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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马尔·巴德沙（Omar Badsha）是一位自学成才的艺术家。而且，作为一名政治活动家和工会领袖，他在南非解放斗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在非洲国民大会（the 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制定文化政策过程中也起到重要作用。
巴德沙于1976年开始从事摄影，1979年出版摄影书。同年，他和法缇玛·梅尔（Fatima Meer，南非种族隔离期间的政治活跃分子，作家，学者）共同出版了他的第一本摄影文集《致法赞娜》（Letter to Farzanah），但此书很快被禁止出版发行。此后，他便开始以纪实摄影师和政治活动家的身份活跃在德班伊安达地区（Inanda area of Durban，是19世纪在德班北部郊区形成的一个区域，失去土地或被迫迁出村庄外出打工的人会在这里租地盖简易房）。
1982年，巴德沙组织成立了摄影服务机构Afrapix，这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独立摄影机构，不仅积极传播社会纪实摄影观念和作品，也用照片记录了1980年代的南非反种族隔离斗争。同年，他成为第二届卡耐基贫困与发展委员会（The Second Carnegie Commission on Poverty and Development）摄影部的负责人。1984年，巴德沙展出了一组名为《南非：禁锢之心》（South Africa： The Cordoned Heart）的照片，同名书籍于1985年出版后在国际上广受好评，并被认为是一部具有开创性的著作。同时，这组照片也在美国各主要艺术中心进行了为期十年的巡展。
1984年，Afrapix出版了巴德沙的摄影集《窝棚》（Imijondolo），该书真实地记录了伊安达地区大批居住于简易房的人们的贫苦生活。
1987年，巴德沙从德班搬到开普敦，在开普敦大学创建了纪实摄影中心。1999年，巴德沙创办了非盈利性历史网站──“南非历史在线”（SAHO），现已成为非洲最大的历史网站之一。
巴德沙被许多人认为是南非最具影响力的反种族隔离文化活动家、艺术家、纪实摄影家和公共史学家。本文将呈现他在推动南非摄影改革，以及将摄影与艺术、文化遗产相融合等方面做出的贡献。
嘟嘟·马当塞拉对话奥马尔·巴德沙
在《萌芽》（Seedtimes）系列作品展出前，很少有人了解你的早期艺术创作，什么激励你成为一名艺术家？又是什么让你的工作方向开始转向摄影？
巴德沙：我出生在一個艺术之家，我的叔叔与我们生活在一起，他是一位摄影师兼新闻摄影记者，所以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对摄影有所了解。
高中毕业后，我没有考上大学，于是便开始四处漂泊、工作。由于我的政治理念与当时执政党的格格不入，所有雇佣我的人都被相关部门约谈，这些雇主们迫于压力不得不解雇我。那时我很迷茫，备感挫折，但是我的父亲鼓励了我，他给我买了一套雕刻工具，就这样我开始学习木雕。
同年，我带着一件木雕作品参加了国家艺术竞赛──“今日南非艺术”（Arts South Africa Today）并获得了奖项。这个奖项对我是个极大的鼓励。1965至1970年间，我举办了多次展览，还获得了可以去国外继续学习的奖学金，但当时的政府却拒绝给我发护照。直到25年后，也就是1990年，我才拿到护照。
1970年，我开始参与恢复纳塔尔印度国民大会（the Natal Indian Congress，最早由甘地在南非创立，意在争取南非印度人的各项权益——编者注）的活动，与黑人觉醒运动（the Black Consciousness Movement）的文化活动者们一起工作，并与里克·特纳（Rick Turner）及学生积极分子共同组织非洲工人运动。1973年，随着德班工人罢工运动爆发，我成为新成立工会的负责人之一。
1973年的工人罢工运动结束后，在我们的努力下，新的独立工会成立。然而当时的政府认为该组织是非法的，在政府和一些企业主的联合打压下，我们不得不重新组建工会，同时还不断遭受来自政府的干涉、禁令及对我的同事里克·特纳的逮捕和暗杀。
我们白天组织工人运动，晚上给工人领袖们上课。逐渐地，我开始考虑利用视听工具进行授课，同时也希望通过摄影记录我们正在筹备的化工厂的工作环境。于是，我买了第一部相机并开始自学摄影。
在你的摄影道路上，曾受到哪些人的影响？
巴德沙：1976年，我开始自学摄影并在自己和朋友家建了间暗房。这期间我没有工作，就在房子周围给孩子们拍照。1978年，我的女儿法赞娜（Farzanah）即将出生时，我接管了德拉姆摄影师兰吉特·凯利位于好望中心（Good hope Centre）的暗房，好望中心是一个位于德班印度人聚集区的公寓建筑。那时，学者、社会活动家法缇玛·梅尔（Fatima Meer）经营着一个黑人文化研究机构，她找到我，说想制作一本关于种族隔离状态下黑人儿童生存状况的摄影书，以此纪念国际儿童年。此前，我没有过出版过摄影书，虽然有点没有信心，但我还是接受了梅尔的邀请。
三个月后，我完成了拍摄。出版时，艺术家安德鲁·韦斯特（Andrew Vester）也给予我们很大帮助。我给这本书取名《致法赞娜》（Letter to Farzanah），以我女儿的名字命名，并和法缇玛一起通过发放小册子的方式来宣传这本书，等到该书出版时，我们已经卖出一半多的书。 我也就这些作品举办了一次展览，但在展览开幕和图书发行会的第二天，当地警方给了我一份禁止发行此书的命令，法缇玛·梅尔也被剥夺了相关权利，这意味着她再也不能从事教学、出版工作或参加两人以上的任何聚会。
你同一些民主运动组织和社会团体合作很紧密，怎么开始的？
巴德沙：《致法赞娜》发行后，我树立了自信心，也有了很多经验，总结了很多观察周圍事物与情况变化的方法。后来，我被介绍到伊安达地区帮助一位名叫沙德瑞克·马普穆罗（Shadrick Maphumulo）的同志，他之前是名政治犯，当地政府严禁他进入该地区。
这段时间，我组织医学院的学生们与纳塔尔印度国民大会合作，阻止政府的种族限制行为，并着力引起人们对该地区设施缺乏的关注。
自1978年开始，我就在这个地区工作，期间举办了一次展览。1985年3月，我出版了书籍《窝棚》（Imijondolo），揭露了南非伊安达地区的种族限制行为。
为什么取名为《窝棚》？这个名字有何特殊意义？
巴德沙：“Imijondolo”这个词来自于祖鲁语“Jondolo”（城堡），意思是临时过夜点。当人们谈及主要城市外围如雨后春笋般冒出的简易房屋时就用“Imijondolo”这个词。《窝棚》这本书由诗人、社会活动家詹姆斯·马修（James Matthews）建立的出版社提供支持，以Afrapix的名义，由我全资出版发行。在《致法赞娜》一书中，孩子们被看作是每日社会景观的一部分。《窝棚》则更深一步，在普通人成为变革者的背景下，它帮助我看清每天的生活。
给我们介绍一下Afrapix吧？
巴德沙：1981年，我在一些进步摄影师中发起了一场关于成立图书馆和摄影师团体的讨论。后来，Afrapix成为了南非第一个非种族歧视的摄影师团。
通过举办讲习班、组织展览、宣传种族隔离政策对普通城乡社会生活的影响等，这个集体依托社会纪实摄影反映了政治活动以及工会、社区组织的成长。1981～1991年，近40名摄影师加入该机构或者成为该机构的供稿人。
1982年，你成为第二届卡耐基贫困与发展委员会摄影部的负责人，介绍一下这个委员会吧。
巴德沙：该委员会由开普敦大学的一位经济学家弗朗西斯·威尔逊（Francis Wilson）教授设立。他召集了近400多位社会研究学者，调查研究南非的贫困程度。我联系到他，要求将摄影加入到该项目之中，希望摄影师同研究学者们一同工作，用相机记录种族隔离制度下南非人民的生活。作为摄影部的负责人，我游历了整个国家，接触并了解其他摄影师的工作，同时为Afrapix招募摄影师。1986年，我与其他人合著《南非：禁锢之心》一书。
你认为南非人民能够理解纪实摄影的作用吗？
巴德沙：当然，摄影已经融入我们的生活，成为个人、集体记忆和国家档案的一部分。纪实摄影师的作品可以向我们展示出人们生活及其居住地、公共场所的境况，以及人们为改变自己的政治和社会地位所做的努力。
是什么促使你创办了“南非历史在线”？
巴德沙：本质上，“南非历史在线”是我工作内容的一个延申，是一种“赋予人民权力”的愿望促使我建立了这个网站。如果你渴望改变，那么你就需要回到过去，发现历史是如何塑造现在的，因此获取知识和普及知识是我毕生的追求。
Afrapix 和“历史在线”有什么关系？
巴德沙：它们都致力于与人民一起通过知识来实现变革。
《萌芽》（Seedtimes）这个名字的灵感来源是什么？
巴德沙：我有朋友马菲卡·格瓦拉（Mafika Gwala）是名诗人，也是社会活动家。“萌芽”一词来自于他的一首诗。这是我想对政府表达的，如果他们忽视人民群众并继续边缘化人民群众，那么人民终会揭竿而起，就像1976年他们在索韦托所做的一样。
曾有人说，你是在“种族隔离主义者残酷镇压黑人艺术家时期”敢于斗争的一代，你如何看？
巴德沙：一直以来，这就是一个迷茫、失控的过程，一旦你决定付诸行动，就没有回头路可走。种族隔离时期是一个充满大量不确定因素的痛苦时代，但若你成为斗争群体中的一员，就会拥有继续斗争下去的希望和力量。
在你看来，人民大众、艺术家和学者在种族隔离时代面临的挑战现在改变了吗？
巴德沙：是的，已经有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们从民族压迫和种族隔离中获得自由，拥有了民主。但是，你也知道，民主是个非常脆弱的概念，它必须不断被延伸、被保卫。
我们的民主在新的统治阶层面前已经逐渐妥协，不平等和贫穷正在滋长。正如我们以前所做的一样，人们已经开始联合起来反抗对民主的侵蚀，并共同寻找解决贫穷和不平等的方法。
巴德沙于1976年开始从事摄影，1979年出版摄影书。同年，他和法缇玛·梅尔（Fatima Meer，南非种族隔离期间的政治活跃分子，作家，学者）共同出版了他的第一本摄影文集《致法赞娜》（Letter to Farzanah），但此书很快被禁止出版发行。此后，他便开始以纪实摄影师和政治活动家的身份活跃在德班伊安达地区（Inanda area of Durban，是19世纪在德班北部郊区形成的一个区域，失去土地或被迫迁出村庄外出打工的人会在这里租地盖简易房）。
1982年，巴德沙组织成立了摄影服务机构Afrapix，这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独立摄影机构，不仅积极传播社会纪实摄影观念和作品，也用照片记录了1980年代的南非反种族隔离斗争。同年，他成为第二届卡耐基贫困与发展委员会（The Second Carnegie Commission on Poverty and Development）摄影部的负责人。1984年，巴德沙展出了一组名为《南非：禁锢之心》（South Africa： The Cordoned Heart）的照片，同名书籍于1985年出版后在国际上广受好评，并被认为是一部具有开创性的著作。同时，这组照片也在美国各主要艺术中心进行了为期十年的巡展。
1984年，Afrapix出版了巴德沙的摄影集《窝棚》（Imijondolo），该书真实地记录了伊安达地区大批居住于简易房的人们的贫苦生活。
1987年，巴德沙从德班搬到开普敦，在开普敦大学创建了纪实摄影中心。1999年，巴德沙创办了非盈利性历史网站──“南非历史在线”（SAHO），现已成为非洲最大的历史网站之一。
巴德沙被许多人认为是南非最具影响力的反种族隔离文化活动家、艺术家、纪实摄影家和公共史学家。本文将呈现他在推动南非摄影改革，以及将摄影与艺术、文化遗产相融合等方面做出的贡献。
嘟嘟·马当塞拉对话奥马尔·巴德沙
在《萌芽》（Seedtimes）系列作品展出前，很少有人了解你的早期艺术创作，什么激励你成为一名艺术家？又是什么让你的工作方向开始转向摄影？
巴德沙：我出生在一個艺术之家，我的叔叔与我们生活在一起，他是一位摄影师兼新闻摄影记者，所以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对摄影有所了解。
高中毕业后，我没有考上大学，于是便开始四处漂泊、工作。由于我的政治理念与当时执政党的格格不入，所有雇佣我的人都被相关部门约谈，这些雇主们迫于压力不得不解雇我。那时我很迷茫，备感挫折，但是我的父亲鼓励了我，他给我买了一套雕刻工具，就这样我开始学习木雕。
同年，我带着一件木雕作品参加了国家艺术竞赛──“今日南非艺术”（Arts South Africa Today）并获得了奖项。这个奖项对我是个极大的鼓励。1965至1970年间，我举办了多次展览，还获得了可以去国外继续学习的奖学金，但当时的政府却拒绝给我发护照。直到25年后，也就是1990年，我才拿到护照。
1970年，我开始参与恢复纳塔尔印度国民大会（the Natal Indian Congress，最早由甘地在南非创立，意在争取南非印度人的各项权益——编者注）的活动，与黑人觉醒运动（the Black Consciousness Movement）的文化活动者们一起工作，并与里克·特纳（Rick Turner）及学生积极分子共同组织非洲工人运动。1973年，随着德班工人罢工运动爆发，我成为新成立工会的负责人之一。
1973年的工人罢工运动结束后，在我们的努力下，新的独立工会成立。然而当时的政府认为该组织是非法的，在政府和一些企业主的联合打压下，我们不得不重新组建工会，同时还不断遭受来自政府的干涉、禁令及对我的同事里克·特纳的逮捕和暗杀。
我们白天组织工人运动，晚上给工人领袖们上课。逐渐地，我开始考虑利用视听工具进行授课，同时也希望通过摄影记录我们正在筹备的化工厂的工作环境。于是，我买了第一部相机并开始自学摄影。
在你的摄影道路上，曾受到哪些人的影响？
巴德沙：1976年，我开始自学摄影并在自己和朋友家建了间暗房。这期间我没有工作，就在房子周围给孩子们拍照。1978年，我的女儿法赞娜（Farzanah）即将出生时，我接管了德拉姆摄影师兰吉特·凯利位于好望中心（Good hope Centre）的暗房，好望中心是一个位于德班印度人聚集区的公寓建筑。那时，学者、社会活动家法缇玛·梅尔（Fatima Meer）经营着一个黑人文化研究机构，她找到我，说想制作一本关于种族隔离状态下黑人儿童生存状况的摄影书，以此纪念国际儿童年。此前，我没有过出版过摄影书，虽然有点没有信心，但我还是接受了梅尔的邀请。
三个月后，我完成了拍摄。出版时，艺术家安德鲁·韦斯特（Andrew Vester）也给予我们很大帮助。我给这本书取名《致法赞娜》（Letter to Farzanah），以我女儿的名字命名，并和法缇玛一起通过发放小册子的方式来宣传这本书，等到该书出版时，我们已经卖出一半多的书。 我也就这些作品举办了一次展览，但在展览开幕和图书发行会的第二天，当地警方给了我一份禁止发行此书的命令，法缇玛·梅尔也被剥夺了相关权利，这意味着她再也不能从事教学、出版工作或参加两人以上的任何聚会。
你同一些民主运动组织和社会团体合作很紧密，怎么开始的？
巴德沙：《致法赞娜》发行后，我树立了自信心，也有了很多经验，总结了很多观察周圍事物与情况变化的方法。后来，我被介绍到伊安达地区帮助一位名叫沙德瑞克·马普穆罗（Shadrick Maphumulo）的同志，他之前是名政治犯，当地政府严禁他进入该地区。
这段时间，我组织医学院的学生们与纳塔尔印度国民大会合作，阻止政府的种族限制行为，并着力引起人们对该地区设施缺乏的关注。
自1978年开始，我就在这个地区工作，期间举办了一次展览。1985年3月，我出版了书籍《窝棚》（Imijondolo），揭露了南非伊安达地区的种族限制行为。
为什么取名为《窝棚》？这个名字有何特殊意义？
巴德沙：“Imijondolo”这个词来自于祖鲁语“Jondolo”（城堡），意思是临时过夜点。当人们谈及主要城市外围如雨后春笋般冒出的简易房屋时就用“Imijondolo”这个词。《窝棚》这本书由诗人、社会活动家詹姆斯·马修（James Matthews）建立的出版社提供支持，以Afrapix的名义，由我全资出版发行。在《致法赞娜》一书中，孩子们被看作是每日社会景观的一部分。《窝棚》则更深一步，在普通人成为变革者的背景下，它帮助我看清每天的生活。
给我们介绍一下Afrapix吧？
巴德沙：1981年，我在一些进步摄影师中发起了一场关于成立图书馆和摄影师团体的讨论。后来，Afrapix成为了南非第一个非种族歧视的摄影师团。
通过举办讲习班、组织展览、宣传种族隔离政策对普通城乡社会生活的影响等，这个集体依托社会纪实摄影反映了政治活动以及工会、社区组织的成长。1981～1991年，近40名摄影师加入该机构或者成为该机构的供稿人。
1982年，你成为第二届卡耐基贫困与发展委员会摄影部的负责人，介绍一下这个委员会吧。
巴德沙：该委员会由开普敦大学的一位经济学家弗朗西斯·威尔逊（Francis Wilson）教授设立。他召集了近400多位社会研究学者，调查研究南非的贫困程度。我联系到他，要求将摄影加入到该项目之中，希望摄影师同研究学者们一同工作，用相机记录种族隔离制度下南非人民的生活。作为摄影部的负责人，我游历了整个国家，接触并了解其他摄影师的工作，同时为Afrapix招募摄影师。1986年，我与其他人合著《南非：禁锢之心》一书。
你认为南非人民能够理解纪实摄影的作用吗？
巴德沙：当然，摄影已经融入我们的生活，成为个人、集体记忆和国家档案的一部分。纪实摄影师的作品可以向我们展示出人们生活及其居住地、公共场所的境况，以及人们为改变自己的政治和社会地位所做的努力。
是什么促使你创办了“南非历史在线”？
巴德沙：本质上，“南非历史在线”是我工作内容的一个延申，是一种“赋予人民权力”的愿望促使我建立了这个网站。如果你渴望改变，那么你就需要回到过去，发现历史是如何塑造现在的，因此获取知识和普及知识是我毕生的追求。
Afrapix 和“历史在线”有什么关系？
巴德沙：它们都致力于与人民一起通过知识来实现变革。
《萌芽》（Seedtimes）这个名字的灵感来源是什么？
巴德沙：我有朋友马菲卡·格瓦拉（Mafika Gwala）是名诗人，也是社会活动家。“萌芽”一词来自于他的一首诗。这是我想对政府表达的，如果他们忽视人民群众并继续边缘化人民群众，那么人民终会揭竿而起，就像1976年他们在索韦托所做的一样。
曾有人说，你是在“种族隔离主义者残酷镇压黑人艺术家时期”敢于斗争的一代，你如何看？
巴德沙：一直以来，这就是一个迷茫、失控的过程，一旦你决定付诸行动，就没有回头路可走。种族隔离时期是一个充满大量不确定因素的痛苦时代，但若你成为斗争群体中的一员，就会拥有继续斗争下去的希望和力量。
在你看来，人民大众、艺术家和学者在种族隔离时代面临的挑战现在改变了吗？
巴德沙：是的，已经有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们从民族压迫和种族隔离中获得自由，拥有了民主。但是，你也知道，民主是个非常脆弱的概念，它必须不断被延伸、被保卫。
我们的民主在新的统治阶层面前已经逐渐妥协，不平等和贫穷正在滋长。正如我们以前所做的一样，人们已经开始联合起来反抗对民主的侵蚀，并共同寻找解决贫穷和不平等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