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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 芸：“人民法庭在参与社会诉源治理过程中要结合自身特色，找到合适的路径，让司法服务的触角更深更广，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全省法院收案下降7.2%。”“人民法庭增设至316个……化解全省近40%的民商事案件。”翻看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几组数据让省人大代表、绍兴市越城区灵芝街道天和社区党总支书记傅芸感到尤为振奋。
“2019年，全省法院收案下降4.6%，浙江也是全国唯一收案出现负增长省区;2020年这个数值上升到7.2%。”傅芸说，浙江法院探索开展诉源治理工作的成效在不断凸显。
诉源治理就是对诉讼的源头治理，即通过多种治理手段，预防潜在纠纷、化解已有矛盾、减少进入诉讼环节案件数量或有效分流诉讼中的案件。近两年来，浙江法院创新探索新形势下加强诉源治理工作的方法路径，持续总结推广永康“龙山经验”、舟山“普陀模式”、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积极助推“信访打头、调解为主、诉讼断后”的县级矛调中心建设，92家基层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全部入驻矛调中心。
“作为‘枫桥经验’的发源地，绍兴在推进诉源治理工作方面也有诸多探索。”傅芸介绍，目前，绍兴全市法院已成建制入驻县（市、区）矛调中心。此外，绍兴在全省率先开展天平调解试点工作，现已在县级矛调中心设立了“天平调解工作室”，选任已退休的专业法官、检察官等专业人士“坐堂问诊”，老百姓化解矛盾纠纷有了“专家门诊”，为纠纷多元化解凝聚起强大合力。
数字赋能，是实现诉源治理的有效路徑。“ODR线上调解、移动微法院，24小时‘不打烊’司法服务走进千家万户，让人民群众有了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高的满意度。”傅芸说。
如何持续推进诉源治理工作，使浙江诉讼大省的现状得到明显改观？傅芸认为，一方面要不断助推矛调中心建设，加大对社会解纷力量的指导、培训力度，助推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加速实现;另一方面要“再注能”，深化智慧法院建设，加强对在线调解、诉讼等智能平台的优化升级，实现真正的便利高效，加强法院智能化建设的科技支持和资金保障。
此外，人民法庭的作用不容忽视。“人民法庭是法院工作的最前沿，与人民群众联系最紧密、最直接，在诉源治理中发挥着‘桥头堡’作用。”傅芸表示，“人民法庭在参与社会诉源治理过程中要结合自身特色，找到合适的路径，让司法服务的触角更深更广，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绍兴深入开展‘枫桥式人民法庭’创建，不少法庭扎根于当地经济文化土壤，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傅芸举例说，嵊州市黄泽法庭从当地王羲之“戒讼”的家训中汲取养分，推出了“羲之云调解”;越城区袍江法庭设立全省首个“工会工作室”，引入“工会+法院”模式来调解劳动争议，取得了显著效果，“这些探索尝试都有借鉴意义”。
“全省法院收案下降7.2%。”“人民法庭增设至316个……化解全省近40%的民商事案件。”翻看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几组数据让省人大代表、绍兴市越城区灵芝街道天和社区党总支书记傅芸感到尤为振奋。
“2019年，全省法院收案下降4.6%，浙江也是全国唯一收案出现负增长省区;2020年这个数值上升到7.2%。”傅芸说，浙江法院探索开展诉源治理工作的成效在不断凸显。
诉源治理就是对诉讼的源头治理，即通过多种治理手段，预防潜在纠纷、化解已有矛盾、减少进入诉讼环节案件数量或有效分流诉讼中的案件。近两年来，浙江法院创新探索新形势下加强诉源治理工作的方法路径，持续总结推广永康“龙山经验”、舟山“普陀模式”、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积极助推“信访打头、调解为主、诉讼断后”的县级矛调中心建设，92家基层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全部入驻矛调中心。
“作为‘枫桥经验’的发源地，绍兴在推进诉源治理工作方面也有诸多探索。”傅芸介绍，目前，绍兴全市法院已成建制入驻县（市、区）矛调中心。此外，绍兴在全省率先开展天平调解试点工作，现已在县级矛调中心设立了“天平调解工作室”，选任已退休的专业法官、检察官等专业人士“坐堂问诊”，老百姓化解矛盾纠纷有了“专家门诊”，为纠纷多元化解凝聚起强大合力。
数字赋能，是实现诉源治理的有效路徑。“ODR线上调解、移动微法院，24小时‘不打烊’司法服务走进千家万户，让人民群众有了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高的满意度。”傅芸说。
如何持续推进诉源治理工作，使浙江诉讼大省的现状得到明显改观？傅芸认为，一方面要不断助推矛调中心建设，加大对社会解纷力量的指导、培训力度，助推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加速实现;另一方面要“再注能”，深化智慧法院建设，加强对在线调解、诉讼等智能平台的优化升级，实现真正的便利高效，加强法院智能化建设的科技支持和资金保障。
此外，人民法庭的作用不容忽视。“人民法庭是法院工作的最前沿，与人民群众联系最紧密、最直接，在诉源治理中发挥着‘桥头堡’作用。”傅芸表示，“人民法庭在参与社会诉源治理过程中要结合自身特色，找到合适的路径，让司法服务的触角更深更广，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绍兴深入开展‘枫桥式人民法庭’创建，不少法庭扎根于当地经济文化土壤，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傅芸举例说，嵊州市黄泽法庭从当地王羲之“戒讼”的家训中汲取养分，推出了“羲之云调解”;越城区袍江法庭设立全省首个“工会工作室”，引入“工会+法院”模式来调解劳动争议，取得了显著效果，“这些探索尝试都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