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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自1954年建立，至今已逾一个甲子时光。近年来，学术界对人民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人大”）展开了多层次、全方位的研究，并取得了不少成就，但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层次上不尽人意，呈现出两大特点：第一，研究方法上重定性、轻定量；第二，研究层次上重微观、轻宏观。即使对人大60多年特别改革以来的研究成果也未作出深层次的定量分析，如，关于人大，哪些人在研究？哪些机构在研究？研究了什么主题？研究热点和前沿是什么？谁的作品被引用率最高？哪些期刊被引用率最高？为了从整体上把握我国人大研究近十余年的发展态势，本文采用文献计量方法，利用CiteSpaceⅢ软件对CSSCI数据库（1998～2015。说明：将时间设置为1998～2015年是因为CSSCI数据库中的文献是以1998年作为初始年份）中有关人大研究的期刊论文进行可视化分析研究，以梳理我国人大研究的发展脉络。
一、文献来源与研究工具：CSSCI数据库&CiteSpace软件
（一）文献来源：CSSCI数据库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是由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开发的，是人文社科领域论文检索和评价的重要工具。CSSCI期刊论文较之于一般的论文，具有规范化、典型化、价值高等特点。在浩如烟海的学术成果面前，检索CSSCI期刊论文无疑能给学术研究减轻不少学术压力，因此本文选择CSSCI数据库作为人大研究的文献来源。
（二）研究工具：CiteSpace软件
1.软件简介
CiteSpace是由美国德雷克塞尔大学（Drexel University）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的陈超美教授于2004年基于Java编程语言开发的一款用于文献计量的信息可视化软件。该软件于2004年9月被开发，而后不断进行更新升级，本文采用的便是CiteSpaceⅢ软件的最新版本即2015年12月29日开发的4.0R5 SE（64-bit）版本，进入网址http：//cluster.cis.drexel.edu/～cchen/citespace/可免费下载。陈超美老师在《CiteSpace II：科学文献中新趋势与新动态的识别与可视化》一文中对CiteSpace这款软件的原理、特征、实例进行了系统论述[1]。该软件可用来绘制相关领域的知识图谱，了解某一领域的研究热点与前沿方向。大连理工大学WISE实验室的刘则渊教授曾用“四个一”对CiteSpace软件系统进行了概括，“一图展春秋，一览无余；一图胜万言，一目了然。”[2]大连理工大学WISE实验室是国内最早将CiteSpace软件引入到国内的学术机构，同时陈超美也是大连理工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CiteSpace将大量的文献数据导入生成可视化图谱，更加直观、贴切地展示出文献数据背后的内在规律。该软件用于信息计量等领域较多，但用于人文社科类特别是政治学领域较少，本文借用CiteSpaceⅢ软件对CSSCI数据库里关于人大研究的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
2. 操作方法
进入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页面，根据篇名（词）为“人民代表大会”或“人大”进行检索，得到1998～2015年的文献，即“检索条件：篇名（词）=人民代表大会，篇名（词）=人大，年=1998～2015”，显示有830个结果，检索日期为2015年12月23日。其中将时间设置为1998～2015是因为CSSCI数据库中的文献是以1998年作为初始年份。根据对这830篇文献的题录分析，将一些访谈记录、领导讲话、“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及“聋人大学生”等题名含“人大”但属于无效的非学术文章进行剔除，最终得到有效文献571篇，即从1998～2015年期间关于人大研究的CSSCI学术论文只有571篇，这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政体这一至高地位有些不太符合，即应然与实然之间存有一条深深的鸿沟。正如何俊志所说，相对于中国政治研究的其他领域而言，对中国人大制度的研究在数量上并不算多，算不上“显学”[3]。
然后将这571篇文献的题录信息（txt文档）下载，另存为“UTF-8”格式的txt文档，并以“download”为首、“.txt”为尾的格式命名，最后将相关的题录信息导入CiteSpaceⅢ软件中。其实，除了将“人民代表大会”与“人大”作为篇名，还可以将“权力机关”“立法机关”作为篇名进行检索，不过在CSSCI数据库中，篇名为“权力机关”“立法机关”的文献并不多，为了不影响后面的频次统计，故将这些文献略去。
二、图谱可视化结果
（一）时间—发文量结果
以篇名（词）为“人民代表大会”或“人大”进行检索后，得到571篇相关有效文献，可得到1998～2015年的时间—发文量结果。发文量并非呈现线性发展，而是类似于折线形。2004年之前，发文量都不超过30，2004年之后发文量大部分超过30，大致从2007～2014年发文量基本上逐年递增。人大研究的几个高潮是2014年（52篇）、2004（49篇）和2009（46篇）。其中2014年和2004年这两个年份具有特殊的纪念意义，由于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成立于1954年，2004年是50周年，2014年则是60周年。人大制度从1954年到2014刚好运行一个甲子年，徐显明（2014）[4]、杨积堂与王柏荣（2014）[5]、刘佐（2014）[6]等写了关于60周年纪念的学术文章；人大制度从1954年到2004年运行了半个世纪，邹平学（2005）[7]、刘大生（2004）[8]等发表了纪念人大50周年的学术文章。此外发现参考文献中胡锦涛《在首都各界纪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一文曾多次被引用，这也从侧面可以说明政界、学界对人大的重视。
（二）高产作者分布结果
时间跨度选择1998～2015年，时间切片为1年。Node types选择“Author”，Top N选择50，得到节点数539，连接数129，密度0.0009的作者合作网络，可清楚地看出高产作者的分布情况。 发文量排前三名的主要是7篇、5篇、4篇，对应8名作者：发表7篇的作者是何俊志，发表5篇的作者是王维国与韩大元，发表4篇的作者是程湘清、周伟、肖金明、蒋劲松和席文启。另外发表3篇的作者有孟宪艮、陈鹏、王春英、童之伟、任喜荣、李晓波、魏陆、邱家军、都淦、陈伟、钟丽娟、秦前红、李云霖、陈伯礼、唐莹莹、曾慧、殷焕举、林伯海、张素华、朱福惠20人。
何俊志现任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之前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复旦大学选举与人大制度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人大的学术专著有《制度等待利益：中国县级人大制度模式研究》（2005）、《从苏维埃到人民代表大会制——中国共产党关于现代代议制的构想与实践》（2011）、《作为一种政府形式的中国人大制度》（2013）等。王维国任职于北京联合大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研究所，自2004年6月调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研究所工作，2008年3月《检察日报》刊登的一篇文章《“农民工”称谓含有歧视吗》引起热烈讨论，当时专访的对象便是时任北京联合大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研究所副教授王维国。韩大元，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导，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从事宪法学领域的研究。程湘清，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主任，现任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顾问、复旦大学人大制度和选举研究中心顾问等职，关于人大研究的专著有《人大监督探索》（2002）、《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理论和实践》（2003）等。周伟，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导，四川大学人权法律研究中心主任，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兼职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是宪法、反歧视法和比较行政法。肖金明，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宪法原理与制度、政治学理论。蒋劲松，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1987～1999年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研究发达国家的宪法和议会制度，曾任复旦大学选举与人大制度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北京市人大理论研究会理事、北京市人大理论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席文启，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研究会副会长。
从以上任职经历来看，研究人大的高产作者主要集中在高校、人大常委会或研究中心（所）。
（三）高产机构分布结果
Node types选择Institution，得到初步结果。发文频次较高的研究机构分别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北京联合大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研究所、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武汉大学法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北京大学法学院、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厦门大学法学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华东政法大学。这些研究机构的名称，主要是按照“一级单位名称+二级单位名称”命名，也有少数研究机构直接以一级单位名称命名。
本文在此主张将所有的二级单位合并到一级单位中，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其一，有的二级单位之间存在包含与被包含关系，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其二，有的二级单位使用了简称，如北京联合大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研究所与北京联合大学人大制度研究所；其三，有的二级单位名称发生了改变，如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新名称）与武汉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旧名称）；其四，有的研究中心依托学院的资源，因此不能完全割裂两者的关系，如复旦大学选举与人大制度研究中心依托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如果统计频次只统计其中一个，则易降低显著性水平。为了不影响统计结果，特将所有二级单位归纳到一级单位里面，如将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合并，统称中国人民大学。
根据统计结果，易知：（1）对于人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大学、人大常委会、研究院、人大研究中心这四个研究基地，特别是大学为最主要的研究基地；（2）大学研究基地主要是高校的法学院和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或国际关系学院等），如中国人民大学的法学院和国际关系学院；（3）人大常委会研究基地主要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如办公厅研究室、法工委）和地方人大常委会（如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上海市人大常委会）；（4）研究院研究基地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为主，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政治学研究所、当代中国研究所、社会学研究所和农村发展研究所均对人大有所研究；（5）人大研究中心基地主要是一些专门从事人大研究的研究中心（所）依托学院的优势资源进行发展，频次较高的几个高校与研究中心（所）有：北京联合大学与北京联合大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研究所、复旦大学与复旦大学选举与人大制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与北京大学人民代表大会与议会研究中心，这也是人大研究为何集中在北京联合大学、复旦大学与北京大学三校的一个重要原因。
复旦大学选举与人大制度研究中心（http：//www.fepc.org.cn/Default. aspx）依托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于2006年12月17日成立， 专门从事选举与人大制度的理论研究、比较研究、问题研究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研究所（http：//rds.buu.edu.cn/index.html）是北京联合大学和北京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共同合办的专门从事人大制度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学术机构，依托北京市政治文明建设研究中心等，成立于2004年——人民代表大会成立50周年；北京大学人民代表大会与议会研究中心（http：//www.e-cpcs.org/）隶属于北京大学法学院，于1998年9月创立，主要研究我国人大与外国议会的理论与实践。
（四）关键词共现图谱
将人大制度、中国人大制度合并为人大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人大制度含义一样，不过人大制度作为突现词，为不影响判断故暂不将两词合并），预算监督、人大预算监督、人大财政预算监督合并为预算监督，将监督权、人大监督权合并为监督权。 Node types选择keyword，为便于观察聚类效果选择时间线性图，CiteSpaceⅢ运行后的可视化图谱显示，Q值（Modularity Q，模块值）为0.6966，S值（Mean Silhouette，平均轮廓值）为0.6422。一般而言，Q值一般在区间[0，1]内，Q>0.3就意味着划分出来的社团结构是显著的；当S值在0.7时，聚类是高效率令人信服的，若在0.5以上，聚类一般认为是合理的，若S值为无穷大，则聚类个数通常为1，这样选的网络可能太小，只代表一个研究主题[9]。因此，无论是从Q值还是S值来看，此次聚类都较为合理有效。
聚类之后，将关键词作为标签名，tf*idf结果显示共分15类。对这15类重新进行归纳组合后，发现对于人大研究学界主要是从六个层面展开研究的。
1.制度层面——人大制度
关键词有人大制度、代议制、政治制度。人大制度的burst值（突现值）为5.82，可见从制度的宏观层面进行研究是一个热点，学界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学术探讨，其中以研究人大制度的完善措施为主。
（1）人大制度的历史性叙事。席文启认为，我国的人大制度起源于二十世纪40年代，建立于50年代初期，重建于70年代末期，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汲取经验教训，努力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发展的社会主义特色道路[10]。
（2）人大制度的合法性论证。程湘清指出，我国的人大制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国情相结合的产物，具有体现民主的广泛性、国家机关之间的协调性、民主与效率的统一性、国家的稳定团结性、党对国家事务领导的有效性等优势[11]。
（3）人大制度的功能定位。李洪雷将人大制度的功能定位为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的制度平台和制度载体[12]。
（4）人大制度的完善措施。蔡定剑认为可以从改革选举制度、变革代表制度、调整人大及其常委会功能、加强人大及其常委会功能、改革人大议事程序和议事方式、改革常委会工作机构的工作方式等方面来完善人大制度[13]。杨佳瑛进一步指出，坚持和完善人大制度，须以民主和效能两方面作为制度建设的目标取向[14]。
2.主体层面——人大代表
关键词有人大代表、工作经验、履行职权。人大代表作为人大的组成人员，代表人民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在人大代表这一主题层面，学界讨论的问题如下：
（1）代表的履职积极性。黄冬娅、陈川慜认为需要区分人大代表的代表性和积极性，可以以“提议案和建议的数量”与“是否投过反对票或弃权票”作为衡量人大代表履职积极性的影响因子[15]。
（2）代表的代表性问题。代表性主要指的是代表人民的有效性。张惠敏指出主要体现在成分结构的普遍性和职能履行中的表达职能、管理职能和咨询职能，而从成分结构和职能履行的角度来看，发现我们正处于代表性逐渐缺失的现状，因此需要优化组织结构、扩大直选范围、加强代表的培训、完善监督机制、逐步推行代表专职化[16]。
（3）代表的选举问题。与间接选举相比，学界对直接选举的研究热情更为浓厚。唐娟以深圳区级人大代表竞选案例为研究对象，认为利益驱动、村（居）委会选举的制度建设、中产阶级的维护、新闻媒体的自主性、领导机构的开放姿态等内外因素促进了人大代表选举从确认性向竞选性迈步[17]。
（4）代表的专职化、兼职化讨论。关于代表应该专职化还是兼职化，学界众说纷纭，刘淑华和郭颖提出现今的兼职代表制存在人大会期过短、代表数量过多、主动性不强、与选民沟通不够等缺陷，专职代表制将会是未来改革的发展方向[18]。
3. 结构层面——全国、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
关键词有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大、全国人大常委会、地方人大、地方人大常委会、常委会、乡镇人大，结构层面指的是将全国、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研究对象。浦兴祖认为我国人大内部实行的是“一院两层”的结构形式，不同于西方的两院制，我国为一院制；两层是指人大全体会议与人大常委会[19]。
4. 功能层面——监督、选举和立法
（1）监督。关键词有预算监督、人大监督、监督权、个案监督、监督机制、法律监督（预算法、人大预算监督、公共预算）。其中，预算监督、人大监督、个案监督的burst值分别为4.13、5.09和5.61，可见预算监督在人大领域内无疑是研究的热点。在监督层面学者讨论的问题如下：
人大监督。谭世贵认为，监督权是人大一项十分重要的权力，但在现实中存在监督机构不健全、监督措施不得力、监督效果不理想等问题。因此在进行改革时需遵循权力授予与权力监督相统一、系统与效率、地位独立和利益超脱、外部监督为主与内部监督为辅、程序完备与公正的原则，从设立监督委员会、由常委会直接领导审计和反贪机构、撤销行政检察机关和建立健全保障机制等方面进行重构[20]。
预算监督。自1999年预算改革实行后各级人大逐渐推行预算监督，林慕华和马骏借用谢尔德的政治问责三要素概念，从信息、对话和强制三个维度作为分析框架，针对省、市两级人大及其常委会80个目标对象设计的全国性问卷调查得出结论：预算监督已从程序性走向实质性发展，但仍遇到不少困境，需要深化改革[21]。
个案监督。个案监督作为人大对司法工作监督的新方式，谢鹏程将其法律依据概括为人大具有质询权、特定问题调查决定权、特赦权和逮捕代表许可权这四权，但这种个案监督权的扩展可能带来难以保证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人大工作人员可能滋生腐败等问题，因此应当在法律框架内行使监督权，而不是把个案监督上升到立法层面[22]。
（2）选举。关键词有选举制度、选举法、平等权等。在现实生活中，韩光宇认为我们有必要区分选举人大和人大选举的区别，前者主要是选举人大代表，后者主要是选举“一府两院”领导班子[23]，这里说的选举指的是后者，人大选举即人大的选举任免权。 （3）立法。关键词有立法、立法解释、立法法、立法权限。社会主义法治不仅强调立法数量，还更加强调立法质量。史建三、吴天昊指出：对立法质量的保证，地方人大可在立法方式、立法主体、立法导向、立法内容、立法价值、立法程序等方面予以完善[24]。
5. 关系层面——党与人大关系、法与人大关系
（1）党与人大关系。关键词有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党内民主、人民主权。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的执政党，对人大工作实行政治领导，而反过来人大对党实行监督。郭道晖对这种监督的依据、性质、特点、内容与原则分析后，发现能增强政治效益[25]。关于两者的这种规范关系，陈伟用“权力在人大，权威在共产党”来形容[26]。
（2）法与人大关系。关键词有依法治国、司法独立、司法公正、立法权限、法制建设、民主法制建设。谢庆奎认为将宪法体制与人大制度接轨起来，需要理顺党的领导与人大权力之间的关系、培养宪法至上的观念、完善竞争性的选举制度等[27]。
6. 历史层面——七千人大会
关键词有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刘少奇、大跃进、民主。七千人大会是1962年中央在北京召开的五级领导干部参会的扩大会议，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央作了书面报告。此次大会总结了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错误路线带来的教训，党和国家领导人以民主集中制为基础发扬党内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但党内高层之间分歧较为严重，一些根本问题没有深层次触及，这是此次大会的局限。作为一段过去几十年的历史，学者从历史层面掀起研究热潮，在很大程度上缘于2012年为七千人大会召开50周年。2012年2月7日“纪念‘七千人大会’召开50周年”学术座谈会主要从历史背景、中心主题、历史贡献等方面进行了探讨，通过对七千人大会的历史回顾，进一步强调了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28]。
（五）作者共被引分析
Node types选择Cited Author，得到作者共被引图谱。根据图谱可知，作者共被引率较高主要是国内人大研究学者、党和国家领导人、研究中国问题的海外学者、人大常委会。第一，国内人大研究学者，如蔡定剑、刘政、许崇德、童之伟、周叶中、马骏、孙哲、浦兴祖、郭道晖、何俊志、尹中卿、程湘清、季卫东、李林、邹平学、张千帆、韩大元、俞可平等。第二，党和国家领导人，如邓小平、毛泽东、刘少奇、江泽民、胡锦涛、彭真、吴邦国、周恩来、李鹏、薄一波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与马克思、列宁等革命导师。第三，研究中国问题的海外学者，如Xia Ming（夏明）、O’ Brien Kevin J（欧博文）、Cho Young Nam（赵英男）、Nathan Andrew J（黎安友）、Chen An（陈安），研究中国问题的海外学者也不断对中国的人大感兴趣，正如Cho Young Nam（赵英男）所说的，中国的人大制度已经不再是橡皮图章，而是钢印。第四，人大常委会，如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这两个党和人大官方研究室。
邓小平（6.43）、马克思（3.25）、列宁（3.67）、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3.09）、何俊志（3.22）是突现词。其中何俊志的burst值为3.22，表明在一段时间内他的作品引用率激增，这也印证了前面所讲的作者合作网络中何俊志的发文量排第一的统计结果。
（六）期刊共被引分析
Node types选择Cited Journal得到被引频次不小于4的期刊。其中，《人大研究》和《法学》是突现词，burst值分别为3.59和5.06。《人大研究》是甘肃省人大常委会主办的一款杂志，是我国目前唯一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学术期刊；《法学》是由华东政法大学主办的一本中文法律类学术期刊。这两个期刊一个致力于人大的研究，另一个专注于法律的研究，被引频次在各期刊中排名第一、第二，又有较高的突现值，说明这两个期刊显然是人大研究的热点阵地。
三、结论
本文引入CiteSpaceⅢ文献计量软件到政治学领域，以期对学界关于人大的既有研究作一个全方位的整体透视，根据CiteSpaceⅢ软件生成的图谱进行可视化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2014、2004、2009年是发文量达到高峰的年份。其中，2014年和2004年分别是人大成立60周年和50周年。
第二，何俊志、王维国和韩大元发文量排前三。发文量较多的作者还有程湘清、周伟、肖金明、蒋劲松和席文启等。
第三，研究机构主要集中于人大等高校政法类学院、人大常委会、研究院和人大研究中心。如将人大研究中心并入高校里，依据发文频次高低排序为：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人大常委会、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北京联合大学、武汉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山大学、四川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第四，学界主要从人大的制度、主体、结构、功能、关系、历史层面六个视角展开研究。制度层面即从人大制度的维度出发，主体层面即从人大代表的维度出发，结构层面即从全国、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维度出发，功能层面即从人大监督、选举、立法的功能维度出发，关系层面即从党与人大的关系、法与人大的关系维度出发，历史层面即从七千人大会的维度出发。
第五，作者共被引率较高的主要是国内人大研究学者、党和国家领导人、研究中国问题的海外学者、人大常委会。即这些作者主要来自学界或政界：国内外研究人大的学者（学界）、党和国家领导人（政界）和人大常委会（介于学界与政界之间）。
第六，《人大研究》和《法学》期刊共被引率极高。《人大研究》致力于人大的研究，《法学》专注于法律的研究。
结合研究过程中的体会，笔者认为这项研究尚需继续完善的地方：其一，根据篇名（词）进行检索时尽量穷尽所有的关键词，除了人大、人民代表大会等显著性词语，还可考虑将立法机关、权力机关等相近词语纳入其中；其二，在软件使用过程中尽量减少误差，因为手动将一些信息进行删减调整可能存在一定的误差；其三，可进一步对作者合作网络、机构合作网络、经典文献作进一步的分析，鉴于文章篇幅的限制和合作网络的显著性不高，本文对各作者之间、各机构之间的关系网络，各文献之间的关系网络未作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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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杨积堂、王柏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依法治国——“纪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研讨会”召开》，载《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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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谢庆奎：《宪政体制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研究》，载《新视野》2005年第1期。
[28]姬文波：《“纪念‘七千人大会’召开50周年”学术座谈会综述》，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2期。
（作者分别系武汉大学政治文明与政治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理论、路径和机制研究”（12AZZ001）的阶段性成果。限于篇幅，本刊刊发本文时删去了有关图表。
一、文献来源与研究工具：CSSCI数据库&CiteSpace软件
（一）文献来源：CSSCI数据库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是由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开发的，是人文社科领域论文检索和评价的重要工具。CSSCI期刊论文较之于一般的论文，具有规范化、典型化、价值高等特点。在浩如烟海的学术成果面前，检索CSSCI期刊论文无疑能给学术研究减轻不少学术压力，因此本文选择CSSCI数据库作为人大研究的文献来源。
（二）研究工具：CiteSpace软件
1.软件简介
CiteSpace是由美国德雷克塞尔大学（Drexel University）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的陈超美教授于2004年基于Java编程语言开发的一款用于文献计量的信息可视化软件。该软件于2004年9月被开发，而后不断进行更新升级，本文采用的便是CiteSpaceⅢ软件的最新版本即2015年12月29日开发的4.0R5 SE（64-bit）版本，进入网址http：//cluster.cis.drexel.edu/～cchen/citespace/可免费下载。陈超美老师在《CiteSpace II：科学文献中新趋势与新动态的识别与可视化》一文中对CiteSpace这款软件的原理、特征、实例进行了系统论述[1]。该软件可用来绘制相关领域的知识图谱，了解某一领域的研究热点与前沿方向。大连理工大学WISE实验室的刘则渊教授曾用“四个一”对CiteSpace软件系统进行了概括，“一图展春秋，一览无余；一图胜万言，一目了然。”[2]大连理工大学WISE实验室是国内最早将CiteSpace软件引入到国内的学术机构，同时陈超美也是大连理工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CiteSpace将大量的文献数据导入生成可视化图谱，更加直观、贴切地展示出文献数据背后的内在规律。该软件用于信息计量等领域较多，但用于人文社科类特别是政治学领域较少，本文借用CiteSpaceⅢ软件对CSSCI数据库里关于人大研究的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
2. 操作方法
进入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页面，根据篇名（词）为“人民代表大会”或“人大”进行检索，得到1998～2015年的文献，即“检索条件：篇名（词）=人民代表大会，篇名（词）=人大，年=1998～2015”，显示有830个结果，检索日期为2015年12月23日。其中将时间设置为1998～2015是因为CSSCI数据库中的文献是以1998年作为初始年份。根据对这830篇文献的题录分析，将一些访谈记录、领导讲话、“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及“聋人大学生”等题名含“人大”但属于无效的非学术文章进行剔除，最终得到有效文献571篇，即从1998～2015年期间关于人大研究的CSSCI学术论文只有571篇，这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政体这一至高地位有些不太符合，即应然与实然之间存有一条深深的鸿沟。正如何俊志所说，相对于中国政治研究的其他领域而言，对中国人大制度的研究在数量上并不算多，算不上“显学”[3]。
然后将这571篇文献的题录信息（txt文档）下载，另存为“UTF-8”格式的txt文档，并以“download”为首、“.txt”为尾的格式命名，最后将相关的题录信息导入CiteSpaceⅢ软件中。其实，除了将“人民代表大会”与“人大”作为篇名，还可以将“权力机关”“立法机关”作为篇名进行检索，不过在CSSCI数据库中，篇名为“权力机关”“立法机关”的文献并不多，为了不影响后面的频次统计，故将这些文献略去。
二、图谱可视化结果
（一）时间—发文量结果
以篇名（词）为“人民代表大会”或“人大”进行检索后，得到571篇相关有效文献，可得到1998～2015年的时间—发文量结果。发文量并非呈现线性发展，而是类似于折线形。2004年之前，发文量都不超过30，2004年之后发文量大部分超过30，大致从2007～2014年发文量基本上逐年递增。人大研究的几个高潮是2014年（52篇）、2004（49篇）和2009（46篇）。其中2014年和2004年这两个年份具有特殊的纪念意义，由于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成立于1954年，2004年是50周年，2014年则是60周年。人大制度从1954年到2014刚好运行一个甲子年，徐显明（2014）[4]、杨积堂与王柏荣（2014）[5]、刘佐（2014）[6]等写了关于60周年纪念的学术文章；人大制度从1954年到2004年运行了半个世纪，邹平学（2005）[7]、刘大生（2004）[8]等发表了纪念人大50周年的学术文章。此外发现参考文献中胡锦涛《在首都各界纪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一文曾多次被引用，这也从侧面可以说明政界、学界对人大的重视。
（二）高产作者分布结果
时间跨度选择1998～2015年，时间切片为1年。Node types选择“Author”，Top N选择50，得到节点数539，连接数129，密度0.0009的作者合作网络，可清楚地看出高产作者的分布情况。 发文量排前三名的主要是7篇、5篇、4篇，对应8名作者：发表7篇的作者是何俊志，发表5篇的作者是王维国与韩大元，发表4篇的作者是程湘清、周伟、肖金明、蒋劲松和席文启。另外发表3篇的作者有孟宪艮、陈鹏、王春英、童之伟、任喜荣、李晓波、魏陆、邱家军、都淦、陈伟、钟丽娟、秦前红、李云霖、陈伯礼、唐莹莹、曾慧、殷焕举、林伯海、张素华、朱福惠20人。
何俊志现任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之前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复旦大学选举与人大制度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人大的学术专著有《制度等待利益：中国县级人大制度模式研究》（2005）、《从苏维埃到人民代表大会制——中国共产党关于现代代议制的构想与实践》（2011）、《作为一种政府形式的中国人大制度》（2013）等。王维国任职于北京联合大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研究所，自2004年6月调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研究所工作，2008年3月《检察日报》刊登的一篇文章《“农民工”称谓含有歧视吗》引起热烈讨论，当时专访的对象便是时任北京联合大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研究所副教授王维国。韩大元，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导，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从事宪法学领域的研究。程湘清，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主任，现任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顾问、复旦大学人大制度和选举研究中心顾问等职，关于人大研究的专著有《人大监督探索》（2002）、《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理论和实践》（2003）等。周伟，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导，四川大学人权法律研究中心主任，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兼职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是宪法、反歧视法和比较行政法。肖金明，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宪法原理与制度、政治学理论。蒋劲松，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1987～1999年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研究发达国家的宪法和议会制度，曾任复旦大学选举与人大制度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北京市人大理论研究会理事、北京市人大理论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席文启，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研究会副会长。
从以上任职经历来看，研究人大的高产作者主要集中在高校、人大常委会或研究中心（所）。
（三）高产机构分布结果
Node types选择Institution，得到初步结果。发文频次较高的研究机构分别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北京联合大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研究所、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武汉大学法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北京大学法学院、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厦门大学法学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华东政法大学。这些研究机构的名称，主要是按照“一级单位名称+二级单位名称”命名，也有少数研究机构直接以一级单位名称命名。
本文在此主张将所有的二级单位合并到一级单位中，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其一，有的二级单位之间存在包含与被包含关系，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其二，有的二级单位使用了简称，如北京联合大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研究所与北京联合大学人大制度研究所；其三，有的二级单位名称发生了改变，如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新名称）与武汉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旧名称）；其四，有的研究中心依托学院的资源，因此不能完全割裂两者的关系，如复旦大学选举与人大制度研究中心依托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如果统计频次只统计其中一个，则易降低显著性水平。为了不影响统计结果，特将所有二级单位归纳到一级单位里面，如将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合并，统称中国人民大学。
根据统计结果，易知：（1）对于人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大学、人大常委会、研究院、人大研究中心这四个研究基地，特别是大学为最主要的研究基地；（2）大学研究基地主要是高校的法学院和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或国际关系学院等），如中国人民大学的法学院和国际关系学院；（3）人大常委会研究基地主要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如办公厅研究室、法工委）和地方人大常委会（如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上海市人大常委会）；（4）研究院研究基地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为主，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政治学研究所、当代中国研究所、社会学研究所和农村发展研究所均对人大有所研究；（5）人大研究中心基地主要是一些专门从事人大研究的研究中心（所）依托学院的优势资源进行发展，频次较高的几个高校与研究中心（所）有：北京联合大学与北京联合大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研究所、复旦大学与复旦大学选举与人大制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与北京大学人民代表大会与议会研究中心，这也是人大研究为何集中在北京联合大学、复旦大学与北京大学三校的一个重要原因。
复旦大学选举与人大制度研究中心（http：//www.fepc.org.cn/Default. aspx）依托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于2006年12月17日成立， 专门从事选举与人大制度的理论研究、比较研究、问题研究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研究所（http：//rds.buu.edu.cn/index.html）是北京联合大学和北京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共同合办的专门从事人大制度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学术机构，依托北京市政治文明建设研究中心等，成立于2004年——人民代表大会成立50周年；北京大学人民代表大会与议会研究中心（http：//www.e-cpcs.org/）隶属于北京大学法学院，于1998年9月创立，主要研究我国人大与外国议会的理论与实践。
（四）关键词共现图谱
将人大制度、中国人大制度合并为人大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人大制度含义一样，不过人大制度作为突现词，为不影响判断故暂不将两词合并），预算监督、人大预算监督、人大财政预算监督合并为预算监督，将监督权、人大监督权合并为监督权。 Node types选择keyword，为便于观察聚类效果选择时间线性图，CiteSpaceⅢ运行后的可视化图谱显示，Q值（Modularity Q，模块值）为0.6966，S值（Mean Silhouette，平均轮廓值）为0.6422。一般而言，Q值一般在区间[0，1]内，Q>0.3就意味着划分出来的社团结构是显著的；当S值在0.7时，聚类是高效率令人信服的，若在0.5以上，聚类一般认为是合理的，若S值为无穷大，则聚类个数通常为1，这样选的网络可能太小，只代表一个研究主题[9]。因此，无论是从Q值还是S值来看，此次聚类都较为合理有效。
聚类之后，将关键词作为标签名，tf*idf结果显示共分15类。对这15类重新进行归纳组合后，发现对于人大研究学界主要是从六个层面展开研究的。
1.制度层面——人大制度
关键词有人大制度、代议制、政治制度。人大制度的burst值（突现值）为5.82，可见从制度的宏观层面进行研究是一个热点，学界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学术探讨，其中以研究人大制度的完善措施为主。
（1）人大制度的历史性叙事。席文启认为，我国的人大制度起源于二十世纪40年代，建立于50年代初期，重建于70年代末期，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汲取经验教训，努力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发展的社会主义特色道路[10]。
（2）人大制度的合法性论证。程湘清指出，我国的人大制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国情相结合的产物，具有体现民主的广泛性、国家机关之间的协调性、民主与效率的统一性、国家的稳定团结性、党对国家事务领导的有效性等优势[11]。
（3）人大制度的功能定位。李洪雷将人大制度的功能定位为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的制度平台和制度载体[12]。
（4）人大制度的完善措施。蔡定剑认为可以从改革选举制度、变革代表制度、调整人大及其常委会功能、加强人大及其常委会功能、改革人大议事程序和议事方式、改革常委会工作机构的工作方式等方面来完善人大制度[13]。杨佳瑛进一步指出，坚持和完善人大制度，须以民主和效能两方面作为制度建设的目标取向[14]。
2.主体层面——人大代表
关键词有人大代表、工作经验、履行职权。人大代表作为人大的组成人员，代表人民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在人大代表这一主题层面，学界讨论的问题如下：
（1）代表的履职积极性。黄冬娅、陈川慜认为需要区分人大代表的代表性和积极性，可以以“提议案和建议的数量”与“是否投过反对票或弃权票”作为衡量人大代表履职积极性的影响因子[15]。
（2）代表的代表性问题。代表性主要指的是代表人民的有效性。张惠敏指出主要体现在成分结构的普遍性和职能履行中的表达职能、管理职能和咨询职能，而从成分结构和职能履行的角度来看，发现我们正处于代表性逐渐缺失的现状，因此需要优化组织结构、扩大直选范围、加强代表的培训、完善监督机制、逐步推行代表专职化[16]。
（3）代表的选举问题。与间接选举相比，学界对直接选举的研究热情更为浓厚。唐娟以深圳区级人大代表竞选案例为研究对象，认为利益驱动、村（居）委会选举的制度建设、中产阶级的维护、新闻媒体的自主性、领导机构的开放姿态等内外因素促进了人大代表选举从确认性向竞选性迈步[17]。
（4）代表的专职化、兼职化讨论。关于代表应该专职化还是兼职化，学界众说纷纭，刘淑华和郭颖提出现今的兼职代表制存在人大会期过短、代表数量过多、主动性不强、与选民沟通不够等缺陷，专职代表制将会是未来改革的发展方向[18]。
3. 结构层面——全国、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
关键词有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大、全国人大常委会、地方人大、地方人大常委会、常委会、乡镇人大，结构层面指的是将全国、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研究对象。浦兴祖认为我国人大内部实行的是“一院两层”的结构形式，不同于西方的两院制，我国为一院制；两层是指人大全体会议与人大常委会[19]。
4. 功能层面——监督、选举和立法
（1）监督。关键词有预算监督、人大监督、监督权、个案监督、监督机制、法律监督（预算法、人大预算监督、公共预算）。其中，预算监督、人大监督、个案监督的burst值分别为4.13、5.09和5.61，可见预算监督在人大领域内无疑是研究的热点。在监督层面学者讨论的问题如下：
人大监督。谭世贵认为，监督权是人大一项十分重要的权力，但在现实中存在监督机构不健全、监督措施不得力、监督效果不理想等问题。因此在进行改革时需遵循权力授予与权力监督相统一、系统与效率、地位独立和利益超脱、外部监督为主与内部监督为辅、程序完备与公正的原则，从设立监督委员会、由常委会直接领导审计和反贪机构、撤销行政检察机关和建立健全保障机制等方面进行重构[20]。
预算监督。自1999年预算改革实行后各级人大逐渐推行预算监督，林慕华和马骏借用谢尔德的政治问责三要素概念，从信息、对话和强制三个维度作为分析框架，针对省、市两级人大及其常委会80个目标对象设计的全国性问卷调查得出结论：预算监督已从程序性走向实质性发展，但仍遇到不少困境，需要深化改革[21]。
个案监督。个案监督作为人大对司法工作监督的新方式，谢鹏程将其法律依据概括为人大具有质询权、特定问题调查决定权、特赦权和逮捕代表许可权这四权，但这种个案监督权的扩展可能带来难以保证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人大工作人员可能滋生腐败等问题，因此应当在法律框架内行使监督权，而不是把个案监督上升到立法层面[22]。
（2）选举。关键词有选举制度、选举法、平等权等。在现实生活中，韩光宇认为我们有必要区分选举人大和人大选举的区别，前者主要是选举人大代表，后者主要是选举“一府两院”领导班子[23]，这里说的选举指的是后者，人大选举即人大的选举任免权。 （3）立法。关键词有立法、立法解释、立法法、立法权限。社会主义法治不仅强调立法数量，还更加强调立法质量。史建三、吴天昊指出：对立法质量的保证，地方人大可在立法方式、立法主体、立法导向、立法内容、立法价值、立法程序等方面予以完善[24]。
5. 关系层面——党与人大关系、法与人大关系
（1）党与人大关系。关键词有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党内民主、人民主权。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的执政党，对人大工作实行政治领导，而反过来人大对党实行监督。郭道晖对这种监督的依据、性质、特点、内容与原则分析后，发现能增强政治效益[25]。关于两者的这种规范关系，陈伟用“权力在人大，权威在共产党”来形容[26]。
（2）法与人大关系。关键词有依法治国、司法独立、司法公正、立法权限、法制建设、民主法制建设。谢庆奎认为将宪法体制与人大制度接轨起来，需要理顺党的领导与人大权力之间的关系、培养宪法至上的观念、完善竞争性的选举制度等[27]。
6. 历史层面——七千人大会
关键词有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刘少奇、大跃进、民主。七千人大会是1962年中央在北京召开的五级领导干部参会的扩大会议，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央作了书面报告。此次大会总结了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错误路线带来的教训，党和国家领导人以民主集中制为基础发扬党内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但党内高层之间分歧较为严重，一些根本问题没有深层次触及，这是此次大会的局限。作为一段过去几十年的历史，学者从历史层面掀起研究热潮，在很大程度上缘于2012年为七千人大会召开50周年。2012年2月7日“纪念‘七千人大会’召开50周年”学术座谈会主要从历史背景、中心主题、历史贡献等方面进行了探讨，通过对七千人大会的历史回顾，进一步强调了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28]。
（五）作者共被引分析
Node types选择Cited Author，得到作者共被引图谱。根据图谱可知，作者共被引率较高主要是国内人大研究学者、党和国家领导人、研究中国问题的海外学者、人大常委会。第一，国内人大研究学者，如蔡定剑、刘政、许崇德、童之伟、周叶中、马骏、孙哲、浦兴祖、郭道晖、何俊志、尹中卿、程湘清、季卫东、李林、邹平学、张千帆、韩大元、俞可平等。第二，党和国家领导人，如邓小平、毛泽东、刘少奇、江泽民、胡锦涛、彭真、吴邦国、周恩来、李鹏、薄一波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与马克思、列宁等革命导师。第三，研究中国问题的海外学者，如Xia Ming（夏明）、O’ Brien Kevin J（欧博文）、Cho Young Nam（赵英男）、Nathan Andrew J（黎安友）、Chen An（陈安），研究中国问题的海外学者也不断对中国的人大感兴趣，正如Cho Young Nam（赵英男）所说的，中国的人大制度已经不再是橡皮图章，而是钢印。第四，人大常委会，如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这两个党和人大官方研究室。
邓小平（6.43）、马克思（3.25）、列宁（3.67）、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3.09）、何俊志（3.22）是突现词。其中何俊志的burst值为3.22，表明在一段时间内他的作品引用率激增，这也印证了前面所讲的作者合作网络中何俊志的发文量排第一的统计结果。
（六）期刊共被引分析
Node types选择Cited Journal得到被引频次不小于4的期刊。其中，《人大研究》和《法学》是突现词，burst值分别为3.59和5.06。《人大研究》是甘肃省人大常委会主办的一款杂志，是我国目前唯一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学术期刊；《法学》是由华东政法大学主办的一本中文法律类学术期刊。这两个期刊一个致力于人大的研究，另一个专注于法律的研究，被引频次在各期刊中排名第一、第二，又有较高的突现值，说明这两个期刊显然是人大研究的热点阵地。
三、结论
本文引入CiteSpaceⅢ文献计量软件到政治学领域，以期对学界关于人大的既有研究作一个全方位的整体透视，根据CiteSpaceⅢ软件生成的图谱进行可视化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2014、2004、2009年是发文量达到高峰的年份。其中，2014年和2004年分别是人大成立60周年和50周年。
第二，何俊志、王维国和韩大元发文量排前三。发文量较多的作者还有程湘清、周伟、肖金明、蒋劲松和席文启等。
第三，研究机构主要集中于人大等高校政法类学院、人大常委会、研究院和人大研究中心。如将人大研究中心并入高校里，依据发文频次高低排序为：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人大常委会、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北京联合大学、武汉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山大学、四川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第四，学界主要从人大的制度、主体、结构、功能、关系、历史层面六个视角展开研究。制度层面即从人大制度的维度出发，主体层面即从人大代表的维度出发，结构层面即从全国、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维度出发，功能层面即从人大监督、选举、立法的功能维度出发，关系层面即从党与人大的关系、法与人大的关系维度出发，历史层面即从七千人大会的维度出发。
第五，作者共被引率较高的主要是国内人大研究学者、党和国家领导人、研究中国问题的海外学者、人大常委会。即这些作者主要来自学界或政界：国内外研究人大的学者（学界）、党和国家领导人（政界）和人大常委会（介于学界与政界之间）。
第六，《人大研究》和《法学》期刊共被引率极高。《人大研究》致力于人大的研究，《法学》专注于法律的研究。
结合研究过程中的体会，笔者认为这项研究尚需继续完善的地方：其一，根据篇名（词）进行检索时尽量穷尽所有的关键词，除了人大、人民代表大会等显著性词语，还可考虑将立法机关、权力机关等相近词语纳入其中；其二，在软件使用过程中尽量减少误差，因为手动将一些信息进行删减调整可能存在一定的误差；其三，可进一步对作者合作网络、机构合作网络、经典文献作进一步的分析，鉴于文章篇幅的限制和合作网络的显著性不高，本文对各作者之间、各机构之间的关系网络，各文献之间的关系网络未作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Chen， C. （2006） CiteSpace II： Detecting and visualizing emerging trends and transient patterns in scientific literatur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57（3）， 359-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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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何俊志：《作为一种政府形式的中国人大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页。
[4]徐显明：《坚持和发展人民当家作主的好制度——写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之际》，载《求是》2014年第19期。
[5]杨积堂、王柏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依法治国——“纪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研讨会”召开》，载《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6]刘佐：《60年来税收立法的简要回顾与展望——纪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60周年》，载《税务研究》2014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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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蔡定剑：《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改革和完善》，载《政法论坛》200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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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刘淑华、郭颖：《论人大代表专职化与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完善》，载《法学杂志》200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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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谢庆奎：《宪政体制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研究》，载《新视野》2005年第1期。
[28]姬文波：《“纪念‘七千人大会’召开50周年”学术座谈会综述》，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2期。
（作者分别系武汉大学政治文明与政治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理论、路径和机制研究”（12AZZ001）的阶段性成果。限于篇幅，本刊刊发本文时删去了有关图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