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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沛霖, 电子与信息学专家,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
1913年生于天津, 1935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52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带特荣誉衔哲学博士学位。电子工业部科技委前副主任。中国工程院主席团前成员。中国计算机学会及中国系统工程学会荣誉理事,中国电子学会荣誉会员。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八个院校名誉、兼职教授。中国工程院六个倡建人之一。负责引进、建设并参与设计我国电子元件生产的巨型企业华北无线电联合厂。指导并参与了我国第一台超远程雷达和第一组大、中、小型系列电子计算机联合研制的启动工作。延安时期和抗美援朝中,在无线电通讯方面作出贡献。曾主持我国的电子科技规划工作。对电子电路、无线电话发射、雷达理论、电子计算机逻辑,电机电器等等均有创新成果。曾任多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美国Sigma Xi会员和IEEE(国际)终身特级会员并被授予IEEE建会百年纪念勋章。获授2000年度中国工程科技奖。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提出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提高国家竞争力的中心环节,把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面向未来的重大战略选择。对科技创新话题的探讨从未停止,我们的脚步也从未停歇。
近日,我们非常荣幸能采访到96岁高龄的我国著名电子与信息学专家、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罗沛霖院士。罗老参与了新中国第一个科学技术规划——《1956-1969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制定工作,结合60多年丰富的工作经历和厚实人生阅历,罗老认为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发展离不开社会实践的滋养,社会实践的丰富必将带动科学技术的进步。
罗老能接受采访就很出我们的意外,畅谈一个多小时,从科技人员素质谈起,讲到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律,谈到创新,回顾电子发展史,以及社会发展的动力等话题。
国家需要我做什么,就做什么
当问起,对现在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年轻人最想说点什么时,“主要看他们对我有什么要求,我没有什么要说的。”罗沛霖老人以这样的方式回答。看过他的经历,便会发现罗老像块“红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1935年罗沛霖从上海交大电机系毕业,此时,日本军国主义已经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强占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近而不断挑衅蚕食我华北。满怀爱国热忱的罗沛霖,毅然告别在燕京大学读书的女友杨敏如,只身前往广西第四集团军无线电厂担任电子工程师。一年多后,当罗沛霖认识到国民党的真实面目后,便借出差之机离开了广西,寻找机会奔赴革命胜地延安。
1937年,罗沛霖来到西安,他给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写了自我推荐信,介绍了自己在无线电技术方面的专长。林伯渠亲自接待了这位放弃了每月120块大洋待遇,甘愿到延安参加革命的年轻人。
到了延安以后,罗沛霖才知道,共产党军队拥有的最早的电台是1933年从国民党张辉瓒部队缴获的。1938年,中央军委三局决定在延安建立自己的通信材料厂,尝试批量生产电台。于是,科班毕业而且擅长动手的罗沛霖就有了用武之地。那一年,罗沛霖和同事们用猪油代替润滑油、用木头做绝缘材料制作的手工电台,全部被送到了抗日前线。
1939年,全国的抗战形势发生了变化,根据党组织的安排,罗沛霖离开延安前往重庆。当时的地下组织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开始筹建一个名为“青年科学技术人员协进会”的进步组织,委托罗沛霖负责创办企业。
1947年,罗沛霖突然接到了一个秘密任务,党组织希望他到美国留学,为即将解放的新中国做贡献。他的大学同学钱学森等推荐他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罗沛霖带着地下党拨给他的500美元和第一套西装到了美国。
1950年,就在罗沛霖还有5个月拿到博士学位时,朝鲜战争爆发了,不久美国宣布参战。罗沛霖担心中国学生回国会受到限制,于是向导师提出提前口试答辩。而此时,他因与钱学森的密切关系,已经受到了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监控,所幸他的学生身份帮助他买到了回国的船票。在回国的轮船上,罗沛霖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罗沛霖当时并不知道:他刚刚离开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人就来到加州理工大学寻找他的下落。
回国不久便受命筹建“一五”计划中规模最大的企业之一——国营华北无线电器材联合厂。在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专家的帮助下,罗沛霖前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确定引进18家单位的80多项产品,并带回了工厂计划任务书。1953年10月,国家计委批准了他的建厂计划。在当时人烟稀少的大山子建起了国营华北无线电器材联合厂(又名718联合厂)。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718厂成为我国电子工业的摇篮。
罗老认为,现在的科学技术人员应该研究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形势,虽然这是个世界性的问题,我国也是从落后于人逐步发展起来的,到现在为止,有些科学技术已经进入到世界顶峰了,有些具体的科技问题,比起走在前面的国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任重而道远。
规划起了很大作用
罗沛霖老人说:“我参与过十二年的科学规划(《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现在回想起来,50多年过去了,发现规划起了很大的作用。按部就班地做事、按科学技术规律去办事。最为重要的一点,科学技术最后要表现在国家综合国力上,科学技术在各方面的应用!”
建国后经济逐渐恢复,国家设想在第二、第三个五年计划内更大规模地开展经济建设,制定了相当宏伟的目标。经济目标的实现有赖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从而对我国当时还很薄弱的科技工作提出了很高的要求。1955年,国务院科学研究计划工作小组提出了编制十二年科技规划的报告。随后,在周恩来总理领导下,国务院成立了科学规划委员会,调集了几百名各种门类和学科的科学家参加编制规划工作,还邀请了16名苏联各学科的著名科学家来华,帮助我们了解世界科学技术的水平和发展趋势。
《十二年科技规划》是我国建国以来的第一个科技规划。规划从13个方面提出了57项重大科学技术任务、616个中心问题,从中进一步综合提出了12个重点任务,还对全国科研工作的体制(主要是科学院、产业部门和高等院校三个方面之间的分工合作与协调原则)、现有人才的使用方针、培养干部的大体计划和分配比例、科学研究机构设置的原则等作了一般性的规定,是一个项目、人才、基地、体制统筹安排的规划。
规划的制定和实施不仅对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对我国科研机构的设置和布局,高等院校学科及专业的调整,科技队伍的培养方向和使用方式,科技管理的体系和方法,以及我国科技体制的形成起
了决定性的作用。
用不着去预见
一位经历风雨的老科技工作者,当被问起下一个六十年,中国科学技术事业会发生哪些大的改变?会出现哪些自主创新的新技术新产品?
罗沛霖老人的回答很诚实,社会实践的发展必然要求出新技术,新技术又提高人类的社会活动能力,二者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新技术的应用提升产业,产业发展指导实践。很难、也不用急于去预见。
罗老说,从科技历史上看,科技最早是从应用开始。从古代科学和技术关系就可以看出,随着科学发现,技术才产生出来。现在也习惯应用,科学技术,包括很多艺术性的技术,都是在应用中发展起来。
科学技术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从古代到近代两个阶段以后,在19世纪末,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科技活动的社会化,开始进入了高速发展的现代科学技术的时代。各种门类工程技术的出现与发展,既是以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发现、发明、创造、革新为基础,又来源于生产实践,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和再认识,不断完善、提高,使技术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社会生产力,以实现人类不仅要认识客观世界而且要改造客观世界的宏伟目标。
罗老说,自己就是在产业部门做科学研究的,跟国家产业生产联系起来、相结合。在产业部门搞科技工作,就是要解决产业提出来的问题,而且必须解决问题。除了科学研究,还要发展产业、制订相关标准,生产出社会需要的产品。“我的经验,在产业方面,做科研工作跟社会实践结合在一起很受用。表面上看,基础研究科学的发展不一样,事实上,这些理论研究成果最后也要应用于日常的社会实践、生产。”
科学技术跟产业方方面面都有联系,产业的实践反过来为科学技术的应用性发展提供滋养,提供土壤,通过实践应用,向科技提出新要求。只有通过产业部门的实践,科技才有强大的生命力。比如天文学的应用,需要产业滋养,提供手段和方法。
“产学研”应该齐头并进,在提高国家综合实力面前,“研”为生产、社会实践指出方向、“产”为“学”、“研”提出新的要求,“学”为科学技术的发展输送新生活力。
“从我了解的国外情况来看,‘产’跟‘研’很密切地结合,企业多半都有自己的研究机构,应用产生很重大的作用。‘学’在学校,有些学科跟生产不是这样密切,但也脱离不开社会实践的。”
创新也应该从社会实践中来,否则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科技与社会实践要全方位地结合起来。如何结合起来?最早的科学技术就是从实践中来的,和社会生产的发展不可分离。科学技术必然要从社会实践中获取滋养,社会也提出它的要求,再产生出科学新事物。
罗老用自己熟悉的电子技术的发展来佐证这一观点。“电子本身就是世界性的新技术,19世纪末发明的,现在应用在方方面面,成为部分性的元素。过去的一个世纪可以说是电子大发展的世纪。”
他说,现在电子成为很多行业都不可或缺的一个部件。具体生产还会分行业,电子发展到现在有很多分支,在产业中也有分支,但基础性的东西是没有变的。电子分为有电源的(电子管、半导体)和无源的(就像718厂的多个产品如电容器等);材料分为绝源件(不需要电源配合的一类)和有源材料;半导体的发展要有元素、合成材料、电容器介质材料三个基础性的东西构成,做成元件、构件需要特殊的工艺。半导体的生产就很有代表性,工艺也是多种多样的。此外,还需要相关的设备,也是多种多样。能把这些东西联系起来,构成理论(应用)。社会实践的丰富,为电子的发展提供了多种可能,例如文学中有细分的天文电子学。不过,理论还是基础之一。
“总结起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存在各种可能,中国科学技术一定会向前走,科学技术的应用范围也将扩大。新技术的产生永远离不开社会实践。”
回顾工程院建立
谈起中国工程院的设立,就必然要讲起罗沛霖院士等人。1992年,罗沛霖与张光斗、王大珩、师昌绪、张维、侯祥麟等六位中科院的资深院士,向党中央、国务院提交了一份《关于早日建立中国工程与技术科学院的建议》的建议书。这份言简意赅的建议书是罗沛霖字斟句酌完成的。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在罗沛霖等人的建议书上批示:此事提起不少次,看来要与各方面交换意见研究决策。1994年,中国工程院终于成立。
罗老回忆:“当时,已经有很多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和有关人士,曾多次就建立中国工程院的问题积极提出倡议。我们是在综合其他人意见的基础上,用最简洁的语言概括起来。当时,很多人都不抱希望。”
谈及为什么要提议建立中国工程院时,罗老认为,国际上的实践经验,美、英都有科学院也有工程院。科学院更多的是针对基础性的、学术性的问题加以研究。另外就是实践产生要求,我国发展到这样的一个阶段,有必要成立国家工程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机构。
事实上,20世纪以来,由于工业生产的需要和技术科学的迅速发展,使原来主要依赖经验积累的工程技术有了理论基础的支持与指引,在推进工农业生产、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受到各国科技界和决策层重视,纷纷采取措施推动技术科学与工程技术的发展,强化其地位和作用,已有二十多个国家先后建立了工程院、工程与技术科学院等最高荣誉性、咨询性学术机构。几十年来,随着我国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的发展,在各条战线上已经成长起一大批优秀的工程技术专家。在我国建立工程院就有了实际意义和基础。
文化产业与科学技术互动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罗老有一个鲜明的观点:产业革命终将走向文化产业牵引社会经济。他认为,技术与文化是互动关系。文化发展有各种可能,为技术发展提供知识的保障。文化产业不需要过多的物质基础,文化更有生命力!从社会发展看,物质基础必须伴有文化的发展,技术发展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条件。
罗沛霖老先生发现电子的发展为文化产业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比如广播、电视等文化产业的兴盛。早在20世纪90年代,面对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新产业革命的兴起,他就独到地提出,文化产业的发展与信息产业的发展同步,有四个里程碑,第一是语言的运用,第二是文字的形成,第三是印刷机的出现,而电子、光电子等信息技术的发展将带来文化领域的又一次革命,文化在人类总产出中份额越来越大,并支配和牵引社会经济的发展。
罗沛霖坚信:“世界终将走向文化事业的发展,文化产业将成为主流!”
1913年生于天津, 1935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52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带特荣誉衔哲学博士学位。电子工业部科技委前副主任。中国工程院主席团前成员。中国计算机学会及中国系统工程学会荣誉理事,中国电子学会荣誉会员。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八个院校名誉、兼职教授。中国工程院六个倡建人之一。负责引进、建设并参与设计我国电子元件生产的巨型企业华北无线电联合厂。指导并参与了我国第一台超远程雷达和第一组大、中、小型系列电子计算机联合研制的启动工作。延安时期和抗美援朝中,在无线电通讯方面作出贡献。曾主持我国的电子科技规划工作。对电子电路、无线电话发射、雷达理论、电子计算机逻辑,电机电器等等均有创新成果。曾任多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美国Sigma Xi会员和IEEE(国际)终身特级会员并被授予IEEE建会百年纪念勋章。获授2000年度中国工程科技奖。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提出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提高国家竞争力的中心环节,把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面向未来的重大战略选择。对科技创新话题的探讨从未停止,我们的脚步也从未停歇。
近日,我们非常荣幸能采访到96岁高龄的我国著名电子与信息学专家、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罗沛霖院士。罗老参与了新中国第一个科学技术规划——《1956-1969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制定工作,结合60多年丰富的工作经历和厚实人生阅历,罗老认为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发展离不开社会实践的滋养,社会实践的丰富必将带动科学技术的进步。
罗老能接受采访就很出我们的意外,畅谈一个多小时,从科技人员素质谈起,讲到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律,谈到创新,回顾电子发展史,以及社会发展的动力等话题。
国家需要我做什么,就做什么
当问起,对现在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年轻人最想说点什么时,“主要看他们对我有什么要求,我没有什么要说的。”罗沛霖老人以这样的方式回答。看过他的经历,便会发现罗老像块“红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1935年罗沛霖从上海交大电机系毕业,此时,日本军国主义已经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强占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近而不断挑衅蚕食我华北。满怀爱国热忱的罗沛霖,毅然告别在燕京大学读书的女友杨敏如,只身前往广西第四集团军无线电厂担任电子工程师。一年多后,当罗沛霖认识到国民党的真实面目后,便借出差之机离开了广西,寻找机会奔赴革命胜地延安。
1937年,罗沛霖来到西安,他给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写了自我推荐信,介绍了自己在无线电技术方面的专长。林伯渠亲自接待了这位放弃了每月120块大洋待遇,甘愿到延安参加革命的年轻人。
到了延安以后,罗沛霖才知道,共产党军队拥有的最早的电台是1933年从国民党张辉瓒部队缴获的。1938年,中央军委三局决定在延安建立自己的通信材料厂,尝试批量生产电台。于是,科班毕业而且擅长动手的罗沛霖就有了用武之地。那一年,罗沛霖和同事们用猪油代替润滑油、用木头做绝缘材料制作的手工电台,全部被送到了抗日前线。
1939年,全国的抗战形势发生了变化,根据党组织的安排,罗沛霖离开延安前往重庆。当时的地下组织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开始筹建一个名为“青年科学技术人员协进会”的进步组织,委托罗沛霖负责创办企业。
1947年,罗沛霖突然接到了一个秘密任务,党组织希望他到美国留学,为即将解放的新中国做贡献。他的大学同学钱学森等推荐他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罗沛霖带着地下党拨给他的500美元和第一套西装到了美国。
1950年,就在罗沛霖还有5个月拿到博士学位时,朝鲜战争爆发了,不久美国宣布参战。罗沛霖担心中国学生回国会受到限制,于是向导师提出提前口试答辩。而此时,他因与钱学森的密切关系,已经受到了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监控,所幸他的学生身份帮助他买到了回国的船票。在回国的轮船上,罗沛霖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罗沛霖当时并不知道:他刚刚离开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人就来到加州理工大学寻找他的下落。
回国不久便受命筹建“一五”计划中规模最大的企业之一——国营华北无线电器材联合厂。在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专家的帮助下,罗沛霖前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确定引进18家单位的80多项产品,并带回了工厂计划任务书。1953年10月,国家计委批准了他的建厂计划。在当时人烟稀少的大山子建起了国营华北无线电器材联合厂(又名718联合厂)。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718厂成为我国电子工业的摇篮。
罗老认为,现在的科学技术人员应该研究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形势,虽然这是个世界性的问题,我国也是从落后于人逐步发展起来的,到现在为止,有些科学技术已经进入到世界顶峰了,有些具体的科技问题,比起走在前面的国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任重而道远。
规划起了很大作用
罗沛霖老人说:“我参与过十二年的科学规划(《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现在回想起来,50多年过去了,发现规划起了很大的作用。按部就班地做事、按科学技术规律去办事。最为重要的一点,科学技术最后要表现在国家综合国力上,科学技术在各方面的应用!”
建国后经济逐渐恢复,国家设想在第二、第三个五年计划内更大规模地开展经济建设,制定了相当宏伟的目标。经济目标的实现有赖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从而对我国当时还很薄弱的科技工作提出了很高的要求。1955年,国务院科学研究计划工作小组提出了编制十二年科技规划的报告。随后,在周恩来总理领导下,国务院成立了科学规划委员会,调集了几百名各种门类和学科的科学家参加编制规划工作,还邀请了16名苏联各学科的著名科学家来华,帮助我们了解世界科学技术的水平和发展趋势。
《十二年科技规划》是我国建国以来的第一个科技规划。规划从13个方面提出了57项重大科学技术任务、616个中心问题,从中进一步综合提出了12个重点任务,还对全国科研工作的体制(主要是科学院、产业部门和高等院校三个方面之间的分工合作与协调原则)、现有人才的使用方针、培养干部的大体计划和分配比例、科学研究机构设置的原则等作了一般性的规定,是一个项目、人才、基地、体制统筹安排的规划。
规划的制定和实施不仅对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对我国科研机构的设置和布局,高等院校学科及专业的调整,科技队伍的培养方向和使用方式,科技管理的体系和方法,以及我国科技体制的形成起
了决定性的作用。
用不着去预见
一位经历风雨的老科技工作者,当被问起下一个六十年,中国科学技术事业会发生哪些大的改变?会出现哪些自主创新的新技术新产品?
罗沛霖老人的回答很诚实,社会实践的发展必然要求出新技术,新技术又提高人类的社会活动能力,二者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新技术的应用提升产业,产业发展指导实践。很难、也不用急于去预见。
罗老说,从科技历史上看,科技最早是从应用开始。从古代科学和技术关系就可以看出,随着科学发现,技术才产生出来。现在也习惯应用,科学技术,包括很多艺术性的技术,都是在应用中发展起来。
科学技术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从古代到近代两个阶段以后,在19世纪末,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科技活动的社会化,开始进入了高速发展的现代科学技术的时代。各种门类工程技术的出现与发展,既是以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发现、发明、创造、革新为基础,又来源于生产实践,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和再认识,不断完善、提高,使技术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社会生产力,以实现人类不仅要认识客观世界而且要改造客观世界的宏伟目标。
罗老说,自己就是在产业部门做科学研究的,跟国家产业生产联系起来、相结合。在产业部门搞科技工作,就是要解决产业提出来的问题,而且必须解决问题。除了科学研究,还要发展产业、制订相关标准,生产出社会需要的产品。“我的经验,在产业方面,做科研工作跟社会实践结合在一起很受用。表面上看,基础研究科学的发展不一样,事实上,这些理论研究成果最后也要应用于日常的社会实践、生产。”
科学技术跟产业方方面面都有联系,产业的实践反过来为科学技术的应用性发展提供滋养,提供土壤,通过实践应用,向科技提出新要求。只有通过产业部门的实践,科技才有强大的生命力。比如天文学的应用,需要产业滋养,提供手段和方法。
“产学研”应该齐头并进,在提高国家综合实力面前,“研”为生产、社会实践指出方向、“产”为“学”、“研”提出新的要求,“学”为科学技术的发展输送新生活力。
“从我了解的国外情况来看,‘产’跟‘研’很密切地结合,企业多半都有自己的研究机构,应用产生很重大的作用。‘学’在学校,有些学科跟生产不是这样密切,但也脱离不开社会实践的。”
创新也应该从社会实践中来,否则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科技与社会实践要全方位地结合起来。如何结合起来?最早的科学技术就是从实践中来的,和社会生产的发展不可分离。科学技术必然要从社会实践中获取滋养,社会也提出它的要求,再产生出科学新事物。
罗老用自己熟悉的电子技术的发展来佐证这一观点。“电子本身就是世界性的新技术,19世纪末发明的,现在应用在方方面面,成为部分性的元素。过去的一个世纪可以说是电子大发展的世纪。”
他说,现在电子成为很多行业都不可或缺的一个部件。具体生产还会分行业,电子发展到现在有很多分支,在产业中也有分支,但基础性的东西是没有变的。电子分为有电源的(电子管、半导体)和无源的(就像718厂的多个产品如电容器等);材料分为绝源件(不需要电源配合的一类)和有源材料;半导体的发展要有元素、合成材料、电容器介质材料三个基础性的东西构成,做成元件、构件需要特殊的工艺。半导体的生产就很有代表性,工艺也是多种多样的。此外,还需要相关的设备,也是多种多样。能把这些东西联系起来,构成理论(应用)。社会实践的丰富,为电子的发展提供了多种可能,例如文学中有细分的天文电子学。不过,理论还是基础之一。
“总结起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存在各种可能,中国科学技术一定会向前走,科学技术的应用范围也将扩大。新技术的产生永远离不开社会实践。”
回顾工程院建立
谈起中国工程院的设立,就必然要讲起罗沛霖院士等人。1992年,罗沛霖与张光斗、王大珩、师昌绪、张维、侯祥麟等六位中科院的资深院士,向党中央、国务院提交了一份《关于早日建立中国工程与技术科学院的建议》的建议书。这份言简意赅的建议书是罗沛霖字斟句酌完成的。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在罗沛霖等人的建议书上批示:此事提起不少次,看来要与各方面交换意见研究决策。1994年,中国工程院终于成立。
罗老回忆:“当时,已经有很多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和有关人士,曾多次就建立中国工程院的问题积极提出倡议。我们是在综合其他人意见的基础上,用最简洁的语言概括起来。当时,很多人都不抱希望。”
谈及为什么要提议建立中国工程院时,罗老认为,国际上的实践经验,美、英都有科学院也有工程院。科学院更多的是针对基础性的、学术性的问题加以研究。另外就是实践产生要求,我国发展到这样的一个阶段,有必要成立国家工程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机构。
事实上,20世纪以来,由于工业生产的需要和技术科学的迅速发展,使原来主要依赖经验积累的工程技术有了理论基础的支持与指引,在推进工农业生产、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受到各国科技界和决策层重视,纷纷采取措施推动技术科学与工程技术的发展,强化其地位和作用,已有二十多个国家先后建立了工程院、工程与技术科学院等最高荣誉性、咨询性学术机构。几十年来,随着我国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的发展,在各条战线上已经成长起一大批优秀的工程技术专家。在我国建立工程院就有了实际意义和基础。
文化产业与科学技术互动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罗老有一个鲜明的观点:产业革命终将走向文化产业牵引社会经济。他认为,技术与文化是互动关系。文化发展有各种可能,为技术发展提供知识的保障。文化产业不需要过多的物质基础,文化更有生命力!从社会发展看,物质基础必须伴有文化的发展,技术发展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条件。
罗沛霖老先生发现电子的发展为文化产业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比如广播、电视等文化产业的兴盛。早在20世纪90年代,面对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新产业革命的兴起,他就独到地提出,文化产业的发展与信息产业的发展同步,有四个里程碑,第一是语言的运用,第二是文字的形成,第三是印刷机的出现,而电子、光电子等信息技术的发展将带来文化领域的又一次革命,文化在人类总产出中份额越来越大,并支配和牵引社会经济的发展。
罗沛霖坚信:“世界终将走向文化事业的发展,文化产业将成为主流!”