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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被小区居民怀疑“要做临终关怀”，万福年华社区养老院的负责人李梅已经当了几个月的“人民公敌”。
他们的展架被踩碎、宣传资料被撕毁，只要她和同事一踏入小区，就会遭遇放哨者的敲锣示警，以及几十个居民组织有序的合围，叫骂声曾将他们步步逼回车里。
“他们认准了你们这里会死人，他们不希望看见救护车。”李梅无奈地说，“其实我们早就评估过风险，根本就不会做临终关怀的服务，没想到即使这样还是遭遇了这么大的误解。”
李梅的遭遇总会让北京松堂医院的副院长朱伟想起一段22年前的往事：作为国内第一家临终关怀医院，当松堂医院第一次尝试搬到社区里时，曾遭到上百个居民的围堵。医院里的老人们无处可去，一度在马路边上坐了四个多小时。
一连串相似的事件又密集地进入公众视野：今年2月，在上海的杨浦区和浦东新区，得知小区里要建具有临终关怀性质的机构，居民拉起“反对在小区里设太平间”的横幅；4月，在浙江杭州，200多个居民签署“抗议书”，反对在小区里建承担临终关怀功能的护理院。
“这么多年过去了。”朱伟忍不住感慨，“我们不断强调优生，却不谈优死，始终避讳死亡，缺乏对死亡的尊重，这是多无奈的一件事！”
健康者的责任
事实上，中国临终关怀事业的起步并不算晚。早在1988年，天津医学院就成立了我国第一个临终关怀研究中心，并随即筹建了第一个临终关怀病房。然而，二十多年过去了，临终关怀在中国的境遇却仍显得十分坎坷。
“中国人对这个死亡特别的恐惧和忌讳，不愿意谈这个死字，当然也不会愿意看老人临终的样子。”张雪梅是一家推广日式养老服务的机构负责人，她清楚地记得，曾经有一位老人在自己开办的社区养老机构里去世，结果两个年轻护士吓得几夜没敢回宿舍睡觉，而张雪梅则决定，“必须向邻居们隐瞒这件事情”。
这与她在日本的感受完全不同。这个曾经在日本生活过二十多年的中国人记得，在日本，一些养老机构会设有少量的临终关怀床位，而这些机构大多都建在住宅区附近，“这样更能方便家人探望”，有的日托所性质的养老机构更是直接建在居民楼里面。
在张雪梅的印象里，在日本的养老或者临终关怀机构中，一个老人去世了，其他老人会一起为逝者举行送别仪式，每个老人手中都拿着一支鲜花，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轻轻献给离世的老人。
“当然，运走老人的遗体时，我们会尽量避开他人的视线，选择特别通道走，但这主要是从不打扰别人的角度考虑。”张雪梅说。
相似的情况还出现在英国。上海新华医院肿瘤科副主任沈伟在英国考察时发现，专业的临终关怀机构，一般会放在离社区十分钟左右车程的地方，“这主要是从车子进出方便、不扰民的角度考虑，跟我们这种忌讳是不一样的”。沈伟说，英国人对死亡的态度用一个细节就能表现，在小镇上，公墓往往会占据社区里最好的位置。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呼吸治疗科主任成文武被称为“上海送走病人最多的医生”。在他看来，有临终关怀服务的机构在各地遭遇观念上的阻力，本质上的原因在于缺乏对死亡的尊重。
“人家都是从童年时期就开始接受系统性的死亡教育。”成文武曾看过一本外国童书，叫做《当爷爷变成了幽灵》，讲的正是大人如何教小孩子正确面对老人的去世。
资料显示，在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死亡教育的课程从上世纪70年代就已进入中小学。即使在同样忌讳谈论死亡的香港，有关死亡的选修课也已进入高等院校。一位长期服务于老人的香港社工记得，2006年左右，几家香港NGO同时发布了关于善终服务的报告，其中一个发布会更是直接在殡仪馆里举办，“感觉像是一个转折点，后来相关的服务和讨论都开始慢慢增多，整个社会像是打破了一个禁忌，死亡也不是不能谈的了”。
而在国内，类似的课程还停留在医学院的选修课中。在北大医学部教授王一方看来，正是因为缺乏这种教育，死亡才无法“脱敏”，“我们对于那些临终者浑浊的眼神过分地消极，这其实是对死亡特别的歧视”。
“每一个人都会面临生老病死，这是生命的必然过程，每个人都有可能遭遇这样的情况，而谁都不想被遗弃。”在这个经常在课堂上谈论“死亡”的哲学教授看来，“让每一个将死的人获得善终，这其实应该是整个社会做出的承诺，也是那些健康者对于同伴的一种责任”。
文明的标志
像一个翻转的硬币，临终关怀在国内面临的困境还有另一面。
2010年的南京，一名网友发帖寻找临终关怀医院。原因是家里老人患有癌症，“少有医生愿意做这件事。”成文武坦言，临终关怀的基础是关注生命的宽度而非长度，让患者有尊严地活着，安详地离去。因此在以药养医的医疗体系下，临终关怀一不开刀，二不使用昂贵药物，三要占用床位和医疗资源，其所能够创造的经济效益非常低。
事实上，就在2013年，济南市一家医院曾选择试点临终关怀，却因为经济负担过重而告失败。
“要满足临终关怀的需要，仅仅靠民政系统内的民营机构是完全不够的，全世界的临终关怀都是以医疗系统为主线，实际上政府在这里面是有责任的。”曾经先后去过英国、日本和台湾等地考察过的沈伟医生也坦言。
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台湾护理学会博士陈玉枝曾提到，台湾几百家医院，几乎都有“安宁病房”。每个患者都专门配有一名护士，负责陪伴患者走完人生最后一程，而其护理费用是有医保制度保障的。
在香港，也已经有13家医院设立了专门的临终关怀病房，而每一个陪伴患者的护士都会被亲切地称为“握手姑娘”，“病情经过医生评估就可以进入那个病房。那里会设计得像家一样，墙壁不是白色，而是比较温暖的颜色。里面地方比较大，有厨房，可以煮一些食物，家人还可以有比较长的时间去陪伴。”一位香港社工向记者介绍。
成文武说，相比之下，中国的临终关怀事业仍然处于起步阶段。
据报道，2010年7月，英国经济学家集团旗下信息分析机构—经济学家信息部（EIU）曾推出首例“死亡质量报告”，对40个主要经济体关于死亡前看护质量做出评估并进行排名。排名最高的是英国，其次是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爱尔兰，而中国则排名倒数第四。饶有意味的是，2014年5月，一份来自英国皇家医师学会的报告则指出，英国临终关怀体制仍然需要进行大幅度改进。
成文武经常想起，在上世纪80年代末，临终关怀在中国刚刚起步时，学者李同度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临终关怀在中国，归根到底是一个社会问题。”
“我们始终没有用太大的精力去关注死亡。但其实每个人从出生那一刻就在朝死亡这条路上走，看着那些临终的病人，应该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如果连一个好好的死亡地方都没有，换作你，你愿意吗？”成文武说，“善始善终是中华民族对一个人最好的评价，我想，如果一个社会，能够让每一个成员都走上善终这条路，这应该就是一个文明的标志。”
他们的展架被踩碎、宣传资料被撕毁，只要她和同事一踏入小区，就会遭遇放哨者的敲锣示警，以及几十个居民组织有序的合围，叫骂声曾将他们步步逼回车里。
“他们认准了你们这里会死人，他们不希望看见救护车。”李梅无奈地说，“其实我们早就评估过风险，根本就不会做临终关怀的服务，没想到即使这样还是遭遇了这么大的误解。”
李梅的遭遇总会让北京松堂医院的副院长朱伟想起一段22年前的往事：作为国内第一家临终关怀医院，当松堂医院第一次尝试搬到社区里时，曾遭到上百个居民的围堵。医院里的老人们无处可去，一度在马路边上坐了四个多小时。
一连串相似的事件又密集地进入公众视野：今年2月，在上海的杨浦区和浦东新区，得知小区里要建具有临终关怀性质的机构，居民拉起“反对在小区里设太平间”的横幅；4月，在浙江杭州，200多个居民签署“抗议书”，反对在小区里建承担临终关怀功能的护理院。
“这么多年过去了。”朱伟忍不住感慨，“我们不断强调优生，却不谈优死，始终避讳死亡，缺乏对死亡的尊重，这是多无奈的一件事！”
健康者的责任
事实上，中国临终关怀事业的起步并不算晚。早在1988年，天津医学院就成立了我国第一个临终关怀研究中心，并随即筹建了第一个临终关怀病房。然而，二十多年过去了，临终关怀在中国的境遇却仍显得十分坎坷。
“中国人对这个死亡特别的恐惧和忌讳，不愿意谈这个死字，当然也不会愿意看老人临终的样子。”张雪梅是一家推广日式养老服务的机构负责人，她清楚地记得，曾经有一位老人在自己开办的社区养老机构里去世，结果两个年轻护士吓得几夜没敢回宿舍睡觉，而张雪梅则决定，“必须向邻居们隐瞒这件事情”。
这与她在日本的感受完全不同。这个曾经在日本生活过二十多年的中国人记得，在日本，一些养老机构会设有少量的临终关怀床位，而这些机构大多都建在住宅区附近，“这样更能方便家人探望”，有的日托所性质的养老机构更是直接建在居民楼里面。
在张雪梅的印象里，在日本的养老或者临终关怀机构中，一个老人去世了，其他老人会一起为逝者举行送别仪式，每个老人手中都拿着一支鲜花，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轻轻献给离世的老人。
“当然，运走老人的遗体时，我们会尽量避开他人的视线，选择特别通道走，但这主要是从不打扰别人的角度考虑。”张雪梅说。
相似的情况还出现在英国。上海新华医院肿瘤科副主任沈伟在英国考察时发现，专业的临终关怀机构，一般会放在离社区十分钟左右车程的地方，“这主要是从车子进出方便、不扰民的角度考虑，跟我们这种忌讳是不一样的”。沈伟说，英国人对死亡的态度用一个细节就能表现，在小镇上，公墓往往会占据社区里最好的位置。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呼吸治疗科主任成文武被称为“上海送走病人最多的医生”。在他看来，有临终关怀服务的机构在各地遭遇观念上的阻力，本质上的原因在于缺乏对死亡的尊重。
“人家都是从童年时期就开始接受系统性的死亡教育。”成文武曾看过一本外国童书，叫做《当爷爷变成了幽灵》，讲的正是大人如何教小孩子正确面对老人的去世。
资料显示，在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死亡教育的课程从上世纪70年代就已进入中小学。即使在同样忌讳谈论死亡的香港，有关死亡的选修课也已进入高等院校。一位长期服务于老人的香港社工记得，2006年左右，几家香港NGO同时发布了关于善终服务的报告，其中一个发布会更是直接在殡仪馆里举办，“感觉像是一个转折点，后来相关的服务和讨论都开始慢慢增多，整个社会像是打破了一个禁忌，死亡也不是不能谈的了”。
而在国内，类似的课程还停留在医学院的选修课中。在北大医学部教授王一方看来，正是因为缺乏这种教育，死亡才无法“脱敏”，“我们对于那些临终者浑浊的眼神过分地消极，这其实是对死亡特别的歧视”。
“每一个人都会面临生老病死，这是生命的必然过程，每个人都有可能遭遇这样的情况，而谁都不想被遗弃。”在这个经常在课堂上谈论“死亡”的哲学教授看来，“让每一个将死的人获得善终，这其实应该是整个社会做出的承诺，也是那些健康者对于同伴的一种责任”。
文明的标志
像一个翻转的硬币，临终关怀在国内面临的困境还有另一面。
2010年的南京，一名网友发帖寻找临终关怀医院。原因是家里老人患有癌症，“少有医生愿意做这件事。”成文武坦言，临终关怀的基础是关注生命的宽度而非长度，让患者有尊严地活着，安详地离去。因此在以药养医的医疗体系下，临终关怀一不开刀，二不使用昂贵药物，三要占用床位和医疗资源，其所能够创造的经济效益非常低。
事实上，就在2013年，济南市一家医院曾选择试点临终关怀，却因为经济负担过重而告失败。
“要满足临终关怀的需要，仅仅靠民政系统内的民营机构是完全不够的，全世界的临终关怀都是以医疗系统为主线，实际上政府在这里面是有责任的。”曾经先后去过英国、日本和台湾等地考察过的沈伟医生也坦言。
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台湾护理学会博士陈玉枝曾提到，台湾几百家医院，几乎都有“安宁病房”。每个患者都专门配有一名护士，负责陪伴患者走完人生最后一程，而其护理费用是有医保制度保障的。
在香港，也已经有13家医院设立了专门的临终关怀病房，而每一个陪伴患者的护士都会被亲切地称为“握手姑娘”，“病情经过医生评估就可以进入那个病房。那里会设计得像家一样，墙壁不是白色，而是比较温暖的颜色。里面地方比较大，有厨房，可以煮一些食物，家人还可以有比较长的时间去陪伴。”一位香港社工向记者介绍。
成文武说，相比之下，中国的临终关怀事业仍然处于起步阶段。
据报道，2010年7月，英国经济学家集团旗下信息分析机构—经济学家信息部（EIU）曾推出首例“死亡质量报告”，对40个主要经济体关于死亡前看护质量做出评估并进行排名。排名最高的是英国，其次是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爱尔兰，而中国则排名倒数第四。饶有意味的是，2014年5月，一份来自英国皇家医师学会的报告则指出，英国临终关怀体制仍然需要进行大幅度改进。
成文武经常想起，在上世纪80年代末，临终关怀在中国刚刚起步时，学者李同度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临终关怀在中国，归根到底是一个社会问题。”
“我们始终没有用太大的精力去关注死亡。但其实每个人从出生那一刻就在朝死亡这条路上走，看着那些临终的病人，应该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如果连一个好好的死亡地方都没有，换作你，你愿意吗？”成文武说，“善始善终是中华民族对一个人最好的评价，我想，如果一个社会，能够让每一个成员都走上善终这条路，这应该就是一个文明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