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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铁凝以短篇小说《会飞的镰刀》走上文坛。在此后几年里，铁凝在风生水起的80年代文学中脱颖而出，1982年的短篇小说《哦，香雪》和1983年的中篇小说《没有纽扣的红衬衫》成为近40年文学的经典之作。这两篇小说在后来也成为铁凝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
如果我们在更广阔的文学史视野中考察，会发现新时期文学中许多重要的文学现象，比如知青文学、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女性写作等，铁凝都参与其中，却又与众不同。借助对日常生活的绵密书写，对善良美好人性的真诚呼唤，铁凝得以既在潮流之中，又在潮流之外，既顺应潮流，又不被潮流所裹挟。随着中国当代文学进入1980年代，文学书写的多元时代也同步到来，不同的作家秉持不同的观念、立场、眼光来处理社会现实，进行历史想象，使当代文学呈现出某种意义上的“个人化”状态。铁凝身处其中，仍然通过细腻的日常生活书写来呈现人类灵魂的叹息与战栗、喜悦与悲伤、善良与邪恶，并借此介入历史想象与现实书写，在当代文学现场中从容不迫，别具一格。
文学创作与日常生活的关系是我们考察铁凝写作的切入点，当我们在一般意义上讨论“日常生活”时，它不仅指那些包含着物质生活外壳和情感生活肌理的庸常世相，同时也包括了浸润着世情、人情、风俗、习性的生活方式。作家该如何书写生活？文学又该如何呈现生活？汪曾祺在谈论阿城时，给出了他的答案。他说：“阿城是敏感的。他对生活的观察很精细，能够从平常的生活现象中看出别人视若无睹的特殊的情趣。他的观察是伴随了思索的。否则他就不会看到生活的底蕴。这样，他才能继续了各样的生活的印象，可以俯拾，形成作品。” 汪曾祺：《人之所以为人》，陆建华主编：《汪曾祺文集·文论卷》，第123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换言之，“生活”虽然是文学的表现对象，但作家仅仅沉溺于世相的描摹是不够的，只有借助观察和思索，发现生活中的情趣和底蕴，才有超越生活表象的可能，才能使生活真正成为文学的审美对象。
从某种意义上说，铁凝赋予日常生活以人性关怀，借助日常生活来建构性别意识，并以日常生活来重写宏大历史，这种处理方式不仅成就了她个人的创作风格，也为文学书写日常生活提供了新的意义增长点。
1980年代的知青文学、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诸种文学现象，不仅直面现实、反映生活，也启迪人心、变革社会。铁凝对这些文学现象多有所呼应，但她并未对坚硬庞杂的社会现实进行正面剖析，而是聚焦于日常的生活场景，考察浸润其中的个体境遇，探查人性的幽微复杂。
在当代文学的发展脉络中，就“知青文学”而言，它是极具“代际”特征的，它被视为“独特的一代作家所创作的，表现了独特一代人的人生经历和思想意识的文学现象”。姚新勇：《主体的塑造与变迁——中国知青文学新论（1977-1995年）》，第2页，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0。这种“独特”使“乌托邦理想不可避免地左右着大部分知青作家的精神纽带和创作的基本姿态”，郭小东：《中国知青文学史稿》，第12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因而“知青文学”大多浸润着英雄主义基调、理想主义气息，以及启蒙主义立场。作为知青一代，铁凝对知青生活的书写却在某种意义上疏离了这一主体特征。她曾如此描述成为知青时的想法：“或许我也能成为一个作家吧？那么就该发誓去追求作家所应具备的一切，包括我朦胧中所了解到的关于深入生活什么的。”铁凝：《河之女》，第60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由于铁凝将“上山下乡”与深入生活相关联，将知青经验与作家梦相联系，她看待知青生活便有了别样的视角。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等具有鲜明英雄主义基调的知青文学在处理知青对生活道路的选择时，往往将扎根农村视为一种英雄主义的行为和对革命事业的奉献精神。铁凝的《村路带我回家》处理了相近的题材，但文本并没有建构起这种坚定理想、献身信仰的英雄主义话语，也没有让革命理想悬置个体欲望和情感诉求。文本中乔叶叶下乡本不是为了革命理想，而是时代大潮中的随波逐流;她能成为“扎根典型”也与革命理想无关，那只是因为一场阴差陽错的婚姻;而她最后之所以愿意放弃回城的机会，则是因为金召带给她可感可触的温暖的日常生活。可见，乔叶叶的人生选择只是一种顺应生活、顺应内心的自然选择，正如赵园的评论：“像是有意提供反题，铁凝以其对人物（知青）回归的别致诠释令人耳目一新……作者以极其‘个人’的人物逻辑使人物的回归、扎根‘非道德化’，与任何意识形态神话、政治豪言、当年誓言等等无干。”赵园：《地之子》，第275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
知青作家笔下的农村生活或者贫穷落后，是需要改造的对象，比如《桑树坪纪事》《秘而不宣的往事》;或者平静美好，是乡恋情结或乌托邦理想的寄寓，比如《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等。铁凝对农村生活的书写也展现出其中的保守性与现代文明的冲突，但她更多是持一种悲悯或包容的态度，甚少做出价值判断，因而农村生活在她笔下更多地表现出恒常而混沌的一面。比如《麦秸垛》中的端村生活，日常且波澜不惊，知青们并没有以“他者”的眼光去审视这种波澜不惊，反而慢慢地习惯和融入，杨青就学会了场上和地里的活儿，也学会了像端村人那样聊天，她返城后总觉得并没有离开端村。在新时期初年的文学脉络中，铁凝对知青生活的书写，隐去的是其中革命性、非常态的一面，彰显的是其中日常性、常态性的部分，将恒定不变，自在包容的日常生活处理成安顿人心的力量。
新时期文学中，与“知青文学”在产生时间、创作主体以及思想主题上有交叠的是“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在某种意义上，新时期文学的主潮是从揭示“文革”伤痕，反思“文革”悲剧开始的。铁凝的《小路伸向果园》《灶火的故事》《没有纽扣的红衬衫》《银庙》《死刑》《色变》《木樨地》等文本，呼应了“伤痕”或“反思”的文学主潮，但这些文本进入主题的切入点仍然是对日常生活丰富细节的细致书写，从而在审美风格上与彼时的文学主潮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无论是揭示伤痕，还是反思历史，这些直面现实的文学书写大多正面介入社会问题。《班主任》中的张老师发现谢慧敏和宋宝琦都把《牛虻》当作“黄书”时，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呐喊。《伤痕》直接以个人情感的宣泄代替了生活细节的描述。铁凝的《色变》则将故事场景设定在日常的家庭聚会中，通过“我”的眼睛，看到于伯伯在见到夏尔巴刀时的“色变”，侧面映衬出他的伤痕记忆。显然，《色变》并没有正面处理主人公的“文革”遭遇，或者说没有正面揭示社会问题，而是通过一个日常生活的场景，通过对人物瞬间表情的捕捉，以小见大，以实写虚，达到触动心灵的审美效果。 在结构层面，“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大多延续二元对立的斗争模式，人物设置上仍然是好坏对立，忠奸对峙，《班主任》《李顺大造屋》均是如此。与之相对应的是，文学揭露伤痕、反思历史想要表达的仍然是乐观的历史理性。张老师相信自己能够帮助学生走上正确的道路;李顺大终于在“文革”结束后买齐了建房材料，盖起了房子。曾经被颠倒的历史重新复归原位，个人所受到的精神伤害随之被治愈。铁凝尝试改变这种结构模式，《没有纽扣的红衬衫》便是通过细节描写来呈现异化的权力和僵化的思想对日常生活的侵蚀，这其中并没有设计出对立的人物和情节。铁凝在处理伤痕时也并未一味地追求历史理性，《银庙》《死刑》《色变》等文本中的人物在“文革”中所受到的精神伤害并没有随着“文革”的结束而被完全抹去。可以说，在诉说伤痕、反思历史时，铁凝仍然让笔触深入日常生活的肌理，让日常景观代替控诉，以日常交往置换斗争，日常生活书写的意义也因此得以凸显。
1980年代中期开始，社会文化语境在日益推进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中渐变。在文学创作领域，日常生活不再被视为狭窄的、琐屑的、无意义的生活边角料，转而成为作家表达生活经验、处理人与环境关系的竞技场。日常生活本身包含的琐屑和无常构成了人之所以为人的物质外壳和情感肌理，并且进一步发展成为历史元叙事的解构性力量。这种处理日常生活的方式在被称为“新写实”的小说叙事中表现得最为显著，比如刘震云的《一地鸡毛》《单位》、池莉的《烦恼人生》《不谈爱情》、方方的《风景》《纸婚年》等。铁凝的文本序列虽然也写出了日常生活中的无奈，却仍然赋予日常生活以诗性和“意义”，让日常生活成为探索人性、思考人生价值的话语场。
《小郑在大楼里》与《单位》写的都是进入机关工作的年轻人必须对付的琐屑日常。不同的是，《单位》里的小林终于从一个有个性的青年变成得过且过，没有激情，麻木不仁的凡俗之人。而小郑虽然受了委屈，也遭遇了不少挫折，却仍然心怀善意，踏踏实实做着他的勤务工作。《寂寞嫦娥》与《不谈爱情》都处理了一段不怎么尽如人意的婚姻生活，池莉笔下的婚姻既不是休憩的港湾，也不是斗争的战场，而是实实在在琐碎无比的过日子，男人和女人都得以在婚姻中成长，学会做丈夫和妻子。铁凝笔下的婚姻却是一个人性格品行的试金石。保姆嫦娥嫁给名作家佟先生，注定是一场不平等的婚姻，嫦娥面对各种挑剔刁难、有意的疏远和含沙射影的挑衅，始终报以真诚和善良。她对生活不忌恨也不将就，不逆来顺受也不委曲求全，在重新找到自己的幸福之后，仍然感恩过往。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新写实”对日常生活的处理，拆解了“日常生活”的深度模式，也消解了现代文学建立起来的“意义”为先导的叙事方式，而铁凝对日常生活的处理，却仍然执着于人情探察和人性关怀。
铁凝借助细腻的日常生活书写来观照社会现实，呈现出普通人的生存样态和心灵面貌。日常生活在铁凝笔下成为现实与人生的连接点，她对日常生活中因保守和惰性导致的人的异化持批判态度，同时也将日常生活视为人生价值的生成场所，执着而含蓄地召唤着人心中的温情和善意。这种对日常生活的处理态度，使她的文学书写在当代文学的历史脉络中彰显出独特的品格。
二
在新时期文化界所接受的各种西方理论中，女性主义理论似乎是其中影响最大，最持久的思潮。这不仅是因为有许多研究者借助女性主义理论从事女性文学史的清理和研究，从事关于女性写作的批评实践，更是因为活跃在文坛上众多的女性作家几乎都自觉地以性别意识来关照她们的书写对象。从某种程度上说，新时期以来的女性写作几乎是伴随着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译介而同步发展的，因而女作家和她们的作品往往被自觉地指认为表达某种女性主义理论观点的文本。在这一研究视角下，我们不难发现张洁的《方舟》成为新时期女性写作的起点，小说的题记“你将格外的不幸，因为你是女人”，首先在伤痕、反思的文学思潮中提出了性别问题。随后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我在哪儿错过了你》揭示了女性“雄化”之后所造成的两性关系的紧张和社会结构的不稳，从某种角度上质疑了一直以来人们奉行不悖的“男同志能做到的事，我们女同志也能做到”的“男女平等”的标准。1980年代中期，王安忆的“三恋”以及《逐鹿中街》《弟兄们》则是在修正这种“男女平等”的标准，在承认并肯定性别差异之后，对女性“主内”角色的多向度探讨。至于1990年代以“私人写作”或“个人化写作”标识文坛的林白、陈染，更被视为女性主义理论关于“身体写作”论述的文本实践者。在新时期以来女性主义批评的理论实践中，张洁、谌容、张抗抗、王安忆、毕淑敏、迟子建、林白、陈染、徐小斌、卫慧等女作家分别构成了女性文学史中不同时期的研究点，始终关注女性命运的铁凝当然也侧身其中。
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女性写作的突出特征在于其与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相伴生，两者相辅相成、互为因果。铁凝同样也是借助日常生活书写进入女性写作，以明确的性别意识处理女性生活，观照女性生存状态，然而借助女性主义批评的性别立场和性别视角，她的作品却有相当一部分很难被纳入这一话语实践。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铁凝表达性别意识时的独特性。
首先，铁凝对女性生活的书写并不局限于女性视角。她说：“我本人在面对女性题材时，一直力求摆脱纯粹女性的目光。我渴望获得一种双向视角或者第三性视角，这样的视角有助于我更准确地把握女性真实的生存境况。”铁凝：《写在卷首》，《铁凝文集4·玫瑰门》，第1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对面》写我隐遁在长期无人居住的仓库里，用望远镜窥视住在对面的她的私生活，我审视她的相貌身材、穿衣打扮、她的廚艺，以及她和两个不同男人的约会调情。我把她的私人生活当作一场只为我一人上演的真人秀，一边观赏、一边评判、一边想入非非，而她却浑然不知，以为可以逃离所有人的目光拥有一个私密的生活空间，尽情舒展自己的天性。借助一个男性的视角，《对面》将男性中心社会中，女性的被动位置和“被看”境遇表达得淋漓尽致。如果不是因为我难以克制自己的嫉妒和报复心，赫然向她昭示一双目光的存在，这种“看”与“被看”的关系将会一直延续下去。然而，她终究无法坦然面对“被看”，只能让人生就此谢幕。在此，铁凝借用男性的叙事视角和叙事眼光犀利地映照出了现实世界中女性的生存本相。 《遭遇礼拜八》则超越了既定的性别视角，写一个主动选择离婚的女人遭遇的各种误解。有人同情她将独自带着孩子艰辛度日;有人大骂她的丈夫抛妻弃子;有人主动上门等着她倾诉;有人自动分担她的工作好让她感觉到关怀和友善;有人却以为是她生活不检点而对她疾言厉色……唯独没有人让她安安静静地享受自己的内心生活，而这些误解和安慰不仅来自男性，也来自女性。显然，“第三性视角”呈现的不仅仅是男性对女性的误会，也不仅仅是女性之间的隔膜，而是既定的社会秩序、生活观念对女性个体的压抑和限制。这种叙事视角所打开的对话空间既显示了想要脱离既定社会轨道生活的女性所遭遇的扭曲的生活空间，也从一个侧面呈现出既定社会秩序的某种荒诞性。
其次，铁凝对“女性的本质”具有自觉的反思精神，她有意识地疏离“女性美学”赋予女性的自赏心态，避免落入“性别本质论”的窠臼。关于《玫瑰门》，铁凝说：“我在小说里写了一种女性的状态，女性的生存方式和一种生命的过程。有朋友跟我讲，你写得真反胃，真脏。我以为，如果不写出女人的让人反胃的、卑琐的、丑陋的，男人所见不到的那些个方方面面，女人的魅力反而不能真实地展示出来。”铁凝、汪曾祺等：《铁凝笔下的女儿国——〈玫瑰门〉研讨会纪要》，《文学四季》1989年第2期。《玫瑰门》中的姑爸挑战了性别成规，她刻意去除自身的女性特征，蓄短发，抽烟袋，迈四方步，以男装示人，性情古怪。在自己的爱猫被邻居虐杀后，她以怪异的方式报复，甚至将爱猫连皮带毛吞下以彻底拥有爱猫。司猗纹则挑战了伦理秩序，她引诱自己的公公，跟踪儿媳竹西与叶龙北的约会，还故意让年幼的孙女眉眉撞破竹西与邻居大旗的私情。对秩序的挑战，对禁忌的触犯往往被女性主义赋予革命性的意义，然而铁凝将这种挑战和触犯放大到极致，既写出了秩序、规范、禁忌对人性的扭曲，也彰显出隐藏在人性中的恶。
如果说《玫瑰门》是从性别角度写女人的卑琐和丑陋，《大浴女》则是从家庭生活和日常交往中写出人的冷酷、残忍、妒忌和自私。章妩既不是尽责的母亲，也不是尽责的妻子，通过身体交易换取回城休养的病假条，却在女儿重病时仍外出私会情人;尹小跳和尹小帆两姐妹都比较排斥小妹尹小荃，两人在目睹姗姗学步的尹小荃不慎掉入污水井后，心照不宣地不予施救;尹小帆争强好胜、妒忌成性，几乎什么都跟姐姐尹小跳抢夺，包括恋人;尹小跳为了能进她心仪的出版社工作，让美艳的好友唐菲和副市长进行身体交易。铁凝以客观、理性、包容的眼光，写出了男人和女人身上都存在的人性暗疾，这种反思自省的写作姿态，为女性美学的建构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此外，铁凝自觉地将女性意识的建构纳入到现代国家历史的宏大叙事中去考量。现代中国的性别问题从来都不是单一的存在，而是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文化传统，包括民风民俗相关联的“集合体”。《棉花垛》写出了民族解放话语与性别话语交织中女性的个体命运。小臭子和乔，一个因为情人不在身边穷极无聊进了抗日组织的识字班，一个因为爱上了抗日干部成了抗日队伍中的妇女干部，两人对民族大义都缺乏一定的自觉意识。也正因如此，小臭子贪生，轻易地向日本人出卖了乔，乔却因为坚守爱情不愿出卖组织而成了烈士。然而，在战争中，不管小臭子和乔是否投身正义的一方，她们被毁灭的方式都是一样，乔被日本人侮辱后杀害，小臭子引诱抗日干部，被当作“坏女人”和叛徒处决。《棉花垛》在此充分展示了性别秩序与民族国家话语之间的复杂缠绕，以及女性作为历史客体的悲剧命运。
值得注意的是，《玫瑰门》在处理司猗纹的命运时表明了女性个体解放与社会解放并不同步的问题。新社会开启了司猗纹寻找新生活的理想，她离了婚，并试图进入社会生活的公共领域，她糊纸盒，当用人，当小学教师，努力成为新社会中的普通劳动者，但终因家庭出身而无法获得社会的信任，不得不退回家庭。《大浴女》在处理尹小跳的爱情和唐菲的身体时，也并未将爱情主题和身体欲望视为女性建构自身主体性和身份认同的途徑。尹小跳对方兢的爱是一种盲目的崇拜，卑微而委屈，方兢在情感上的背叛，被尹小跳视为上天对她的惩罚，这段感情给尹小跳带来的不是自我认同，而是自虐式的情绪宣泄。美艳动人的唐菲把身体作为资本，她不动真情地游走在各色男人间，以放纵利用和对付男人，她对身体和欲望的张扬表面上让她战无不胜，却并未使她获得女性的主体性，反而摧毁了她的身体，导致主体消融。
铁凝的写作始终关注着女性的生存本项，不断追问女性的生存境遇。但她对性别问题的思考并没有局限于单向度的性别视角和性别立场，而是将性别问题放置在社会历史、文化心理、世态人情的具体语境中去考察。她以扎实细密的日常生活经验书写，“极为深刻地表达了对女性的历史、现实境遇的质疑，表达了对女性‘本质’——关于女性本质的话语的质疑”，戴锦华：《真淳者的质询——重读铁凝》，《文学评论》1994年第5期。为女性意识的开掘提供了对话和升华的空间。
三
新时期以来，关于历史的书写依然秉承现实主义的原则，然而随着社会历史语境的转变，文艺界对现实主义的理解发生了变化，文学中所呈现的历史意识和历史想象随之也发生了变化。尤其是1980年代中期的“西学热”和关于“纯文学”的讨论，使文学与政治的紧密关系进一步松绑，人们眼中的历史便不仅仅是革命的、斗争的、政治的历史，同时也是地方的、家族的、个人的历史。借助新历史主义的理论资源，关于重大历史事件的讲述开始向家族史或地方志偏移。从某种意义上说，呈现怎样的历史或者从哪个角度呈现历史，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家对“历史材料”的处理。莫言、刘震云、叶兆言等作家的“新历史小说”，以及“新历史”之后包括张炜、陈忠实、刘醒龙、李洱、格非等的历史书写，大多选择以民间立场或者个人经验来结构历史，在对普通的小人物如何面对生命和死亡、革命和正义、情感和欲望的书写中完成关于历史的讲述，在呈现历史自身多面性和复杂性、写出一个地方的历史风物和世态人情的同时，也自觉疏离了历史的宏大叙事。他们的文学书写放逐了宏大历史叙述中的社会进步论和崇高美学观，在解构了启蒙文学以“意义”为先导的文学观念的同时，也赋予“历史”以新的意义空间。 1990年代以来的历史书写，不论是回避正面描写重大历史事件，尤其“表现出对历史记载中的零散插曲、逸闻轶事、偶然事件、异乎寻常的外来事物、卑微甚或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情形等许多方面的特别的兴趣”〔美〕海登·怀特：《评新历史主义》，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第10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的“新历史小说”;还是重建理想信念，坚守革命正义性和崇高性的《历史的天空》《亮剑》;或是以民族主义话语渐次置换阶级立场的《五月乡战》《抵抗者》;以及以传统伦理、血缘亲情、“人伦的高贵”来重写历史的《白鹿原》《银城故事》《圣天门口》等等历史叙述，在文本中与主人公性格的复杂性、社会身份的多元性、个体命运的不确定性相对应的是大量生活性细节的渗入，这些细节成为显现宏阔的、多层面的历史样貌的有机组成。从某种意义上说，虽然宏大历史所携带的意识形态信息被细密的生活细节所冲淡，但卢卡契在论述“史诗性”时所强调的“家庭生活”“物质生活”受到了重视，相应的“政治生活”也有了不同的呈现。在这一历史叙述的脉络中，铁凝的《笨花》同样也是借日常生活书写宏大历史的文本，并以家族记忆和个人经验描绘历史景观，以日常生活的自在性和恒常性突破了宏大历史所强调的“历史理性”。不同的是，《笨花》尝试将日常生活重新纳入宏大叙事的讲述，并以日常生活书写来修复集体记忆，从而为历史叙述提供了新的可能。
日常生活包孕着丰厚的民风民俗，《笨花》借此建构起笨花人的身份认同。小说开篇工笔细描出一段笨花人的日常景观：西贝家的饭食，吃饭时座位的次序，笨花村打兔子的规矩，还有黄昏时分鸡蛋换葱、卖烧饼酥鱼、卖煤油的吆喝声。地缘性的民俗风情看似一种自然自在的生存状态，却是身份认同的起点，能够起到强化自我或集体意识的作用，这是因为人们之所以对某个地方、某个社群有认同感，有某种持久的难以表达的情感，是因为那里是“他的家园和记忆儲藏之地，也是生计的来源”。〔美〕段义孚：《恋地情结》，第13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向喜天南海北带兵打仗，总想在战壕边上找到一种叫“老鸹喝甜酒”的野花，它是笨花人的情感记忆和身份标志;虽然身份变了，每次回乡省亲，仍然跟从前一样带着一家人赶庙吃饸饹;从军多年，总是随身携带一块从笨花带出来的粗布;回乡后想吃的也是兆州一带最普通的鸡蛋挂面。取灯生在宜昌，长在保定，她虽然与笨花有血缘关系，但对笨花村的情感认同，对自己是笨花人的身份认同却是来源于笨花村的民风民俗和她的“入乡随向”。从早餐吃二八米窝窝开始，她很快学会了上房晒药投芝麻、拉风箱烧火做饭;在笨花村，她主动跟梅阁做朋友，跟有备一起演戏，参加梅阁的受洗仪式，跟时令一起为笨花的抗日组织工作，新鲜充实的日常生活让取灯这个“外边人”自然而然地成了笨花人。
民风民俗同时也是一个民族建构自身身份认同的途径。外地来的抗日干部尹率真因为熟悉笨花村的风土人情，会跟笨花人一起烧火拉风箱，还会教他们做西瓜酱，原本存在于陌生人之间的戒备和罅隙因为有着共同的生活方式，共通的民俗习性而被抹平。正是建立在这种风土人情上的国族认同，让笨花村顺利地建立起了抗日组织，个人性的、地方性的身份认同也因此得以与民族国家认同相融合。民风民俗能够建构起国族认同与其稳定而持久的恒常性相关，虽然重大的社会变动会导致民俗发生变化，比如战争，但是一旦社会回归常态，早已稳固的民风民俗也会自然恢复。《笨花》写笨花村在日本兵进驻兆州之后发生的变化：因为没人养鸡也就没有鸡蛋换葱，人们担心“露富”也就见不着卖烧饼酥鱼的老头儿，等等，这些寻常风景直到抗战进入尾声才渐渐恢复。这也在某种程度上确认了民风民俗与国族身份认同之间的联动关系。
日常生活充盈着夫妻、父子、朋友、邻里的相互关系，《笨花》借助朴素温暖的人际交往，建构起家国天下的情感肌理。《笨花》中最根本的人际关系都是以彼此尊重为前提的。夫妻之间彼此尊重，相敬如宾。向喜始终敬重同艾，包容顺容，在施玉婵打算抛家弃女时也尊重她的选择，并给足了盘缠银两;同艾在向喜另娶之后虽然内心委屈，却也能宽容隐忍、敬上怜下、持家守业;同艾和顺容尽管性情各异，都能将取灯视同己出，关爱有加。父子之间彼此尊重，家风清明。向家家教如同刻在门楣上的对联“处事无奇但率真，传家有道唯忠厚”，子女成年后，不论文成选择在村里开药房办学堂，还是文麒文麟选择赴延安，向喜都尊重并支持。这种相互尊重、互相扶持推衍到朋友、邻里之间也是一样的。向文成和甘子明主动打官司为乡亲收回被占的官地，一起筹建村里的两级学堂，向家尊重梅阁的宗教信仰，一起排演节目参加梅阁的受洗仪式，在她生病后又想方设法四处托人为她买西药。这种相互尊重，互相扶持与其说源于现代以来个人意识的觉醒，不如说是基于儒家传统中重仁重义的家国情怀。所以，向文成会对取灯说：“好在向家人拿‘走’也不当回事，咱不能不自量力地说自己是国家的栋梁，可个人命运也总是和国家的命运联系着。有备还小，将来家里也留不下。”铁凝：《笨花》，第38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所以在国难当头的时候，瞎话、糖担儿、走动儿、佟法年以及西贝时令等人都选择投身抗战，他们同仇敌忾，表现出一个中国人应有的爱国情怀和民族气节。从这个意义上说，《笨花》重建了个人/家庭/地方/国家一体的伦理体系，个人的日常生活伦理以一种自然的、情感化的方式融入了民族国家话语。
日常生活蕴含着人们的看世眼光、价值取向和精神追求。《笨花》分别描述了三种不同的文化形态，在家国危亡的语境中，它们各自独立又相互融合，共同服务于民族解放的文本主题。向家代表着儒家的文化传统，向喜读《论语》《孟子》，他重仁义，有家国情怀，因为深知“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的含义而获得了招兵者的认可。向文成读《弟子规》，也读医书、读地图，他待人谦和、处事开明，在笨花村借诊病办学向村人传授现代知识和爱国思想，因为明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抗战期间主动让出自己的诊所作为后方医院。取灯虽是女孩，身上却有舍生取义的浩然之气。她勇敢地加入抗日洪流，成长为脱产干部。瑞典传教士山牧仁在笨花开办主日学校，传播基督教，他同情中国人民的抗日行为，想方设法帮后方医院买到稀缺药品;瞎话、糖担儿、走动儿都是活跃在笨花村的民间人物，他们幽默、善良，也狡黠、市侩，日本人进驻之后，瞎话主动担任支应局长，与日本人虚意周旋;糖担儿当起了村警，提醒村民注意日本人动向;走动儿则成为抗日组织中的交通员。这三种文化形态都映照出抗日战争的正义性，以及战争状态下人性的力量。
尤其需要说明的是，《笨花》建构了一个多种文化形态相互包容的文化场域。向家尊重梅阁的宗教信仰，向文成和山牧仁关于中医、基督教义，甚至养鸡种菜的交谈，使他们交往的意义远大于交流的内容。西贝牛虽不愿女儿受洗，但看到向文成认可，也就默默接受了。而糖担儿、瞎话原本就游走在各种文化形态之间。可以说，身处这一文化场的笨花人认同的是包孕在不同文化形态中的共同的要素，比如仁爱、忠义、平等、勇敢等。《笨花》将文化形态处理成连接个人与民族、日常生活与民族革命间的纽带，借助文化融合，日常生活书写成为宏大历史叙述的重要组成部分。
铁凝借助对日常生活中民风民俗、人情交往和文化场域的书写，“在宏大叙事和家常日子之间找到了一个叙述的缝隙”，
①将世俗生活中蕴含的诗性纳入其中。这样的处理方式不仅拓展了日常生活的意义空间，也使之成为宏大叙事的建构性力量。
如何书写日常生活，如何赋予日常生活以意义是文学创作始终要面对的问题。铁凝认同日常生活的恒常性，同时也能接受各种异质性因素对日常生活的改写，并在这种改写中发现变化的世界和人性的魅力。铁凝的小说将日常生活视为人的存在场域，探求日常生活诗化的可能;将日常生活纳入宏大历史，写出人性的丰富与复杂，也体现出对人性的理解、包容和悲悯。这种对日常生活的处理方式不仅建构起铁凝自身的写作风格，同时也标示出了这种处理方式之于当代文学的独特意义。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当代文学‘革命叙事’研究”（18AZW023）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郭冰茹，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潘旭科，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责任编辑李桂玲）
①铁凝、王干：《花非花 人是人 小说是小说——关于〈笨花〉的对话》，《南方文坛》2006年第3期。
如果我们在更广阔的文学史视野中考察，会发现新时期文学中许多重要的文学现象，比如知青文学、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女性写作等，铁凝都参与其中，却又与众不同。借助对日常生活的绵密书写，对善良美好人性的真诚呼唤，铁凝得以既在潮流之中，又在潮流之外，既顺应潮流，又不被潮流所裹挟。随着中国当代文学进入1980年代，文学书写的多元时代也同步到来，不同的作家秉持不同的观念、立场、眼光来处理社会现实，进行历史想象，使当代文学呈现出某种意义上的“个人化”状态。铁凝身处其中，仍然通过细腻的日常生活书写来呈现人类灵魂的叹息与战栗、喜悦与悲伤、善良与邪恶，并借此介入历史想象与现实书写，在当代文学现场中从容不迫，别具一格。
文学创作与日常生活的关系是我们考察铁凝写作的切入点，当我们在一般意义上讨论“日常生活”时，它不仅指那些包含着物质生活外壳和情感生活肌理的庸常世相，同时也包括了浸润着世情、人情、风俗、习性的生活方式。作家该如何书写生活？文学又该如何呈现生活？汪曾祺在谈论阿城时，给出了他的答案。他说：“阿城是敏感的。他对生活的观察很精细，能够从平常的生活现象中看出别人视若无睹的特殊的情趣。他的观察是伴随了思索的。否则他就不会看到生活的底蕴。这样，他才能继续了各样的生活的印象，可以俯拾，形成作品。” 汪曾祺：《人之所以为人》，陆建华主编：《汪曾祺文集·文论卷》，第123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换言之，“生活”虽然是文学的表现对象，但作家仅仅沉溺于世相的描摹是不够的，只有借助观察和思索，发现生活中的情趣和底蕴，才有超越生活表象的可能，才能使生活真正成为文学的审美对象。
从某种意义上说，铁凝赋予日常生活以人性关怀，借助日常生活来建构性别意识，并以日常生活来重写宏大历史，这种处理方式不仅成就了她个人的创作风格，也为文学书写日常生活提供了新的意义增长点。
1980年代的知青文学、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诸种文学现象，不仅直面现实、反映生活，也启迪人心、变革社会。铁凝对这些文学现象多有所呼应，但她并未对坚硬庞杂的社会现实进行正面剖析，而是聚焦于日常的生活场景，考察浸润其中的个体境遇，探查人性的幽微复杂。
在当代文学的发展脉络中，就“知青文学”而言，它是极具“代际”特征的，它被视为“独特的一代作家所创作的，表现了独特一代人的人生经历和思想意识的文学现象”。姚新勇：《主体的塑造与变迁——中国知青文学新论（1977-1995年）》，第2页，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0。这种“独特”使“乌托邦理想不可避免地左右着大部分知青作家的精神纽带和创作的基本姿态”，郭小东：《中国知青文学史稿》，第12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因而“知青文学”大多浸润着英雄主义基调、理想主义气息，以及启蒙主义立场。作为知青一代，铁凝对知青生活的书写却在某种意义上疏离了这一主体特征。她曾如此描述成为知青时的想法：“或许我也能成为一个作家吧？那么就该发誓去追求作家所应具备的一切，包括我朦胧中所了解到的关于深入生活什么的。”铁凝：《河之女》，第60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由于铁凝将“上山下乡”与深入生活相关联，将知青经验与作家梦相联系，她看待知青生活便有了别样的视角。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等具有鲜明英雄主义基调的知青文学在处理知青对生活道路的选择时，往往将扎根农村视为一种英雄主义的行为和对革命事业的奉献精神。铁凝的《村路带我回家》处理了相近的题材，但文本并没有建构起这种坚定理想、献身信仰的英雄主义话语，也没有让革命理想悬置个体欲望和情感诉求。文本中乔叶叶下乡本不是为了革命理想，而是时代大潮中的随波逐流;她能成为“扎根典型”也与革命理想无关，那只是因为一场阴差陽错的婚姻;而她最后之所以愿意放弃回城的机会，则是因为金召带给她可感可触的温暖的日常生活。可见，乔叶叶的人生选择只是一种顺应生活、顺应内心的自然选择，正如赵园的评论：“像是有意提供反题，铁凝以其对人物（知青）回归的别致诠释令人耳目一新……作者以极其‘个人’的人物逻辑使人物的回归、扎根‘非道德化’，与任何意识形态神话、政治豪言、当年誓言等等无干。”赵园：《地之子》，第275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
知青作家笔下的农村生活或者贫穷落后，是需要改造的对象，比如《桑树坪纪事》《秘而不宣的往事》;或者平静美好，是乡恋情结或乌托邦理想的寄寓，比如《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等。铁凝对农村生活的书写也展现出其中的保守性与现代文明的冲突，但她更多是持一种悲悯或包容的态度，甚少做出价值判断，因而农村生活在她笔下更多地表现出恒常而混沌的一面。比如《麦秸垛》中的端村生活，日常且波澜不惊，知青们并没有以“他者”的眼光去审视这种波澜不惊，反而慢慢地习惯和融入，杨青就学会了场上和地里的活儿，也学会了像端村人那样聊天，她返城后总觉得并没有离开端村。在新时期初年的文学脉络中，铁凝对知青生活的书写，隐去的是其中革命性、非常态的一面，彰显的是其中日常性、常态性的部分，将恒定不变，自在包容的日常生活处理成安顿人心的力量。
新时期文学中，与“知青文学”在产生时间、创作主体以及思想主题上有交叠的是“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在某种意义上，新时期文学的主潮是从揭示“文革”伤痕，反思“文革”悲剧开始的。铁凝的《小路伸向果园》《灶火的故事》《没有纽扣的红衬衫》《银庙》《死刑》《色变》《木樨地》等文本，呼应了“伤痕”或“反思”的文学主潮，但这些文本进入主题的切入点仍然是对日常生活丰富细节的细致书写，从而在审美风格上与彼时的文学主潮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无论是揭示伤痕，还是反思历史，这些直面现实的文学书写大多正面介入社会问题。《班主任》中的张老师发现谢慧敏和宋宝琦都把《牛虻》当作“黄书”时，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呐喊。《伤痕》直接以个人情感的宣泄代替了生活细节的描述。铁凝的《色变》则将故事场景设定在日常的家庭聚会中，通过“我”的眼睛，看到于伯伯在见到夏尔巴刀时的“色变”，侧面映衬出他的伤痕记忆。显然，《色变》并没有正面处理主人公的“文革”遭遇，或者说没有正面揭示社会问题，而是通过一个日常生活的场景，通过对人物瞬间表情的捕捉，以小见大，以实写虚，达到触动心灵的审美效果。 在结构层面，“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大多延续二元对立的斗争模式，人物设置上仍然是好坏对立，忠奸对峙，《班主任》《李顺大造屋》均是如此。与之相对应的是，文学揭露伤痕、反思历史想要表达的仍然是乐观的历史理性。张老师相信自己能够帮助学生走上正确的道路;李顺大终于在“文革”结束后买齐了建房材料，盖起了房子。曾经被颠倒的历史重新复归原位，个人所受到的精神伤害随之被治愈。铁凝尝试改变这种结构模式，《没有纽扣的红衬衫》便是通过细节描写来呈现异化的权力和僵化的思想对日常生活的侵蚀，这其中并没有设计出对立的人物和情节。铁凝在处理伤痕时也并未一味地追求历史理性，《银庙》《死刑》《色变》等文本中的人物在“文革”中所受到的精神伤害并没有随着“文革”的结束而被完全抹去。可以说，在诉说伤痕、反思历史时，铁凝仍然让笔触深入日常生活的肌理，让日常景观代替控诉，以日常交往置换斗争，日常生活书写的意义也因此得以凸显。
1980年代中期开始，社会文化语境在日益推进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中渐变。在文学创作领域，日常生活不再被视为狭窄的、琐屑的、无意义的生活边角料，转而成为作家表达生活经验、处理人与环境关系的竞技场。日常生活本身包含的琐屑和无常构成了人之所以为人的物质外壳和情感肌理，并且进一步发展成为历史元叙事的解构性力量。这种处理日常生活的方式在被称为“新写实”的小说叙事中表现得最为显著，比如刘震云的《一地鸡毛》《单位》、池莉的《烦恼人生》《不谈爱情》、方方的《风景》《纸婚年》等。铁凝的文本序列虽然也写出了日常生活中的无奈，却仍然赋予日常生活以诗性和“意义”，让日常生活成为探索人性、思考人生价值的话语场。
《小郑在大楼里》与《单位》写的都是进入机关工作的年轻人必须对付的琐屑日常。不同的是，《单位》里的小林终于从一个有个性的青年变成得过且过，没有激情，麻木不仁的凡俗之人。而小郑虽然受了委屈，也遭遇了不少挫折，却仍然心怀善意，踏踏实实做着他的勤务工作。《寂寞嫦娥》与《不谈爱情》都处理了一段不怎么尽如人意的婚姻生活，池莉笔下的婚姻既不是休憩的港湾，也不是斗争的战场，而是实实在在琐碎无比的过日子，男人和女人都得以在婚姻中成长，学会做丈夫和妻子。铁凝笔下的婚姻却是一个人性格品行的试金石。保姆嫦娥嫁给名作家佟先生，注定是一场不平等的婚姻，嫦娥面对各种挑剔刁难、有意的疏远和含沙射影的挑衅，始终报以真诚和善良。她对生活不忌恨也不将就，不逆来顺受也不委曲求全，在重新找到自己的幸福之后，仍然感恩过往。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新写实”对日常生活的处理，拆解了“日常生活”的深度模式，也消解了现代文学建立起来的“意义”为先导的叙事方式，而铁凝对日常生活的处理，却仍然执着于人情探察和人性关怀。
铁凝借助细腻的日常生活书写来观照社会现实，呈现出普通人的生存样态和心灵面貌。日常生活在铁凝笔下成为现实与人生的连接点，她对日常生活中因保守和惰性导致的人的异化持批判态度，同时也将日常生活视为人生价值的生成场所，执着而含蓄地召唤着人心中的温情和善意。这种对日常生活的处理态度，使她的文学书写在当代文学的历史脉络中彰显出独特的品格。
二
在新时期文化界所接受的各种西方理论中，女性主义理论似乎是其中影响最大，最持久的思潮。这不仅是因为有许多研究者借助女性主义理论从事女性文学史的清理和研究，从事关于女性写作的批评实践，更是因为活跃在文坛上众多的女性作家几乎都自觉地以性别意识来关照她们的书写对象。从某种程度上说，新时期以来的女性写作几乎是伴随着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译介而同步发展的，因而女作家和她们的作品往往被自觉地指认为表达某种女性主义理论观点的文本。在这一研究视角下，我们不难发现张洁的《方舟》成为新时期女性写作的起点，小说的题记“你将格外的不幸，因为你是女人”，首先在伤痕、反思的文学思潮中提出了性别问题。随后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我在哪儿错过了你》揭示了女性“雄化”之后所造成的两性关系的紧张和社会结构的不稳，从某种角度上质疑了一直以来人们奉行不悖的“男同志能做到的事，我们女同志也能做到”的“男女平等”的标准。1980年代中期，王安忆的“三恋”以及《逐鹿中街》《弟兄们》则是在修正这种“男女平等”的标准，在承认并肯定性别差异之后，对女性“主内”角色的多向度探讨。至于1990年代以“私人写作”或“个人化写作”标识文坛的林白、陈染，更被视为女性主义理论关于“身体写作”论述的文本实践者。在新时期以来女性主义批评的理论实践中，张洁、谌容、张抗抗、王安忆、毕淑敏、迟子建、林白、陈染、徐小斌、卫慧等女作家分别构成了女性文学史中不同时期的研究点，始终关注女性命运的铁凝当然也侧身其中。
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女性写作的突出特征在于其与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相伴生，两者相辅相成、互为因果。铁凝同样也是借助日常生活书写进入女性写作，以明确的性别意识处理女性生活，观照女性生存状态，然而借助女性主义批评的性别立场和性别视角，她的作品却有相当一部分很难被纳入这一话语实践。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铁凝表达性别意识时的独特性。
首先，铁凝对女性生活的书写并不局限于女性视角。她说：“我本人在面对女性题材时，一直力求摆脱纯粹女性的目光。我渴望获得一种双向视角或者第三性视角，这样的视角有助于我更准确地把握女性真实的生存境况。”铁凝：《写在卷首》，《铁凝文集4·玫瑰门》，第1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对面》写我隐遁在长期无人居住的仓库里，用望远镜窥视住在对面的她的私生活，我审视她的相貌身材、穿衣打扮、她的廚艺，以及她和两个不同男人的约会调情。我把她的私人生活当作一场只为我一人上演的真人秀，一边观赏、一边评判、一边想入非非，而她却浑然不知，以为可以逃离所有人的目光拥有一个私密的生活空间，尽情舒展自己的天性。借助一个男性的视角，《对面》将男性中心社会中，女性的被动位置和“被看”境遇表达得淋漓尽致。如果不是因为我难以克制自己的嫉妒和报复心，赫然向她昭示一双目光的存在，这种“看”与“被看”的关系将会一直延续下去。然而，她终究无法坦然面对“被看”，只能让人生就此谢幕。在此，铁凝借用男性的叙事视角和叙事眼光犀利地映照出了现实世界中女性的生存本相。 《遭遇礼拜八》则超越了既定的性别视角，写一个主动选择离婚的女人遭遇的各种误解。有人同情她将独自带着孩子艰辛度日;有人大骂她的丈夫抛妻弃子;有人主动上门等着她倾诉;有人自动分担她的工作好让她感觉到关怀和友善;有人却以为是她生活不检点而对她疾言厉色……唯独没有人让她安安静静地享受自己的内心生活，而这些误解和安慰不仅来自男性，也来自女性。显然，“第三性视角”呈现的不仅仅是男性对女性的误会，也不仅仅是女性之间的隔膜，而是既定的社会秩序、生活观念对女性个体的压抑和限制。这种叙事视角所打开的对话空间既显示了想要脱离既定社会轨道生活的女性所遭遇的扭曲的生活空间，也从一个侧面呈现出既定社会秩序的某种荒诞性。
其次，铁凝对“女性的本质”具有自觉的反思精神，她有意识地疏离“女性美学”赋予女性的自赏心态，避免落入“性别本质论”的窠臼。关于《玫瑰门》，铁凝说：“我在小说里写了一种女性的状态，女性的生存方式和一种生命的过程。有朋友跟我讲，你写得真反胃，真脏。我以为，如果不写出女人的让人反胃的、卑琐的、丑陋的，男人所见不到的那些个方方面面，女人的魅力反而不能真实地展示出来。”铁凝、汪曾祺等：《铁凝笔下的女儿国——〈玫瑰门〉研讨会纪要》，《文学四季》1989年第2期。《玫瑰门》中的姑爸挑战了性别成规，她刻意去除自身的女性特征，蓄短发，抽烟袋，迈四方步，以男装示人，性情古怪。在自己的爱猫被邻居虐杀后，她以怪异的方式报复，甚至将爱猫连皮带毛吞下以彻底拥有爱猫。司猗纹则挑战了伦理秩序，她引诱自己的公公，跟踪儿媳竹西与叶龙北的约会，还故意让年幼的孙女眉眉撞破竹西与邻居大旗的私情。对秩序的挑战，对禁忌的触犯往往被女性主义赋予革命性的意义，然而铁凝将这种挑战和触犯放大到极致，既写出了秩序、规范、禁忌对人性的扭曲，也彰显出隐藏在人性中的恶。
如果说《玫瑰门》是从性别角度写女人的卑琐和丑陋，《大浴女》则是从家庭生活和日常交往中写出人的冷酷、残忍、妒忌和自私。章妩既不是尽责的母亲，也不是尽责的妻子，通过身体交易换取回城休养的病假条，却在女儿重病时仍外出私会情人;尹小跳和尹小帆两姐妹都比较排斥小妹尹小荃，两人在目睹姗姗学步的尹小荃不慎掉入污水井后，心照不宣地不予施救;尹小帆争强好胜、妒忌成性，几乎什么都跟姐姐尹小跳抢夺，包括恋人;尹小跳为了能进她心仪的出版社工作，让美艳的好友唐菲和副市长进行身体交易。铁凝以客观、理性、包容的眼光，写出了男人和女人身上都存在的人性暗疾，这种反思自省的写作姿态，为女性美学的建构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此外，铁凝自觉地将女性意识的建构纳入到现代国家历史的宏大叙事中去考量。现代中国的性别问题从来都不是单一的存在，而是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文化传统，包括民风民俗相关联的“集合体”。《棉花垛》写出了民族解放话语与性别话语交织中女性的个体命运。小臭子和乔，一个因为情人不在身边穷极无聊进了抗日组织的识字班，一个因为爱上了抗日干部成了抗日队伍中的妇女干部，两人对民族大义都缺乏一定的自觉意识。也正因如此，小臭子贪生，轻易地向日本人出卖了乔，乔却因为坚守爱情不愿出卖组织而成了烈士。然而，在战争中，不管小臭子和乔是否投身正义的一方，她们被毁灭的方式都是一样，乔被日本人侮辱后杀害，小臭子引诱抗日干部，被当作“坏女人”和叛徒处决。《棉花垛》在此充分展示了性别秩序与民族国家话语之间的复杂缠绕，以及女性作为历史客体的悲剧命运。
值得注意的是，《玫瑰门》在处理司猗纹的命运时表明了女性个体解放与社会解放并不同步的问题。新社会开启了司猗纹寻找新生活的理想，她离了婚，并试图进入社会生活的公共领域，她糊纸盒，当用人，当小学教师，努力成为新社会中的普通劳动者，但终因家庭出身而无法获得社会的信任，不得不退回家庭。《大浴女》在处理尹小跳的爱情和唐菲的身体时，也并未将爱情主题和身体欲望视为女性建构自身主体性和身份认同的途徑。尹小跳对方兢的爱是一种盲目的崇拜，卑微而委屈，方兢在情感上的背叛，被尹小跳视为上天对她的惩罚，这段感情给尹小跳带来的不是自我认同，而是自虐式的情绪宣泄。美艳动人的唐菲把身体作为资本，她不动真情地游走在各色男人间，以放纵利用和对付男人，她对身体和欲望的张扬表面上让她战无不胜，却并未使她获得女性的主体性，反而摧毁了她的身体，导致主体消融。
铁凝的写作始终关注着女性的生存本项，不断追问女性的生存境遇。但她对性别问题的思考并没有局限于单向度的性别视角和性别立场，而是将性别问题放置在社会历史、文化心理、世态人情的具体语境中去考察。她以扎实细密的日常生活经验书写，“极为深刻地表达了对女性的历史、现实境遇的质疑，表达了对女性‘本质’——关于女性本质的话语的质疑”，戴锦华：《真淳者的质询——重读铁凝》，《文学评论》1994年第5期。为女性意识的开掘提供了对话和升华的空间。
三
新时期以来，关于历史的书写依然秉承现实主义的原则，然而随着社会历史语境的转变，文艺界对现实主义的理解发生了变化，文学中所呈现的历史意识和历史想象随之也发生了变化。尤其是1980年代中期的“西学热”和关于“纯文学”的讨论，使文学与政治的紧密关系进一步松绑，人们眼中的历史便不仅仅是革命的、斗争的、政治的历史，同时也是地方的、家族的、个人的历史。借助新历史主义的理论资源，关于重大历史事件的讲述开始向家族史或地方志偏移。从某种意义上说，呈现怎样的历史或者从哪个角度呈现历史，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家对“历史材料”的处理。莫言、刘震云、叶兆言等作家的“新历史小说”，以及“新历史”之后包括张炜、陈忠实、刘醒龙、李洱、格非等的历史书写，大多选择以民间立场或者个人经验来结构历史，在对普通的小人物如何面对生命和死亡、革命和正义、情感和欲望的书写中完成关于历史的讲述，在呈现历史自身多面性和复杂性、写出一个地方的历史风物和世态人情的同时，也自觉疏离了历史的宏大叙事。他们的文学书写放逐了宏大历史叙述中的社会进步论和崇高美学观，在解构了启蒙文学以“意义”为先导的文学观念的同时，也赋予“历史”以新的意义空间。 1990年代以来的历史书写，不论是回避正面描写重大历史事件，尤其“表现出对历史记载中的零散插曲、逸闻轶事、偶然事件、异乎寻常的外来事物、卑微甚或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情形等许多方面的特别的兴趣”〔美〕海登·怀特：《评新历史主义》，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第10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的“新历史小说”;还是重建理想信念，坚守革命正义性和崇高性的《历史的天空》《亮剑》;或是以民族主义话语渐次置换阶级立场的《五月乡战》《抵抗者》;以及以传统伦理、血缘亲情、“人伦的高贵”来重写历史的《白鹿原》《银城故事》《圣天门口》等等历史叙述，在文本中与主人公性格的复杂性、社会身份的多元性、个体命运的不确定性相对应的是大量生活性细节的渗入，这些细节成为显现宏阔的、多层面的历史样貌的有机组成。从某种意义上说，虽然宏大历史所携带的意识形态信息被细密的生活细节所冲淡，但卢卡契在论述“史诗性”时所强调的“家庭生活”“物质生活”受到了重视，相应的“政治生活”也有了不同的呈现。在这一历史叙述的脉络中，铁凝的《笨花》同样也是借日常生活书写宏大历史的文本，并以家族记忆和个人经验描绘历史景观，以日常生活的自在性和恒常性突破了宏大历史所强调的“历史理性”。不同的是，《笨花》尝试将日常生活重新纳入宏大叙事的讲述，并以日常生活书写来修复集体记忆，从而为历史叙述提供了新的可能。
日常生活包孕着丰厚的民风民俗，《笨花》借此建构起笨花人的身份认同。小说开篇工笔细描出一段笨花人的日常景观：西贝家的饭食，吃饭时座位的次序，笨花村打兔子的规矩，还有黄昏时分鸡蛋换葱、卖烧饼酥鱼、卖煤油的吆喝声。地缘性的民俗风情看似一种自然自在的生存状态，却是身份认同的起点，能够起到强化自我或集体意识的作用，这是因为人们之所以对某个地方、某个社群有认同感，有某种持久的难以表达的情感，是因为那里是“他的家园和记忆儲藏之地，也是生计的来源”。〔美〕段义孚：《恋地情结》，第13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向喜天南海北带兵打仗，总想在战壕边上找到一种叫“老鸹喝甜酒”的野花，它是笨花人的情感记忆和身份标志;虽然身份变了，每次回乡省亲，仍然跟从前一样带着一家人赶庙吃饸饹;从军多年，总是随身携带一块从笨花带出来的粗布;回乡后想吃的也是兆州一带最普通的鸡蛋挂面。取灯生在宜昌，长在保定，她虽然与笨花有血缘关系，但对笨花村的情感认同，对自己是笨花人的身份认同却是来源于笨花村的民风民俗和她的“入乡随向”。从早餐吃二八米窝窝开始，她很快学会了上房晒药投芝麻、拉风箱烧火做饭;在笨花村，她主动跟梅阁做朋友，跟有备一起演戏，参加梅阁的受洗仪式，跟时令一起为笨花的抗日组织工作，新鲜充实的日常生活让取灯这个“外边人”自然而然地成了笨花人。
民风民俗同时也是一个民族建构自身身份认同的途径。外地来的抗日干部尹率真因为熟悉笨花村的风土人情，会跟笨花人一起烧火拉风箱，还会教他们做西瓜酱，原本存在于陌生人之间的戒备和罅隙因为有着共同的生活方式，共通的民俗习性而被抹平。正是建立在这种风土人情上的国族认同，让笨花村顺利地建立起了抗日组织，个人性的、地方性的身份认同也因此得以与民族国家认同相融合。民风民俗能够建构起国族认同与其稳定而持久的恒常性相关，虽然重大的社会变动会导致民俗发生变化，比如战争，但是一旦社会回归常态，早已稳固的民风民俗也会自然恢复。《笨花》写笨花村在日本兵进驻兆州之后发生的变化：因为没人养鸡也就没有鸡蛋换葱，人们担心“露富”也就见不着卖烧饼酥鱼的老头儿，等等，这些寻常风景直到抗战进入尾声才渐渐恢复。这也在某种程度上确认了民风民俗与国族身份认同之间的联动关系。
日常生活充盈着夫妻、父子、朋友、邻里的相互关系，《笨花》借助朴素温暖的人际交往，建构起家国天下的情感肌理。《笨花》中最根本的人际关系都是以彼此尊重为前提的。夫妻之间彼此尊重，相敬如宾。向喜始终敬重同艾，包容顺容，在施玉婵打算抛家弃女时也尊重她的选择，并给足了盘缠银两;同艾在向喜另娶之后虽然内心委屈，却也能宽容隐忍、敬上怜下、持家守业;同艾和顺容尽管性情各异，都能将取灯视同己出，关爱有加。父子之间彼此尊重，家风清明。向家家教如同刻在门楣上的对联“处事无奇但率真，传家有道唯忠厚”，子女成年后，不论文成选择在村里开药房办学堂，还是文麒文麟选择赴延安，向喜都尊重并支持。这种相互尊重、互相扶持推衍到朋友、邻里之间也是一样的。向文成和甘子明主动打官司为乡亲收回被占的官地，一起筹建村里的两级学堂，向家尊重梅阁的宗教信仰，一起排演节目参加梅阁的受洗仪式，在她生病后又想方设法四处托人为她买西药。这种相互尊重，互相扶持与其说源于现代以来个人意识的觉醒，不如说是基于儒家传统中重仁重义的家国情怀。所以，向文成会对取灯说：“好在向家人拿‘走’也不当回事，咱不能不自量力地说自己是国家的栋梁，可个人命运也总是和国家的命运联系着。有备还小，将来家里也留不下。”铁凝：《笨花》，第38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所以在国难当头的时候，瞎话、糖担儿、走动儿、佟法年以及西贝时令等人都选择投身抗战，他们同仇敌忾，表现出一个中国人应有的爱国情怀和民族气节。从这个意义上说，《笨花》重建了个人/家庭/地方/国家一体的伦理体系，个人的日常生活伦理以一种自然的、情感化的方式融入了民族国家话语。
日常生活蕴含着人们的看世眼光、价值取向和精神追求。《笨花》分别描述了三种不同的文化形态，在家国危亡的语境中，它们各自独立又相互融合，共同服务于民族解放的文本主题。向家代表着儒家的文化传统，向喜读《论语》《孟子》，他重仁义，有家国情怀，因为深知“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的含义而获得了招兵者的认可。向文成读《弟子规》，也读医书、读地图，他待人谦和、处事开明，在笨花村借诊病办学向村人传授现代知识和爱国思想，因为明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抗战期间主动让出自己的诊所作为后方医院。取灯虽是女孩，身上却有舍生取义的浩然之气。她勇敢地加入抗日洪流，成长为脱产干部。瑞典传教士山牧仁在笨花开办主日学校，传播基督教，他同情中国人民的抗日行为，想方设法帮后方医院买到稀缺药品;瞎话、糖担儿、走动儿都是活跃在笨花村的民间人物，他们幽默、善良，也狡黠、市侩，日本人进驻之后，瞎话主动担任支应局长，与日本人虚意周旋;糖担儿当起了村警，提醒村民注意日本人动向;走动儿则成为抗日组织中的交通员。这三种文化形态都映照出抗日战争的正义性，以及战争状态下人性的力量。
尤其需要说明的是，《笨花》建构了一个多种文化形态相互包容的文化场域。向家尊重梅阁的宗教信仰，向文成和山牧仁关于中医、基督教义，甚至养鸡种菜的交谈，使他们交往的意义远大于交流的内容。西贝牛虽不愿女儿受洗，但看到向文成认可，也就默默接受了。而糖担儿、瞎话原本就游走在各种文化形态之间。可以说，身处这一文化场的笨花人认同的是包孕在不同文化形态中的共同的要素，比如仁爱、忠义、平等、勇敢等。《笨花》将文化形态处理成连接个人与民族、日常生活与民族革命间的纽带，借助文化融合，日常生活书写成为宏大历史叙述的重要组成部分。
铁凝借助对日常生活中民风民俗、人情交往和文化场域的书写，“在宏大叙事和家常日子之间找到了一个叙述的缝隙”，
①将世俗生活中蕴含的诗性纳入其中。这样的处理方式不仅拓展了日常生活的意义空间，也使之成为宏大叙事的建构性力量。
如何书写日常生活，如何赋予日常生活以意义是文学创作始终要面对的问题。铁凝认同日常生活的恒常性，同时也能接受各种异质性因素对日常生活的改写，并在这种改写中发现变化的世界和人性的魅力。铁凝的小说将日常生活视为人的存在场域，探求日常生活诗化的可能;将日常生活纳入宏大历史，写出人性的丰富与复杂，也体现出对人性的理解、包容和悲悯。这种对日常生活的处理方式不仅建构起铁凝自身的写作风格，同时也标示出了这种处理方式之于当代文学的独特意义。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当代文学‘革命叙事’研究”（18AZW023）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郭冰茹，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潘旭科，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责任编辑李桂玲）
①铁凝、王干：《花非花 人是人 小说是小说——关于〈笨花〉的对话》，《南方文坛》200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