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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运与分离
我在英格兰北部长大，小时候家境不错，父母也恩爱。我总记得妈妈站在厨房窗子旁，边做晚饭，边向外探望着我和哥哥嬉戏的样子。
不想我15岁时，爸爸生意失败，生活从此翻天覆地。哥哥从贵族高中辍了学，我也要周末去鞋店打工补贴家用。可谁知道这并不是厄运的终点，几个月后，哥哥因为一场车祸意外去世，那年他才17岁。
地球仿佛停止转动。伤心欲绝的父母觉得英格兰已无可留恋，决定举家搬到以色列重新开始。而妈妈做了个奇怪的决定：要早一步送我去以色列。16岁的我被匆匆打发去了内盖夫沙漠的一所寄宿学校，回想起来，那个决定比哥哥的死亡更打击我。
“安德鲁走了，为什么还要送走我？”我躲在被窝里哭着自问。那时的我极度渴望安全感，希望住在家里，有一起上学的小伙伴，更重要的是，我要妈妈的照顾。可妈妈似乎已经将剩下的家人分好阵营，她和爸爸一起，而我独自一人。
独自生活在以色列，我性情大变，变得贪玩疯狂。不上课的日子，就和朋友搭便车到特拉维夫市的海边，在那儿买毒品嗑药狂欢。我没有回家的概念，因为已没有记忆中的家了。
当父母到达以色列，一切都太晚了，我的生活中已不再需要他们。一家三口在一起时，我们总是回避痛苦的话题，谈话内容只限于政治、衣服或天气。少数情况下，一提到安德鲁的名字，就会出现令人尴尬的沉默。
岁月流转，我和母亲越来越疏远。家里有我的房间，但我觉得自己像个过客。我们也很少有身体接触，只有节假日才会吻一吻。印象中母亲似乎没有发自内心地拥抱过我，我也不愿与她接触。
每次通话，她都会语气愉快地跟我说：“爱你哦。”而我总是较真地想，这话缺了“我”啊！
病魔与守护
浑浑噩噩过了些年后，我遇到了拉兹，一个高大英俊，有责任感的男人。我们结了婚，并生养了三个孩子。
孩子是我与母亲之间脆弱的纽带，我很喜欢看母亲耐心地教我最小的女儿编织，或者放学后给孩子们读《小熊维尼》。也许我小的时候，她也是这样对我的，但我不记得了。
日子本该继续这般平静，可不知从哪一天开始，摔倒成了母亲生活中的常态。一开始她拒绝去看医生，并且让父亲对我隐瞒。当我终于发现问题时，她的身体已经严重失衡，要拖着脚才能从床边走到卫生间。
母亲被确诊为肌肉萎缩性侧索硬化症。我决定尽我所能帮她走到最后，看似如此慷慨大义，但这其实是出于最自私的念头：我想让自己觉得，我已尽了最大努力，觉得自己终究是个好女儿。几个月后，我甚至辞去了工作，全身心照顾她。多年来与她逐渐疏远，现在感觉像是在赎罪，也许我只是需要她的认可。
住院一段时间后，我们请了专职护士，租了医疗设备，接她回家等待死神的来临。由于身体不听使唤，母亲大部分时间都在愤怒和痛苦中度过。她总是很容易就发火，要么向父亲大发雷霆，怪他不理解她了，要么向护士米歇尔大发脾气。
有一次，我坐在她床边，用手指摆弄着放在床头柜上的金表，她突然厉声对我说：“放回去，现在这表还不属于你，还没到时候。”我放下表，走出房间，去了洗手间。我头靠着镜子，闭上眼睛在那里站了几分钟。
但我们之间开始有一种微妙的亲密关系。我们玩她很擅长的拼字游戏。我把分数写在一张纸上，她总是能赢我。当她的手指不能移动字母时，我就帮她移。当她要求向我讲述关于安德鲁的记忆时，我犹豫了。尽管我知道她希望修复我们之间的隔阂，但是我无法聚集足够的情感力量来迎合她。
慢慢地，她连话也说不清了，但她似乎渴望与我们沟通。于是我们找了一个志愿者来帮忙，他通过口型和字母拼写来记录母亲的表达。他将母亲说的话整理成了一封信，以下面这句话为开始：
“自从安德鲁死后，我一个字都写不出来——直到现在——只为了你，我亲爱的女儿。终于，她主动来接触我了。”
我的鼻头一下就酸了，原来她并非不在乎我。
死亡与救赎
我的儿子丹尼尔在来年四月将迎来13岁生日，也该举行成年礼了。我希望母亲能参加这场仪式，可我又害怕她挺不到那一天了。咨询了父亲教堂的犹太拉比，他同意我们提前举办儿子的成年礼。
此时的母亲已完全丧失了说话的能力，可她的目光会紧随我在房间里的动向，看着我抚平她的床单，整理枕头，看着我递给她一杯她已无法再喝的甜茶，看着我打开窗帘，让她可以看到外面。
我无数次地更换我们家客房的床单，供看望母亲的来访亲戚小住，我招待他们，鼓励大家向前看，可是我觉得自己再也坚持不下去了，已处在崩溃的边缘。就在成人礼的前几天，母亲引发了感染，我整整一星期守候在她的床边。原来，我是如此害怕她会离我而去。
成人礼那天，我们把母亲抱上轮椅，在她苍白的脸上化妆。我退后几步，欣赏我们的劳动成果，“您看上去美极了。”我说，这是由衷地赞美。出门前，我给母亲加了一顶小小的羊毛帽子，又把帽子拉下来遮住耳朵，这样她就不会受凉了。我细心的照料她，就像照顾小孩子那样。
在进入大厅前，我摘掉了母亲头上的帽子，用手指梳过她细软的头发，让它们顺服地下垂。“你可以做到的。”我说。这话虽然是对母亲说的，其实更像是说给自己听。
我们家人都不信教，可是当丹尼尔站出来用嘹亮的嗓音高声歌唱时，我和拉兹分别站在他左右，父母还有两个女儿就在我身边，那一刻我知道，我们做到了，全家人最后一次聚在一起。
永别与爱
那晚，我带孩子们和母亲说晚安。丹尼尔最后一个道别，他靠向我的母亲，吻着她的前额微笑着说：“没关系，您不用说出来，我已经知道您想讲什么。”妈妈打量着丹尼尔，眼里微微闪过泪光。他继续笑着，喃喃道出我无法说出口的一番话：“您想说您爱我，但我已经知道啦，所以您躺着就好。”
成人礼过去整整一周后，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周六上午，爸爸打来电话，惊慌地告诉我，妈妈窒息了。当时，厨房台面上的一个塑料托盘里还放着正在解冻的肉，我们计划做烧烤用，我把解冻的肉丢下，赶去看母亲。路上，我给家庭医生打电话，请他到我父母家见面。我们是一块到的。他进房间简单看了看母亲，然后走出来，把我和父亲叫到客厅，我们坐立不安。
医生解释说，妈妈体内满是积液，他下了结论：“你们可以选择插管排液，不然就让她安息。” 父亲只是呆呆地站在那。轮到我替母亲决定了，这是我做过最简单的事。“让她走吧。”我淡淡地说。
医生让我们进屋跟她道别。等到用了镇静剂，母亲就不会知道我们在那。我走进去，脸贴近她的脸，吸着她呼出的虚弱气息，告诉她我唯一能说的话：“我们原谅彼此吧。”我不知道自己是真这样想，还是只想让她相信我这样想。
我又靠近她一些，她微微睁开眼睛，因为她知道我终究还有别的话要说，“安德鲁在等你，去吧，去找他吧。”我低声说道，好像害怕被别人听到似的。
在医生离开一个小时后，母亲去世了。我离开房间到阳台上呆了会儿，猜想橱柜上的肉等我回家时会不会就解冻了。我看着父母公寓外的路，两个孩子在街上踢球，一个空的薯条袋子被风猛地吹起，又落了下来。
我低下了头，不知道在对谁说：“我原谅你了，希望你也能原谅我。妈妈，我想我是爱你的。”
我在英格兰北部长大，小时候家境不错，父母也恩爱。我总记得妈妈站在厨房窗子旁，边做晚饭，边向外探望着我和哥哥嬉戏的样子。
不想我15岁时，爸爸生意失败，生活从此翻天覆地。哥哥从贵族高中辍了学，我也要周末去鞋店打工补贴家用。可谁知道这并不是厄运的终点，几个月后，哥哥因为一场车祸意外去世，那年他才17岁。
地球仿佛停止转动。伤心欲绝的父母觉得英格兰已无可留恋，决定举家搬到以色列重新开始。而妈妈做了个奇怪的决定：要早一步送我去以色列。16岁的我被匆匆打发去了内盖夫沙漠的一所寄宿学校，回想起来，那个决定比哥哥的死亡更打击我。
“安德鲁走了，为什么还要送走我？”我躲在被窝里哭着自问。那时的我极度渴望安全感，希望住在家里，有一起上学的小伙伴，更重要的是，我要妈妈的照顾。可妈妈似乎已经将剩下的家人分好阵营，她和爸爸一起，而我独自一人。
独自生活在以色列，我性情大变，变得贪玩疯狂。不上课的日子，就和朋友搭便车到特拉维夫市的海边，在那儿买毒品嗑药狂欢。我没有回家的概念，因为已没有记忆中的家了。
当父母到达以色列，一切都太晚了，我的生活中已不再需要他们。一家三口在一起时，我们总是回避痛苦的话题，谈话内容只限于政治、衣服或天气。少数情况下，一提到安德鲁的名字，就会出现令人尴尬的沉默。
岁月流转，我和母亲越来越疏远。家里有我的房间，但我觉得自己像个过客。我们也很少有身体接触，只有节假日才会吻一吻。印象中母亲似乎没有发自内心地拥抱过我，我也不愿与她接触。
每次通话，她都会语气愉快地跟我说：“爱你哦。”而我总是较真地想，这话缺了“我”啊！
病魔与守护
浑浑噩噩过了些年后，我遇到了拉兹，一个高大英俊，有责任感的男人。我们结了婚，并生养了三个孩子。
孩子是我与母亲之间脆弱的纽带，我很喜欢看母亲耐心地教我最小的女儿编织，或者放学后给孩子们读《小熊维尼》。也许我小的时候，她也是这样对我的，但我不记得了。
日子本该继续这般平静，可不知从哪一天开始，摔倒成了母亲生活中的常态。一开始她拒绝去看医生，并且让父亲对我隐瞒。当我终于发现问题时，她的身体已经严重失衡，要拖着脚才能从床边走到卫生间。
母亲被确诊为肌肉萎缩性侧索硬化症。我决定尽我所能帮她走到最后，看似如此慷慨大义，但这其实是出于最自私的念头：我想让自己觉得，我已尽了最大努力，觉得自己终究是个好女儿。几个月后，我甚至辞去了工作，全身心照顾她。多年来与她逐渐疏远，现在感觉像是在赎罪，也许我只是需要她的认可。
住院一段时间后，我们请了专职护士，租了医疗设备，接她回家等待死神的来临。由于身体不听使唤，母亲大部分时间都在愤怒和痛苦中度过。她总是很容易就发火，要么向父亲大发雷霆，怪他不理解她了，要么向护士米歇尔大发脾气。
有一次，我坐在她床边，用手指摆弄着放在床头柜上的金表，她突然厉声对我说：“放回去，现在这表还不属于你，还没到时候。”我放下表，走出房间，去了洗手间。我头靠着镜子，闭上眼睛在那里站了几分钟。
但我们之间开始有一种微妙的亲密关系。我们玩她很擅长的拼字游戏。我把分数写在一张纸上，她总是能赢我。当她的手指不能移动字母时，我就帮她移。当她要求向我讲述关于安德鲁的记忆时，我犹豫了。尽管我知道她希望修复我们之间的隔阂，但是我无法聚集足够的情感力量来迎合她。
慢慢地，她连话也说不清了，但她似乎渴望与我们沟通。于是我们找了一个志愿者来帮忙，他通过口型和字母拼写来记录母亲的表达。他将母亲说的话整理成了一封信，以下面这句话为开始：
“自从安德鲁死后，我一个字都写不出来——直到现在——只为了你，我亲爱的女儿。终于，她主动来接触我了。”
我的鼻头一下就酸了，原来她并非不在乎我。
死亡与救赎
我的儿子丹尼尔在来年四月将迎来13岁生日，也该举行成年礼了。我希望母亲能参加这场仪式，可我又害怕她挺不到那一天了。咨询了父亲教堂的犹太拉比，他同意我们提前举办儿子的成年礼。
此时的母亲已完全丧失了说话的能力，可她的目光会紧随我在房间里的动向，看着我抚平她的床单，整理枕头，看着我递给她一杯她已无法再喝的甜茶，看着我打开窗帘，让她可以看到外面。
我无数次地更换我们家客房的床单，供看望母亲的来访亲戚小住，我招待他们，鼓励大家向前看，可是我觉得自己再也坚持不下去了，已处在崩溃的边缘。就在成人礼的前几天，母亲引发了感染，我整整一星期守候在她的床边。原来，我是如此害怕她会离我而去。
成人礼那天，我们把母亲抱上轮椅，在她苍白的脸上化妆。我退后几步，欣赏我们的劳动成果，“您看上去美极了。”我说，这是由衷地赞美。出门前，我给母亲加了一顶小小的羊毛帽子，又把帽子拉下来遮住耳朵，这样她就不会受凉了。我细心的照料她，就像照顾小孩子那样。
在进入大厅前，我摘掉了母亲头上的帽子，用手指梳过她细软的头发，让它们顺服地下垂。“你可以做到的。”我说。这话虽然是对母亲说的，其实更像是说给自己听。
我们家人都不信教，可是当丹尼尔站出来用嘹亮的嗓音高声歌唱时，我和拉兹分别站在他左右，父母还有两个女儿就在我身边，那一刻我知道，我们做到了，全家人最后一次聚在一起。
永别与爱
那晚，我带孩子们和母亲说晚安。丹尼尔最后一个道别，他靠向我的母亲，吻着她的前额微笑着说：“没关系，您不用说出来，我已经知道您想讲什么。”妈妈打量着丹尼尔，眼里微微闪过泪光。他继续笑着，喃喃道出我无法说出口的一番话：“您想说您爱我，但我已经知道啦，所以您躺着就好。”
成人礼过去整整一周后，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周六上午，爸爸打来电话，惊慌地告诉我，妈妈窒息了。当时，厨房台面上的一个塑料托盘里还放着正在解冻的肉，我们计划做烧烤用，我把解冻的肉丢下，赶去看母亲。路上，我给家庭医生打电话，请他到我父母家见面。我们是一块到的。他进房间简单看了看母亲，然后走出来，把我和父亲叫到客厅，我们坐立不安。
医生解释说，妈妈体内满是积液，他下了结论：“你们可以选择插管排液，不然就让她安息。” 父亲只是呆呆地站在那。轮到我替母亲决定了，这是我做过最简单的事。“让她走吧。”我淡淡地说。
医生让我们进屋跟她道别。等到用了镇静剂，母亲就不会知道我们在那。我走进去，脸贴近她的脸，吸着她呼出的虚弱气息，告诉她我唯一能说的话：“我们原谅彼此吧。”我不知道自己是真这样想，还是只想让她相信我这样想。
我又靠近她一些，她微微睁开眼睛，因为她知道我终究还有别的话要说，“安德鲁在等你，去吧，去找他吧。”我低声说道，好像害怕被别人听到似的。
在医生离开一个小时后，母亲去世了。我离开房间到阳台上呆了会儿，猜想橱柜上的肉等我回家时会不会就解冻了。我看着父母公寓外的路，两个孩子在街上踢球，一个空的薯条袋子被风猛地吹起，又落了下来。
我低下了头，不知道在对谁说：“我原谅你了，希望你也能原谅我。妈妈，我想我是爱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