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永忠，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胥口实验小学校长兼党支部书，曾獲“全国新教育实验先进个人”“苏州市优秀教育工作者”“苏州市学科带头人”“吴中区知名教师”等称号。出版个人专著《寻找新课程改革的灵光》《一周感恩》，在国家、省市级发表教育类文章200多篇。
　　北京市遴选名校长培养对象，在第一期的基础上，第二期的遴选条件更多地关注于学员的服务意识和能力，这无疑是校长培养工程顶层设计的一件幸事。一般来说，中国的学校在选拔中层领导和校级领导的时候，都是“教而优则仕”，学校的中层领导和校长或多或少地拥有各类“名师”称号。而一位教师一旦到达校长岗位以后，会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趋势和结果：一是校长本人进一步得到发展，虽然担任正职校长以后，对于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等各项荣誉和职称的评选和晋升有一定的限制，但很多校长依然能通过努力，或者通过自己校长的身份，获得各种荣誉和职称，到退居或者退休的时候，功成名就，荣耀而退；二是校长本人没有过多荣誉的光环，但是他所领导的学校、所带领的教师团队、受教育的学生都得到了长足发展。我们学校更需要的是哪类校长，显然是后者。以此来看，校长的服务意识和能力就比校长的学历和研究能力、能写优秀的论文等显得重要多了。
　　我们还可以从教育系统的各类以“名”冠名的教育工作者的评选思辨名校长的遴选条件。从最基层的“名教师”来看，他们因何而“名”，当然需要精湛的课堂教学艺术，有较高的教育科研能力，有不同于一般教师的综合素养。但是，今天各类名师的评比，已经越来越注重他们的教育教学实绩，也就是他们的教育教学质量如何，或可以表达为他们教出的学生质量如何。因此，如果教师只是追求个人的专业发展，他还不足以成为名师；只有服务于学生的发展，培养出优秀的学生，他才是真正的名师。学生成就教师，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从古今中外的名师来看，中国最大的名师是孔子，如果孔子没有七十二贤弟子，或许他就没有那么出名；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如果没有他的中国名学生陶行知，或许他在中国也没有那么高的地位；当前推崇的第五十六号教室的雷夫老师，如果没有那一帮优秀的孩子，只是他写了多少论文，做了多少场演讲，也不可能那么有名。
　　而“名校长”是介于教育教学一线和管理工作层面的“两栖”教育工作者，这样的身份更需要服务意识。个人的学历层次、科研能力、论文写作水平固然能促进校长更好地为教师、学生、家长服务，为学校发展服务。但如果一个校长不把为师生服务，为家庭、社会和学校服务放在首位，甚至不屑一顾，他的那些高学历、高水平反而会阻碍学校的发展。因为没有服务意识的校长往往只为个人名利，或者只为少数人的名利。把这些对象作为名校长培养对象，成就了校长，却贻误了学生、教师和学校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