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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布斯又放榜了，多位中国富豪榜上有名，其财产总量也达到了令人咂舌的巨大。但是，即便是在这个如此重商的年代，每个人心里还是很清楚，单纯的成功商人并不足以成为这个世界的英雄。新兴的中国财富阶层需要福布斯和西方财富神话之外的更有力量的榜样。
宗族，乡土与国家
今天中国的财富阶层就像个身强体壮的孩子，他们的力量足以震惊世界，但他们尚且不知道怎样才能最好地发挥这些力量。他们还没有解决好完成财富积累之后的一系列问题，财富的传承和家族精神的建构首当其冲，然后是处理好个人财富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再后来就是儒家价值观之下的浓浓乡土情结。在这个时候，西方世界为我们提供了样板，然而只在最表面的层次起作用，要解决好这些问题，还要从自己的传统中寻找榜样，最能给他们以启发和榜样力量的无疑是从明初到清末红遍天下的晋商。
有祖训才有望族
今天，有不少富豪都为下一代的“败家”苦恼，他们在追逐财富的时候太过忙碌了，等发现了问题败家子已经长成。但亡羊补牢为时未晚，辛苦积累的财富总要传下去，在中国人眼中，如果不能福荫三世，那赚那么多钱还有什么意义?
如果只有开宗之人而无中兴之主，一个家族的辉煌终究是短暂的。在培养后继者方面，晋商是有一整套方法的。且来看看祁县乔家的故事吧。
乔家始祖乔贵发，因其父母双亡，早年常为人帮佣，是衣不遮体无依无靠的光棍汉。乾隆初年与秦姓结为异姓兄弟，一同出走口外，几经浮沉，终成富甲一方的望族。
乔家子弟恪奇祖训，定有家规，不准嫖赌，不准纳妾，不准酗酒，因此家业兴旺。而秦姓子弟吃喝嫖赌，挥霍浪费，渐从号内将股抽出，全部花光。秦氏抽出之股均由乔家补进，最后复盛公14个财股中秦姓只留1分2厘5，余皆为乔姓之股。
乔贵发共有三子，老三全美又生二子，次子致庸(1818－1907)，是乔家中一位出类拔萃人物，他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个朝代，为乔氏家族的繁荣立下大功。
乔家产业传到乔映霞手中依然繁盛和完整。他针对众兄弟与子弟的性格特点，分别立书斋名，如“不泥古斋”、“知不足斋”，“日新斋”、“自强不息斋”、“一日三省斋”等，以资互勉，并订立家规：一不准吸鸦片，二不准纳妾，三不准赌博，四不准冶游，五不准酗酒等。
乔家对子弟读书也十分重视，而且要求甚严。他们聘私塾教师—定要聘学问大的，在接待上也尤为礼遇。如对所聘本县名儒刘奋熙，尊敬异常，以致不敢对刘提报酬，只是暗中对刘家给予多方资助。乔家对教师逢节日有例敬，专配有二名书童陪侍，吃饭时由家长做陪，遇有家宴或送请宾朋，必为教师设首席相待，教师回家时，必备轿车接送，家长率子弟恭立甬道送迎。乔氏如此尊重教师，目的是在子弟中树立教师威望，生崇敬之心，利于教师秉权执，约束骄横的小少爷。同时使教师有所感戴，不遗余力地施教，最后受益者仍为乔家。重教之风，使其后代子弟有不少人成为科学家、教授和爱国军人等。
现在中国财富阶层热衷于把孩子送到海外读书，学些西方人的发家与传家之道，在动机上与晋商们无疑是一样的。西方也有诸如洛克菲勒这样的成功家族作为案例。然而这些喝了洋墨水的子弟们，是否会回到故土后反而水土不服，还有待观察。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的文化之根是晋商们所祟尚的儒家文化之仁义礼智信，而洛克菲勒所崇尚的是上帝，洛克菲勒和他的子孙以及同文化之人可以在上帝的教诲下，守住他们的道，而对中国来说就没有那么顺理成章了。
从西口走，也要从西口回
出门在外的晋商都有很浓重的乡土情结。一曲情意深长的《走西口》不仅唱出了故乡亲人对走西口山西人的思念，更成了无数在外的山西后生对晋中平原的深深念想。与同样善走，并且广泛扎根海外的潮州人不同，出门在外的山西人无论在外面有了多大的成就，即使将铺子开到了法兰西、英吉利，最终也还是要落叶归根，在家乡建起铺子的总号和属于自己的大院，这也是形成了祁、太、平、介几县特有的晋商经济文化圈。衣锦还乡是所有出门在外山西人的梦想，但也成了外界嘲笑山西老醯儿固步自封、不开化、保守的原因所在，不过随他人说去好了，也许这就是山西特有的晋商文化。
在三晋大地土生土长的晋商，和晋剧中路梆子有着与生俱来的亲缘关系，他们大都沉浸于这种融着乡情的乡音乡韵，在漂泊中将它作为精神家园。晋商们为了贸易经商，离乡背井，远离亲人，虽然物质生活十分富裕，但精神生活却非常贫乏，尤其生意淡季时，思亲想家的情绪难以排解，常常不惜重金从家乡请来戏班或艺人，在他们的经商地演出或清唱，以解思乡之苦。如在库伦经营杂货行的“大盛魁”老板，专门雇驼队从晋中请来名艺人“东京红”和“云遮月”，两位艺人骑骆驼穿沙漠过草原跋涉40多天来到库伦，老板即付每人辛苦费240两白银，特别安排他们在大盛魁的上等客房住宿，在小灶吃饭，每日演唱还发双份工资。其他各地有实力的山西商会，每年都定期从山西请来名伶唱几次“商会戏”，一方面邀请同在异乡的商帮乡俚共赏家乡戏同唱家乡音，一方面也联络感情，沟通商贸信息，解决一些商务纠纷。
晋剧真实反映了商人的生活和人生追求。如商人们常年在外，顾不上照顾妻室，常常出现家庭矛盾，酿成家庭悲剧。晋剧《玉堂春》、《三滴血》，《秋江恨》这些剧目展现的一幅幅触目惊心的画面，强烈地震撼着商人们的心灵，往往看得荡气回肠，泪流满面。
晋商以诚实守信为商业精神，“挟仗义而经商”是他们的优良品质。因此，晋商非常崇尚山西老乡、忠义信勇的典范关云长。以关公故事为内容的中路梆子戏，格外受到晋商们的追捧，《桃园三结义》，《单刀赴会》、《过五关斩六将》，《古城会兄》等剧目，至今久演不衰。
在走西口的苍凉与悲壮中，在晋剧的身段和唱腔中，远离家门的晋商们找到了精神慰藉，也找到了生存智慧，更决定了他们在功成名就之后，迫不及待地返回家乡。可以说，晋剧是晋商乡土情结的一个产物，也是晋商乡土情结的一个依托和推动力_不管怎样，他们对故乡的眷恋都是令人动容的，他们对故乡的思念，给故乡带回的荣耀和幸福都是不掺假的。
所以，晋商在外经商挣钱后，多在家乡兴建私人豪宅大院，大院内大都建有戏楼。如晋中的常家大院、王家大院、渠家大院、曹家三多堂等，至今都有完好的戏楼戏台存在。每年节庆假日和婚丧嫁娶，主家都要请戏班到戏楼演出，一年四季不断。
反观今天的财富阶层，他们其实一直在延续这个传统，无论是捐建希望小学、回乡盖大宅子，还是修路建桥都是异常活跃的，这个现象可不是用商业逻辑和经济学方法能够解释的。或许在他们邀约三两儿时好友在富丽堂皇的家中小酌时，感慨—下陈年往事，才让自己的财富人生被渲染得更有人情味，或许在他们走过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学校，马路时，看着自己的财富化作一种公共价值，他才能确信自己和家族 是值得尊重的，于是，即便是化作尘土也要在这里守望着曾经波澜壮阔的人生。
晋商的红顶子
现在的成功商人，大多会想办法搞一个政协委员当当，这不是赶时髦，在中国这是一条大商人必须要走的路。在中国的传统中，素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只说，在伦理上，一切都是帝王之家的，商人再有钱，也只是一个代为保管者，富可敌国往坏了说是一种潜在的杀机，往好了说，富人对国家的兴亡有着比匹夫更重大的责任，所以聪明的晋商在这方面很自觉。一旦发家，定会向朝廷靠拢，为主上分忧解难，捐军饷、捐赈灾粮、修缮衙门和庙宇都是必不可少的。
晋商之所以在明清崛起，关键的外部因素是朝廷的态度，晋商在其兴起与发展的过程中特别注重与朝廷力量相结合，商人极力想以其财力通过结营仕宦或代理人(亲属、乡亲、观点一致的官吏)影响朝廷政策的制定。这一点，贯穿晋商的五百年兴衰史。
明中叶，晋商推动明政府与蒙古贵族议和开马市，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事例。通过晋商的贸易，张居正们成功地解决了与蒙古之间的边境纠纷，为万历期间的稳定繁荣贡献不小，当然晋商自己也从此崛起。此过程中，朝廷看到了商人对于国家安定的作用，晋商也尝到了依靠朝廷发家的甜头，这段渊源，注定了在其后几百年中，晋商与朝廷之间的亲密关系。
晋商在政府及官员眼中，最大作用就是作为政府推行财政政策和军协饷供应的工具。如“开中法”的实行，就是明政府为北方边镇军队筹集军饷，实行由商人提供边镇军队粮、布饷需，换取盐引，到指定盐场支盐和贩运盐斤。明政府通过这一办法的实施，既解决了北方边镇军饷，又收到了盐税，晋商也因此而兴起。入清后，清政府则把山西视作“商贾之途”，是“财赋有出”之地，另眼看待。清王朝许多大规模的军事活动得力于晋商的赞助。1720年西北准噶尔叛乱，清政府调集重兵征剿，当时因路途遥远，运输粮秣成为最突出的问题。晋商得知后积极地随军进剿，代运军粮。
除平定三藩之乱、准噶尔部葛尔丹叛乱之外，平定大小金川叛乱，及在镇压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太平天国、捻军起义等的军事行动中，朝廷都得到了晋商的财政支持。晋商王绳中一次赠给乾隆白银一百万两作为报效，被称为“百万绳中”。清王朝则用“赐产”、“入籍”、“赐职”及特许经营和贷给资本等方法，给晋商提供种种经济和政治特权，如特许经营盐业以及对日本的铜贸易等。
晋商的票号还为清政府汇解京饷和军协各饷，解缴税款，为政府筹措汇兑款项，承汇商款，还本付息等。在清代的皇商中，最著名、资本最雄厚的是山西介休范氏。范氏除了为内务府来办宫廷用品外，从康熙到乾隆年间又为清政府运送军粮，建立了功勋。当清廷制钱用铜奇缺时，范氏又作为最大的洋铜商，往返于东土与东瀛间。山西票号创立后，晋商又为清廷代垫代办汇兑军协饷，筹借汇兑抵还外债、代理部分省关的财政金库等。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事变发生，西太后、光绪帝西逃，途经山西时，又由晋商佶银40万两，以解皇室经济开支燃眉之急。事后，清廷令各省解京饷款，改汇山西票号老庄一平遥、祁县、太谷，顿时山西平，祁，太票号总号成了清廷总出纳。次年，西太后、光绪帝由陕返京，仍由山西票号继办“回銮差款”汇兑。所以有人说：“山西票号是清廷的财政部”，此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就这样，晋商与政府，官员在长期的“合作”中谋取各自的利益诉求，从而形成了一种三方互动的利益捆绑关系。从根儿上说，清政府的一些官员在先天上就离不开晋商。一些穷儒寒士完全是靠着晋商的经济资助才得以进京应试，考中后又靠晋商利用他们的种种关系尤其是雄厚的经济实力代为活动，使自己顺利地走马上任，然后又由晋商再想方设法帮助自己放任外官，上任之前准备盘费，上任之后打点上司、修建公馆、雇佣下人等等大量花费都要靠晋商帮忙。
晋商的急公好义有着这么扎实的结构性关系做保障看起来就很合理了。当然这中间收益的不仅仅是晋商和朝廷，老百姓也是大有好处的。正如今天的商人出身的那些政协委员，一边为自己的行业难题向国家进言献策，也会分出部分精力来说说跟自己的直接利益没关系，但事关大众的事儿。这中间除了利益当然也有良心和责任感在起作用。前提是先要有钱，先要捐钱，先要通过自己的事业本身来为社会财富增长，为国家排忧解难才有这个说话的机会。
宗族，乡土与国家
今天中国的财富阶层就像个身强体壮的孩子，他们的力量足以震惊世界，但他们尚且不知道怎样才能最好地发挥这些力量。他们还没有解决好完成财富积累之后的一系列问题，财富的传承和家族精神的建构首当其冲，然后是处理好个人财富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再后来就是儒家价值观之下的浓浓乡土情结。在这个时候，西方世界为我们提供了样板，然而只在最表面的层次起作用，要解决好这些问题，还要从自己的传统中寻找榜样，最能给他们以启发和榜样力量的无疑是从明初到清末红遍天下的晋商。
有祖训才有望族
今天，有不少富豪都为下一代的“败家”苦恼，他们在追逐财富的时候太过忙碌了，等发现了问题败家子已经长成。但亡羊补牢为时未晚，辛苦积累的财富总要传下去，在中国人眼中，如果不能福荫三世，那赚那么多钱还有什么意义?
如果只有开宗之人而无中兴之主，一个家族的辉煌终究是短暂的。在培养后继者方面，晋商是有一整套方法的。且来看看祁县乔家的故事吧。
乔家始祖乔贵发，因其父母双亡，早年常为人帮佣，是衣不遮体无依无靠的光棍汉。乾隆初年与秦姓结为异姓兄弟，一同出走口外，几经浮沉，终成富甲一方的望族。
乔家子弟恪奇祖训，定有家规，不准嫖赌，不准纳妾，不准酗酒，因此家业兴旺。而秦姓子弟吃喝嫖赌，挥霍浪费，渐从号内将股抽出，全部花光。秦氏抽出之股均由乔家补进，最后复盛公14个财股中秦姓只留1分2厘5，余皆为乔姓之股。
乔贵发共有三子，老三全美又生二子，次子致庸(1818－1907)，是乔家中一位出类拔萃人物，他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个朝代，为乔氏家族的繁荣立下大功。
乔家产业传到乔映霞手中依然繁盛和完整。他针对众兄弟与子弟的性格特点，分别立书斋名，如“不泥古斋”、“知不足斋”，“日新斋”、“自强不息斋”、“一日三省斋”等，以资互勉，并订立家规：一不准吸鸦片，二不准纳妾，三不准赌博，四不准冶游，五不准酗酒等。
乔家对子弟读书也十分重视，而且要求甚严。他们聘私塾教师—定要聘学问大的，在接待上也尤为礼遇。如对所聘本县名儒刘奋熙，尊敬异常，以致不敢对刘提报酬，只是暗中对刘家给予多方资助。乔家对教师逢节日有例敬，专配有二名书童陪侍，吃饭时由家长做陪，遇有家宴或送请宾朋，必为教师设首席相待，教师回家时，必备轿车接送，家长率子弟恭立甬道送迎。乔氏如此尊重教师，目的是在子弟中树立教师威望，生崇敬之心，利于教师秉权执，约束骄横的小少爷。同时使教师有所感戴，不遗余力地施教，最后受益者仍为乔家。重教之风，使其后代子弟有不少人成为科学家、教授和爱国军人等。
现在中国财富阶层热衷于把孩子送到海外读书，学些西方人的发家与传家之道，在动机上与晋商们无疑是一样的。西方也有诸如洛克菲勒这样的成功家族作为案例。然而这些喝了洋墨水的子弟们，是否会回到故土后反而水土不服，还有待观察。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的文化之根是晋商们所祟尚的儒家文化之仁义礼智信，而洛克菲勒所崇尚的是上帝，洛克菲勒和他的子孙以及同文化之人可以在上帝的教诲下，守住他们的道，而对中国来说就没有那么顺理成章了。
从西口走，也要从西口回
出门在外的晋商都有很浓重的乡土情结。一曲情意深长的《走西口》不仅唱出了故乡亲人对走西口山西人的思念，更成了无数在外的山西后生对晋中平原的深深念想。与同样善走，并且广泛扎根海外的潮州人不同，出门在外的山西人无论在外面有了多大的成就，即使将铺子开到了法兰西、英吉利，最终也还是要落叶归根，在家乡建起铺子的总号和属于自己的大院，这也是形成了祁、太、平、介几县特有的晋商经济文化圈。衣锦还乡是所有出门在外山西人的梦想，但也成了外界嘲笑山西老醯儿固步自封、不开化、保守的原因所在，不过随他人说去好了，也许这就是山西特有的晋商文化。
在三晋大地土生土长的晋商，和晋剧中路梆子有着与生俱来的亲缘关系，他们大都沉浸于这种融着乡情的乡音乡韵，在漂泊中将它作为精神家园。晋商们为了贸易经商，离乡背井，远离亲人，虽然物质生活十分富裕，但精神生活却非常贫乏，尤其生意淡季时，思亲想家的情绪难以排解，常常不惜重金从家乡请来戏班或艺人，在他们的经商地演出或清唱，以解思乡之苦。如在库伦经营杂货行的“大盛魁”老板，专门雇驼队从晋中请来名艺人“东京红”和“云遮月”，两位艺人骑骆驼穿沙漠过草原跋涉40多天来到库伦，老板即付每人辛苦费240两白银，特别安排他们在大盛魁的上等客房住宿，在小灶吃饭，每日演唱还发双份工资。其他各地有实力的山西商会，每年都定期从山西请来名伶唱几次“商会戏”，一方面邀请同在异乡的商帮乡俚共赏家乡戏同唱家乡音，一方面也联络感情，沟通商贸信息，解决一些商务纠纷。
晋剧真实反映了商人的生活和人生追求。如商人们常年在外，顾不上照顾妻室，常常出现家庭矛盾，酿成家庭悲剧。晋剧《玉堂春》、《三滴血》，《秋江恨》这些剧目展现的一幅幅触目惊心的画面，强烈地震撼着商人们的心灵，往往看得荡气回肠，泪流满面。
晋商以诚实守信为商业精神，“挟仗义而经商”是他们的优良品质。因此，晋商非常崇尚山西老乡、忠义信勇的典范关云长。以关公故事为内容的中路梆子戏，格外受到晋商们的追捧，《桃园三结义》，《单刀赴会》、《过五关斩六将》，《古城会兄》等剧目，至今久演不衰。
在走西口的苍凉与悲壮中，在晋剧的身段和唱腔中，远离家门的晋商们找到了精神慰藉，也找到了生存智慧，更决定了他们在功成名就之后，迫不及待地返回家乡。可以说，晋剧是晋商乡土情结的一个产物，也是晋商乡土情结的一个依托和推动力_不管怎样，他们对故乡的眷恋都是令人动容的，他们对故乡的思念，给故乡带回的荣耀和幸福都是不掺假的。
所以，晋商在外经商挣钱后，多在家乡兴建私人豪宅大院，大院内大都建有戏楼。如晋中的常家大院、王家大院、渠家大院、曹家三多堂等，至今都有完好的戏楼戏台存在。每年节庆假日和婚丧嫁娶，主家都要请戏班到戏楼演出，一年四季不断。
反观今天的财富阶层，他们其实一直在延续这个传统，无论是捐建希望小学、回乡盖大宅子，还是修路建桥都是异常活跃的，这个现象可不是用商业逻辑和经济学方法能够解释的。或许在他们邀约三两儿时好友在富丽堂皇的家中小酌时，感慨—下陈年往事，才让自己的财富人生被渲染得更有人情味，或许在他们走过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学校，马路时，看着自己的财富化作一种公共价值，他才能确信自己和家族 是值得尊重的，于是，即便是化作尘土也要在这里守望着曾经波澜壮阔的人生。
晋商的红顶子
现在的成功商人，大多会想办法搞一个政协委员当当，这不是赶时髦，在中国这是一条大商人必须要走的路。在中国的传统中，素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只说，在伦理上，一切都是帝王之家的，商人再有钱，也只是一个代为保管者，富可敌国往坏了说是一种潜在的杀机，往好了说，富人对国家的兴亡有着比匹夫更重大的责任，所以聪明的晋商在这方面很自觉。一旦发家，定会向朝廷靠拢，为主上分忧解难，捐军饷、捐赈灾粮、修缮衙门和庙宇都是必不可少的。
晋商之所以在明清崛起，关键的外部因素是朝廷的态度，晋商在其兴起与发展的过程中特别注重与朝廷力量相结合，商人极力想以其财力通过结营仕宦或代理人(亲属、乡亲、观点一致的官吏)影响朝廷政策的制定。这一点，贯穿晋商的五百年兴衰史。
明中叶，晋商推动明政府与蒙古贵族议和开马市，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事例。通过晋商的贸易，张居正们成功地解决了与蒙古之间的边境纠纷，为万历期间的稳定繁荣贡献不小，当然晋商自己也从此崛起。此过程中，朝廷看到了商人对于国家安定的作用，晋商也尝到了依靠朝廷发家的甜头，这段渊源，注定了在其后几百年中，晋商与朝廷之间的亲密关系。
晋商在政府及官员眼中，最大作用就是作为政府推行财政政策和军协饷供应的工具。如“开中法”的实行，就是明政府为北方边镇军队筹集军饷，实行由商人提供边镇军队粮、布饷需，换取盐引，到指定盐场支盐和贩运盐斤。明政府通过这一办法的实施，既解决了北方边镇军饷，又收到了盐税，晋商也因此而兴起。入清后，清政府则把山西视作“商贾之途”，是“财赋有出”之地，另眼看待。清王朝许多大规模的军事活动得力于晋商的赞助。1720年西北准噶尔叛乱，清政府调集重兵征剿，当时因路途遥远，运输粮秣成为最突出的问题。晋商得知后积极地随军进剿，代运军粮。
除平定三藩之乱、准噶尔部葛尔丹叛乱之外，平定大小金川叛乱，及在镇压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太平天国、捻军起义等的军事行动中，朝廷都得到了晋商的财政支持。晋商王绳中一次赠给乾隆白银一百万两作为报效，被称为“百万绳中”。清王朝则用“赐产”、“入籍”、“赐职”及特许经营和贷给资本等方法，给晋商提供种种经济和政治特权，如特许经营盐业以及对日本的铜贸易等。
晋商的票号还为清政府汇解京饷和军协各饷，解缴税款，为政府筹措汇兑款项，承汇商款，还本付息等。在清代的皇商中，最著名、资本最雄厚的是山西介休范氏。范氏除了为内务府来办宫廷用品外，从康熙到乾隆年间又为清政府运送军粮，建立了功勋。当清廷制钱用铜奇缺时，范氏又作为最大的洋铜商，往返于东土与东瀛间。山西票号创立后，晋商又为清廷代垫代办汇兑军协饷，筹借汇兑抵还外债、代理部分省关的财政金库等。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事变发生，西太后、光绪帝西逃，途经山西时，又由晋商佶银40万两，以解皇室经济开支燃眉之急。事后，清廷令各省解京饷款，改汇山西票号老庄一平遥、祁县、太谷，顿时山西平，祁，太票号总号成了清廷总出纳。次年，西太后、光绪帝由陕返京，仍由山西票号继办“回銮差款”汇兑。所以有人说：“山西票号是清廷的财政部”，此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就这样，晋商与政府，官员在长期的“合作”中谋取各自的利益诉求，从而形成了一种三方互动的利益捆绑关系。从根儿上说，清政府的一些官员在先天上就离不开晋商。一些穷儒寒士完全是靠着晋商的经济资助才得以进京应试，考中后又靠晋商利用他们的种种关系尤其是雄厚的经济实力代为活动，使自己顺利地走马上任，然后又由晋商再想方设法帮助自己放任外官，上任之前准备盘费，上任之后打点上司、修建公馆、雇佣下人等等大量花费都要靠晋商帮忙。
晋商的急公好义有着这么扎实的结构性关系做保障看起来就很合理了。当然这中间收益的不仅仅是晋商和朝廷，老百姓也是大有好处的。正如今天的商人出身的那些政协委员，一边为自己的行业难题向国家进言献策，也会分出部分精力来说说跟自己的直接利益没关系，但事关大众的事儿。这中间除了利益当然也有良心和责任感在起作用。前提是先要有钱，先要捐钱，先要通过自己的事业本身来为社会财富增长，为国家排忧解难才有这个说话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