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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古书画鉴定家徐邦达先生已是百岁人瑞,近三五年来已不事鉴定,不撰著述,安宁地在京华自家府第颐养天年。然而,徐老于众多古书画鉴定的门生中最得意的一位——浙江博物馆研究员黄涌泉先生,却已作古近5载,终年78岁。两位鉴定家执著的事业心、严谨的治学精神以及他们师生倾情书画鉴定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翻看徐老致我的信函12通、诗文墨宝3件;黄老致函2件、应我之约请而撰的遗文,不禁产生了执笔缀文的想法,略叙徐、黄师生情谊之佚事,于如烟往事中触摸一段可启人遐想的人物历史。
2004年北京《中国书画》杂志有期刊载过一篇长达万余字的《徐邦达访谈录》,其中有访者提问:“在众多的学生中,您认为哪一位最好?”徐答:“浙江的黄涌泉。”
早在1997年夏,徐老曾客居南京金陵饭店两月余,时在为他于当年7月7日举办的书画个展创作作品及鉴定当地藏品。黄涌泉先生过往,晤谈甚欢。徐老有感,写下了赠黄先生六首七绝诗,诗中记叙了两人的情谊。摘录如下:“涌泉黄子,相识有年,建国后南北暌违,几载才得一见,见则罄怀相怀相询古书画鉴析种种,虽通宵不倦,辄使难倒浅识,而尤以师弟子相礼、愧恧何也……”
徐邦达和黄涌泉两位先后走上国家、地方的古书画鉴定平台,自然源于他们早年的艺术喜好和功底,但基本的客观条件却是建国初期文物事业复兴的社会需要。徐老应郑振铎之召,1950年先至国家文物局后转故宫博物院;黄涌泉则是在1953年8月调到浙江省文物管理局(后转省博物馆)。
徐、黄师生缘启于1955年。当年7月,黄涌泉奉派赴京参加文化部、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联合举办的“第四届考古人员训练班”。到达北京办好报到手续后,他便怀揣沙孟海先生的推荐信,去故宫博物馆拜谒徐邦达先生。那时他不过20多岁,参加文物工作才两年,而徐先生已是蜚声文博界的书画鉴定专家。他站在传达室旁,内心未免有些紧张。只见徐先生缓步出来,他迎上去呈上沙老便函,徐看了以后,面带微笑将他引至办公室叙谈,谈得很契合。那一次黄在北京两个多月,培训班课余时间,就到故宫皇极殿、宁寿宫及东西庑仔细参观绘画馆数以百计的古代珍品,看不懂的就向徐先生请教。
9月,训练班学习即将结束,学员转去郑州考古实践,发掘商代遗址、战国墓葬。离京前班主任突然通知黄:“国家文物局领导张珩要你去他家谈谈。”次日下午他按时登门拜望,晤谈半天,张先生主要谈书画鉴定涉及到各个方面,知识面越广越好,举了不少实例。事后他才知道是张先生听到徐邦达先生介绍他的情况后,才找他约谈的。
1962年4月,徐先生到杭州参加有关“中国绘画史”的研讨会。早在1954年故宫绘画馆开放不久,徐就发表了《从绘画馆陈列品看我国绘画的发展史》一文,徐在这次杭州会议上,更加详尽地发挥了自己的论点。会议结束后,徐先生应邀为浙江美术学院图画系作鉴定书画的学术报告,黄与学生们一起听课做笔记,当时的记录至今还保存着。
1974年11月,浙江省文化局派黄会同宁波谢典勋赴北京,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参加各省自治区新发现文物展览陈列工作汇报,是年12月底返回杭州。黄在北京将近住了两个月。他到北京后即去故宫拜谒徐先生,喜见他身体硬朗,健谈如昔,徐面告家宅地址,于是他经常夜访徐师,请教他在浙江鉴定书画中的疑难问题。谈到宁波天一阁收藏不少书画佳品,其中有几件他吃不准,请徐先生今后有机会去鉴定一下。
1979年9月,徐先生自北京飞抵杭州,故宫杨伯达先生结伴而至,黄到杭州笕桥机场迎接,徐先生这时已年近七十了,依然精神矍铄,鹤发松姿,黄先生安排他们住到西子湖畔新新饭店。次日,同门杨臣彬、杨新、王连起相继到达。9月15日,南京萧平也到杭州参与鉴定,可以说是“心远堂”师生聚会。次日,沙孟海先生与黄在杭州酒家宴请徐。这次徐老来浙,鉴定了浙江博物馆书画数十件,又去杭州市文管会等有关单位鉴定所藏书画。徐先生还带领杨新和黄先生到杭州横紫城巷余任天先生家,鉴定他的书画藏品,得见明黄克晦《金陵八景图册》及黄道周《草书轴》。在杭州期间,黄又向徐师请教有关明代院画研究问题。徐先生认为明朝宫廷绘画值得进一步研究,随手取出一本故宫业务部书画组编的《明代院体浙派绘画资料》油印本借给黄看。黄先生喜阅数日才归还。徐先生一行离开杭州赴绍兴逗留二天,然后去宁波天一阁考察、鉴定书画。鉴定中发现了元四家之一吴镇《双树图》轴,该图笔法圆润,定为吴镇中年的作品。
1981年5月18日夜,徐先生应西泠印社邀请匆匆至杭,留宿黄家。次日安排他住到花港饭店,黄随徐先生鉴定了西泠印社收藏书画数十件。
1983年11月,徐先生至杭州参加西泠印社建社八十周年纪念活动,11月3日上午在学术交流会上,宣读他的《略谈唐宋画所钤的公私印记》论文。数天活动中,黄始终相伴相侍着徐老。
同年12月,黄应召偕学生周永良赴福建,随侍徐先生鉴定书画。走访了福州、泉州、厦门等地,先后到福建省博物馆、福州市文管会、泉州市文管会、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华侨博物馆、郑成功纪念馆等处,共鉴定书画5000余件。半月时光,师生朝夕相处,切磋鉴定技艺及学问。
徐、黄二位师生间的关系,自是学问传授与吸收,但又有“教学相长”的平等、互补之味。徐赠黄的六首七绝中,末首后二句“与君磨切甘附骥,师说无虚此典型。”(此指唐代大文学家韩愈《师说》中“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之意)。有例:1983年冬徐邦达携弟子五六人去福建鉴定半月余之行中,有次发现一幅陈洪绶绢本设色秋叶草虫轴,款署“洪绶写于溪山”,徐先生开始觉得很好,定为真迹,因黄先生对陈洪绶曾作过很深的研究,对陈洪绶的作品有特别深厚的感情,看得特别仔细,反复地看这幅画,终于看出了问题,黄先生分析说,署款有问题,前后有矛盾,整幅画初看尚不错,但细看红叶,树干笔法不好,草虫螳螂更劣,虽有几分老莲的面目,功力还是不够,这幅东西应是清代前期的“绍兴货”,这幅画可能是郭元宰作的假。后来徐先生又作了细看,说竹叶画得最好,但石头、红叶细看的确弱了点,款写得太肥,认为黄先生的分析有道理,当即改定为赝品。徐先生当着众晚辈的面,否定自己的结论,没有半点不快,黄为此非常感动。
在以徐邦达为主的前辈鉴定界、文物界、史论界的指导、熏陶下,黄涌泉立足于实践及研究,为浙江的文物鉴定作出了很大贡献,并以许多学术成果传世。几十年来,全省各地经他过目的书画作品多达十多万件,鉴定出宋朝至清朝的珍贵字画有上千件之多。在此基础上,他撰写发表了许多学术论文,并编辑出版专集,如《八大山人双鸟图考辨》《书画鉴定浅谈》《吴镇绘画作品真伪考辨》《杭州元代石窟艺术》《浙江历代画家作品选集》(与王伯敏合编)《浙江近代书画选集》等,尤其是他的《陈洪绶年谱》深受国内外学者推崇。
黄涌泉先生晚年多次对家人及学生周永良等说过:在我的人生旅途中,徐先生对后辈总是那样热情教导,循循善诱,为学生答疑解惑。徐先生率直平和的人品、严谨的学风,豁达的人生观、幽默的言谈,给我打上了深刻的印记,我内心永远称自己是“心远堂中的小学生”。 □
翻看徐老致我的信函12通、诗文墨宝3件;黄老致函2件、应我之约请而撰的遗文,不禁产生了执笔缀文的想法,略叙徐、黄师生情谊之佚事,于如烟往事中触摸一段可启人遐想的人物历史。
2004年北京《中国书画》杂志有期刊载过一篇长达万余字的《徐邦达访谈录》,其中有访者提问:“在众多的学生中,您认为哪一位最好?”徐答:“浙江的黄涌泉。”
早在1997年夏,徐老曾客居南京金陵饭店两月余,时在为他于当年7月7日举办的书画个展创作作品及鉴定当地藏品。黄涌泉先生过往,晤谈甚欢。徐老有感,写下了赠黄先生六首七绝诗,诗中记叙了两人的情谊。摘录如下:“涌泉黄子,相识有年,建国后南北暌违,几载才得一见,见则罄怀相怀相询古书画鉴析种种,虽通宵不倦,辄使难倒浅识,而尤以师弟子相礼、愧恧何也……”
徐邦达和黄涌泉两位先后走上国家、地方的古书画鉴定平台,自然源于他们早年的艺术喜好和功底,但基本的客观条件却是建国初期文物事业复兴的社会需要。徐老应郑振铎之召,1950年先至国家文物局后转故宫博物院;黄涌泉则是在1953年8月调到浙江省文物管理局(后转省博物馆)。
徐、黄师生缘启于1955年。当年7月,黄涌泉奉派赴京参加文化部、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联合举办的“第四届考古人员训练班”。到达北京办好报到手续后,他便怀揣沙孟海先生的推荐信,去故宫博物馆拜谒徐邦达先生。那时他不过20多岁,参加文物工作才两年,而徐先生已是蜚声文博界的书画鉴定专家。他站在传达室旁,内心未免有些紧张。只见徐先生缓步出来,他迎上去呈上沙老便函,徐看了以后,面带微笑将他引至办公室叙谈,谈得很契合。那一次黄在北京两个多月,培训班课余时间,就到故宫皇极殿、宁寿宫及东西庑仔细参观绘画馆数以百计的古代珍品,看不懂的就向徐先生请教。
9月,训练班学习即将结束,学员转去郑州考古实践,发掘商代遗址、战国墓葬。离京前班主任突然通知黄:“国家文物局领导张珩要你去他家谈谈。”次日下午他按时登门拜望,晤谈半天,张先生主要谈书画鉴定涉及到各个方面,知识面越广越好,举了不少实例。事后他才知道是张先生听到徐邦达先生介绍他的情况后,才找他约谈的。
1962年4月,徐先生到杭州参加有关“中国绘画史”的研讨会。早在1954年故宫绘画馆开放不久,徐就发表了《从绘画馆陈列品看我国绘画的发展史》一文,徐在这次杭州会议上,更加详尽地发挥了自己的论点。会议结束后,徐先生应邀为浙江美术学院图画系作鉴定书画的学术报告,黄与学生们一起听课做笔记,当时的记录至今还保存着。
1974年11月,浙江省文化局派黄会同宁波谢典勋赴北京,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参加各省自治区新发现文物展览陈列工作汇报,是年12月底返回杭州。黄在北京将近住了两个月。他到北京后即去故宫拜谒徐先生,喜见他身体硬朗,健谈如昔,徐面告家宅地址,于是他经常夜访徐师,请教他在浙江鉴定书画中的疑难问题。谈到宁波天一阁收藏不少书画佳品,其中有几件他吃不准,请徐先生今后有机会去鉴定一下。
1979年9月,徐先生自北京飞抵杭州,故宫杨伯达先生结伴而至,黄到杭州笕桥机场迎接,徐先生这时已年近七十了,依然精神矍铄,鹤发松姿,黄先生安排他们住到西子湖畔新新饭店。次日,同门杨臣彬、杨新、王连起相继到达。9月15日,南京萧平也到杭州参与鉴定,可以说是“心远堂”师生聚会。次日,沙孟海先生与黄在杭州酒家宴请徐。这次徐老来浙,鉴定了浙江博物馆书画数十件,又去杭州市文管会等有关单位鉴定所藏书画。徐先生还带领杨新和黄先生到杭州横紫城巷余任天先生家,鉴定他的书画藏品,得见明黄克晦《金陵八景图册》及黄道周《草书轴》。在杭州期间,黄又向徐师请教有关明代院画研究问题。徐先生认为明朝宫廷绘画值得进一步研究,随手取出一本故宫业务部书画组编的《明代院体浙派绘画资料》油印本借给黄看。黄先生喜阅数日才归还。徐先生一行离开杭州赴绍兴逗留二天,然后去宁波天一阁考察、鉴定书画。鉴定中发现了元四家之一吴镇《双树图》轴,该图笔法圆润,定为吴镇中年的作品。
1981年5月18日夜,徐先生应西泠印社邀请匆匆至杭,留宿黄家。次日安排他住到花港饭店,黄随徐先生鉴定了西泠印社收藏书画数十件。
1983年11月,徐先生至杭州参加西泠印社建社八十周年纪念活动,11月3日上午在学术交流会上,宣读他的《略谈唐宋画所钤的公私印记》论文。数天活动中,黄始终相伴相侍着徐老。
同年12月,黄应召偕学生周永良赴福建,随侍徐先生鉴定书画。走访了福州、泉州、厦门等地,先后到福建省博物馆、福州市文管会、泉州市文管会、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华侨博物馆、郑成功纪念馆等处,共鉴定书画5000余件。半月时光,师生朝夕相处,切磋鉴定技艺及学问。
徐、黄二位师生间的关系,自是学问传授与吸收,但又有“教学相长”的平等、互补之味。徐赠黄的六首七绝中,末首后二句“与君磨切甘附骥,师说无虚此典型。”(此指唐代大文学家韩愈《师说》中“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之意)。有例:1983年冬徐邦达携弟子五六人去福建鉴定半月余之行中,有次发现一幅陈洪绶绢本设色秋叶草虫轴,款署“洪绶写于溪山”,徐先生开始觉得很好,定为真迹,因黄先生对陈洪绶曾作过很深的研究,对陈洪绶的作品有特别深厚的感情,看得特别仔细,反复地看这幅画,终于看出了问题,黄先生分析说,署款有问题,前后有矛盾,整幅画初看尚不错,但细看红叶,树干笔法不好,草虫螳螂更劣,虽有几分老莲的面目,功力还是不够,这幅东西应是清代前期的“绍兴货”,这幅画可能是郭元宰作的假。后来徐先生又作了细看,说竹叶画得最好,但石头、红叶细看的确弱了点,款写得太肥,认为黄先生的分析有道理,当即改定为赝品。徐先生当着众晚辈的面,否定自己的结论,没有半点不快,黄为此非常感动。
在以徐邦达为主的前辈鉴定界、文物界、史论界的指导、熏陶下,黄涌泉立足于实践及研究,为浙江的文物鉴定作出了很大贡献,并以许多学术成果传世。几十年来,全省各地经他过目的书画作品多达十多万件,鉴定出宋朝至清朝的珍贵字画有上千件之多。在此基础上,他撰写发表了许多学术论文,并编辑出版专集,如《八大山人双鸟图考辨》《书画鉴定浅谈》《吴镇绘画作品真伪考辨》《杭州元代石窟艺术》《浙江历代画家作品选集》(与王伯敏合编)《浙江近代书画选集》等,尤其是他的《陈洪绶年谱》深受国内外学者推崇。
黄涌泉先生晚年多次对家人及学生周永良等说过:在我的人生旅途中,徐先生对后辈总是那样热情教导,循循善诱,为学生答疑解惑。徐先生率直平和的人品、严谨的学风,豁达的人生观、幽默的言谈,给我打上了深刻的印记,我内心永远称自己是“心远堂中的小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