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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以一介书生从政,直接间接影响了二十年的中国政治,但他依旧没有改变书生的本色”。从兴冲冲初晤蒋介石,决心加入国民党,参加工作,到最后自觉无法力挽狂澜于既倒,他不愿意见到“党国”消亡,更无力再与“心理狂郁”斗争,陈布雷选择了幻灭,选择了永远眼不见为净。
事发当天,蒋君章是进入陈布雷房间,查觉陈氏已亡故的第一人,他曾将亲历目睹陈布雷自戕身亡之情景,于1949年陈布雷之忌日,写成《悼念布雷先生》文章,文中详细缕述了当天情境:“……去年今日(十一月十三日)秋高气爽的早上,我照例打完太极拳,看完报纸,坐上我的办公桌。大约是九点半罢,电话铃响,我拿起一听,是中央党部催布雷先生开会。我问了随从一声,知道还没有起来,我想起两天以前他关照我不要让他见客,昨天总理诞辰,也没有去参加,他是需要休息,因此我就替他请了一次假。”“十点零五分了,门还关着,我奇怪了,布雷先生平时八时左右必起床,起床以后再休息是常有的,但不会关门;就是平常度夜,也不是常常关门的,为什么此刻还是关门不起?莫非有何不祥?”
因见陈布雷房门紧闭,为一探究竟,蒋君章要副官陶永标站在茶几上,设法打开陈布雷房间的气窗,陶永标、蒋君章两人慌慌张张打开房门,惊心动魄的一幕闪现在他们面前,蒋君章写道:“天哪!腊黄的脸,睁开了的眼,张大了的嘴,而枕旁边却是一封给我的信,这是我平生所遇最大的晴天霹雳,是麻木了罢,一点没有感觉,本能地立刻拉开他的被窝,抚摸他的手,是冰冷的了,又抚摸了他的脚,是僵硬的了,最后抚摸他的胸口,还有一点温暖……”
一阵忙乱之后,连同蒋介石的专用医师在内,一共来了三位大夫,打了几针强心针,最后宣告急救无效。这时,除了蒋君章,还有蒋介石的秘书周宏涛、“总统府”第二局局长陈芷町、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陶希圣、“行政院”秘书长李惟果等高干,聚拢在一块商量该怎么处理陈布雷的后事。第一时间,他们担心该如何对外发布消息,陈布雷给蒋君章的遗书里已经有了具体的交代:“此事可请芷町、希圣诸兄商量,我意不如直说‘自从八月以后,患神经极度衰弱症,白天亦常服安眠药,卒因服药过量,不救而逝。’”
陈布雷被发现自戕身亡后一个小时,蒋介石听闻消息,陈芷町把得自陈布雷房间的遗书,亲呈蒋介石,遗书如是开头:“介公总统钧鉴:布雷追随二十年,受知深切,任何痛苦,均应承当,以期无负教诲。但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入夏秋后,应象日增,神经极度衰弱,实已不堪勉强支持,……何如坦白承认自身已无能为役,而结束其无价值之一生……”
何以陈布雷选择十一月十三日自我了断?陈布雷在杂记中述说:“不但怕见统帅,甚且怕开会,自己拿不出一些些主意”。根据蒋君章的说法,陈布雷被发现自杀死亡当天早上,国民党中央党部曾电催陈布雷去开会。陈布雷之所以怕开会,是因为怕自己提不出具体对策,一如他所谓:“应该早些提出方案之文件(如战时体制)一天天拖下去”,甚至怕“见统帅”,怕见蒋介石。
蒋君章在《悼念布雷先生》一文中,也推断了陈布雷决心自我了断的时间点。蒋君章认为:“从布雷先生遗书的日子来推敲,他决心绝命,是十一月十一日,这一天上午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临时会议,时间拖得很长,我们等他回来吃饭,他回来的时候,脸色大变,他也以脸色如何为问,大概就在这个时候,他对生命有一个决定的措置。因为就在饭桌上,他和我们作了一次向所未有的谈话,郑重地谈了一小时多,谈话的内容,直到现在我还完全记得。…他在上楼的时候,吩咐我不要让客人见他,他需要休息。我太重视‘需要休息’这一句话了,因此,在两天中,我没有排闼直入过一次,而布雷先生就得到这样从容的机会,写这么多的遗书,而我一点也不知道,这是我追悔莫及的另一点。”
推断在短短的二天功夫里,陈布雷挑灯秉笔疾书,给蒋介石、秘书蒋君章与金省吾、张道藩、洪兰友、潘公展、程沧波、陈方、李惟果、陶希圣及遗孀陈夫人等亲友,写了至少十封的遗书。光是给蒋介石,他就写了两封遗书,第二封遗书里有谓:“昔者公闻叶诋总理之言,而置箸不食,今我所闻所见于一般老百姓之中毒素宣传,以散播关于公之谣言诬蔑者,不知凡几。回忆在渝,当三十二年时,公即命注意敌人之反宣传,而四五年来,布雷毫未尽力,以挽回此恶毒之宣传。……今乃以无地自容之悔疾,出于此无恕谅之结局,实出于心理狂鬰之万不得已。敢再为公陈之。“
陈布雷在最后一天日记中记载,“看样子我的身体是无法好起来的,我此心永远在痛苦忧念之中。四弟告我,百事要看得‘浑’些,我知其意而做不到。八弟告我:‘一切一切自有主管,又不是你一个人着急所能济事的。’又说:‘你何必把你责任范围以外的事,也要去分心思虑着急。’这话有至理,然我不能控制我的脑筋。”
最后日记又写道:“最近常想国家是进入非常时期了,我辈应该拿出抗战的精神来挽回困难,但是我自问身心较十一年前大不相同,即是共事的同事们,其分心经济,精神颓散,不免影响工作,要像当年的振奋耐劳,亦不可得……”从兴冲冲初晤蒋介石,决心加入国民党,参加工作,到最后自觉无法力挽狂澜于既倒,他不愿意见到“党国”消亡,更无力再与“心理狂郁”斗争,陈布雷选择了幻灭,选择了永远眼不见为净。
事发当天,蒋君章是进入陈布雷房间,查觉陈氏已亡故的第一人,他曾将亲历目睹陈布雷自戕身亡之情景,于1949年陈布雷之忌日,写成《悼念布雷先生》文章,文中详细缕述了当天情境:“……去年今日(十一月十三日)秋高气爽的早上,我照例打完太极拳,看完报纸,坐上我的办公桌。大约是九点半罢,电话铃响,我拿起一听,是中央党部催布雷先生开会。我问了随从一声,知道还没有起来,我想起两天以前他关照我不要让他见客,昨天总理诞辰,也没有去参加,他是需要休息,因此我就替他请了一次假。”“十点零五分了,门还关着,我奇怪了,布雷先生平时八时左右必起床,起床以后再休息是常有的,但不会关门;就是平常度夜,也不是常常关门的,为什么此刻还是关门不起?莫非有何不祥?”
因见陈布雷房门紧闭,为一探究竟,蒋君章要副官陶永标站在茶几上,设法打开陈布雷房间的气窗,陶永标、蒋君章两人慌慌张张打开房门,惊心动魄的一幕闪现在他们面前,蒋君章写道:“天哪!腊黄的脸,睁开了的眼,张大了的嘴,而枕旁边却是一封给我的信,这是我平生所遇最大的晴天霹雳,是麻木了罢,一点没有感觉,本能地立刻拉开他的被窝,抚摸他的手,是冰冷的了,又抚摸了他的脚,是僵硬的了,最后抚摸他的胸口,还有一点温暖……”
一阵忙乱之后,连同蒋介石的专用医师在内,一共来了三位大夫,打了几针强心针,最后宣告急救无效。这时,除了蒋君章,还有蒋介石的秘书周宏涛、“总统府”第二局局长陈芷町、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陶希圣、“行政院”秘书长李惟果等高干,聚拢在一块商量该怎么处理陈布雷的后事。第一时间,他们担心该如何对外发布消息,陈布雷给蒋君章的遗书里已经有了具体的交代:“此事可请芷町、希圣诸兄商量,我意不如直说‘自从八月以后,患神经极度衰弱症,白天亦常服安眠药,卒因服药过量,不救而逝。’”
陈布雷被发现自戕身亡后一个小时,蒋介石听闻消息,陈芷町把得自陈布雷房间的遗书,亲呈蒋介石,遗书如是开头:“介公总统钧鉴:布雷追随二十年,受知深切,任何痛苦,均应承当,以期无负教诲。但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入夏秋后,应象日增,神经极度衰弱,实已不堪勉强支持,……何如坦白承认自身已无能为役,而结束其无价值之一生……”
何以陈布雷选择十一月十三日自我了断?陈布雷在杂记中述说:“不但怕见统帅,甚且怕开会,自己拿不出一些些主意”。根据蒋君章的说法,陈布雷被发现自杀死亡当天早上,国民党中央党部曾电催陈布雷去开会。陈布雷之所以怕开会,是因为怕自己提不出具体对策,一如他所谓:“应该早些提出方案之文件(如战时体制)一天天拖下去”,甚至怕“见统帅”,怕见蒋介石。
蒋君章在《悼念布雷先生》一文中,也推断了陈布雷决心自我了断的时间点。蒋君章认为:“从布雷先生遗书的日子来推敲,他决心绝命,是十一月十一日,这一天上午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临时会议,时间拖得很长,我们等他回来吃饭,他回来的时候,脸色大变,他也以脸色如何为问,大概就在这个时候,他对生命有一个决定的措置。因为就在饭桌上,他和我们作了一次向所未有的谈话,郑重地谈了一小时多,谈话的内容,直到现在我还完全记得。…他在上楼的时候,吩咐我不要让客人见他,他需要休息。我太重视‘需要休息’这一句话了,因此,在两天中,我没有排闼直入过一次,而布雷先生就得到这样从容的机会,写这么多的遗书,而我一点也不知道,这是我追悔莫及的另一点。”
推断在短短的二天功夫里,陈布雷挑灯秉笔疾书,给蒋介石、秘书蒋君章与金省吾、张道藩、洪兰友、潘公展、程沧波、陈方、李惟果、陶希圣及遗孀陈夫人等亲友,写了至少十封的遗书。光是给蒋介石,他就写了两封遗书,第二封遗书里有谓:“昔者公闻叶诋总理之言,而置箸不食,今我所闻所见于一般老百姓之中毒素宣传,以散播关于公之谣言诬蔑者,不知凡几。回忆在渝,当三十二年时,公即命注意敌人之反宣传,而四五年来,布雷毫未尽力,以挽回此恶毒之宣传。……今乃以无地自容之悔疾,出于此无恕谅之结局,实出于心理狂鬰之万不得已。敢再为公陈之。“
陈布雷在最后一天日记中记载,“看样子我的身体是无法好起来的,我此心永远在痛苦忧念之中。四弟告我,百事要看得‘浑’些,我知其意而做不到。八弟告我:‘一切一切自有主管,又不是你一个人着急所能济事的。’又说:‘你何必把你责任范围以外的事,也要去分心思虑着急。’这话有至理,然我不能控制我的脑筋。”
最后日记又写道:“最近常想国家是进入非常时期了,我辈应该拿出抗战的精神来挽回困难,但是我自问身心较十一年前大不相同,即是共事的同事们,其分心经济,精神颓散,不免影响工作,要像当年的振奋耐劳,亦不可得……”从兴冲冲初晤蒋介石,决心加入国民党,参加工作,到最后自觉无法力挽狂澜于既倒,他不愿意见到“党国”消亡,更无力再与“心理狂郁”斗争,陈布雷选择了幻灭,选择了永远眼不见为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