12亿元，占全县财政收入58%；2010年达到16亿元，是1951年的9100倍，生均占有教育经费达10700元，是1951年的3200倍。
为了提高民族素质，龙胜于1998年实现“两基”。达标后，龙胜高度重视“两基”的巩固提高工作，2001年，龙胜被评为自治区“两基”工作先进县。2007年6月，龙胜通过了国家的“两基”评估验收。
在对民族素质的常抓不懈中，龙胜教育发展感动人的事迹多多，鼓舞人的成果累累。如龙胜少数民族的女童教育，尤其是红瑶的女童教育，名扬中外。过去由于重男轻女思想作怪，龙胜流传一句话，“男孩读书，女孩养猪”“送女读书，不如养猪”。“一代母亲影响一代孩子，一代孩子影响一代历史”，要提高民族素质，绝不能不抓女童教育。1995年，泗水小学、和平小学、平等小学三个学校的首届女童班开班了。此后，又陆续创办民族女童班、女子初中班和女子高中班，五年后，形成了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的“女童教育一条龙”。2003年，首届女子高中班毕业参加高考，全部考取大学，其中重点大学4人。国际女童教育研讨会与会专家100多人和国家教育部韦钰副部长、赵沁平副部长曾先后考察龙胜的女童教育，都给予很高的评价，赵沁平还为女童班题词，称“龙胜女童教育是民族教育的一朵奇葩” 。2004年， 制作了女童教育专题片《龙脊山上杜鹃红》，协助中央教育电视台和龙胜电教馆到泗水女童班拍摄新课程美术优质课堂实录，制成光碟全国发行、播放。
又如龙胜的扫盲教育也为提高民族素质成绩显著。龙胜县委、县人民政府认真分析文盲分布的状态，认识到农村少数民族妇女的文盲比例较高，占全县文盲总数的78%，影响了家庭的收入，也影响了家长送女孩上学的积极性，形成影响提高民族素质的怪圈。为了走出这个怪圈，龙胜突击进行妇女扫盲。开始，妇女们学习的积极性不高，没有学习氛围，她们大多不会说汉语，加上家务多、农活重，居住又分散，扫盲困难重重。龙胜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以村屯社区为办学点，方便少数民族妇女就近学习。扫盲教师与脱盲对象结对子，手拉手，送教上门，实行包教、包会、包巩固、包跟踪的四包模式。在学习形式上，利用唱山歌、演歌舞、观板报、看电影等方式，灵活教学，提高了她们的兴趣。内容上以传播实用技术带动文化学习，如柑橘丰产技术、杨梅种植、枇杷种植、立体种养、水稻抛秧、反季节蔬菜、旅游英语等，把扫盲和实用技术培训结合起来，与生产指导结合起来。使妇女们学到了技术、认识了文字、获得了经济效益，可谓“一箭三雕”。从而形成了扫盲的龙胜模式：一是“送教上门—包教包会包巩固提高”；二是“文盲、法盲、科盲一起扫”；三是“全员性的民族社区学习”。于是，在扫盲和扫盲后的继续教育过程中，农民学文化、学科技、学卫生、学手艺、学服务，真正是学以致用，真正是立竿见影。
为了表彰发展中国家扫盲和扫盲后继续教育工作业绩突出的地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特设立“国际阅读协会奖”。2007年7月1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将2007年“国际阅读协会奖”授予龙胜，以表彰龙胜在扫盲中取得的突出成绩。这年，亚太地区有三个国家获得此项奖，中国是其中之一，而龙胜龙胜是中国唯一获奖者。一字不识的扫盲“女状元”45岁的潘继凤是黄洛瑶寨的妇女，如今是“全国十佳识字女状元”，社区教育学校校长、民族旅游和瑶族刺绣协会会长，龙胜获得联合国“国际阅读协会奖”，就是由她作为代表到北京领奖的。尝到识字甜头的她，开始组织村里的姐妹一边参加扫盲学习，一边参加科技培训。在她的带领下，全村三十五名文盲姐妹全部脱盲，还普遍掌握了三门以上使用技术。
教育的发展，民族素质的提意，促进了民族团结。如广南村完小，当时都是侗族学生，但高年级要接纳盘胖、琉璃、甲河、城西的瑶族学生。过去广南村民有时称他们为“苗盘胖”“苗琉璃”“苗城西”（其实他们不是苗族，而是瑶族。盘胖是“盘瑶”一支， 称为“狗瑶”，琉璃、城西是花瑶。称他们为“苗”是一种蔑称。）但现在，在民族素质普遍提高的背景下，瑶族学生在广南小学得到平等待遇，老师悉心照顾他们的寄宿生活，有的瑶族学生还担任了班干部。
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族没有优劣之分。现代基因技术研究也表明，各个种族、民族、各个发展阶段的人的大脑的结构及功能的差异是十分微小的。民族之间素质的差异是外部因素作用的结果，包括知识、体质、人口的历史积累过程和现实的社会与自然环境的综合作用和影响。民族素质状况影响一个民族的发展、生存能力、生存空间乃至于存亡，决定着民族和国家的发展过程。龙胜县委和县人民政府为提高民族素质， 从民族团结的战略重点高度，对教育常抓不懈， 显然是实现民族团结的又一条基本经验。
五、经验之五：把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加强少数民族队伍建设作为民族团结的决定因素
党和政府把大力培养和任用少数民族干部，作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协调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这是因为少数民族干部有很多不可替代的特点：
一是少数民族干部来自本民族群众之中。他们同本民族群众有着密切的联系，了解和熟悉本民族和本地区的历史、现状及特点，熟悉本民族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了解本民族群众的思想感情和愿望要求，因而工作上有天然的便利条件。二是少数民族干部对本民族的解放，对改变本民族、本地区的落后面貌，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强烈的要求和愿望以及责任感，善于理解并愿意积极反映本民族的问题、意见和要求。因此，少数民族干部既是党和政府联系少数民族的纽带，是贯彻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保证；又是组织少数民族群众从事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骨干，是带领少数民族群众前进的带头人。总之，少数民族干部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中起着桥梁作用、保证作用、骨干作用、带头作用。他们是少数民族地区的领导力量、骨干力量。因此，龙胜县委、县人民政府清醒地认识到民族干部人才队伍的建设对于民族团结来说是一个决定因素。
20世纪80年代初，龙胜县委就明确地提出搞好民族工作、解决民族问题、促进民族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建设一支高素质、能力强、过得硬的民族干部队伍，并把加强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建设、培养和提高干部队伍素质、选拔使用少数民族干部、改善干部队伍结构作为县委的一项战略性任务。认真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加强民族自治立法工作，制定并修正了《龙胜各族自治县自治条例》，从法治上保障和均衡各民族的根本利益，注重培养、选拔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建设了一支政治上跟党走、工作上有实绩、群众中有威望的高素质少数民族干部和人才队伍，使民族区域自治与民族团结进步实现了有机结合，谱写了龙胜民族团结进步新篇章，民族干部队伍建设取得丰硕成果。目前，全县4000多名干部当中，少数民族干部占到749%，成为龙胜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生力军。
二是少数民族干部队伍的素质不断提高。自治县成立之初，全县少数民族干部中，大专文化仅4人，中专16人，高中40人，初中230人，小学180人；到2002年，大专以上文化1908人， 中专1689人，高中213人；2009年，全县95%以上干部具备了大专文化，小学文化由1955年的180人减少为零。1956年，全县只有114名科技人才，到2002年，全县技术干部达2774人， 其中高级职称47人， 中级职称968人，初级职称1759人；2009年，全县技术干部达3000多人，其中在县内工作的龙胜籍副高以上专业技术人员达78人。
三是民族干部队伍结构不断完善， 不仅民族结构合理化， 在选拔、使用干部时，注重对各个少数民族干部进行科学配备，做到苗、瑶、侗、壮、汉等各个民族干部使用的平衡。1951年，自治县成立时，全县有干部930人，其中少数民族干部470人，占当时干部总数的5053%。现在，龙胜有少数民族干部3225名，占全县干部总数的749%，其中苗、瑶、侗、壮少数民族干部分别为554名、479名、1306名、886名，民族结构趋于合理；而且年龄结构梯次化。在各种干部考察中注重群众对年轻少数民族干部综合情况的搜集、反馈、分析、归纳，群众反映好的纳入组织培养范围，努力为年轻干部的成长创建舞台，使优秀的年轻干部脱颖而出。现在，龙胜乡镇领导班子中每个班子至少配备了2名30岁以下的干部，大胆任用年轻优秀的少数民族干部担任了党政正职。2009年，县委班子13人（包括2名挂职常委），平均年龄438岁；县政府班子8人（包括2名挂职副县长），平均年龄432岁；县人大班子7人，平均年龄491岁；县政协班子7人，平均年龄53岁；乡镇10个班子108人，平均年龄3779岁。
四是大批少数民族干部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真正发挥了当家作主的作用。目前，县委班子13人，其中少数民族9人；县政府班子8人，其中少数民族6人；县人大班子7人，其中少数民族5人；县政协班子5人，其中少数民族3人；县直机关领导干部246人，其中少数民族170人；乡镇10个班子108人，其中少数民族85人。
总之，龙胜民族团结的基本经验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不同的方法进行总结，我们对龙胜民族团结基本经验的总结，则是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视域中，运用人类学与民族学的理论和方法，在深入龙胜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田野考察，对大量的调查材料进行了归纳、概括、分析和提炼的基础上，以他者的身份，从比较理性的角度对龙胜民族团结的经验总结，一是对各民族共同利益“予以最大限度的满足”，二是在多元互动中长期磨合走向民族团结，三是在多元整合中相互适应实现民族团结，四把提高民族素质作为民族团结的战略重点，五是把培养民族干部队伍的建设作为民族团结的决定因素。我们想：龙胜民族团结的这些基本经验，应该不仅仅是对龙胜实行民族区域自治60年走向民族团结，实现民族团结的经验总结，而且还应该是可以提供给广西，给中国参考的民族团结的经验。
注释：
①《龙胜县志》编篡委员会：《龙胜县志》，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2年，第118页。
②郭立新：《天上人间——广西龙胜龙脊壮族文化考察札记》广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2页。
③ 粟卫宏：《红瑶历史与文化》，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第28页。
④ 来自平安寨寨老廖辅林提供的文字资料。
⑤ 涂尔干：《论社会分工》。参阅贾春增主编：《外国社会学史（修订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138页。
⑥李亦园：《环境、族群与文化》，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责任编辑：覃彩銮〕
【关键词】民族团结；龙胜经验
【作 者】徐杰舜，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宁，530006
【中图分类号】D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1）03-0010-007
Longsheng’s Experiences of Chinese Ethnic Unity： For 60th Anniversary of Longsheng Multi-ethnic Autonomous County
Xu Jieshun
Abstract： Since it had been built in 1951， Longsheng has accumulated rich experiences in promoting ethnic unity and development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summarized the experiences as follows： Firstly， “to meet the maximum” for the common interests of all ethnic groups； secondly， from long-term running-in to ethnic unity among multiple interactions； thirdly， to achieve ethnic unity by pluralistic integration and mutual adaptation； fourthly， to take improving the ethnic quality as a strategic focus of ethnic unity； fifthly， to think of ethnic cadrestraining as determinants of ethnic unity
Key words： ethnic unity； Longsheng’s experiences
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以下简称龙胜）自1951年成立以来，历经60年，在推动和发展民族团结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这甲子之年，站在中国民族团结的高度，从民族团结的定义出发，我们对龙胜的民族团结进行了田野考察，对龙胜民族团结的经验有了基本认识， 深感作为一个县级民族自治地方，龙胜经验是中国民族团结的一个缩影。
一、经验之一：对各民族共同利益“予以最大限度的满足”
在田野考察中，我们深感龙胜的民族团结，是建立在苗、瑶、侗、壮、汉等世居民族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团结。60年来，在历届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从发展经济入手，既解决了各族人民的吃饭问题，又解决了各族人民的用钱问题，从而对于龙胜苗、瑶、侗、壮、汉各族人民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利益“予以最大限度的满足”，使得龙胜各族人民从切身的经历和体验中感悟到：民族团结是走向幸福生活的康庄大道。
在瓢里乡上塘拉坝村，居住着瑶、侗、苗、壮、汉五个民族，共43户，210人。1985年，由壮族青年梁秀成带头试种杂优水稻，亩产920斤。1987年全组推广，种杂优水稻170亩，占水田总面积90%，粮食总产173850斤，平均亩产920斤。比1986年的132400斤增产41450斤。除公购、饲料、留种粮，人均口粮升至600斤以上。同时，由汉、侗族发起全组开展多种经营，造林889亩。据1992年《龙胜县志》记载：1987年，全村共收入16万元， 家庭购置电视机5台，电饭煲10个，自行车55辆。①如今，拉坝人的生活又有了明显的改善， 许多家庭安装了电话，用起了手机，购买了彩电和安装了卫星接收器，可以和城里人一样看到卫星电视；购买了冰箱，就不再为买肉而烦恼了。此外，村民还都购买了洗衣机以及制冷制热两项功能的饮水机；由于道路的畅通，村民购买了摩托车，要是到稍远的地方做农活，就骑着摩托车去。
60年来， 在党和国家的关怀下，龙胜县委、县人民政府在抓经济、抓生产、抓民生的工作中，坚持把各民族的共同利益放在首位，所以民族团结越搞越好，民族团结越来越牢固。因此，对龙胜 “各个民族的利益极其关心”，并“予以最大限度的满足”，是龙胜民族团结基本经验中最根本的一条经验。
二、经验之二：在多元互动中长期磨合走向民族团结
民族团结是建立在民族与民族之间互动基础上社会交往活动，以及互相调整行为的结果。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互动，从历史的视角去分析，一般的会经历竞争——冲突——顺应——同化阶段。就是说民族团结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
苗、瑶、侗、壮、汉建构了龙胜多元的民族结构。《龙胜志》记载，古代桑江（龙胜）为“瑶民”所居；侗族先民于宋天圣二年（1024年）由贵州的黎平和湖南的靖州经绥宁大量迁入龙胜境北；苗族于元代天顺元年（1328年）由湖南迁入县境东北的尾江周水（今伟江周水寨）。壮族于明正统二年（1437年）进入县境南思陇。汉族于清乾隆六年（1741年）始入县境安家居住。
苗、瑶、侗、壮、汉在龙胜呈大分散、小聚居状态。苗族主要聚居于东北部的芙蓉河、伴江河流域。瑶族中的盘瑶主要分布在和平、三门、平等、江底、龙胜等乡镇；红瑶主要分布在龙胜东部的一些村寨；花瑶主要分布在三门、平等、乐江、伟江、江底等乡镇中村寨。侗族主要分布在平等、乐江乡的村寨。壮族主要聚居在县境南部和西部的村寨。汉族多数聚居城镇和桑江中游两岸，而麻界、新化、溆浦汉人则多住高山。这种犬牙交错的分布态势，为龙胜各民族搭建了多元互动的历史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千百年来，苗、瑶、侗、壮、汉演出了一幕又一幕民族互动、磨合的而达到民族团结的活剧。
龙胜和平乡壮瑶关系是一个实例。站在大寨村委会门前的那块空地上，朝右边山上仰视，可以看到坐落在山顶上的十多户人家。这些住户为什么在陡峭的山上安家落户，他们与地处山谷的大寨又有什么关系？我们向大寨的村民了解，得知那是壮界，是大寨村委会的一个自然村。为什么叫壮界？我们顾名思义的以为那定会是一个壮族聚居的地方，是壮族与大寨瑶族的边界之地。如果是这样的话，必定打破我们过去对于“无山不瑶、无水不壮、汉”，即瑶族住山上、壮族住水边的认识。当我们登到山顶，通过访谈，才知道壮界并不是壮族人居住的地方，而是瑶族（红瑶）聚居的寨子。可见，在迁徙到龙脊的过程中，壮族与瑶族之间不可避免地发生过争夺资源的矛盾与冲突，这些冲突至今不仅流传在壮族口耳相传的故事中，而且体现于村寨名称含义及其历史演变中。如侯家寨的含义与平安寨从“赶瑶”、“平瑶”到“平安”的寨名变迁就是例证。
侯姓是在驱赶了当地瑶族之后定居龙脊侯家寨的，因而壮语至今仍称侯家寨为“ji33yiu24”（即瑶寨之意）。为了驱逐时居侯家寨的瑶族，联合较大的廖家，他们声称自己的祖先乃清康乾时由南丹迁来。到龙胜后，先在瓢里金石落脚，旋迁至官衙（今和平圩），而后北进至龙脊和泗水里排。龙脊潘姓壮族原本可能是瑶人，最早迁入龙脊的廖家就是从潘姓瑶人那里购买土地开荒的，龙脊在壮人到来之前是潘姓瑶人的聚居地，至今龙脊周边的瑶族仍多为潘姓，可是为了与占优势地位的廖姓和侯姓结盟，他们也声称自己的祖先来自南丹。几年前，他们还联合起来搞了一个始祖墓。②
所以，在资源争夺的过程中，相对于瑶族来说，壮族略胜一筹。此外，据传“龙脊村的平安寨大约在200多年前是红瑶居住的。后来壮族从庆远府南丹迁来，把红瑶赶到距龙脊村三十多华里的中禄村，所以平安寨也称‘赶瑶寨’。从此，瑶壮关系很紧张。1949年前，中禄寨四周还砌有石墙，专门派人看守，若有外面生疏的人上去，他们就从上面滚石头下来。”③“赶瑶寨”这个寨名充分体现了晚到的壮族是如何把先到龙脊的瑶族驱赶出去的。另外，平安寨的寨老们对此有另外的解释，他们认为平安寨原名是“平瑶寨”而不是“赶瑶寨”，对于为什么称为平瑶寨，寨老廖辅林解释了从平瑶寨到平安寨这一名称变迁的缘故：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由龙胜县南区龙脊团分局改名为“官衙乡”（今和平乡）后，民国政府派个县官（科员）来到平瑶巡查，得村董（村长）是外面人来当的，付村董廖祥通，村头人廖康宁在马堤当乡长的廖康庄同席吃酒，谈到平瑶村的名字太不文明了，长时传下去给子孙一个臭名。既然现在也太平了，全村日不闭户，夜不关门，谷子晒在外面，晚不用收，衣服晒在外面晚不用收，偷鸡摸狗摸羊也不发生。不如改这“平瑶村”的名字，村誉更好，后来得到那个官员同意，改为“平安村”，意思太平了，没有再造反，平安无事。④
正如他所说的那样：“群众认为平瑶村这个村名很不好听了，这里已经太平了，我们的民族很善良的，我们晚上不关门的，晒谷子、衣服都不用收回来的，所以喊做平瑶村不好听，我们那时候就跟政府说，有个科员说，既然都平安了，就叫平安村了。”其实，无论原称是“赶瑶”还是“平瑶”，都反映了壮族在迁徙过程中与瑶族之间复杂的互动磨合关系。如今改名为平安寨，取平安之意，既反映了人们对幸福平安生活的美好愿望，又体现了经过艰难的迁徙过程，当前龙脊景区壮族与瑶族相互团结、相安无事的现实。
过去，瑶族俗语云：“鸡不捞鸭，瑶不捞客”；“钢不沾铁，瑶不沾客”。历史上，瑶族实行严格的族内婚，禁止和汉族通婚；反之，汉族亦然。然而在江底这个主要由汉族和瑶族构成的民族地区，民族之间的友好往来从来就没有间断过，最为普遍和具有地方特色的社会交往形式便是认老庚（或称打老同）和认寄亲。
认老庚就是与自己年纪相当、同一年庚出生的人认亲戚，所以又叫打老同或结同年，相当于干亲。认亲的双方互称老庚或同年。不分男女老幼都喜欢认“老庚”，同性、异性都可以认老庚，但同性之间的比例更大。认老庚的人数不限，一个人多则可以认上十几个乃至几十个老庚。认了老庚就是一世的兄弟，甚至比亲兄弟还要亲，是亲戚中的亲戚，好友中的好友。正式认老庚有一定的仪式，一方穿戴一新，提着一两块包着红纸条的猪肉和两包白沙糖，糖的上面还要用红丝线捆着一个封包，在家人的陪同中去老庚家认亲。老庚必回赠以糖果和封包，条件好的人家还要鸣放鞭炮，像办酒一样隆重而热烈，并且择吉日回拜。这样，老庚便算认定了，从此结下生死之谊。 认老庚没有民族、地域的限制，反之，不同民族之间认老庚的现象非常普遍。
老庚一旦认定，确实就不再是两个人之间的认亲，而是两个家庭之间的结亲。如双方的子女称呼其为同年叔或同年娘，互相之间也如兄弟姐妹一样对待。遇对方家庭的红白喜事，老庚的礼信不能少，建新房还要用镜屏或大钟；逢隆重节日也会邀请老庚参加，如建新村的盘瑶邀请汉族老庚同过他们的大节六月六和盘王节，新化汉族人也会邀请瑶族老庚共度元宵节等佳节。壮侗苗瑶汉五族都认老庚的习俗，为民族之间的社会交往和文化交流搭建了一座良好的沟通桥梁，增进了民族之间的了解与团结。
寄亲是干亲的另一种形式，又叫拜寄爷或寄娘，即相当于认干爹干娘。江底乡的汉、瑶、苗、壮族都有此俗，泥塘村的大山口和黄泥坳组都是新化汉族人，沿矮岭河往南走八公里的山路是矮岭红瑶寨，红瑶人与新化人认干亲的例子比比皆是。80余岁的大山口人秦炳坤有三子三女，一生还认下了四个寄子，按老人的说法是，“这辈子十个手指都一样齐了”。 四个寄子有一个矮岭红瑶、一个平等乡侗族和两个汉族人，每逢春节，小小的半边楼里溢出欢声笑语，其乐融融，真可谓多民族的大聚会。
这种实例， 在龙胜几乎乡乡镇镇、村村寨寨都有，不胜枚举。可见，促进各民族的互动，以及互动中的磨合，是龙胜民族团结的一条基本经验。
三、经验之三：在多元整合中相互适应实现民族团结
民族团结是社会团结的组成部分。民族与民族之间整合的目的也就是要在民族与民族之间建立协调、一致、合作的关系，即社会秩序，从而达到多民族世界社会整体的和谐性。因此，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整合，就是随着民族互动磨合的成熟，不同的民族在各个方面逐渐由最初的相互不协调、相互矛盾或冲突，发展到和谐一致的结果。
而适应是人类生存的一个重要策略。在人与环境的关系中，人可以适应环境，也可以改变环境，更可以用自己的文化来创建新的环境。⑥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是这样，人与社会环境、人文环境的关系也是如此。因此，民族与民族互动整合时，各自都会调整自己的行为，采取顺从的态度，如互动双方改变敌对态度建立友好关系而和解，双方通过确定一些条件而暂时平息冲突而妥协等等方式，以实现相互适应，从而达到民族团结。
龙胜的民族团结正是这种整合与适应的生动体现。如乐江乡农历六月二十四（8月4日）地灵村的“百家宴”。有意思的是百家宴虽是当地侗族同胞的一个节日，但却与祭拜三国名将关云长的传统活动有关：
据说，从前在地灵村脚两山会合的水口处建了一座佛桥，桥正中设立“关圣帝”殿，里面供着关公、周仓的金身神像。传说古时候，地灵侗寨曾遭遇特大洪水，居住低洼处的一座大民房被洪水推入河中，偌大的房屋若横在风雨桥下，势必会造成洪水泛滥，后果不堪设想。然而，当房屋被推到风雨桥下，却奇迹般地从桥底顺利通过，当地群众庆幸，认为是得到了关公的保护。之后每逢初一、十五日，路上香客不绝，关公庙香火极盛。
可见，汉族的关公文化整合进了侗族的百家宴之中。因此，每年的五月十三日、六月二十四日为“关圣帝”生辰及磨刀日等主要祭祀日，这天全村到佛桥进贡“关圣帝”行公祭，各自从家中带着饭菜，相聚在风雨桥上共吃“百家宴”，以避邪驱灾，祈求阖年平安，风调雨顺。正是通过“百家宴”这类的活动，各民族之间，各乡村、山寨之间，相互学语言、品美食，心灵沟通无障碍，风俗习惯相互适应，生活细节彼此关照，达到了情感和心理融合的境界。“百家宴”提升了侗乡人民的自信心和幸福感，是“齐心饭”，也是“团结宴”，已成为乐江乡内、龙胜县内、桂湘边境侗族和汉族等各族同胞团结和睦的象征。今年的百家宴正好被我们赶上，目睹了龙胜各族人民兴高彩烈地从为地赶到乐江乡地灵村去赴宴的盛况，真真切切地体验到了龙胜各民族之间的互动及其整合的动态。
又如平等乡的侗寨——广南村有一座高28米鼓楼， 每年举行鼓楼文化活动时，邻近的盘胖村瑶族带着节目前来参加。过年时，甲江的草龙队会去盘胖表演舞草龙，而盘胖的火龙队也会下山，到广南来表演，吸引不少村民前去观看， 侗瑶两族在互动中快乐地整合着， 在快乐中相互适应走向民族团结。
这种实例， 在龙胜同样也是乡乡镇镇、村村寨寨都有，不胜枚举。可见，在多元整合中， 促进各民族相互适应， 是龙胜民族团结的又一条基本经验。
四、经验之四：把提高民族素质作为民族团结的战略重点
在决定民族团结的诸多因素当中，民族素质是最为关键的因素。龙胜县委、县人民政府自始至终都把提高民族素质的教育放在民族团结的战略重点地位， 常抓不懈，取得了重大的成果。
解放之初的1950年3月，全县仅有初中3个班，教职工7人，学生68人，其中仅有侗族7人，壮族3人，没有苗族、瑶族学生。当时，全县有教职工234人，完小5所，民办小学校点70个，学生总人数约3000人，适龄少年儿童入学率不足30%。经过60年的发展，2010年全县有高中一所，在校生1943人，初中10所，在校生4493人，小学26所，教学点59个，在校生8862人。全县教职工1900人，教师民族结构为侗族604人，瑶族234人，苗族320人，壮族355人，汉族387人。义务教育小学阶段入学率高达100%，初中阶段入学率984%。各族子弟人人有书读，在洒满阳光的校园里幸福成长。
教育的投入是社会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1951年全县教育经费仅175万元，生均占有教育经费324元。1971年突破50万元。1979年达到100万元。1994 年达1000万元。而今，全县教育经费以亿元为计，2008年12亿元，占全县财政收入58%；2010年达到16亿元，是1951年的9100倍，生均占有教育经费达10700元，是1951年的3200倍。
为了提高民族素质，龙胜于1998年实现“两基”。达标后，龙胜高度重视“两基”的巩固提高工作，2001年，龙胜被评为自治区“两基”工作先进县。2007年6月，龙胜通过了国家的“两基”评估验收。
在对民族素质的常抓不懈中，龙胜教育发展感动人的事迹多多，鼓舞人的成果累累。如龙胜少数民族的女童教育，尤其是红瑶的女童教育，名扬中外。过去由于重男轻女思想作怪，龙胜流传一句话，“男孩读书，女孩养猪”“送女读书，不如养猪”。“一代母亲影响一代孩子，一代孩子影响一代历史”，要提高民族素质，绝不能不抓女童教育。1995年，泗水小学、和平小学、平等小学三个学校的首届女童班开班了。此后，又陆续创办民族女童班、女子初中班和女子高中班，五年后，形成了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的“女童教育一条龙”。2003年，首届女子高中班毕业参加高考，全部考取大学，其中重点大学4人。国际女童教育研讨会与会专家100多人和国家教育部韦钰副部长、赵沁平副部长曾先后考察龙胜的女童教育，都给予很高的评价，赵沁平还为女童班题词，称“龙胜女童教育是民族教育的一朵奇葩” 。2004年， 制作了女童教育专题片《龙脊山上杜鹃红》，协助中央教育电视台和龙胜电教馆到泗水女童班拍摄新课程美术优质课堂实录，制成光碟全国发行、播放。
又如龙胜的扫盲教育也为提高民族素质成绩显著。龙胜县委、县人民政府认真分析文盲分布的状态，认识到农村少数民族妇女的文盲比例较高，占全县文盲总数的78%，影响了家庭的收入，也影响了家长送女孩上学的积极性，形成影响提高民族素质的怪圈。为了走出这个怪圈，龙胜突击进行妇女扫盲。开始，妇女们学习的积极性不高，没有学习氛围，她们大多不会说汉语，加上家务多、农活重，居住又分散，扫盲困难重重。龙胜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以村屯社区为办学点，方便少数民族妇女就近学习。扫盲教师与脱盲对象结对子，手拉手，送教上门，实行包教、包会、包巩固、包跟踪的四包模式。在学习形式上，利用唱山歌、演歌舞、观板报、看电影等方式，灵活教学，提高了她们的兴趣。内容上以传播实用技术带动文化学习，如柑橘丰产技术、杨梅种植、枇杷种植、立体种养、水稻抛秧、反季节蔬菜、旅游英语等，把扫盲和实用技术培训结合起来，与生产指导结合起来。使妇女们学到了技术、认识了文字、获得了经济效益，可谓“一箭三雕”。从而形成了扫盲的龙胜模式：一是“送教上门—包教包会包巩固提高”；二是“文盲、法盲、科盲一起扫”；三是“全员性的民族社区学习”。于是，在扫盲和扫盲后的继续教育过程中，农民学文化、学科技、学卫生、学手艺、学服务，真正是学以致用，真正是立竿见影。
为了表彰发展中国家扫盲和扫盲后继续教育工作业绩突出的地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特设立“国际阅读协会奖”。2007年7月1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将2007年“国际阅读协会奖”授予龙胜，以表彰龙胜在扫盲中取得的突出成绩。这年，亚太地区有三个国家获得此项奖，中国是其中之一，而龙胜龙胜是中国唯一获奖者。一字不识的扫盲“女状元”45岁的潘继凤是黄洛瑶寨的妇女，如今是“全国十佳识字女状元”，社区教育学校校长、民族旅游和瑶族刺绣协会会长，龙胜获得联合国“国际阅读协会奖”，就是由她作为代表到北京领奖的。尝到识字甜头的她，开始组织村里的姐妹一边参加扫盲学习，一边参加科技培训。在她的带领下，全村三十五名文盲姐妹全部脱盲，还普遍掌握了三门以上使用技术。
教育的发展，民族素质的提意，促进了民族团结。如广南村完小，当时都是侗族学生，但高年级要接纳盘胖、琉璃、甲河、城西的瑶族学生。过去广南村民有时称他们为“苗盘胖”“苗琉璃”“苗城西”（其实他们不是苗族，而是瑶族。盘胖是“盘瑶”一支， 称为“狗瑶”，琉璃、城西是花瑶。称他们为“苗”是一种蔑称。）但现在，在民族素质普遍提高的背景下，瑶族学生在广南小学得到平等待遇，老师悉心照顾他们的寄宿生活，有的瑶族学生还担任了班干部。
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族没有优劣之分。现代基因技术研究也表明，各个种族、民族、各个发展阶段的人的大脑的结构及功能的差异是十分微小的。民族之间素质的差异是外部因素作用的结果，包括知识、体质、人口的历史积累过程和现实的社会与自然环境的综合作用和影响。民族素质状况影响一个民族的发展、生存能力、生存空间乃至于存亡，决定着民族和国家的发展过程。龙胜县委和县人民政府为提高民族素质， 从民族团结的战略重点高度，对教育常抓不懈， 显然是实现民族团结的又一条基本经验。
五、经验之五：把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加强少数民族队伍建设作为民族团结的决定因素
党和政府把大力培养和任用少数民族干部，作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协调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这是因为少数民族干部有很多不可替代的特点：
一是少数民族干部来自本民族群众之中。他们同本民族群众有着密切的联系，了解和熟悉本民族和本地区的历史、现状及特点，熟悉本民族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了解本民族群众的思想感情和愿望要求，因而工作上有天然的便利条件。二是少数民族干部对本民族的解放，对改变本民族、本地区的落后面貌，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强烈的要求和愿望以及责任感，善于理解并愿意积极反映本民族的问题、意见和要求。因此，少数民族干部既是党和政府联系少数民族的纽带，是贯彻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保证；又是组织少数民族群众从事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骨干，是带领少数民族群众前进的带头人。总之，少数民族干部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中起着桥梁作用、保证作用、骨干作用、带头作用。他们是少数民族地区的领导力量、骨干力量。因此，龙胜县委、县人民政府清醒地认识到民族干部人才队伍的建设对于民族团结来说是一个决定因素。
20世纪80年代初，龙胜县委就明确地提出搞好民族工作、解决民族问题、促进民族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建设一支高素质、能力强、过得硬的民族干部队伍，并把加强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建设、培养和提高干部队伍素质、选拔使用少数民族干部、改善干部队伍结构作为县委的一项战略性任务。认真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加强民族自治立法工作，制定并修正了《龙胜各族自治县自治条例》，从法治上保障和均衡各民族的根本利益，注重培养、选拔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建设了一支政治上跟党走、工作上有实绩、群众中有威望的高素质少数民族干部和人才队伍，使民族区域自治与民族团结进步实现了有机结合，谱写了龙胜民族团结进步新篇章，民族干部队伍建设取得丰硕成果。目前，全县4000多名干部当中，少数民族干部占到749%，成为龙胜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生力军。
二是少数民族干部队伍的素质不断提高。自治县成立之初，全县少数民族干部中，大专文化仅4人，中专16人，高中40人，初中230人，小学180人；到2002年，大专以上文化1908人， 中专1689人，高中213人；2009年，全县95%以上干部具备了大专文化，小学文化由1955年的180人减少为零。1956年，全县只有114名科技人才，到2002年，全县技术干部达2774人， 其中高级职称47人， 中级职称968人，初级职称1759人；2009年，全县技术干部达3000多人，其中在县内工作的龙胜籍副高以上专业技术人员达78人。
三是民族干部队伍结构不断完善， 不仅民族结构合理化， 在选拔、使用干部时，注重对各个少数民族干部进行科学配备，做到苗、瑶、侗、壮、汉等各个民族干部使用的平衡。1951年，自治县成立时，全县有干部930人，其中少数民族干部470人，占当时干部总数的5053%。现在，龙胜有少数民族干部3225名，占全县干部总数的749%，其中苗、瑶、侗、壮少数民族干部分别为554名、479名、1306名、886名，民族结构趋于合理；而且年龄结构梯次化。在各种干部考察中注重群众对年轻少数民族干部综合情况的搜集、反馈、分析、归纳，群众反映好的纳入组织培养范围，努力为年轻干部的成长创建舞台，使优秀的年轻干部脱颖而出。现在，龙胜乡镇领导班子中每个班子至少配备了2名30岁以下的干部，大胆任用年轻优秀的少数民族干部担任了党政正职。2009年，县委班子13人（包括2名挂职常委），平均年龄438岁；县政府班子8人（包括2名挂职副县长），平均年龄432岁；县人大班子7人，平均年龄491岁；县政协班子7人，平均年龄53岁；乡镇10个班子108人，平均年龄3779岁。
四是大批少数民族干部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真正发挥了当家作主的作用。目前，县委班子13人，其中少数民族9人；县政府班子8人，其中少数民族6人；县人大班子7人，其中少数民族5人；县政协班子5人，其中少数民族3人；县直机关领导干部246人，其中少数民族170人；乡镇10个班子108人，其中少数民族85人。
总之，龙胜民族团结的基本经验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不同的方法进行总结，我们对龙胜民族团结基本经验的总结，则是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视域中，运用人类学与民族学的理论和方法，在深入龙胜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田野考察，对大量的调查材料进行了归纳、概括、分析和提炼的基础上，以他者的身份，从比较理性的角度对龙胜民族团结的经验总结，一是对各民族共同利益“予以最大限度的满足”，二是在多元互动中长期磨合走向民族团结，三是在多元整合中相互适应实现民族团结，四把提高民族素质作为民族团结的战略重点，五是把培养民族干部队伍的建设作为民族团结的决定因素。我们想：龙胜民族团结的这些基本经验，应该不仅仅是对龙胜实行民族区域自治60年走向民族团结，实现民族团结的经验总结，而且还应该是可以提供给广西，给中国参考的民族团结的经验。
注释：
①《龙胜县志》编篡委员会：《龙胜县志》，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2年，第118页。
②郭立新：《天上人间——广西龙胜龙脊壮族文化考察札记》广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2页。
③ 粟卫宏：《红瑶历史与文化》，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第28页。
④ 来自平安寨寨老廖辅林提供的文字资料。
⑤ 涂尔干：《论社会分工》。参阅贾春增主编：《外国社会学史（修订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138页。
⑥李亦园：《环境、族群与文化》，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责任编辑：覃彩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