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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主要以《词品》为例来探究杨慎的词体起源论与词体创作论。杨慎认为词体起源于六朝，创作时应坚持“主情”说。本文主要用“知人论世”与“文本分析”两种研究方法进行论文写作。
关键词：杨慎;词品;起源论;创作论
中图分类号：G21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90517105
一、词体起源论——源于六朝
文体源流论是从历史纵向上对文体进行源头的寻找和脉络的梳理。为什么他会认为词体起源于六朝呢？一方面与他的诗学观念息息相关。杨慎年少之时，便成为李东阳的门生，李东阳门下的李梦阳、何景明等人在历史趋势下进行了以“复古”为中心的文学思潮运动，但是杨慎在偏远的西南边陲却有不同的文学坚持。胡应麟说他是“挺然崛起”，沈德潜则评价道“拔戟自成一队”。而后来由明入清的诗坛盟主钱谦益也对他有很高的评价：“及北地哆言复古，力排茶陵，海内为之风靡。用修乃沈酣六朝，揽采晚唐，创为渊博靡丽之词，其意欲压倒李、何，为茶陵别张壁垒，不与角胜口角间也。”
另一方面有人提出类似观点，文学理论总是后于文体而产生，词学理论从后蜀欧阳炯的《花间集序》为发端。而宋人开始探索词体的起源，有的从“入乐”着手，将词与乐府联系起来，如王炎曾有过此观点，南宋有一个人，早他提出“词源于六朝”的观点，朱弁在《曲洧旧闻》中就指出：“词起于唐人，而六代已滥觞矣。梁武帝有《江南弄》，陈后主有《玉树后庭花》……岂独五代之主，蜀之王衍、孟昶，南唐之李璟、李煜，吴越之钱俶，以工小词为能文哉。”此人提出论点，杨慎则在提出论点一一“词体来源于六朝”的基础上，进行详尽而系统的论述，说明在地位上，词体与诗体有着同样的高度。杨慎在《词品·序》中一开篇就提到：
“诗词同工而异曲，共源而分派，在六朝，若陶弘景之《寒夜怨》，梁武帝之《江南弄》，陆琼之《饮酒乐》，隋炀帝之《江南望》，填词之体己具矣。”
后又在《词品》当中多次提到：其中“在六朝……填词之体己具矣”，点明词体起源于六朝。《词品·卷》主要是列举六朝乐府词，其中《梁武帝江南弄》有“填词起于唐人，而六朝已滥觞矣”，从个体举例说明词体起源于六朝; 《陶弘景寒阶怨》条中“后世填词，《梅花引》格韵似之，后换头微异”，与《梁简文春情曲》中提到的“而唐词《瑞鹧鸪》格韵似之”，这两条都是说在六朝词体基础上，后代对其进行了继承与创新; 《陆琼饮酒乐》中提到“唐人之《破阵子》、《何满子》皆祖之”，也说明六朝是词体之源头。《王筠楚妃吟》“予论填词必溯六朝，亦昔人穷探黄河源之意也”。《梁简文春情曲》“此诗似七言律，而末句又用五言”。杨慎提出的这种观点，独树一帜，为明代词的衰弱带来了重新振兴的转机。
“词名多取诗名，如《蝶恋花》则取梁元帝诗句‘翻阶蛱蝶恋花情’”。（《词名多取诗名》）
但是大多数人认为词体起源于唐中叶的五七言诗，由五言诗、七言诗演变成长短句。如胡仔说：“唐初歌辞多是五言诗或七言诗，初无长短句，自中叶以后至五代，渐变成长短句。”王灼也指出：“唐时古意亦未全丧，《竹枝》《浪淘沙》、《抛球乐》《杨柳枝》，乃诗中绝句，而定为歌曲”，“然唐中叶渐有今体慢曲子”。
在杨慎之后，王世贞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王世贞从探本求源的角度，以六朝艳语作为词的滥觞，指出词与诗不同的文体风格，正在于其“宛转绵丽，浅至儇俏”，这样的主张显然与宋人词论尚雅崇正之说大相径庭，是晚明文学主潮在词论中的反映。
二、词体创作论一一偏于中正的“主情说”
正德嘉靖之际，王阳明的出现带来了阳明心学，心学中“心”字即代表追求内心世界的真情实感，这给程朱理学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士大夫们也开始关注内心。而阳明心学所倡导的追求内心的观点，则对明朝中后期的杨慎、李贽、汤显祖、公安派，一直到清代李渔、袁枚、郭麈都有很大的影响。
“白乐天之词……予独爱其花非花一首……盖其自度之曲，因情生文者也”（《白乐天花非花辞》）
人人有情，“不过甚”，就是别出格、别过分的意思。他举了宋代儒生说的话，悟禅的人越要断绝欲望，欲望则会越强烈，道家越说忘情，情则会越泛滥，圣贤只说要少些欲望、养心，这大约是心中的情。杨慎的“主情说”带有着特别中正的意味。这种中正来源于儒家思想对其的影响，这并不是他故作道貌岸然的学士样子，而是社会、家庭对其造成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杨慎家学渊深厚，其家族世代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以至于在“议大礼”事件中，坚决反对新皇帝列亲父母为上皇，几次反对，遭受廷杖被贬西南。这种儒家思想是刻在杨慎骨子里的，笔者可以理解。
明中期，王阳明发展了陆九渊的学说，提出阳明心学，颠覆了“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的学说，在南宋开始的对词的“雅正”的要求，也在此时彻底崩塌，崩塌的表现在于主情，并不在于的真情、性情的抒发，而落于狭隘、萎靡的窠臼，以至于在明末清初之后成为被鞭挞的一种词观。南宋一些骓词词集以及张炎等人的“雅正”词观，在元以及明前期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主情”说的出现， 《花间词》《草堂诗余》在明代风靡，特别是《草堂诗余》的流行，让靡靡之音有了新的接受范围。现在的我们应看到其进步性，而不是只谈它的弊病，附上章学诚所说“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它的进步性是更大的。
参考文献：
[1]杨慎，唐圭璋，词话丛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王文才辑校，杨慎词曲集[M].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3]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7.
[4]戴不凡，论崔莺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
[5]郭英德等著，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5.
[6]胡应麟，《诗薮》[M]，北京：中华书局，1958.
[7]沈德潜月准选。明诗别裁[M]，商务印书馆.1933.
[8]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1983.
[9]章学诚著，文史通义[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
[10]彭新有，杨慎谪滇词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12.
[11]王笑瑩，论杨慎词学思想对其词创作的影响[J]，贵州师范学院学报2016，32（08）：1-5.
关键词：杨慎;词品;起源论;创作论
中图分类号：G21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90517105
一、词体起源论——源于六朝
文体源流论是从历史纵向上对文体进行源头的寻找和脉络的梳理。为什么他会认为词体起源于六朝呢？一方面与他的诗学观念息息相关。杨慎年少之时，便成为李东阳的门生，李东阳门下的李梦阳、何景明等人在历史趋势下进行了以“复古”为中心的文学思潮运动，但是杨慎在偏远的西南边陲却有不同的文学坚持。胡应麟说他是“挺然崛起”，沈德潜则评价道“拔戟自成一队”。而后来由明入清的诗坛盟主钱谦益也对他有很高的评价：“及北地哆言复古，力排茶陵，海内为之风靡。用修乃沈酣六朝，揽采晚唐，创为渊博靡丽之词，其意欲压倒李、何，为茶陵别张壁垒，不与角胜口角间也。”
另一方面有人提出类似观点，文学理论总是后于文体而产生，词学理论从后蜀欧阳炯的《花间集序》为发端。而宋人开始探索词体的起源，有的从“入乐”着手，将词与乐府联系起来，如王炎曾有过此观点，南宋有一个人，早他提出“词源于六朝”的观点，朱弁在《曲洧旧闻》中就指出：“词起于唐人，而六代已滥觞矣。梁武帝有《江南弄》，陈后主有《玉树后庭花》……岂独五代之主，蜀之王衍、孟昶，南唐之李璟、李煜，吴越之钱俶，以工小词为能文哉。”此人提出论点，杨慎则在提出论点一一“词体来源于六朝”的基础上，进行详尽而系统的论述，说明在地位上，词体与诗体有着同样的高度。杨慎在《词品·序》中一开篇就提到：
“诗词同工而异曲，共源而分派，在六朝，若陶弘景之《寒夜怨》，梁武帝之《江南弄》，陆琼之《饮酒乐》，隋炀帝之《江南望》，填词之体己具矣。”
后又在《词品》当中多次提到：其中“在六朝……填词之体己具矣”，点明词体起源于六朝。《词品·卷》主要是列举六朝乐府词，其中《梁武帝江南弄》有“填词起于唐人，而六朝已滥觞矣”，从个体举例说明词体起源于六朝; 《陶弘景寒阶怨》条中“后世填词，《梅花引》格韵似之，后换头微异”，与《梁简文春情曲》中提到的“而唐词《瑞鹧鸪》格韵似之”，这两条都是说在六朝词体基础上，后代对其进行了继承与创新; 《陆琼饮酒乐》中提到“唐人之《破阵子》、《何满子》皆祖之”，也说明六朝是词体之源头。《王筠楚妃吟》“予论填词必溯六朝，亦昔人穷探黄河源之意也”。《梁简文春情曲》“此诗似七言律，而末句又用五言”。杨慎提出的这种观点，独树一帜，为明代词的衰弱带来了重新振兴的转机。
“词名多取诗名，如《蝶恋花》则取梁元帝诗句‘翻阶蛱蝶恋花情’”。（《词名多取诗名》）
但是大多数人认为词体起源于唐中叶的五七言诗，由五言诗、七言诗演变成长短句。如胡仔说：“唐初歌辞多是五言诗或七言诗，初无长短句，自中叶以后至五代，渐变成长短句。”王灼也指出：“唐时古意亦未全丧，《竹枝》《浪淘沙》、《抛球乐》《杨柳枝》，乃诗中绝句，而定为歌曲”，“然唐中叶渐有今体慢曲子”。
在杨慎之后，王世贞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王世贞从探本求源的角度，以六朝艳语作为词的滥觞，指出词与诗不同的文体风格，正在于其“宛转绵丽，浅至儇俏”，这样的主张显然与宋人词论尚雅崇正之说大相径庭，是晚明文学主潮在词论中的反映。
二、词体创作论一一偏于中正的“主情说”
正德嘉靖之际，王阳明的出现带来了阳明心学，心学中“心”字即代表追求内心世界的真情实感，这给程朱理学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士大夫们也开始关注内心。而阳明心学所倡导的追求内心的观点，则对明朝中后期的杨慎、李贽、汤显祖、公安派，一直到清代李渔、袁枚、郭麈都有很大的影响。
“白乐天之词……予独爱其花非花一首……盖其自度之曲，因情生文者也”（《白乐天花非花辞》）
人人有情，“不过甚”，就是别出格、别过分的意思。他举了宋代儒生说的话，悟禅的人越要断绝欲望，欲望则会越强烈，道家越说忘情，情则会越泛滥，圣贤只说要少些欲望、养心，这大约是心中的情。杨慎的“主情说”带有着特别中正的意味。这种中正来源于儒家思想对其的影响，这并不是他故作道貌岸然的学士样子，而是社会、家庭对其造成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杨慎家学渊深厚，其家族世代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以至于在“议大礼”事件中，坚决反对新皇帝列亲父母为上皇，几次反对，遭受廷杖被贬西南。这种儒家思想是刻在杨慎骨子里的，笔者可以理解。
明中期，王阳明发展了陆九渊的学说，提出阳明心学，颠覆了“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的学说，在南宋开始的对词的“雅正”的要求，也在此时彻底崩塌，崩塌的表现在于主情，并不在于的真情、性情的抒发，而落于狭隘、萎靡的窠臼，以至于在明末清初之后成为被鞭挞的一种词观。南宋一些骓词词集以及张炎等人的“雅正”词观，在元以及明前期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主情”说的出现， 《花间词》《草堂诗余》在明代风靡，特别是《草堂诗余》的流行，让靡靡之音有了新的接受范围。现在的我们应看到其进步性，而不是只谈它的弊病，附上章学诚所说“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它的进步性是更大的。
参考文献：
[1]杨慎，唐圭璋，词话丛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王文才辑校，杨慎词曲集[M].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3]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7.
[4]戴不凡，论崔莺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
[5]郭英德等著，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5.
[6]胡应麟，《诗薮》[M]，北京：中华书局，1958.
[7]沈德潜月准选。明诗别裁[M]，商务印书馆.1933.
[8]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1983.
[9]章学诚著，文史通义[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
[10]彭新有，杨慎谪滇词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12.
[11]王笑瑩，论杨慎词学思想对其词创作的影响[J]，贵州师范学院学报2016，32（0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